李有源：心中的《东方红》
杜尚儒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佳县出了个李有源。”这是陕北佳县的出租车司机经常对外地游客说的一句话。
佳县是一个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地方。1947年，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转战陕北期间，在佳县指挥了有名的沙家店战役，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发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文献表明，毛泽东曾在佳县15个村镇生活战斗了100个日日夜夜，并且是从佳县东渡黄河，领导全国人民夺取了解放战争的胜利。
而在此之前的1942年，佳县农民李有源创作了闻名世界的歌曲，那就是《东方红》。
村里惟一的“文化人”
出佳县县城，沿榆(林)佳(县)公路往北行约两公里，道路左侧出现一条乡间公路，路牌上赫然标明“东方红路”。这条路只有1.5公里，路的另一端，便是佳县佳芦镇张家庄。1903年3月21日(农历二月二十三)，李有源就出生在这里。
据李有源的孙子李锦鹏介绍，祖父是土生土长的佳县人。李有源的祖父李燕斌以租田种地为生，农闲时也外出打一些零工，家境十分贫穷。李燕斌给他的三个儿子分别取名兴田、兴旺、兴玉，兴旺也有三子，老大有财，老二有歧，老三有源。村里人说，兴旺父子为人忠厚，勤劳善良，为了熬个好的信誉，交租时总是把谷子碾了又碾；簸了又簸。城里的财主家很满意，就让他们一直租种自己的地。
张家庄距离县城虽然很近，但土地贫瘠，只能靠天吃饭。遇到灾年，李有源一家就外出逃荒。1916年冬天，乳名叫“宁”的李有源已经13岁了，为了活命，母亲把他送到了刘家沟的外婆家。在那里，李有源看见别人家的孩子冬天可以在学堂里念书，就哭着闹着也要去。母亲只好东挪西借，凑了一斗小米、一升绿豆、一斤麻油、一包火柴缴了学费，让李有源进了私塾学堂。当地人将这种季节性的私塾称为“冬书房”。
李有源在冬书房先后读到了《百家姓》，《千字文》等启蒙读本，认识了不少字。可是过了年，外婆家的生活也日见拮据，缴不起李有源的学费，母亲就把他接回家，让他在家放羊。
据说李有源非常喜欢读书，书房虽不能去了，可他身上时常带着书，一有空就看。别人看过的唱词，说本他都当作课本讀。村子南边有个黑龙沟，沟里有座庙，李有源经常去那里放羊，在庙堂的墙壁上，地畔上、崖岩上经常能看到他刻写的文字。
16岁时，李有源已经能干农活了。冬天农闲时，他和村里的其他孩子一样常到县城去掏粪。城里有一所县立小学，李有源每次路过时，总忍不住放下粪担子，趴在窗台上听老师讲课。后来，学校的老师张德华发现了他，就让他免费到教室里旁听。就这样，李有源在县立小学断断续续读了四个冬天的书。这几乎是他受到的全部学校教育。
1923年春天，李有源的父亲得病去世，李家三个儿子共同承担起家庭生活的重担，县立小学的课，李有源便没法再去旁听了。
为了养家糊口，李有源曾赶着毛驴到山西贩过盐，给山西临县一家姓赵的地主揽过工，但家里的生活依然过得很艰难。后来，李有源成了家，生下了增堂、增光两个儿子和兰桂、兰芳，增霞三个女儿。现任佳县文化局副局长的李锦鹏，是李有源次子增光的长子。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张家庄只有五，六十户人家，李有源是村里惟一有文化的人，而且多才多艺，画画、拉板胡，弹三弦，编秧歌，样样拿手，在当地小有名气。
创作《东方红》前后
佳县是革命老区，早在1926年即有党组织在此活动，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刘志丹早年在陕北的“闹红”都深深地影响着李有源的生活和他的创作。资料表明，早在1934年，李有源根据当时的形势编了一首民歌：头次革命孙总理，蒋介石小贼吃便宜。绽足剪辫第一功，他的革命没闹成。二次革命毛泽东，民主精神才实行。提高工农革命军，商学各界都欢迎。
1935年10月，党中央，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李有源即编了首民歌唱道：毛主席领导咱红军，爬山涉水走长征，救国救民打东洋，天下百姓齐称颂。蒋介石，大坏蛋，不打日本打内战，祸国殃民卖祖宗，做尽坏事罪滔天。
1936年2月，刘志丹率领红二十八军北上神府，路过佳县，3月东征抗日，李有源参加了欢送队。听了红军的宣传，亲眼看到红军威武雄壮。纪律严明，他又编了首民歌：毛主席来发号令，刘志丹呀赴东征。途经佳县不忘战，豪绅匪军皆败遁。革命军人搞宣传，刘志丹来是模范。号召人民千千万万，浩浩荡荡去抗战。
抗日战争期间，李有源还编了不少革命题材的秧歌剧，如《捉特务》，《种棉花》、《小女孩放哨》等，这些剧目经常在佳县城乡演出。
1940年佳县解放后，李有源编了不少歌颂党和毛主席的歌，但总不满意。他曾在一首歌中用“唐尧”来比喻毛主席，可觉得不够贴切。邻村屈家庄的秧歌伞头叫屈士才，是李有源的好友和歌友。1942年春节，屈士才带领屈家庄的秧歌队进城表演，秧歌中有两句歌词让李有源觉得耳目一新：“毛主席好比一盏灯，照得全家明又明。”晚上回到家，李有源反复琢磨这两句歌词，他觉得这个比方好是好，但一盏灯只能照亮一个窑洞、一户人家，把毛主席比作一盏灯还不够。他给几个侄子和儿子说，“看我给咱编一个吧。”
转眼到了1942年初冬。一天早晨，李有源挑着一副桶进城。快到县城时，看到东边的天空一片红彤彤，接着太阳从云层中磅礴而出，冉冉升起，照亮了佳县古城，照亮了黄河两岸……李有源突然想起曾在佳县县务委员会事务秘书兰川升的笔记本上看到有“东方红“几个字，他心里豁然开朗：毛主席不正是驱散黑暗、给人民带来光明和温暖的红太阳吗?于是，两句秧歌词脱口而出：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佳县解放，穷人翻身，李有源深感新旧社会两重天。打心眼里感激共产党和毛主席。他很快就想出了第三句：他为人民谋生存。
李有源边走边想第四句歌词，到县委门口时，抬头看见墙上一条醒目的大幅标语：“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救星”，这正好把李有源的心里话说了出来，于是就有了第四句歌词：他是人民大救星。
当天夜里，李有源把白天想好的四句秧歌词认认真真写在麻纸上，他觉得很满意。可是唱了几遍后，李有源又想：秧歌曲一般只在春节闹秧歌时才唱，如果配上民歌曲调，随时随地都能唱。于是他为这段词配上了当地流行的《骑白马》曲调，又按照陕北民歌常用歌词中的一句或几个字作歌名的习惯，把这首歌叫作《东方红》。
1952年，李有源在参加陕西省文联召开的全省文艺创作者代表大会时，口述了自己创作《东方红》的这一段过程，由当时的绥德文联秘书尚爱仁(后任陕西省文联副主席，陕西省曲艺家协会主席，原陕西省歌舞剧院院长)整理成《我是怎样编<东方红>的》发言稿，刊登在
会刊上，后被《光明日报》转载。
1961年4月10日，中共陕西省委在《关于李有源的生平及其<东方红>的创作等情况的报告》中认定，“《东方红》歌曲，是李有源在一九四二年冬天创作的”。
在传唱中走向完美
《东方红》编成后，李有源又创作了《缴公粮歌》，用的是陕北民歌《大红果子剥皮皮》的曲调。李有源把这两首歌首先交给侄子李增正唱。李增正是李有源大哥李有财的儿子，天生一副好嗓子，是张家村秧歌队的伞头。
李有源有个习惯，每当他编出一首新歌，总要把几个侄子叫来，先念给他们听，再让他们唱。1943年春节，张家庄秧歌队进城演出，李增正即演唱了《东方红》和《缴公粮歌》，他因此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公开演唱《东方红》的人。
1943年冬天。边区政府号召群众到延安一带开荒种地，李有源又用《东方红》作首段，编了《移民歌》，鼓励群众南下开荒，努力生产。县城附近南下开荒的群众组成了一个70多人的移民大队，由屈增全任队长，李增正任副队长。
1944年的春节过后，移民大队在县城集中，李增正便给大家教唱《东方红》和《移民歌》。此时，李增正和移民大队队员们并没有想到，在不远的地方，有一个人正在凝神谛听着他们唱歌。这个人就是著名音乐家马可。
马可后来在《延安鲁艺生活杂记<东方红的启示>》一文中详细叙述了他发现《东方红》，采访李有源，李增正的经过。
当时，马可等人刚刚抵达佳县，“忽然，附近什么地方传来了一阵雄壮的歌声。那是一支本地民歌，曲调相当亲切、新鲜。我们循着声音找去，看到一个青年农民正站在一群老乡面前教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生存，他是人民大救星……”马可找到了李增正，李增正告诉他，这首歌是叔叔李有源编的。“我们觉得歌子的曲调淳厚感人，就把它记录下来，但当时想不到它会广泛流传，日后成了世界著名的一支颂歌——《东方红》。”
马可说，他第二天就看到了李有源。那天，李有源带了一支新歌，特地从家里赶来交给侄儿，嘱咐他在路上教唱。“李有源的文化程度不高，只是在冬学里认了一些字，他把歌词写在一张粗麻纸上，从那不怎么顺从的笔迹中，可以想象到写作时的艰苦情景……”
屈增全和李增正带领移民队从佳县出发，经米脂，绥德，把《东方红》和《移民歌》一路唱到延安。延安的文艺工作者陈伯林根据李增正的演唱作了记录，把《东方红》作为《移民歌》的第一段，配上曲谱，发表在1944年3月11日的《解放日报》上，发表时歌名并不叫《东方红》，而是《毛主席领导穷人翻身》。
《东方红》的第一次合唱演出时间是1945年5月13日晚上，由著名作曲家賀绿汀改编，联政宣传队的欧阳山尊、李丽莲、西虹等八位演员在延安的中央党校礼堂正式演唱。他们演唱的《东方红》有四段歌词，第一段为李有源的《东方红》原词，其他几段则选用了《移民歌》中的词。当时正值党中央在延安召开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之际，影响非常大。1945年9月5日，延安的新华广播电台向全国播出了联政宣传队演唱的《东方红》。这是《东方红》第一次通过电波传播。
《东方红》在流传过程中，又吸收了很多人的再创作。比如张松林、公木填写了第二，三段词，使之成为后来广泛流传的完整的《东方红》。李有源歌词中的“谋生存”三个字，传唱中有人改成了“谋幸福”。李有源曾经说，“这样改，比原来的更为恰当了。”
人民歌手
建国以后，李有源先后担任过佳县马家沟乡、当川寺乡和郭家圪劳乡的文书。1950年，李有源以《东方红》作者的身份参加了绥德分区召开的首次文艺工作者代表会议。会议期间，代表们一致欢迎他为文代会编唱一个秧歌。他稍加思索，随口唱道：“人民高，人民贵，人民参加文代会，人民的意见最宝贵，人民的江山万万岁。”
歌声赢得一片热烈的掌声，大家都佩服他即兴创作的能力，说他不愧是《东方红》的作者。在这次大会上，李有源获得了一面“人民歌手”的锦旗。这是李有源生前最珍爱的荣誉。
1952年冬，在陕西省文联召开的陕西省文艺创作者代表大会上，李有源与农民诗人王老九，陕北说书艺人韩起祥，民歌大师张天恩等一起，成为闻名全国的民间艺术家。
这年冬天，政府号召利用冬闲时间开展识字扫盲运动，李有源在当川寺村办了一个图书馆，办起学习班，组织村民识字，学文化。这一时期，李有源的创作非常活跃，他的许多作品由时任乌镇区宣传委员的柴汝范寄往绥德分区文联和报社，如《人民拥护共产党》，《打坝歌》等都曾在绥德《大众报》上发表。
李有源留下的影像资料很少，人们只能从仅存的一幅合影中依稀看到李有源当年的形象：头戴小帽，身穿粗布袄，胸前挂藿奖章……据当地人回忆，李有源平时总喜欢带一根长杆子椿木旱烟袋，是一副完完全全的农民形象。
1953年10月，日本西宫市“虹之会合唱团”的黑泽正之方等19人给李有源寄来一封信和一张他们演唱《东方红》的照片。信中说：“在遥远的日本，能将你的优秀歌曲作为我们勤劳大众的歌曲来歌唱，这真是我们欣喜非常的事。‘东方红，太阳升，这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歌曲，我们想：这也是全世界劳动人民的歌曲……”
1955年5月10日，李有源因肝硬化腹水不幸逝世，匆匆走完了他平凡又骄傲的一生，时年仅53岁。
1970年，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升空，卫星通过电波一遍又一遍向地面播送着人们耳熟能详的《东方红》乐曲。这一刻，全中国人民都感受到一种无与伦比的兴奋和自豪。
佳县的“红色名片”
前不久，网上出现了“《东方红》词作者另有其人”的说法。某网站在一个谈话节目中，借音乐家马可与刘炽之口，认为《东方红》的原创作者并非李有源，《东方红》的曲调也不是陕北民歌《骑白马》，而是取自晋西北民歌《芝麻油》。
但是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陕北的佳县与晋西北的临县只是一河之隔，两地语言习俗十分接近，相同的题材陕北人用《骑白马》的调子唱，晋西北的人用《芝麻油》的调子唱，有时很难区分。如同信天游这种民歌形式，两地都在唱，很难说是某一地独有的形式。电视连续剧《走西口》的热播引起山陕两省文化界的争议，也说明了这个问题。
资料表明，《东方红》词作者的署名在1949年至1950年只写“陕北民歌”。1951年，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陕北民歌选》中收录了《东方红》的前身《移民歌》，作者是李增正。1952年上海万叶书店印刷的《中国革命民歌选》和1953年新音乐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革命民歌选》中所收录的《东方红》，作者仍是李增正。1953年以后，李有源代替李增正成为《东方红》的词作者。记者前不久在延安杨家岭参观时注意到，悬挂在延安文艺座谈会旧址的《东方红》词曲，署名也是“陕北民歌，李有源词”。
如今，《东方红》和李有源已经成为佳县的“红色名片”。为了纪念李有源，佳县人民政府修建了李有源陵园，整修和保护了李有源故居。2004年，佳县还发起成立了《东方红》研究会、李有源基金会，同时成立了东方红纪念园整修工程管理委员会，规划在李有源的故居张家庄修建一个“规模适中，品位高雅，风格古朴，富有陕北特色”的东方红纪念园。规划中的纪念园将由东方红纪念馆、红色山村、拓展训练基地和李有源陵墓组成。
担任东方红纪念园整修工程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的李锦鹏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祖父李有源创作《东方红》的实践，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成立李有源基金会的目的，是要救助那些因特殊遭遇造成生活极度困难的群众，因家庭经济困难而无法完成学业的学生。并奖励优秀文艺工作者，优秀教育工作者和成绩特别优秀的学生等等。
李锦鹏也坦言，佳县是国家级贫困县，仅凭佳县的力量很难完成纪念园的整修和有关研究任务。因此，他热切希望得到社会各界广泛支持，使《东方红》的故乡早日成为全国重要的革命传统教育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民族文化研讨基地。
2009年7月24日，在国庆60年大庆即将来临之时，中央电视台在佳县举行了电影《民歌手与东方红》开机仪式。不久之后，更多的人们将第一次通过银幕，走进人民歌手李有源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