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图书出版文化的推广与传播
【摘 要】 文章通过概述民国时期图书出版文化推广与传播的情况，探索民国时期图书出版文化推广与传播的途径，探究民国时期图书出版文化对当代图书出版的影响，来研究民国时期图书出版文化的推广与传播，对当今的出版业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关 键 词】图书出版文化；出版机构；民国时期；推广与传播
【作者单位】张俏，吕梁学院。
【中图分类号】G12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18.10.024
一、民国时期图书出版文化推广与传播概况
我国的出版行业始于唐朝雕版印刷术出现以后，宋元时期皆有发展，而真正繁荣起来则是在明代中后期市井俗文学兴起之后。从这一时期到清朝末年，中国古代的传统出版行业一直稳步发展，直到西方先进的出版理念和印刷技术以及印刷机器进入中国，中国的出版行业才发生了跨越式的转变，实现跨越时代的发展。几千年来，中华民族文字的演变史、汉字书写载体的变迁史以及印刷技术的改进史，点点滴滴都融入中国出版事业的血液里，形成饱满、丰富的中国出版文化。中国出版文化不是汉字、汉字书写载体、汉字印刷技术三者的简单叠加，而是融合了各个时代与出版行业相关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文化变迁等具有人文意味和情怀的精神活动。这种精神活动包括人们对所有与出版行业相关的内容的发明、创造、思考以及推广与传播、继承与发展。
图书出版行业发展到民国，图书出版文化也延续到民国，虽然艰难而曲折，但蒸蒸日上。民国时期图书出版文化的推广与传播，无论是范围还是力度，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19世纪中期，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了清政府闭锁了近200年的国门，此后，西方的文化思想、文学艺术、宗教信仰等相继传入中国，史称西学东渐，对中国传统的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古老的中国社会体系开始土崩瓦解。随着通商口岸的开通，中国和西方的经贸交流开始频繁起来，大量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他们不仅带来了大量的书籍和崭新的思想，还带来了西方先进的出版印刷技术。麦都思、马儒翰、马礼逊、裨治文等传教士是广大传教士的代表，他们成就了晚清时期和民国初年出版文化的繁荣。
晚清到民国的近百年间，中国社会动荡不安，政权易帜频繁，内忧外患，战争频发，老百姓流离失所、无所归依。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中国人民开始觉醒，许多有识之士开始探索救国之道，其中，文化救国和实业救国在出版行业交汇成一股强大的力量，铸就了民国时期出版文化的辉煌。特别是1915年新文化运动开始之后到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之前的20多年间，许多主张用文学唤醒沉睡的人民的知识分子开始拿起手中的笔，在纸张这个虚拟的沙場上对敌人口诛笔伐，借此唤醒人民群众的思想，呼吁人民群众站起来反抗。这一时期出现了鲁迅、老舍、巴金、萧红、茅盾、郭沫若、冰心、丁玲、曹禺等忧国忧民的伟大的作家和艺术家，出现了《呐喊》《彷徨》《骆驼祥子》《激流三部曲》《生死场》《子夜》《女神》《雷雨》等深入人心的伟大作品。同时，还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文学派别和文学团体，各种不同的思想在民国璀璨的星空下相互碰撞、共同存在，擦出了点燃时代激情的火花。这些作品给出版行业的发展壮大提供了良好的契机。此外，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也推动了民国时期图书出版行业的变革，而国民党北伐后全国形式上的统一更是为民国图书出版行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后，中国出版行业发展陷入困境，一些小型出版机构因动力不足，无法生存，纷纷倒闭，一些期刊和文学团体也相继断刊和解体，只有一些大的出版机构、期刊和文学团体在苦苦支撑。
据刘洪权《民国时期出版书目汇编》一书介绍，民国时期各出版机构编印的出版目录在148种以上，包括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店等出版机构的出版书目，北新书局、生活书店、亚东图书馆、贵阳文通书局等新文学、社会科学类出版机构的出版书目，自然科学类出版机构的出版书目，国学类出版机构的出版书目，机关团体的出版书目，私家刻书的目录，宗教类出版书目7类。另据《民国时期总书目》一书的资料数据显示，民国时期中国出版的中文图书达124000种之多，主要以社会科学与文艺类书籍为主，尤以文学、政治、经济这3类的书籍为多，占社科文艺类书籍总数的45%。除了图书，民国时期出版的期刊有2万多种，报纸有1.3万多种，此外，存在时间较短的短刊或断刊也达1800多种。由此可见民国时期出版行业的繁荣和出版文化的兴盛。
然而，民国出版行业繁荣兴盛的背后，却布满了无数的荆棘，隐藏了无数的辛酸。可以说，民国时期的出版之路是一条坎坷而崎岖的上山路，在上山的路上，经常“杀出”一些不确定的因素，打破原本风平浪静的出版文化氛围。由于政治和时局的因素，一些出版机构经常被查封，导致很多期刊“短命夭折”成为断刊。战争因素也对民国时期的出版行业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一些出版机构经常因为战争“居无定所”，出版工作很难顺利进行。特别是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以后，出版行业失去了稳定的外部环境，时常面临危急存亡的艰难局面。此外，当时普通老百姓连一盒火柴、一张报纸都买不起，更别说高端的文化消费了，所以很多出版机构的图书销量并不好，没有外部资金的支持，只能苟延残喘。
尽管生存环境严峻，民国时期的出版行业仍然顽强发展，迎来了曙光。张元济、夏瑞芳、王云五、高梦旦、陆费逵、章锡琛、汪孟邹等民国出版界的精英，不畏艰难险阻，克服重重阻碍，努力实现中国传统出版行业向现代出版行业的转型，将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亚东图书馆等出版机构发扬光大。现在，虽然这些大家已然逝去，但我们却依然可以买到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民国出版机构出版的书籍。这就是民国出版行业和民国图书出版文化的影响。
二、民国时期图书出版文化推广与传播的途径——出版机构
民国时期的图书出版主要分为以下几类——教会出版、外商出版、官办出版、民营出版和文学团体出版。图书出版文化的推广与传播主要依靠众多的出版机构来完成。出版机构主要集中在上海、北京（北平）、南京、重庆等当时的大城市。
教会出版和外商出版主要存在于鸦片战争之后和民国初年，这些机构除了出版图书，还出版报纸、杂志等文化作品，为后来中国民营出版业的兴起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被誉为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百科全书的《申报》，最初是由英国商人伍华特、普莱亚、麦洛基等一起创办的。官办出版兴起于“洋务运动”，当时官方大量引进西方先进的机械设备，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发展理念，大规模创办官办书局，主要有京师同文馆、江南制造总局、南洋公学译书处、上海广方言馆等，以期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从而实现国家的自强。但是“洋务运动”的文化传播只停留在士大夫阶层，出版印刷只是为了满足士大夫阶层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文化的需求，并没有推广到广大的平民阶层。因此，官办出版机构没有存在太久，在民国初年就逐渐消亡了。
民营出版是民国时期出版行业的重头戏，主要的民营出版机构有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世界书局、大东书局、有正书局、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等，其中最具有影响力的莫过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和开明书店。名垂出版史的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自不必说，伟大的文学家鲁迅先生亦是开明书店的常客，他经常在开明书店收、寄好友和读者的信件。此外，开明书店还聚集了夏丏尊、叶圣陶、丰子恺、王统照、王伯祥等精英编辑团队，不仅出版了巴金的《家》《春》《秋》，茅盾的《子夜》等不朽的文学著作，还留下了许多文人墨客的风流佳话。
民国时期民营出版机构的崛起，除了晚清时期西方先进的出版经营模式的积极影响，主要原因还有以下几个方面——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的萌芽和发展、民族资本工业的兴起、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基础设施的改进、近代教育的发展、知识分子的参与以及图书馆的建设等。民国时期的民营出版业具有资本组织形式多元化、产业经营立体化等特点，其运营和发展开始出现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竞争，主要竞争内容有编辑印刷质量竞争、选题策划竞争、广告竞争、营销宣传竞争等。而广告竞争主要存在于图书预约广告、图书廉价广告、图书在版销售广告、新书出版预告广告等图书出版广告之间，各大民营出版机构在这些领域存在激烈的竞争。
商务印书馆是民国时期最具影响力的出版机构，无论是图书市场占有份额、历史发展还是社会影响力，在当时的中国，没有一个出版机构能出其右。1897年，夏瑞芳、高凤池、鲍感恩、鲍咸昌在上海创办商务印书馆。1901年，民国出版界的泰斗张元济开始投资商务印书馆，并于次年正式加入商务印书馆，将商务印书馆从一个印书作坊发展为闻名海内外的出版大企业。商务印书馆推出的图书类型主要有新式教科书、译介书籍、古籍、丛书等，主要推广策略有图书广告载体选择、图书广告运作、图文表现手法等。在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先后聘请了王云五、高梦旦等图书出版界的卓越人才，编写小、中、大学的各类教科书，译介《富国论》《天演论》等西方名著，整理《四部丛刊》等中国古籍，此外，还出版了鲁迅、老舍、巴金等现当代重量级作家的文学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图书种类占全国总出版物的45%左右，其出版物数量巨大，仅1936年一年出版的图书就达到4938种，占全国当年出版种数的52.3%。商务印书馆的出版不仅涉及面广、涉及领域多、出版物数量巨大，其出版物的质量亦是上佳，在民国数十年间独领风骚。
除了商务印书馆，民国时期的另一个具有影响力的民营出版机构非中华书局莫属。1912年1月1日，陆费逵在上海创办中华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13年，沈知方加入中华书局，并任副局长。成立之初，中华书局就在其公司旗下自办印刷厂，构建出版、印刷、发行一条龙的新型出版公司运营体系，开中国现代新型出版印刷公司的先河，并将这种运营管理模式持续下去，为社会提供了1000多个岗位，解决了一部分人的就业问题。中华书局主要以编印新式中小学教材为主，此外，还编辑出版文学著作、古籍、丛书、工具书等书系。与商务印书馆一样，中华书局也有自己的广告营销模式，旨在宣传公司、传递新版图书信息、向社会各界征稿、进行图书促销与预约。其广告类型有书籍广告，报纸广告，杂志广告，书名广告，序文、凡例广告，书目广告，正文广告等，其中，书籍广告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单行本广告，即按照学科分类将与单行本有关的书目刊登在该书上，另一种是丛书单本书广告，即在丛书的单本书上附上整个丛书的目录或丛书已出目录。在出版物数量上，中华书局稍逊于商务印书馆，只占同期全国出版物总量的10%—20%，但其出版物的质量在当时的中国稳居上乘。
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占据了民国时期出版行业的半壁江山，两者合起来的出版物数量占全国出版物总数的半数以上，最高达到69%。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能在上海“和平共处”、共同发展，可以说是民国出版界的一个神话。这不仅得益于上海这个新生城市的包容性，也得益于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两者之间的共同点以及各自的经营特色，使它们既能合作又能互补，共同开创民国图书出版的辉煌。
三、民国时期的图书出版文化对当代图书出版的影响
民国时期的图书出版行业在当时艰难地生存了下来，并得到了大力的推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过上了新生活，民国时期的出版机构与时俱进、革故鼎新，努力融入新时代，在新时代进行改组、改制，实现公私合营，以全新的面貌继续为出版行业服务。改革开放以后，这些出版机构，比如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迎来了更好的发展时机，大步向前发展。目前，关于民国时期图书出版文化的研究方兴未艾，势头正好，研究民国时期图书出版文化的专家、学者、专业机构越来越多，各种研究结果以著作、报告、论文等形式呈现，百花齐放。目前，主要的研究成果有北京图书馆组织汇编的《民国时期总书目》，吴永贵编著的《民国出版史》《民国时期出版史料汇编》，刘洪权编写的《民国时期出版书目汇编》等。这些著作详细阐述了民国时期出版界的各种状况，不仅是研究民国时期图书出版文化的珍贵史料，也为现在乃至以后中国图书出版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借鉴。
民国至今，已近百年，那时的出版文化，依然在历史这棵参天大树的枝头绽放，历久弥新。民国时期图书出版文化的力量，使中国文化在最困难的历史时期没有出现断层，使经史子集等中华古典名著能够代代相传，使古人的智慧能够生生不息，使文学繁荣于后世，使诗歌唱响于未来。将民国时期的图书出版文化推广在当世，传播于未来，具有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北京圖书馆. 民国时期总书目[M].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
[2]吴永贵. 民国出版史[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
[3]刘洪权. 民国时期出版书目汇编[M].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
[4]刘洪权. 《民国时期出版书目汇编》及其出版史料价值[J]. 出版科学，2011（3）：100-104.
[5]刘志斌. 民国时期上海民营出版机构的生存发展研究[D]. 北京：北京印刷学院，2010.
[6]谷子成. 商务印书馆的出版文化遗产价值探析[D]. 北京： 北京印刷学院，2017.
[7]苏亮. 近代书局与小说[D].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5.
[8]彭丹. 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图书推广策略研究[D]. 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2.
[9]张艳妮. 商务印书馆书刊出版内容特征与影响研究（1897-1949）[D]. 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6.
[10]王嘉琪. 宣传、推广及营销：《出版周刊》研究（1934-1937）[D]. 安徽：安徽大学， 2017.
[11]郭雅倩. 在知识、市场与“时局”之间斡旋[D].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2015.
[12]闫禛. 中华书局的书刊广告研究（1912-1949）[D].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4.
【关 键 词】图书出版文化；出版机构；民国时期；推广与传播
【作者单位】张俏，吕梁学院。
【中图分类号】G12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18.10.024
一、民国时期图书出版文化推广与传播概况
我国的出版行业始于唐朝雕版印刷术出现以后，宋元时期皆有发展，而真正繁荣起来则是在明代中后期市井俗文学兴起之后。从这一时期到清朝末年，中国古代的传统出版行业一直稳步发展，直到西方先进的出版理念和印刷技术以及印刷机器进入中国，中国的出版行业才发生了跨越式的转变，实现跨越时代的发展。几千年来，中华民族文字的演变史、汉字书写载体的变迁史以及印刷技术的改进史，点点滴滴都融入中国出版事业的血液里，形成饱满、丰富的中国出版文化。中国出版文化不是汉字、汉字书写载体、汉字印刷技术三者的简单叠加，而是融合了各个时代与出版行业相关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文化变迁等具有人文意味和情怀的精神活动。这种精神活动包括人们对所有与出版行业相关的内容的发明、创造、思考以及推广与传播、继承与发展。
图书出版行业发展到民国，图书出版文化也延续到民国，虽然艰难而曲折，但蒸蒸日上。民国时期图书出版文化的推广与传播，无论是范围还是力度，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19世纪中期，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了清政府闭锁了近200年的国门，此后，西方的文化思想、文学艺术、宗教信仰等相继传入中国，史称西学东渐，对中国传统的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古老的中国社会体系开始土崩瓦解。随着通商口岸的开通，中国和西方的经贸交流开始频繁起来，大量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他们不仅带来了大量的书籍和崭新的思想，还带来了西方先进的出版印刷技术。麦都思、马儒翰、马礼逊、裨治文等传教士是广大传教士的代表，他们成就了晚清时期和民国初年出版文化的繁荣。
晚清到民国的近百年间，中国社会动荡不安，政权易帜频繁，内忧外患，战争频发，老百姓流离失所、无所归依。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中国人民开始觉醒，许多有识之士开始探索救国之道，其中，文化救国和实业救国在出版行业交汇成一股强大的力量，铸就了民国时期出版文化的辉煌。特别是1915年新文化运动开始之后到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之前的20多年间，许多主张用文学唤醒沉睡的人民的知识分子开始拿起手中的笔，在纸张这个虚拟的沙場上对敌人口诛笔伐，借此唤醒人民群众的思想，呼吁人民群众站起来反抗。这一时期出现了鲁迅、老舍、巴金、萧红、茅盾、郭沫若、冰心、丁玲、曹禺等忧国忧民的伟大的作家和艺术家，出现了《呐喊》《彷徨》《骆驼祥子》《激流三部曲》《生死场》《子夜》《女神》《雷雨》等深入人心的伟大作品。同时，还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文学派别和文学团体，各种不同的思想在民国璀璨的星空下相互碰撞、共同存在，擦出了点燃时代激情的火花。这些作品给出版行业的发展壮大提供了良好的契机。此外，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也推动了民国时期图书出版行业的变革，而国民党北伐后全国形式上的统一更是为民国图书出版行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后，中国出版行业发展陷入困境，一些小型出版机构因动力不足，无法生存，纷纷倒闭，一些期刊和文学团体也相继断刊和解体，只有一些大的出版机构、期刊和文学团体在苦苦支撑。
据刘洪权《民国时期出版书目汇编》一书介绍，民国时期各出版机构编印的出版目录在148种以上，包括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店等出版机构的出版书目，北新书局、生活书店、亚东图书馆、贵阳文通书局等新文学、社会科学类出版机构的出版书目，自然科学类出版机构的出版书目，国学类出版机构的出版书目，机关团体的出版书目，私家刻书的目录，宗教类出版书目7类。另据《民国时期总书目》一书的资料数据显示，民国时期中国出版的中文图书达124000种之多，主要以社会科学与文艺类书籍为主，尤以文学、政治、经济这3类的书籍为多，占社科文艺类书籍总数的45%。除了图书，民国时期出版的期刊有2万多种，报纸有1.3万多种，此外，存在时间较短的短刊或断刊也达1800多种。由此可见民国时期出版行业的繁荣和出版文化的兴盛。
然而，民国出版行业繁荣兴盛的背后，却布满了无数的荆棘，隐藏了无数的辛酸。可以说，民国时期的出版之路是一条坎坷而崎岖的上山路，在上山的路上，经常“杀出”一些不确定的因素，打破原本风平浪静的出版文化氛围。由于政治和时局的因素，一些出版机构经常被查封，导致很多期刊“短命夭折”成为断刊。战争因素也对民国时期的出版行业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一些出版机构经常因为战争“居无定所”，出版工作很难顺利进行。特别是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以后，出版行业失去了稳定的外部环境，时常面临危急存亡的艰难局面。此外，当时普通老百姓连一盒火柴、一张报纸都买不起，更别说高端的文化消费了，所以很多出版机构的图书销量并不好，没有外部资金的支持，只能苟延残喘。
尽管生存环境严峻，民国时期的出版行业仍然顽强发展，迎来了曙光。张元济、夏瑞芳、王云五、高梦旦、陆费逵、章锡琛、汪孟邹等民国出版界的精英，不畏艰难险阻，克服重重阻碍，努力实现中国传统出版行业向现代出版行业的转型，将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亚东图书馆等出版机构发扬光大。现在，虽然这些大家已然逝去，但我们却依然可以买到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民国出版机构出版的书籍。这就是民国出版行业和民国图书出版文化的影响。
二、民国时期图书出版文化推广与传播的途径——出版机构
民国时期的图书出版主要分为以下几类——教会出版、外商出版、官办出版、民营出版和文学团体出版。图书出版文化的推广与传播主要依靠众多的出版机构来完成。出版机构主要集中在上海、北京（北平）、南京、重庆等当时的大城市。
教会出版和外商出版主要存在于鸦片战争之后和民国初年，这些机构除了出版图书，还出版报纸、杂志等文化作品，为后来中国民营出版业的兴起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被誉为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百科全书的《申报》，最初是由英国商人伍华特、普莱亚、麦洛基等一起创办的。官办出版兴起于“洋务运动”，当时官方大量引进西方先进的机械设备，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发展理念，大规模创办官办书局，主要有京师同文馆、江南制造总局、南洋公学译书处、上海广方言馆等，以期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从而实现国家的自强。但是“洋务运动”的文化传播只停留在士大夫阶层，出版印刷只是为了满足士大夫阶层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文化的需求，并没有推广到广大的平民阶层。因此，官办出版机构没有存在太久，在民国初年就逐渐消亡了。
民营出版是民国时期出版行业的重头戏，主要的民营出版机构有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世界书局、大东书局、有正书局、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等，其中最具有影响力的莫过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和开明书店。名垂出版史的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自不必说，伟大的文学家鲁迅先生亦是开明书店的常客，他经常在开明书店收、寄好友和读者的信件。此外，开明书店还聚集了夏丏尊、叶圣陶、丰子恺、王统照、王伯祥等精英编辑团队，不仅出版了巴金的《家》《春》《秋》，茅盾的《子夜》等不朽的文学著作，还留下了许多文人墨客的风流佳话。
民国时期民营出版机构的崛起，除了晚清时期西方先进的出版经营模式的积极影响，主要原因还有以下几个方面——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的萌芽和发展、民族资本工业的兴起、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基础设施的改进、近代教育的发展、知识分子的参与以及图书馆的建设等。民国时期的民营出版业具有资本组织形式多元化、产业经营立体化等特点，其运营和发展开始出现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竞争，主要竞争内容有编辑印刷质量竞争、选题策划竞争、广告竞争、营销宣传竞争等。而广告竞争主要存在于图书预约广告、图书廉价广告、图书在版销售广告、新书出版预告广告等图书出版广告之间，各大民营出版机构在这些领域存在激烈的竞争。
商务印书馆是民国时期最具影响力的出版机构，无论是图书市场占有份额、历史发展还是社会影响力，在当时的中国，没有一个出版机构能出其右。1897年，夏瑞芳、高凤池、鲍感恩、鲍咸昌在上海创办商务印书馆。1901年，民国出版界的泰斗张元济开始投资商务印书馆，并于次年正式加入商务印书馆，将商务印书馆从一个印书作坊发展为闻名海内外的出版大企业。商务印书馆推出的图书类型主要有新式教科书、译介书籍、古籍、丛书等，主要推广策略有图书广告载体选择、图书广告运作、图文表现手法等。在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先后聘请了王云五、高梦旦等图书出版界的卓越人才，编写小、中、大学的各类教科书，译介《富国论》《天演论》等西方名著，整理《四部丛刊》等中国古籍，此外，还出版了鲁迅、老舍、巴金等现当代重量级作家的文学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图书种类占全国总出版物的45%左右，其出版物数量巨大，仅1936年一年出版的图书就达到4938种，占全国当年出版种数的52.3%。商务印书馆的出版不仅涉及面广、涉及领域多、出版物数量巨大，其出版物的质量亦是上佳，在民国数十年间独领风骚。
除了商务印书馆，民国时期的另一个具有影响力的民营出版机构非中华书局莫属。1912年1月1日，陆费逵在上海创办中华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13年，沈知方加入中华书局，并任副局长。成立之初，中华书局就在其公司旗下自办印刷厂，构建出版、印刷、发行一条龙的新型出版公司运营体系，开中国现代新型出版印刷公司的先河，并将这种运营管理模式持续下去，为社会提供了1000多个岗位，解决了一部分人的就业问题。中华书局主要以编印新式中小学教材为主，此外，还编辑出版文学著作、古籍、丛书、工具书等书系。与商务印书馆一样，中华书局也有自己的广告营销模式，旨在宣传公司、传递新版图书信息、向社会各界征稿、进行图书促销与预约。其广告类型有书籍广告，报纸广告，杂志广告，书名广告，序文、凡例广告，书目广告，正文广告等，其中，书籍广告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单行本广告，即按照学科分类将与单行本有关的书目刊登在该书上，另一种是丛书单本书广告，即在丛书的单本书上附上整个丛书的目录或丛书已出目录。在出版物数量上，中华书局稍逊于商务印书馆，只占同期全国出版物总量的10%—20%，但其出版物的质量在当时的中国稳居上乘。
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占据了民国时期出版行业的半壁江山，两者合起来的出版物数量占全国出版物总数的半数以上，最高达到69%。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能在上海“和平共处”、共同发展，可以说是民国出版界的一个神话。这不仅得益于上海这个新生城市的包容性，也得益于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两者之间的共同点以及各自的经营特色，使它们既能合作又能互补，共同开创民国图书出版的辉煌。
三、民国时期的图书出版文化对当代图书出版的影响
民国时期的图书出版行业在当时艰难地生存了下来，并得到了大力的推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过上了新生活，民国时期的出版机构与时俱进、革故鼎新，努力融入新时代，在新时代进行改组、改制，实现公私合营，以全新的面貌继续为出版行业服务。改革开放以后，这些出版机构，比如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迎来了更好的发展时机，大步向前发展。目前，关于民国时期图书出版文化的研究方兴未艾，势头正好，研究民国时期图书出版文化的专家、学者、专业机构越来越多，各种研究结果以著作、报告、论文等形式呈现，百花齐放。目前，主要的研究成果有北京图书馆组织汇编的《民国时期总书目》，吴永贵编著的《民国出版史》《民国时期出版史料汇编》，刘洪权编写的《民国时期出版书目汇编》等。这些著作详细阐述了民国时期出版界的各种状况，不仅是研究民国时期图书出版文化的珍贵史料，也为现在乃至以后中国图书出版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借鉴。
民国至今，已近百年，那时的出版文化，依然在历史这棵参天大树的枝头绽放，历久弥新。民国时期图书出版文化的力量，使中国文化在最困难的历史时期没有出现断层，使经史子集等中华古典名著能够代代相传，使古人的智慧能够生生不息，使文学繁荣于后世，使诗歌唱响于未来。将民国时期的图书出版文化推广在当世，传播于未来，具有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北京圖书馆. 民国时期总书目[M].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
[2]吴永贵. 民国出版史[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
[3]刘洪权. 民国时期出版书目汇编[M].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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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苏亮. 近代书局与小说[D].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5.
[8]彭丹. 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图书推广策略研究[D]. 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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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闫禛. 中华书局的书刊广告研究（1912-1949）[D].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