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经典·儿童文学

    孙建江

    大约三年前，党史社社长汪晓军说他所在的出版社打算做一套儿童文学图书，我听后心里略略一怔：嗯，党史社也出儿童文学？因是聊其他事顺便提及，所以也没细问是套什么样的书。近日晓军发来这套书的作者名单及其作品篇目，始知，原来这是套叫“儿童文学红色经典”的丛书。还别说，这书还真适合党史社来做。难怪当初晓军提及这套书时信心满满的样子。

    这套书的三个关键词很醒目：“红色”“经典”“儿童文学”。

    红色，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它的含义和指向是明确的。红色是热血的颜色，是国旗的颜色。红色象征着热情和活力，象征着奉献和革命。红色当然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有关。红色者，作品的内容、主题、价值取向积极向上也。而中共党史出版社，本身就是以“中国共产党历史”为名成立的出版社。它的主要任务是服务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毫无疑问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财富。中国共产党所取得的辉煌业绩，举世皆知。正如党史学者李忠杰所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倍加珍惜党的历史、认真学习党的历史，努力从党的历史中汲取丰富的营养、智慧和开拓前进的力量。”“党的历史，也是中华民族的历史瑰宝、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可以转化运用于现实的强大精神力量，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资源。”党的历史是红色文化另一种形式的展示。红色文化的一项主要内容，是对下一代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这大概是党史社推出这套丛书的初衷吧。

    “红色”续接“经典”，表明丛书策划者们除了注重作品的内容、主题、价值取向，而更在意所选的这些红色作品是否都经历过历史的检视和时间的考验，更在意所选的这些红色作品在艺术品质是否上乘，是否经得起读者的咀嚼、品评和回味。何谓“经典”？老实说，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未必有一个标准的答案。但我想，但凡称得上经典作品的，它至少应该具备以下一些要素。比如，典范性、普适性、独创性和人类情感的共通性。典范性——作品艺术提炼的高度概括。其文学诉求提升了人类认识的高度，揭示了人生的真谛，预示着某种趋势的终极走向。普适性——能够穿越时空，触及、思考和呈现人类生存的基本问题。在拥有鲜明的时代精神的同时，又具有超越而开放的人类文化品格。独创性——文学作品最宝贵的是个体的独创性。没有千千万万个个体作家的独特创造，就不可能有整体文学的发展。人类情感的共通性——无论种族、地域、文化有多少差异，人类基本的欲望、渴求、认知、感受是共通的。真正的好作品、经典作品，必定内置了人类心灵共鸣的密码，必定含纳、承载了人类情感的张力。当然，经典不是一成不变的。人类对经典作品的界定，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呈现过程。有些曾经被称为是经典的，现在已不再是经典；而有些在当时并未被视为经典的，又被后人誉为经典。这是常有的事。从这个意义上说，经典也是相对的。

    把“红色”“经典”与“儿童文学”放在一起，显而易见，希冀的是以儿童文学的方式，对下一代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熏陶。在我国，红色儿童文学主要是指大革命、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建国初期这几个特定历史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和建设的文学书写。红色儿童文学创作的高峰出现在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其时，创作者之多，创作面之广，风格之多样，影响之大，读者之众，实不多见。涌现出了众多优秀小说家，比如华山、徐光耀、王愿坚、管桦、刘知侠、李心田、颜一烟、萧平、邱勋等。红色儿童文学创作的另一个小高峰出现在20世纪的八九十年代。代表性小说家有颜一烟、张品成等。

    考虑到精品需要相应的时间筛选，本丛书除张品成的作品创作于20世纪90年代初中期，其余作品均创作于距今四五十年以前。但无论是20世纪90年代的作品，还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作品，这些作品皆称得上是红色儿童文学作品中的代表性作品。可谓部部有影响、篇篇有特色。许多作品在当时不仅家喻户晓，而且作品的名字本身已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比如，中长篇小说中的《小英雄雨来》《铁道游击队》《小马倌和“大皮靴”叔叔》《闪闪的红星》《微山湖上》等，短篇小说中的《七根火柴》《党费》《三月雪》《海滨的孩子》《永远的哨兵》等。可以说，许多读者是看着这些作品成长起来的。这些红色儿童文学作品以自己特有的艺术质地影响、左右着读者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相信这些经历了时间检验的红色儿童文学，能够赢得今天青少年们的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