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爱思唯尔被抵制看西方出版伦理

    [摘要]自20世纪初以来，因为大幅提价，爱思唯尔相继遭遇抵制活动。文章从抵制活动的背景入手，对其盈利模式与特征作全面分析和研究，以此为基础探讨西方出版伦理的特征，提出对我国出版业相关领域的启示与建议。

    [关键词]爱思唯尔；抵制活动；出版盈利；出版伦理

    [作者简介]唐慧，《石河子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编辑部。

    一、爱思唯尔被抵制活动的背景与概况

    1880年荷兰图书经营商乔治·罗伯茨创办爱思唯尔公司，经过多年发展，影响日增。1993年爱思唯尔公司与英国励德国际公司合并，成立励德·爱思唯尔集团，合并后的集团主要有四大经营板块：科技与医学、法律、风险管理、商讯，近年来又加入展览一块。爱思唯尔以出版科学和医学类期刊而闻名，旗下每年出版包括知名刊物如《细胞》《柳叶刀》等2000余种期刊，在国际科技期刊界，尤其是医学期刊界影响重大。

    自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爱思唯尔公司旗下的部分期刊图书馆订阅价格大涨，一些大型期刊的图书馆订阅价竟高达14000美元，超过一般价格甚多。因为价格大涨，1999年11月，在长达16个月的与爱思唯尔公司就图书馆订阅价格问题谈判失败的情况下，《逻辑编程》期刊的全体编委共50人集体辞职。在剑桥大学出版社赞助下，这批编委创办一份新期刊《逻辑编程：理论与实践》，其图书馆订阅价相比前者要小得多。与此同时，爱思唯尔重组编委会出版期刊《逻辑与代数编程》。

    2002年，出于对爱思唯尔价格政策的不满，欧洲经济协会终止把爱思唯尔出版的《欧洲经济评论》作为协会官方期刊的协议，之后协会出版了自己的期刊《欧洲经济协会会刊》。2003年年底，爱尔唯思旗下期刊《算法》全体编委辞职，创办期刊《美国计算机协会算法会刊》。2005年，爱思唯尔旗下《固体与结构国际期刊》编委辞职，创办期刊《材料力学与结构力学》。2006年8月，爱思唯尔主办的数学界国际知名期刊《拓扑学》编委全部辞职，在伦敦数学协会的资助下，这批编委创办《拓扑学期刊》。

    爱思唯尔的被抵制，除上述图书馆订阅价格过高因素外，还有滞后的开放获取模式。斯坦福大学曾通过一项决议，把爱思唯尔期刊列入“与其教育与科研质量相较价格高得离奇”的期刊之列，并鼓励本校职员拒绝向其期刊投稿或担任其期刊编委，因为其定价“具有剥削性且高得离谱”。加州大学、哈佛大学、杜克大学也先后采取类似的行动。

    2003年，国际上部分大学的图书馆一起联合声讨爱思唯尔的高价格与打包式订阅。2012年1月21日，国际著名数学家提摩西·高尔斯公开宣布抵制爱思唯尔，并指出原因有三：期刊订阅价格过高，不同价值期刊打包式订阅，爱思唯尔对SOPA（《反对网络盗版法》）、PIPA（《保护知识产权法》和《研究著作法》的支持。与此同时，纽约大学数学专业博士生泰勒·内龙建立名为“知识代价”的网站，号召在网站上签名抵制爱思唯尔，不向其投稿，不当其期刊编委，不引用其期刊文章。2012年1月底签名的学者人数达5000余人，到2013年1月，人数超过13000人。2012年1月27日，爱思唯尔宣布放弃支持《研究著作法》。之后，该法案的两名主要推动者伊莎和马洛礼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放弃向国会推动这一法案。

    近年来，爱思唯尔涨价风波也影响到中国。在实施数据库与纸质期刊打包式销售策略后，爱思唯尔全文数据库的年度涨幅高达20%至30%，“并且提出要在2020年把中国用户使用其全文数据库的篇均成本提高到欧美发达国家的篇均水平” [1]。 在这种情况下，2010年9月，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和国家图书馆等33家图书馆联合发表《致国际出版商的公开信》和《致中国科技文献读者的公开信》。在第一封公开信中，倡议者指出“个别出版商只从自己的赢利增长出发，完全不顾中国用户获取科技信息的权益，完全不顾经济现实，所提出的涨价幅度完全超过了任何产品价格的合理增长幅度，完全超过了中国图书馆可能承受的任何限度。”在第二封公开信中，联合署名的倡议者指出“最近个别国际出版商，利用自己的垄断性地位，不顾在上一个合同期年度涨价幅度已经超过百分之几十的事实，提出其全文数据库在下一个合同期以每年百分之十几甚至二十以上涨价的要求……科技期刊文献不应该成为掠取垄断暴利的工具，它的市场价格必须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相适应。”面对中国图书馆界的一致声讨，爱思唯尔态度强硬，“最终，大部分订购Elsevier数据库的国内图书馆忍气吞声，签订了续订协议”。

    其实早在2008年，中国部分高校图书馆就对当年爱思唯尔旗下ScienceDirect产品的涨价提出抵制，一些大学如武汉理工大学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被迫停订，准备重订时被要求“不仅必须把上一个合同期的那些期刊全部‘补订，而且还要按照大约年均10%的涨幅交费”[2] 。而对于Science Direct的停用，在一些学校引起较大的反响，南开大学的师生强烈要求学校领导重视，并指出“搞研究的宁可学校伙食涨价或其他什么的受委屈，也不愿意学术断粮”[2] 。 国内大部分图书馆在上述抵制活动中最终“忍气吞声”，签订了续订协议。而台湾地区的抵制活动却颇为成功，其高校实行集体抵制，各高校发布“措辞强硬且一致的声明”，组织机构代表高校与爱思唯尔谈判，顶住各种压力，坚持合理诉求，最终“Elsevier产品价格不升反降”[2]。

    从以上国内外对爱思唯尔的抵制活动可以看出，我国国内图书馆的抵制活动尚不能取得良好效果，根本原因之一在于我国尚未建立能与国际出版数据库相抗衡的自主数据库系统。换言之，我国目前科技研究仍需部分依赖国际出版商，依赖这些出版商旗下期刊的高影响因子。以上抵制活动也促使笔者思考出版盈利与出版伦理之间的关系问题，对这一问题的思考首先基于对爱思唯尔盈利模式的分析。

    二、爱思唯尔盈利模式分析

    爱思唯尔集团主要经营四大类产品：科技与医学、法律、风险管理、商讯，近年又增加展览这一板块。其中，爱思唯尔主要经营科技与医学板块。此公司的主要业务分为两部分：科技部和健康科学部。两大部门主营期刊、专著、教科书和参考书的纸质版本与数据库服务，其学科几乎包括自然科学的绝大部分和人文社科的大部分，“在全球范围内拥有员工6800名”[3] 。

    爱思唯尔期刊的主要收入来源有期刊订阅、开放获取、论文租用、按次付费、信息慈善等方式，除最后一项外，其他几项都是需要付费的。以期刊订阅为例，其收入占爱思唯尔收入的95%，包括单本订阅、单科订阅、分次订阅，当然还有整体打包订阅。最后一种订阅方式因为其中期刊价值和重要性参差不齐而受人诟病，这也是上述抵制活动的主要原因之一。开放获取的方式则包括作者付费、延迟获取、机构仓储和赞助获取，其中以作者付费所占比例最大。

    经过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编委辞职风波和国际抵制活动后，爱思唯尔扩大了开放获取的数量，开放获取方式在爱思唯尔期刊盈利中的比例也逐步增加，由2005年的1%上升到2012年的4.5%。爱思唯尔还采取读者付费后24小时内阅读论文但不能下载的做法，单篇论文的租用费用从1美元到4美元之间不等。在按次付费的方式中，读者可以购买某本期刊中的某一页或几页，每看一页付一次费用。

    根据爱思唯尔2012年度财政报告，除去货币换算、收购或出售，集团年度直接收益增长4%。如果除去双年展循环效应，收益增幅为3%，五个主要板块都对直接收益作出贡献。集团的年度报告收益以英镑计算增加到6116000000英镑，增幅为2%，如果以欧元来计算，则增加到7523000000欧元，增幅为9%。或者说，按恒定汇率计算，增长3%。调整后的直接营业利润增长6%，增幅驱动力主要来自所有五大板块中流程创新与投资组合开发的共同作用。2012年度，爱思唯尔金融集团调整后的每股盈余增长到50.1英镑，增幅为7%，爱思唯尔出版集团调整后的每股盈余增长到0.95欧元，增幅为14%。爱思唯尔金融集团的年度报告每股盈余增长到46.0英镑，增幅为42%，出版集团的年度报告每股盈余增长到0.90欧元，增幅为53%[4]。

    从以上资料与分析可以看出，爱思唯尔集团盈利的最大板块是科技与医学，而这一板块收入的最大来源是期刊出版，包括纸质出版与电子数据出版。近年来爱思唯尔出版的销售额在不断增长，利润率也在不断增长。在此种情况下，爱思唯尔依然大幅度提高图书馆订阅价格，甚至不加区分地把发展中国家的订阅能力与发达国家相提并论，其盈利模式与出版伦理之间到底孰重孰轻，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三、出版盈利与西方出版伦理

    在国际国内对爱思唯尔的抵制活动中，不少学者都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各种应对措施和建议。如有的学者认为，国家应制定相应的政策，以减少国内学术研究对国外大型出版集团的依赖； 有的学者认为应该采取实际措施，做好数据库的宣传以及使用统计分析报告； 有的学者认为应该合理、均衡引进中外文数据库，自建数据库，加强图书馆之间的交流合作与交流共享等。但极少有学者从爱思唯尔作为“西方出版巨鳄”大幅涨价追求盈利背后折射出的西方出版伦理这一角度来研究抵制活动，本文试图以此为出发点进行分析。

    本文讨论的出版伦理并不是指学术抄袭等道德伦理，而是指出版机构的出版行为所折射的文化和社会伦理。在西方国家，出版伦理是一个悠久的论题。以英国为例，在18世纪就开始有注重鉴别版权真伪以及名人出版的社会影响意识，最有名的案例就是查特顿和麦克弗森的“伪作”案。麦克弗森在整理古代苏格兰文献时，把自己的写作加入进去，诗歌出版后大受欢迎，麦克弗森声称自己发现了古代苏格兰诗人莪相的诗歌作品，对其进行了翻译，实则是自己的编纂加写作。此举后来遭受质疑，如18世纪英国文化泰斗约翰逊博士就通过实地考察证明其是“伪作”，麦克弗森死后苏格兰两次召集听证会，证实其伪作。

    西方国家的出版行为自资本主义兴起开始就在出版盈利和出版伦理之间博弈。以英国为例，自18世纪工业革命兴起之后，大部分农村土地被圈种，男子进入工厂成为机器奴役，女子失去原来纺织或耕作的机会，只能流落到逐渐兴起的城镇，或当女仆，或进纺织厂，但仍有不少女子没有工作，便沦落为烟花女子。这时，社会上便兴起了一种写作女子道德指南之类的册子，这类册子的出版旨在指导女子该如何行为。著名文学家理查逊就是以此类指南开始写作的，后来写出了名著《帕米拉》，之后又有菲尔丁等人加入讨论。这些出版物在当时旨在建立一种社会变革时代的新伦理准则，大部分指南册子是免费发放的。

    在分析上述抵制爱思唯尔活动的历史背景时，有一个方面不容忽视：英国和荷兰的宗教因素。英国自亨利八世开始宗教改革至今，基本上是新教国家；荷兰三分之一是天主教，三分之一是新教。基督教新教改革起始自马丁·路德，影响较大的改革家有加尔文。新教伦理的兴起与资本主义的兴起紧密关联。以英国为例，新教徒尤其是其中的清教徒，主张勤俭节约、努力工作甚至不分昼夜，不事享受，反对奢华。资本主义兴起时期典型的例子就是鲁滨逊，鲁滨逊除具备上述特点外，还是最早的殖民者形象，是资本主义初期资本原始积累逐渐开始的殖民现象。这一点在以清教徒为主的早期欧洲居民移民美国后表现得最为明显。在他们心目中，美国这块新大陆就是他们的“流着奶与密的福地”，他们横跨大西洋的壮举也被想象成新的“出埃及记”，因此他们心中有一种“选民”意识，认为自己就是中心，具有优越性。资本主义兴起之后，其企业最大的特点就是追求利润，马克思对此有过详细分析。但不容否认的是，资本主义本身也有着巨大的自我调节能力，因此至今未见其崩溃迹象。这种自我调节能力就是在追求利润的前提下，加入宗教、伦理因素来制衡。换言之，伦理的出现是为了制衡盈利的过度膨胀，但撼动不了盈利这个主要目的。近代以来，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以“选民”意识为代表的西方中心主义带有强烈的殖民意识形态，爱思唯尔在遭遇中国图书馆抵制时的强硬态度就是这种形态的表现。

    近代英国著名学者雷蒙·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马克思主义与文化》《唯物主义与文化问题》等著作中对文化及其概念提出了系统阐释。他把文学批评和社会历史批评相结合，认为一定的文化现象体现一定社会阶层的价值观，出版、传播等也属于文化研究范畴，一定的文化行为是一定阶层价值观念的外在体现[5]。英国另外一位著名学者斯图尔特·霍尔则认为，文化作为一种表征和意指实践，其中隐含着种种复杂的权利关系和意识形态斗争，换言之，文化甚至支配着权利和财产等的分配[6]。综合上述观点，爱思唯尔在上述抵制活动中态度强硬背后折射的是文化意识形态伦理，是西方中心主义观念的延续。

    为此，对于我国期刊和图书馆发展而言，一方面需要建立自己的、能与国际出版大腕相抗衡的数据库，另一方面多方面利用各种数据库，减少对某些国际垄断出版数据库的依赖。近年来，学术资本主义成为引人关注的话题，学术资本主义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理论就是“资源依赖理论”。此理论认为，在高等教育中，“给像大学这样的组织提供资源的人有能力对这些组织行使很大的权力” [7]。 这其中需要注意相对量和临界度两个方面。在第一个方面，此理论认为如果只从一方那里接受资源的组织，将严重依赖这一提供者。以国内大学图书馆对爱思唯尔的抵制为例，因为我们的部分研究仍然依赖爱思唯尔旗下期刊的高影响因子，因此对其有很大的依赖性，似乎没有这些期刊就无法进行诸如医学、生物学等方面的尖端研究。为此，国内高校和图书馆应多方利用各种数据库，减少对某一种资源的依赖，如重要的自然科学类数据库除爱思唯尔外，还有Springer link、Wiley、Cambridge Journals等众多数据库。

    上述分析表明，探析抵制活动背后的文化现象，有利于我们认识现象背后的本质，盈利是西方垄断集团的追求与目的，伦理只不过是制衡和自我调节。明白了这些问题，国内的期刊和图书馆建设就能更加自觉地培养自主意识，减少依赖，更好地为科研服务。

    [1] 吴德岗. 评国外学者对Elsevier公司的抵制活动[J]. 农业图书情报学刊，2012（7）：125-128.

    [2] 李丽萍，张丽娟. ScienceDirect数据库的订购问题及使用统计分析[J]. 图书馆论坛，2009（4）：60.

    [3] 刘益，马长云. 励德·爱思唯尔集团的经营概况分析[J]. 科技与出版，2011（2）：28.

    [4] 励德·爱思唯尔集团2012年度财政报告[EB/OL]. http：//reporting.reedelsevier.com/media/174016/reed_elsevier_ar_2012.pdf，2013-11-14.

    [5] [英] 雷蒙·威廉斯.吴松江，张文定译. 文化与社会[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6] [英] 斯图尔特·霍尔. 表征——文化意象与意指实践[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7] [美] 希拉·斯劳特，拉里·莱斯利.梁骁，黎丽译. 学术资本主义：政治、政策和创业型大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