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答封贡后的明蒙经济关系

    胡家硕 尚璐 张宇梅 张梓璇 滑学磊

    [摘 要]发生在1571年的俺答封贡是明蒙关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件，双方长期的敌对状态得以缓和，友好的经济交流逐渐开始。张家口当时地处明蒙交界，其主要作用也从最初单纯的军事堡垒增添了更多的经济色彩。文章从俺答封贡事件出发，围绕张家口，对明后期明蒙经济关系进行探讨，进而寻找出明后期70年左右的明蒙古经济交流所带来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俺答封贡;张家口;官市;民市

    [中图分类号]F125.531.1

    1 俺答封贡事件及其历史背景

    1570年，发生了惊动明蒙两地的“把汉那吉降明”事件。事情的起因是俺答汗强娶了把汉那吉的妻子三娘子，把汉那吉忿恚之下，率领几名亲信南下降明。

    宣大总督王崇古及朝臣高拱、张四维等人认为这是一个改善明蒙关系的绝好契机。王崇古在奏折中这样写道：“臣熟计之，有三策焉。把汗脱身来归，非拥众内附之比，宜给宅授官，厚赐衣食，以悦其心;禁绝交通，以防其诈;多方试之，以察其志;岁月既久，果无异心，徐为录用。使俺答汗勒兵临境，则当谕以恩信，许其生还，因与为市，令生缚板升诸逆赵全等致之麾下，仍归我被掳士女，然后优赏把汗而善遣之，此一策也。如其恃顽强索，不可理喻，则严兵固守，随机据战，且示以必杀，致其死命，其气易阻，必不敢大肆狂逞，而吾计可行，又一策也。其或弃把汗不顾，吾厚以恩义结之，其部下有相继来降者，辄收牧各边，令把汗统领，略如汉人置属国、居乌桓之制。候俺答汗既死，黄台吉兼有其众，则令把汗还本土，收其余众，自为一部，以与黄台吉抗，而我按兵助之，使把汗怀德，黄台吉畏威，边人因的休息，又一策也。”《明穆宗实录》卷五〇，隆庆四年十月癸卯条，第1251-1252页。在隆庆帝的主持下，明臣们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并迅速分成两派，高拱、张四维等人主张休战通贡，武尚贤、叶梦熊等人则主张继续与蒙古保持对立。最终，主和派压倒了主战派，明蒙双方达成和议，史称“隆庆和议”。次年，明穆宗正式下诏封俺答汗为顺义王，授昆都力哈、黄台吉为都督同知，授宾兔台吉等61名头目指挥、千百户等官，俺答封贡正式完成。

    俺答封贡并非偶然事件，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于蒙古而言，游牧民族这种逐水草而居，靠天吃饭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他们不能长久、孤立地生活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过分单一的生产方式导致其本身经济的脆弱，一旦生产生活环境发生较大改变，气候变化加剧，他们就不得不南下掠取生活必需品来维持生计。这也是我国古代游牧民族频繁南下侵扰中原的重要原因。“从历史气候变迁情况看，明代正处于寒冷期，尤其是从15世纪至17世纪，是我国历史上气候最为寒冷的‘小冰期。……而从地理因素看，蒙古高原地处北方冷空气南下的必经通道上，一年四季的冷空气十分活跃。每当寒潮来临，蒙古必定首当其冲。”

    在双方军事实力相当的情况下，俺答汗多次向明朝派遣使臣提出通贡要求。

    而此时的明朝政府也并不轻松，与蒙古长时间的对立使得北边军费支出不断增加，南倭及西南夷问题更令明朝财政雪上加霜。甚至在1560年，因为长时间没有发放军饷，镇守南京的戍军发生了叛乱，明政府财政的窘迫由此可见一斑。再与蒙古在北边防线上僵持下去对明朝而言显然无任何积极意义。因此，刚刚即位的隆庆皇帝一改其父嘉靖皇帝的政策，决定与蒙古休战通贡。于是就有了以把汉那吉降明为契机的俺答封贡事件。

    2 俺答封贡后明蒙古在张家口地区的经济往来

    在张家口地区，明蒙古之间的主要经济形式即是互市，主要可分为官市和民市。互市并非始于俺答封贡，早在永乐年间，明朝就在辽东的开原和广宁设立马市，与蒙古方面互通有无;正统三年，明朝又于大同开设马市，正统十四年的时候，中官王振在明朝与蒙古互市的时候裁减马价，导致也先大举入寇，引发了土木堡之变;嘉靖三十年的时候，明朝曾在宣大、陕边开设过短暂的马市。俺答封貢后，明朝又在得胜堡、新平堡、水泉营、张家口等地开设市场，与蒙地进行物资的交换。其中张家口在通贡过程中兴起了专门为互市提供场所的“市圈”——来远堡。来远堡建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通过西境门与北方蒙古地区相联系。西境门又称“小境门”，因建立在宣府镇西路的长城上，故称“西境门”，门高2.7米，宽1.62米，进深7.5米，是当时进出张家口的唯一通道，后逐渐发展为张库大道的起点。

    2.1 官市的发展

    对于明蒙古双方的统治阶级而言，官市是他们进行经济往来的主要形式。“官市即是政府直接主导下的经济贸易，它不是以市场经济规律来进行自我调节的，其贸易地点、时间、对象、价格、市场秩序与管理等，皆由政府明确规定，然后委派官员统一进行对外交易，限制条件极为苛刻。”

    明朝通过与蒙古的互市获得了大量马匹，这是中原地区迫切需要的。只有拥有了大量优质的马匹，才可以建立强大的骑兵来维护这个以农立国的王朝，使得平日里的陆路交通运输更加顺畅。从明朝立国以来，马政问题一直困扰着历代统治者。永乐十九年，明成祖曾“遣内官买马外蕃，所出常数千万，而所取曾不能一二。马至虽多，类皆驽下，责民牧养，骚扰殊甚。及至死伤，辄令赔偿。马户贫困，更鬻妻子”。

    《明实录》中也记载：“宣府张家口堡六月十三至二十六日，官市昆都力、哈永邵卜大成部马千九百九十三匹，价万五千二百七十七两。”《明穆宗实录》卷六一，隆庆五年九月癸未条，第1492-1493页。

    与在辽东与蒙古以米、布、绢换取马匹不同，明政府在张家口地区是先定好马价，再用白银来购得蒙古方面的马。马价在有些情况下会产生变动，万历三年，明朝根据宣大三镇总督方逢时的奏疏，调整三镇贡市额和马价银。其中宣府定为18000匹，马价银定为120000两。《明神宗实录》卷四〇，万历三年七月丁酉条，第919页。

    2.2 民市的兴起

    明蒙官市的开通为双方进行经济上的互补交流打开了一个窗口，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在此碰撞、交流。然而，官市上的经济往来仅仅只是双方统治者的互通有无，广大百姓并没有享受到和议通贡带来的便利。于是，随着禁令的放开，双方普通民众也开始进行物品的交换、经济的交流，民市就渐渐发展起来了。

    “民市”的出现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它是明代蒙汉地区经济交流的一个必然结果。政治上的隔绝难以抵挡两种互补经济的相互补充。事实上，在明政府开设市圈之前，在明蒙古还处于严重对立期间，明王朝的普通百姓就已经违背禁令与蒙古人进行商品交换了，在经济利益面前，朝廷禁令宛如一纸空文。早在景泰二年，镇守怀来的内官陈海用铁剑和蒙古人换取马匹;弘治年间，大同的总兵官都督佥事神英及副总兵都指挥佥事赵昶等人用铁器和蒙古人换取马匹;嘉靖二十一年，阳和卫百户李锦和总旗杨泽也在私下与蒙古人交易。明朝同意与俺答议和，双方实现通贡，其实也是顺应经济发展的必然导向和社会需求规律，是对民间私人贸易的一个正面引导和积极回应。纵观俺答封贡事件始末，我们可以得出“经济互相依赖—走私贸易的发展及蒙古方面不断要求通贡—达成通贡和议”这样一个刺激反应的发展过程。

    民市的设立极大地丰富了蒙汉两地的经济生活。与官市交换大宗马匹不同，民市所交换的物品多是一些生活用品和基本的生产材料。蒙古地区的普通牧民用牛、羊、毡子、皮裘等交换明地百姓的粮食、丝绸、针头线脑等。部分民间商户的经济活动也开始在张家口地区活跃起来，使这个原本只是一个军事要塞的卫所成为一个经济色彩浓重的货物集散地。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沙俄使节佩特林在访华途中经过张家口，对当时的繁华景象有细致的描述：“他们有大量的丝绒，缎子，条纹绸和塔夫绸，以及金绣带铜的绸缎;还有各种花卉，各种糖、丁香、肉桂、大茴香……和其他不知名的瓜果蔬菜。城市商号林立、货物一应俱全。”

    佩特林看到的景象正是俺答封贡后明蒙之间民市活跃，民间商业往来频繁的具体体现。民市的兴起和发展补充了游牧经济天然的缺陷，大大地改善了边地人民尤其是蒙古牧民的生活质量。

    2.3 互市中的违禁品

    无论是官市还是民市，明朝依旧限制或禁售部分商品，如：火药、铁器、茶叶以及印有图案的丝织品等。

    蒙古地区在15世纪到17世纪时期生产力还并不是特别发达，他们还没有熟练地掌握冶铁技术，并且当时的蒙古高原上还没有发现大型铁矿以供开采，因此铁制品在当时的蒙古地区特别稀缺，甚至出现“分子嫁女，有一锅而分其半者”【明】方逢时撰：《大隐楼集》。

    的现象。因为铁器可以转化为兵器，铁制品的流通是明朝一直管控的重点。英宗曾下令“民有以铁器卖与瓦剌使臣规厚利者，诏锦衣卫擒获监禁之”《明英宗实录》卷一百十一，正统八年十二月己亥条，第2243页。。俺答封贡实现后，明政府对铁器的流通问题又进行了一次大讨论，兵部给事中乌升认为，在与蒙古进行互市的过程中，可以用砂锅来代替铁锅;太学生杨博则主张用铜锅来代替;王崇古通过实验，得出广锅即使流入蒙古地区，蒙人也不会将其炼为兵器的结论。明廷最终放松了对铁锅的管控，在后面的互市中，铁锅也逐渐在民市中出现，成为双方互市的重要物品。

    3 张家口在明蒙古经济交流中的作用

    今日的张家口市，广义上来讲是指河北省下辖的地级市，位于河北省西北部，与内蒙古相邻，下辖桥东区、桥西区、宣化区、万全区、崇礼区、下花园区及张北县、康保县、沽源县、尚义县、蔚县、阳原县、怀安县、涿鹿县、赤城县;狭义上来讲，张家口即单指桥东区及桥西区。张家口分坝上和坝下两个地貌单元，14世纪到17世纪，坝上多为蒙古所有，坝下则是明朝的统治区域。在1570年前的几十年里，以俺答汗为首的漠南蒙古右翼各部逐渐发展壮大起来，俺答汗更是在今张家口、大同以北，乌兰察布、呼和浩特一带建立起板升;为摆脱游牧经济带给他们的束缚，他下令开垦适合耕种的土地，并招揽了大批逃到蒙地的汉人来帮他们提高生产力水平，以改善原有经济形式的脆弱性。所以，这一时期蒙古的重心就放在了塞外这一片区域上。又因为永乐帝定都北京，因此张家口不仅仅是明朝边防要塞，更是拱卫其政治心脏的重要关口。对于蒙古来说，无论是为解决生计而南下劫掠，还是为向明朝示威而跃马叩关，几乎都要从张家口一带进入明朝的领地;而对于明朝而言，无论是为保护边地百姓免受侵扰，还是保护北京城不被攻破，张家口的稳固都是要重点维护的。当两个政权的政治中心相邻如此接近的时候，一个牢固的缓冲地区出现就是理所应当的了。在俺答封贡之前，张家口一直是作为一个抵御蒙古军队南下的军事堡垒而发挥作用的;俺答封贡之后，随着明蒙之间战事的消减，商品交换的密切，人员互动的频繁，其经济功能逐渐上升。张家口为双方进行经济上的交流提供了一个窗口，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在此汇集、碰撞、交融，类似于我国现在建设“一带一路”过程中国与国之间的节点城市。张家口这一时期也是作为一个两种文明交流的载体出现的，它不仅为两地人民提供物品流通的场所，更为两种不同文化的碰撞提供一个渠道。

    4 明蒙经济交流的历史意义

    明朝与蒙古达成的这种化干戈为玉帛的创举，无论是对于当时的明蒙双方，还是对后世的张家口，都有着极为积极而深刻的影响。

    明朝通过此举换来了北方边境的和平，“自是边境休息。东起延、永，西抵嘉峪七镇，数千里军民乐业，不用兵革，几省费什七”，費用省去7/10应当是夸张的说法，但是军费开支减少是确定无疑的，明朝财政因此得以周转，将士们也少了些战争带来的劳苦。边地百姓也不再遭受蒙古军队南下掠边时带来的痛苦，终于可以安居乐业、归田休息。

    蒙古方面也从中受益颇多，原先政治上对立、经济上封锁的局面得以被打破，中原文化开始向蒙古地区渗透，蒙古地区缺乏的物品也源源不断地通过几个市场流入，蒙古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经济水平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明朝军队不再北上捣巢，他们构建的板升获得了一个安稳的发展环境，一批城市得以在蒙古地区兴起，如修建于1581年的呼和浩特城。俺答汗也不用再将关注重点放在如何与明朝通贡上，他可以将目光转向西部地区。因此，在封贡后不久，他就由青海将藏传佛教引入蒙古地区，藏传佛教给蒙古社会带来了诸如天文、历法、藏医、艺术等知识，对于丰富和发展蒙古族文化具有显著作用。

    张家口在明蒙经济交流的过程中，不仅完成了职能的转化，更完成了经济中心、政治中心的转移。原先只是一个军事卫所、蒙汉交流市圈的张家口堡及来远堡，因经济来往频繁，往来于此的人络绎不绝，其城市规模、繁华程度与重要性、知名度逐渐提升，最终高过了这里原来的治所宣府卫（今张家口宣化区），最终一跃成为张库大道的起点、草原皮都，成为了张家口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俺答封贡及之后在此进行的明蒙古经济交流，对于张家口市区的兴起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除此以外，蒙汉长时期在这里进行的经济文化交流，给这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现在的张家口已经形成了蒙汉杂居的民族分布，民族关系十分融洽。当地百姓说的语言，也极大地受到汉语和蒙语的双重影响。在昔日的明蒙交流市圈——来远堡对面，至今还有庙供奉着影响俺答封贡始末并在后续事件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三娘子。张家口，这座因蒙汉友好而繁荣的城市，必将在未来的日子里为民族团结进步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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