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鼓吹乐考索
李跞
摘要：鼓吹乐历代被认为是最“接地气”的民间音乐形式，其发展自汉代伊始就逐渐地发展成为民间鼓吹乐和宫廷鼓吹乐两种形式。鼓吹乐发端于汉代，这是先汉本土音乐发展的奠基、外族音乐的影响、民间音乐发展的推动、乐府的推动等多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民间鼓吹和宫廷鼓吹在使用场合、乐器配置、用乐作用等都各有不同且各有特点，它们共同推动了历代鼓吹乐的繁荣和发展。
关键词：汉代鼓吹乐 兴起缘由 民间鼓吹乐 宫廷鼓吹乐
鼓吹乐自汉代发端就与统治阶级、人民群众密切联系，并在历代发展的过程中逐渐衍化成宫廷鼓吹和民间鼓吹两种使用场合、乐器配置、用乐作用不同的鼓吹乐。宫廷鼓吹乐在发展的过程中，被历代统治阶级用作军乐、宴乐，还将其用于各种仪式之中。民间鼓吹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与民俗不断融合，甚至成为民俗活动的一部分。历经千百年的衍变，鼓吹乐以其独特的魅力依旧为人民群众所喜爱，我们依然可以在田野村巷、吉庆庙会、游行祭拜等场所、场合听到它时而震天动地时而委婉旖旎，时而悲怆流涕时而轻巧隽永的音响。鼓吹乐自汉代伊始，经过历代的发展，与现代的民间吹打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就汉代鼓吹乐兴起的缘由、汉代宫廷的鼓吹乐和汉代民间的鼓吹乐三个方面，在现有研究成果以及分析研究近年来发掘的文物、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汉代鼓吹乐做进一步的宏观考证。
一、汉代鼓吹乐兴起的缘由
（一）外族音乐的影响
汉代鼓吹乐所用乐器，按照乐器类型的不同，可分为吹奏乐器和打击乐器。吹奏乐器有排箫、横笛、笳、角、竽等，打击乐器有鼓、钲、饶等。而鼓吹的笳和横吹的角，都是少数民族传入乐器。《汉书·序传》记载：“始皇之末班壹避地于楼烦牧马牛羊千群……当孝惠高后时，以财雄边，出人戈猎，族旗鼓吹……”所谓“汉班壹雄朔野”，“鸣茄以和箫声”即是。据《汉书？地理》记载，楼烦乃雁门郡，即现今的山西北部。也就是说秦末有一人班壹，为避兵乱到北方接近少数民族的地区（楼烦）安居下来。汉初他在少数民族和汉族地区往来游牧，在其游牧队伍中开始用鼓吹音乐，即“鸣茄以和箫声”。楼烦靠近鲜卑、匈奴、土谷浑等少数民族地区，这些民族英勇彪悍，他们常常骑在马上吹奏笳、角之类的乐器，以铙、鼓、排箫等伴奏歌唱，称为“铙歌”。据史籍记载，笳乃是一种用芦苇制作，且没有按孔的吹奏乐器。北狄人喜用其表达自己游牧生活带来的忧郁感情。《太平御览》引杜赞《茄赋序》：“昔伯阳避乱入戎，戎越之思有怀土风，遂建斯乐，美其出于戎貉之俗，有大韶夏之音”。由此可见，该乐器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角同样出自西北游牧部落，原名“拔逻回”。虽然茄和角这两种乐器构造简单，但因其丰富的表现力使其成为鼓吹乐形成时的重要乐器。班壹则将笳、角等少数民族乐器带入到中原地区，一定程度促进了民族间的音乐交流。甚至有人认为“历代相传的鼓吹乐，自始是出自北狄乐”。
汉武帝时遣张骞出使西域，出陇西，经匈奴，被俘。后逃脱，西行至大宛，经康居，抵达大月氏，再到大夏，停留了一年多时间方回。此行带来了西域的音乐和乐器，为汉代鼓吹乐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晋崔豹《古今注》云：“张骞入西域……惟得《摩诃兜勒》一曲。”《晋书·乐志》：“胡角者，本以应胡笳之声，后渐用之横吹，有双角，即胡乐也……张博望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惟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角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汉代鼓吹乐的发展也反映出各民族之间音乐文化的交融和结合。
（二）汉代民间音乐发展的促进
汉代鼓吹乐的主要用途之一便是在军队之中用作军乐，以鼓舞士气。军乐有词，可演唱。但从其歌词内容可见，它们大都源于当时的民歌。《上之回》：“月之臣，匈奴服。令从百官急驱驰，千秋万岁乐无极。”表达了“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热血豪情。但是从大多数鼓吹曲辞的内容可以看出，有时与鼓舞士气的军乐的目的是不能完全对称的。如《有所思》一曲，描写的是一好心的女子对一个变心男人宣布爱情决裂的事情，为一首爱情主题的民歌。“所有思，乃在大海南。何用问？遗君双珠玳瑁簪，用玉绍缭之。闻君有他心拉杂摧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以往，勿复相思！相思与君绝！鸡鸣狗吠，兄嫂当知之。妃呼妃呼豨！秋风肃肃晨风飓，东方须臾高知之。”《上邪》也是一首爱情歌曲。“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这些反应爱情的民歌大胆、坦率，毫无遮掩的与封建礼教相违背。更甚者，还有反对战争思想内容的民歌。由此可见，这些军歌绝非统治阶级有意之选择，而是人民反映社会现实之创作。此外还有描写边塞故事的《出塞》、《入塞》；表现离别伤感之情的《洛阳道》、《关山月》等等。
汉代出现了戏剧的雏形——百戏。百戏是汉代各种民间杂耍技艺的总称，包括杂技、武术、魔术、幻术、歌舞、杂乐、杂戏等多种民间艺术。从现存各地的汉画像石可以看到汉代百戏生动的表演场景。而鼓吹乐有时也会为百戏进行伴奏表演。萧鼓是用排箫与鼓合奏而得名的一种形式，一般用于游船、仪式中，有时还可伴奏百戏。汉初，统治阶级实行无为而治、休养生息的放松政策，思想意识形态上束缚较少，使音乐得以有一定自由的发展。所以一定时期当统治阶级需要利用民歌之时，就毫无筛选的全部吸收。然而，该情形仅是暂时的。后朝历代统治者在吸收民歌方面已不再沿用旧词，代之以歌功颂德的新词。所以，民间音乐的发展为鼓吹乐的生存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乐府的推动
汉高祖刘邦喜爱家乡沛的民歌，自己也时常创作楚歌。《汉书·礼乐志》记载：“高祖既定天下，过沛，与故人父老相乐醉酒欢哀，作风起之诗，令沛中僮儿百二十八人习而歌之。至孝惠时，以沛宫为原庙，皆令歌儿习吹以相和，常以百二十八人为员。”酒酣之时，作《大风歌》。另外《汉书·礼乐志》载：“高祖乐楚声，故《房中乐》，楚声也。”汉武帝对民歌也具有浓厚的兴趣，所以公元前112年正式扩建中国历史上继周代宫廷“大司乐”之后的另一个官方音乐机构——“乐府”，而其目的之一就是搜集各地街陌谣讴。《汉书·礼乐志》曰：“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记载中所讲的“赵、代、秦、楚之讴”，赵代在北方，秦在西方，楚在南方。这里仅是将四个地区作为代表，实际上搜集地方乐歌远远要超出这个范围。史料记载，汉乐府收集俗乐之区域大致北起匈奴和其他北方少数民族居住的区域，南至长江以南；西起西域各地，东达黄河之滨，所包括的地区十分广阔。乐府旨在满足宫廷需要，收集民间音乐、创作和填写歌辞、创作和改编曲调、编配乐器、进行演唱及演奏等，其规模庞大。汉乐府创作和排练的音乐节目主要使用于宫廷宴会、祭祀、礼仪以及内室娱乐和军旅演习等场合。乐府由李延年领导，此人善编曲，音乐才华出众。乐府中有“鼓员”、“吹鼓员”、“骑吹鼓员”、“江南鼓员”、“沛吹鼓员”、“淮南鼓员”等，专门演奏鼓吹乐，《艺文志》收录的《高祖歌诗》、《出行巡守及游歌诗》、《汉兴以来兵所诛灭歌诗》等，均属此类音乐。《汉书·艺文志》记载了西汉时期全国范围采集的138首民歌。一般认为现存汉代乐府歌曲大都是东汉乐府机构所采集的。
二、汉代宫廷的鼓吹乐
汉代的鼓吹乐兴盛，一方面在于统治者自己的宴庆享乐，扩大统治阶级出行及礼仪声势，另一方面在于为自己歌功颂德。按照鼓吹乐在宫廷中用途的不同，鼓吹乐又分为鼓吹、骑吹、横吹、铙歌四类，分别用于军乐、宴乐、仪式音乐、给赐等。
（一）军乐
汉代的鼓吹乐被广泛地用作军乐，最为代表性的是短萧铙歌，因其主奏乐器为短萧和铙而得名。崔豹于《古今注》说：“短箫铙歌，军乐也。皇帝使歧伯所作也。”晋代孙毓《东宫鼓吹仪》说：“鼓吹者，盖古之军声，振旅鲜捷之乐也。”所以鼓吹乐在军中作为振奋士气、祝捷庆功之用。另外，蔡邕在《礼乐志》中说：“汉乐四品……四曰短箫铙歌，军乐也。”所以，鼓吹乐用作军乐在汉代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据《鼓吹格？鼓吹原始》记载：“《朱鹭》等二十二曲，列于鼓吹、谓之铙歌。军礼凯乐用之。”除此之外，横吹曲也被广泛用于军乐。《古今乐录》记载：“横吹，胡乐也。张骞入西城，传其法于长安，唯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之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后汉以给边将，万人将军得之。”在李延年将其改编为28曲后便将其用作军乐，在马上演奏，将其称之为“横吹”。从此，汉政府军中就有了一种军乐用的鼓吹曲。薛克翘在《佛教与中国文化》一书中讲到：“据日本学者考证，‘摩诃兜勒是个梵文词，mahaturya。词根maha 是‘大的意思，turya 是一种喇叭形乐器，合起来就是‘大喇叭的意思。那么，《摩诃兜勒》曲便是一种以大喇叭为主旋律乐器的军乐。”文献记载，汉代有《朱鹭》等十八首短箫挠歌①和《黄鹊》等横吹曲②。从歌辞内容和曲名来看，有歌颂帝皇丰功伟业的（如《上之回》），有描绘当时人民生活感情的（如《战城南》、《有所思》）等等，它们主要是用于军队的凯歌和娱乐。
鼓吹与横吹是鼓吹乐发展到一定阶段因使用乐器、场合不同而逐渐划分出来的，但其划分的时间相对整个鼓吹乐发展历程来说是短暂的。因其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各个乐器间的相互配合以及乐器的使用场合都会灵活变化。所以后来这种划分就愈发不恰当，而早期运用“鼓吹”的名称则被保留下来。
（二）宴乐
鼓吹乐除用作军乐鼓舞士气、壮大声势外，还用作宫廷宴飨时的伴乐，以满足统治者享乐。《后汉书·礼仪志》载：“汉乐四品……三曰黄门鼓吹，天子所以宴乐群臣。诗所谓‘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者也”。崔豹《古今注》记载：“汉乐有黄门鼓吹，天子所以宴乐群臣也。”所以汉代鼓吹乐用于天子宴飨群臣当是一种普遍现象，并为后世历代所沿用。此外，宫廷宴飨所用鼓吹乐的规模也是相当宏大的。《唐六典》载：“后汉少府属官有垂华令，典黄门鼓吹百三十五人”。这样大规模的鼓吹乐表演，也从侧面反映出汉代国力的强盛。
随着时间的推移，不管是在宫廷还是在官员府邸，甚至是豪门富户，将鼓吹乐用于宴飨音乐，逐渐发展成为一种风俗。《汉书》载成帝永始四年诏书：“方今世俗，奢攒罔极，靡有厌足，公卿列侯，亲属近臣……设钟鼓备女乐，吏民慕效，寝以成俗。”近年来全国各地发现的汉画像石也有对黄门鼓吹的直观记载，如山东沂南汉墓有一幅描写汉代生活的石刻，其中有宴乐时鼓吹乐队的场面等，这正是当时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
（三）仪式音乐
西周以来，音乐就与统治阶级的封建礼仪制度结合在一起，并同礼一道，具有严格的等级区别。战国至秦末社会动乱，西周的礼乐制度礼崩乐坏。《汉书·礼乐志》记载：“但能记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高祖命叔孙通制礼乐，但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周代的礼乐已不可能完全地恢复。《续汉书·礼仪志》刘昭补注曰：“皇后初即位章德殿，太尉使技节奏玺绥，天子列临轩，百官陪位……皇后伏，起拜，称臣妾。讫黄门鼓吹三通，鸣鼓毕，群臣依次出，后即位，大赦天下。”魏晋间文学家陆机在《鼓吹赋》中对鼓吹中的仪式表演做了生动的描述：稀音踯躅于唇吻，若将舒而复回。鼓砰砰以轻投，萧嘈嘈而微呤。咏《悲翁》之思，怨《高台》之难临。顾穹谷以含哀，仰归云而落音。节丕气以舒卷，响随风而浮沉。马顿迹而增鸣，士嚬嚬而霑襟。……《西京杂记》载：“汉大驾祠甘泉、汾阴，备千乘万骑，有黄门前、后部鼓吹。”可见鼓吹乐用于仪式音乐，其场面是很宏大的，以此来彰显皇室的威严。另外，晋孙毓《东宫鼓吹仪》云：“礼乐之歌义有所指，给鼓吹以备典章，出入阵作。……闻其音而德和，省诗而志正，威仪足以化民俗，制度足以和神人。”由此可见，汉代皇家宫廷将鼓吹乐用于各种仪式中，在增加皇室威严的同时，也能增加仪式的严肃性和庄重性。四川成都出土的汉墓画像砖就有对汉代行驾仪式的鼓吹乐队的直观记载。《北堂书钞》亦曰：“汉武帝时，南百越始置交趾，……以州边远，出越不宾，宜加威重，七郡皆假以鼓吹。”所以，汉代鼓吹乐作为仪式音乐使用，非常普遍。
（四）给赐
鼓吹乐还广泛用于给赐，以恩惠有功之臣。崔豹《古今注》记载：“汉乐有黄门鼓吹……以衣赐有功诸侯”，“短箫饶歌，鼓吹之一章尔……亦以赐有功诸候。”《乐府诗集》卷二十一载：“横吹曲，其始亦谓之鼓吹……有萧、笳者为鼓吹，用之朝会、道路，亦以给赐。”然而对于给赐对象，是有严格规定的，军中必须“万人将军方可备之，朝官三品以上始给鼓吹。”《续汉书·百官志》曰：“大将军官属有赐官骑三十人及鼓吹”，“鼓吹二十七人，非常员。”《后汉书·百官制》载：“凡将军赐官骑三十人及鼓吹。”另外，《后汉书·东夷传》亦载：“武帝灭朝鲜，以高句骊为县，使属玄菟，赐鼓吹伎人。”从中可以管窥，汉代鼓吹乐用于给赐的对象也包括边疆的少数民族，以恩惠和拉拢他们。鼓吹乐在汉代用于给赐是统治阶级对于有功之臣的奖赏，源于周代的礼乐制度。
三、汉代民间的鼓吹乐
汉代的鼓吹乐不仅运用于宫廷，还广泛存在于民间。上文所述秦末汉初班壹“出入游猎，旌旗鼓吹”是民间鼓吹的最早记载，也被认为是民间鼓吹乐的开端，它以排箫和笳为主要乐器。所以鼓吹乐是先存在于民间，后被宫廷所吸收。与宫廷鼓吹乐不同，汉代民间的鼓吹与民俗活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丧葬、乡会、庙会、祈雨、寿诞等。它或伴以舞蹈，或伴以歌唱。在后来民间鼓吹乐的发展中，排箫和笳逐渐被其他乐器所替代，增加了汉族的方便于在行进中使用的敲击乐器；以及将民歌联唱部分改为民间或是曲牌的联奏等等。这样的发展是符合人们的审美需求并满足民间鼓吹使用环境的灵活性前提下产生的。《晋书·礼志》记载：“汉，魏故事：将葬、设吉凶卤薄，皆有鼓吹。”《史记·周勃世家》记载：“勃以织薄曲为生，常为人吹箫给丧事。”这是较早的关于丧葬用乐的史料记载，也说明汉代丧葬等民俗使用鼓吹乐应该相当普遍。民间鼓吹乐在不断地表演实践过程中不断地完善自己。关于汉代民间鼓吹乐的史料记载相对较少，但是从全国各地陆续出土的汉画像石却能直观的展现当时民间鼓吹的场景。徐州、南阳等地是汉画像石出土较集中的地区，有很多展现汉代民间鼓吹与民俗结合的汉画像石出土，如南阳汉代画像石中的乐舞百戏图就是对汉代民间鼓吹乐的形象记载。
民间鼓吹对于乐器配置、使用场合、乐器件数的要求较之宫廷鼓吹要求不高，具有机动灵活性。各地汉画像石中的民间鼓吹乐，其主要乐器有吹奏乐器排箫、笙、竽、笳、角和打击乐器鼓、铙等，同宫廷鼓吹类似。虽然乐器配置简单，但其音乐风格鲜明，表现力丰富。南朝何承天《铙歌诗序》亦云：“其声音抑扬，精妙瑰玮，亦不易言也。”所以鼓吹乐在民间深受人们喜爱。
四、结语
任何一种音乐文化现象的存在，都缘于它在社会历史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且该角色担负着某种特殊的社会功能，起到调节人与自然、社会、宗教乃至人的某种关系。鼓吹乐就是这么一个典型的、历史悠久的传统乐种，它依靠着仪礼维持生命，并通过仪礼发挥着作用和功能，并在此过程中赢得了人们的喜爱。
汉代宫廷鼓吹与民间鼓吹并非隔绝开来的，恰恰相反，二者是紧密联系的。短萧铙歌、横吹曲等很多曲目都来源于民间歌曲，如上文所讲《有所思》一曲，原是一首情歌，生动地倾诉了一位妇女对负心人的怨恨，后被作为军乐吸收。又如《战城南》表达了人民痛恨战争、期盼太平盛世的迫切愿望，也被毫无筛选的用作军乐。再如横吹曲《陇头》，最初亦为民歌。《北堂书钞》载：“陇西关其坂九回，上有洒水四注下，俗歌曰陇头，流入鸣声幽咽，遥望秦川肝肠断绝。”一些民歌联唱部分逐渐被改编为民歌以及曲牌联奏等。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汉代宫廷鼓吹与民间鼓吹相互吸收、相互供养，共同发展。此外，汉代的饶歌与横吹，并没有完全为宫廷所有，这才可能在军营普通士卒中流行。这样一来，也必然会流向民间，使其音乐风格与曲调内容更为自然而朴素，这是非常可贵的。宫廷中的鼓吹乐手在年老退休或者朝代更替的情况下当然也有可能走向民间从事民间的鼓吹乐表演活动，将宫廷鼓吹乐的曲目带到民间使用。正如李石根先生1957年在陕北考察发现一位叫马亮的民间艺人，他的祖先就曾从甘肃固原军营里，带回了许多鼓吹曲。所以这种可能是完全存在的，这也是民间鼓吹乐与宫廷鼓吹乐相联系的一种渠道。
总之，外族音乐的影响、汉代民间音乐的发展以及汉代乐府的扩建都为汉代鼓吹乐的兴起奠定了基础。鼓吹乐作为汉代一种新兴的音乐形式，以其丰富的表现力、广泛地功能性迅速得到皇宫贵族、人民群众的喜爱。在宫廷被广泛用于军乐、宴乐、仪仗音乐、给赐等，在民间则与民俗相融合。鼓吹乐的形成与发展，既有中原人民的贡献，同时也是少数民族和西域人民智慧的结晶。所以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也反映了各民族融合的大趋势。鼓吹乐发端于汉代，在此后的两千多年中不断发展，广博众彩，直至形成现代的民间吹打乐。她以其旺盛的生命力延流千百年，是中华艺术宝库的瑰宝。
参考文献：
[1]袁静芳.民族器乐[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7.
[2][东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夏野.中国古代音乐史简编[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1989.
[4]杨荫浏.中国音乐史纲[M].上海：上海万叶书店出版社，1953.
[5][晋]崔豹.古今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6][唐]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7]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
[8]陈应时，陈聆群.中国音乐简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9]祁文源.中国音乐史[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
[10][东汉]班固撰.汉书·礼乐志[M].长沙：岳麓书社，1993.
[11]张承宗，孙立.中国古代音乐[M].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
[12]伍国栋.中国古代音乐[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13]张培恒，洛玉明.中国文学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14]刘建等.汉画像舞蹈图像的表达[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1.
[15]薛克翘.佛教与中国文化[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6.
[16][梁]刘昭.后汉书·礼仪志中[M].北京：中华书局，1965.
[17]黎国韬.古代乐官与古代戏剧[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18]郑祖襄.汉代鼓吹乐的起源和类型[J].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3，（04）.
[19]冯建志.从汉画像看鼓吹乐的形态特征及功用[J].西安：交响，2002，（03）.
[20]张芳梅，谷亚成.汉代军乐[J].中华传统文化与新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2001.
[21][宋]范晔.后汉书[M].北京：团结出版社，1996.
[22]金文达.中国古代音乐史[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6.
[23]孙敏，王丽芬.洛阳古代音乐文化史迹[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
[24][西汉]司马迁.史记[M].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1995.
[21][宋]范晔.后汉书[M].北京：团结出版社，1996.
[22]金文达.中国古代音乐史[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6.
[23]孙敏，王丽芬.洛阳古代音乐文化史迹[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
[24][西汉]司马迁.史记[M].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1995.
注释：
①《宋书·乐志》记载汉鼓吹饶歌十八曲：朱鹭、思悲翁、艾如张、上之回、翁离、战城南、巫山高、上陵、将进酒、君马黄、芳树、有所思、难子、圣人出、上邪、临高台、远如期，石留。
②崔豹《古今注》：“李延年因胡曲，更进新声二十八解……魏晋以来，二十八解不复具存。见世用者黄鹊、陇头、出关、入关、出塞、入塞、折杨柳、黄覃子、赤子阳、望行人十曲飞。”
摘要：鼓吹乐历代被认为是最“接地气”的民间音乐形式，其发展自汉代伊始就逐渐地发展成为民间鼓吹乐和宫廷鼓吹乐两种形式。鼓吹乐发端于汉代，这是先汉本土音乐发展的奠基、外族音乐的影响、民间音乐发展的推动、乐府的推动等多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民间鼓吹和宫廷鼓吹在使用场合、乐器配置、用乐作用等都各有不同且各有特点，它们共同推动了历代鼓吹乐的繁荣和发展。
关键词：汉代鼓吹乐 兴起缘由 民间鼓吹乐 宫廷鼓吹乐
鼓吹乐自汉代发端就与统治阶级、人民群众密切联系，并在历代发展的过程中逐渐衍化成宫廷鼓吹和民间鼓吹两种使用场合、乐器配置、用乐作用不同的鼓吹乐。宫廷鼓吹乐在发展的过程中，被历代统治阶级用作军乐、宴乐，还将其用于各种仪式之中。民间鼓吹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与民俗不断融合，甚至成为民俗活动的一部分。历经千百年的衍变，鼓吹乐以其独特的魅力依旧为人民群众所喜爱，我们依然可以在田野村巷、吉庆庙会、游行祭拜等场所、场合听到它时而震天动地时而委婉旖旎，时而悲怆流涕时而轻巧隽永的音响。鼓吹乐自汉代伊始，经过历代的发展，与现代的民间吹打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就汉代鼓吹乐兴起的缘由、汉代宫廷的鼓吹乐和汉代民间的鼓吹乐三个方面，在现有研究成果以及分析研究近年来发掘的文物、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汉代鼓吹乐做进一步的宏观考证。
一、汉代鼓吹乐兴起的缘由
（一）外族音乐的影响
汉代鼓吹乐所用乐器，按照乐器类型的不同，可分为吹奏乐器和打击乐器。吹奏乐器有排箫、横笛、笳、角、竽等，打击乐器有鼓、钲、饶等。而鼓吹的笳和横吹的角，都是少数民族传入乐器。《汉书·序传》记载：“始皇之末班壹避地于楼烦牧马牛羊千群……当孝惠高后时，以财雄边，出人戈猎，族旗鼓吹……”所谓“汉班壹雄朔野”，“鸣茄以和箫声”即是。据《汉书？地理》记载，楼烦乃雁门郡，即现今的山西北部。也就是说秦末有一人班壹，为避兵乱到北方接近少数民族的地区（楼烦）安居下来。汉初他在少数民族和汉族地区往来游牧，在其游牧队伍中开始用鼓吹音乐，即“鸣茄以和箫声”。楼烦靠近鲜卑、匈奴、土谷浑等少数民族地区，这些民族英勇彪悍，他们常常骑在马上吹奏笳、角之类的乐器，以铙、鼓、排箫等伴奏歌唱，称为“铙歌”。据史籍记载，笳乃是一种用芦苇制作，且没有按孔的吹奏乐器。北狄人喜用其表达自己游牧生活带来的忧郁感情。《太平御览》引杜赞《茄赋序》：“昔伯阳避乱入戎，戎越之思有怀土风，遂建斯乐，美其出于戎貉之俗，有大韶夏之音”。由此可见，该乐器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角同样出自西北游牧部落，原名“拔逻回”。虽然茄和角这两种乐器构造简单，但因其丰富的表现力使其成为鼓吹乐形成时的重要乐器。班壹则将笳、角等少数民族乐器带入到中原地区，一定程度促进了民族间的音乐交流。甚至有人认为“历代相传的鼓吹乐，自始是出自北狄乐”。
汉武帝时遣张骞出使西域，出陇西，经匈奴，被俘。后逃脱，西行至大宛，经康居，抵达大月氏，再到大夏，停留了一年多时间方回。此行带来了西域的音乐和乐器，为汉代鼓吹乐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晋崔豹《古今注》云：“张骞入西域……惟得《摩诃兜勒》一曲。”《晋书·乐志》：“胡角者，本以应胡笳之声，后渐用之横吹，有双角，即胡乐也……张博望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惟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角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汉代鼓吹乐的发展也反映出各民族之间音乐文化的交融和结合。
（二）汉代民间音乐发展的促进
汉代鼓吹乐的主要用途之一便是在军队之中用作军乐，以鼓舞士气。军乐有词，可演唱。但从其歌词内容可见，它们大都源于当时的民歌。《上之回》：“月之臣，匈奴服。令从百官急驱驰，千秋万岁乐无极。”表达了“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热血豪情。但是从大多数鼓吹曲辞的内容可以看出，有时与鼓舞士气的军乐的目的是不能完全对称的。如《有所思》一曲，描写的是一好心的女子对一个变心男人宣布爱情决裂的事情，为一首爱情主题的民歌。“所有思，乃在大海南。何用问？遗君双珠玳瑁簪，用玉绍缭之。闻君有他心拉杂摧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以往，勿复相思！相思与君绝！鸡鸣狗吠，兄嫂当知之。妃呼妃呼豨！秋风肃肃晨风飓，东方须臾高知之。”《上邪》也是一首爱情歌曲。“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这些反应爱情的民歌大胆、坦率，毫无遮掩的与封建礼教相违背。更甚者，还有反对战争思想内容的民歌。由此可见，这些军歌绝非统治阶级有意之选择，而是人民反映社会现实之创作。此外还有描写边塞故事的《出塞》、《入塞》；表现离别伤感之情的《洛阳道》、《关山月》等等。
汉代出现了戏剧的雏形——百戏。百戏是汉代各种民间杂耍技艺的总称，包括杂技、武术、魔术、幻术、歌舞、杂乐、杂戏等多种民间艺术。从现存各地的汉画像石可以看到汉代百戏生动的表演场景。而鼓吹乐有时也会为百戏进行伴奏表演。萧鼓是用排箫与鼓合奏而得名的一种形式，一般用于游船、仪式中，有时还可伴奏百戏。汉初，统治阶级实行无为而治、休养生息的放松政策，思想意识形态上束缚较少，使音乐得以有一定自由的发展。所以一定时期当统治阶级需要利用民歌之时，就毫无筛选的全部吸收。然而，该情形仅是暂时的。后朝历代统治者在吸收民歌方面已不再沿用旧词，代之以歌功颂德的新词。所以，民间音乐的发展为鼓吹乐的生存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乐府的推动
汉高祖刘邦喜爱家乡沛的民歌，自己也时常创作楚歌。《汉书·礼乐志》记载：“高祖既定天下，过沛，与故人父老相乐醉酒欢哀，作风起之诗，令沛中僮儿百二十八人习而歌之。至孝惠时，以沛宫为原庙，皆令歌儿习吹以相和，常以百二十八人为员。”酒酣之时，作《大风歌》。另外《汉书·礼乐志》载：“高祖乐楚声，故《房中乐》，楚声也。”汉武帝对民歌也具有浓厚的兴趣，所以公元前112年正式扩建中国历史上继周代宫廷“大司乐”之后的另一个官方音乐机构——“乐府”，而其目的之一就是搜集各地街陌谣讴。《汉书·礼乐志》曰：“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记载中所讲的“赵、代、秦、楚之讴”，赵代在北方，秦在西方，楚在南方。这里仅是将四个地区作为代表，实际上搜集地方乐歌远远要超出这个范围。史料记载，汉乐府收集俗乐之区域大致北起匈奴和其他北方少数民族居住的区域，南至长江以南；西起西域各地，东达黄河之滨，所包括的地区十分广阔。乐府旨在满足宫廷需要，收集民间音乐、创作和填写歌辞、创作和改编曲调、编配乐器、进行演唱及演奏等，其规模庞大。汉乐府创作和排练的音乐节目主要使用于宫廷宴会、祭祀、礼仪以及内室娱乐和军旅演习等场合。乐府由李延年领导，此人善编曲，音乐才华出众。乐府中有“鼓员”、“吹鼓员”、“骑吹鼓员”、“江南鼓员”、“沛吹鼓员”、“淮南鼓员”等，专门演奏鼓吹乐，《艺文志》收录的《高祖歌诗》、《出行巡守及游歌诗》、《汉兴以来兵所诛灭歌诗》等，均属此类音乐。《汉书·艺文志》记载了西汉时期全国范围采集的138首民歌。一般认为现存汉代乐府歌曲大都是东汉乐府机构所采集的。
二、汉代宫廷的鼓吹乐
汉代的鼓吹乐兴盛，一方面在于统治者自己的宴庆享乐，扩大统治阶级出行及礼仪声势，另一方面在于为自己歌功颂德。按照鼓吹乐在宫廷中用途的不同，鼓吹乐又分为鼓吹、骑吹、横吹、铙歌四类，分别用于军乐、宴乐、仪式音乐、给赐等。
（一）军乐
汉代的鼓吹乐被广泛地用作军乐，最为代表性的是短萧铙歌，因其主奏乐器为短萧和铙而得名。崔豹于《古今注》说：“短箫铙歌，军乐也。皇帝使歧伯所作也。”晋代孙毓《东宫鼓吹仪》说：“鼓吹者，盖古之军声，振旅鲜捷之乐也。”所以鼓吹乐在军中作为振奋士气、祝捷庆功之用。另外，蔡邕在《礼乐志》中说：“汉乐四品……四曰短箫铙歌，军乐也。”所以，鼓吹乐用作军乐在汉代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据《鼓吹格？鼓吹原始》记载：“《朱鹭》等二十二曲，列于鼓吹、谓之铙歌。军礼凯乐用之。”除此之外，横吹曲也被广泛用于军乐。《古今乐录》记载：“横吹，胡乐也。张骞入西城，传其法于长安，唯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之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后汉以给边将，万人将军得之。”在李延年将其改编为28曲后便将其用作军乐，在马上演奏，将其称之为“横吹”。从此，汉政府军中就有了一种军乐用的鼓吹曲。薛克翘在《佛教与中国文化》一书中讲到：“据日本学者考证，‘摩诃兜勒是个梵文词，mahaturya。词根maha 是‘大的意思，turya 是一种喇叭形乐器，合起来就是‘大喇叭的意思。那么，《摩诃兜勒》曲便是一种以大喇叭为主旋律乐器的军乐。”文献记载，汉代有《朱鹭》等十八首短箫挠歌①和《黄鹊》等横吹曲②。从歌辞内容和曲名来看，有歌颂帝皇丰功伟业的（如《上之回》），有描绘当时人民生活感情的（如《战城南》、《有所思》）等等，它们主要是用于军队的凯歌和娱乐。
鼓吹与横吹是鼓吹乐发展到一定阶段因使用乐器、场合不同而逐渐划分出来的，但其划分的时间相对整个鼓吹乐发展历程来说是短暂的。因其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各个乐器间的相互配合以及乐器的使用场合都会灵活变化。所以后来这种划分就愈发不恰当，而早期运用“鼓吹”的名称则被保留下来。
（二）宴乐
鼓吹乐除用作军乐鼓舞士气、壮大声势外，还用作宫廷宴飨时的伴乐，以满足统治者享乐。《后汉书·礼仪志》载：“汉乐四品……三曰黄门鼓吹，天子所以宴乐群臣。诗所谓‘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者也”。崔豹《古今注》记载：“汉乐有黄门鼓吹，天子所以宴乐群臣也。”所以汉代鼓吹乐用于天子宴飨群臣当是一种普遍现象，并为后世历代所沿用。此外，宫廷宴飨所用鼓吹乐的规模也是相当宏大的。《唐六典》载：“后汉少府属官有垂华令，典黄门鼓吹百三十五人”。这样大规模的鼓吹乐表演，也从侧面反映出汉代国力的强盛。
随着时间的推移，不管是在宫廷还是在官员府邸，甚至是豪门富户，将鼓吹乐用于宴飨音乐，逐渐发展成为一种风俗。《汉书》载成帝永始四年诏书：“方今世俗，奢攒罔极，靡有厌足，公卿列侯，亲属近臣……设钟鼓备女乐，吏民慕效，寝以成俗。”近年来全国各地发现的汉画像石也有对黄门鼓吹的直观记载，如山东沂南汉墓有一幅描写汉代生活的石刻，其中有宴乐时鼓吹乐队的场面等，这正是当时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
（三）仪式音乐
西周以来，音乐就与统治阶级的封建礼仪制度结合在一起，并同礼一道，具有严格的等级区别。战国至秦末社会动乱，西周的礼乐制度礼崩乐坏。《汉书·礼乐志》记载：“但能记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高祖命叔孙通制礼乐，但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周代的礼乐已不可能完全地恢复。《续汉书·礼仪志》刘昭补注曰：“皇后初即位章德殿，太尉使技节奏玺绥，天子列临轩，百官陪位……皇后伏，起拜，称臣妾。讫黄门鼓吹三通，鸣鼓毕，群臣依次出，后即位，大赦天下。”魏晋间文学家陆机在《鼓吹赋》中对鼓吹中的仪式表演做了生动的描述：稀音踯躅于唇吻，若将舒而复回。鼓砰砰以轻投，萧嘈嘈而微呤。咏《悲翁》之思，怨《高台》之难临。顾穹谷以含哀，仰归云而落音。节丕气以舒卷，响随风而浮沉。马顿迹而增鸣，士嚬嚬而霑襟。……《西京杂记》载：“汉大驾祠甘泉、汾阴，备千乘万骑，有黄门前、后部鼓吹。”可见鼓吹乐用于仪式音乐，其场面是很宏大的，以此来彰显皇室的威严。另外，晋孙毓《东宫鼓吹仪》云：“礼乐之歌义有所指，给鼓吹以备典章，出入阵作。……闻其音而德和，省诗而志正，威仪足以化民俗，制度足以和神人。”由此可见，汉代皇家宫廷将鼓吹乐用于各种仪式中，在增加皇室威严的同时，也能增加仪式的严肃性和庄重性。四川成都出土的汉墓画像砖就有对汉代行驾仪式的鼓吹乐队的直观记载。《北堂书钞》亦曰：“汉武帝时，南百越始置交趾，……以州边远，出越不宾，宜加威重，七郡皆假以鼓吹。”所以，汉代鼓吹乐作为仪式音乐使用，非常普遍。
（四）给赐
鼓吹乐还广泛用于给赐，以恩惠有功之臣。崔豹《古今注》记载：“汉乐有黄门鼓吹……以衣赐有功诸侯”，“短箫饶歌，鼓吹之一章尔……亦以赐有功诸候。”《乐府诗集》卷二十一载：“横吹曲，其始亦谓之鼓吹……有萧、笳者为鼓吹，用之朝会、道路，亦以给赐。”然而对于给赐对象，是有严格规定的，军中必须“万人将军方可备之，朝官三品以上始给鼓吹。”《续汉书·百官志》曰：“大将军官属有赐官骑三十人及鼓吹”，“鼓吹二十七人，非常员。”《后汉书·百官制》载：“凡将军赐官骑三十人及鼓吹。”另外，《后汉书·东夷传》亦载：“武帝灭朝鲜，以高句骊为县，使属玄菟，赐鼓吹伎人。”从中可以管窥，汉代鼓吹乐用于给赐的对象也包括边疆的少数民族，以恩惠和拉拢他们。鼓吹乐在汉代用于给赐是统治阶级对于有功之臣的奖赏，源于周代的礼乐制度。
三、汉代民间的鼓吹乐
汉代的鼓吹乐不仅运用于宫廷，还广泛存在于民间。上文所述秦末汉初班壹“出入游猎，旌旗鼓吹”是民间鼓吹的最早记载，也被认为是民间鼓吹乐的开端，它以排箫和笳为主要乐器。所以鼓吹乐是先存在于民间，后被宫廷所吸收。与宫廷鼓吹乐不同，汉代民间的鼓吹与民俗活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丧葬、乡会、庙会、祈雨、寿诞等。它或伴以舞蹈，或伴以歌唱。在后来民间鼓吹乐的发展中，排箫和笳逐渐被其他乐器所替代，增加了汉族的方便于在行进中使用的敲击乐器；以及将民歌联唱部分改为民间或是曲牌的联奏等等。这样的发展是符合人们的审美需求并满足民间鼓吹使用环境的灵活性前提下产生的。《晋书·礼志》记载：“汉，魏故事：将葬、设吉凶卤薄，皆有鼓吹。”《史记·周勃世家》记载：“勃以织薄曲为生，常为人吹箫给丧事。”这是较早的关于丧葬用乐的史料记载，也说明汉代丧葬等民俗使用鼓吹乐应该相当普遍。民间鼓吹乐在不断地表演实践过程中不断地完善自己。关于汉代民间鼓吹乐的史料记载相对较少，但是从全国各地陆续出土的汉画像石却能直观的展现当时民间鼓吹的场景。徐州、南阳等地是汉画像石出土较集中的地区，有很多展现汉代民间鼓吹与民俗结合的汉画像石出土，如南阳汉代画像石中的乐舞百戏图就是对汉代民间鼓吹乐的形象记载。
民间鼓吹对于乐器配置、使用场合、乐器件数的要求较之宫廷鼓吹要求不高，具有机动灵活性。各地汉画像石中的民间鼓吹乐，其主要乐器有吹奏乐器排箫、笙、竽、笳、角和打击乐器鼓、铙等，同宫廷鼓吹类似。虽然乐器配置简单，但其音乐风格鲜明，表现力丰富。南朝何承天《铙歌诗序》亦云：“其声音抑扬，精妙瑰玮，亦不易言也。”所以鼓吹乐在民间深受人们喜爱。
四、结语
任何一种音乐文化现象的存在，都缘于它在社会历史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且该角色担负着某种特殊的社会功能，起到调节人与自然、社会、宗教乃至人的某种关系。鼓吹乐就是这么一个典型的、历史悠久的传统乐种，它依靠着仪礼维持生命，并通过仪礼发挥着作用和功能，并在此过程中赢得了人们的喜爱。
汉代宫廷鼓吹与民间鼓吹并非隔绝开来的，恰恰相反，二者是紧密联系的。短萧铙歌、横吹曲等很多曲目都来源于民间歌曲，如上文所讲《有所思》一曲，原是一首情歌，生动地倾诉了一位妇女对负心人的怨恨，后被作为军乐吸收。又如《战城南》表达了人民痛恨战争、期盼太平盛世的迫切愿望，也被毫无筛选的用作军乐。再如横吹曲《陇头》，最初亦为民歌。《北堂书钞》载：“陇西关其坂九回，上有洒水四注下，俗歌曰陇头，流入鸣声幽咽，遥望秦川肝肠断绝。”一些民歌联唱部分逐渐被改编为民歌以及曲牌联奏等。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汉代宫廷鼓吹与民间鼓吹相互吸收、相互供养，共同发展。此外，汉代的饶歌与横吹，并没有完全为宫廷所有，这才可能在军营普通士卒中流行。这样一来，也必然会流向民间，使其音乐风格与曲调内容更为自然而朴素，这是非常可贵的。宫廷中的鼓吹乐手在年老退休或者朝代更替的情况下当然也有可能走向民间从事民间的鼓吹乐表演活动，将宫廷鼓吹乐的曲目带到民间使用。正如李石根先生1957年在陕北考察发现一位叫马亮的民间艺人，他的祖先就曾从甘肃固原军营里，带回了许多鼓吹曲。所以这种可能是完全存在的，这也是民间鼓吹乐与宫廷鼓吹乐相联系的一种渠道。
总之，外族音乐的影响、汉代民间音乐的发展以及汉代乐府的扩建都为汉代鼓吹乐的兴起奠定了基础。鼓吹乐作为汉代一种新兴的音乐形式，以其丰富的表现力、广泛地功能性迅速得到皇宫贵族、人民群众的喜爱。在宫廷被广泛用于军乐、宴乐、仪仗音乐、给赐等，在民间则与民俗相融合。鼓吹乐的形成与发展，既有中原人民的贡献，同时也是少数民族和西域人民智慧的结晶。所以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也反映了各民族融合的大趋势。鼓吹乐发端于汉代，在此后的两千多年中不断发展，广博众彩，直至形成现代的民间吹打乐。她以其旺盛的生命力延流千百年，是中华艺术宝库的瑰宝。
参考文献：
[1]袁静芳.民族器乐[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7.
[2][东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夏野.中国古代音乐史简编[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1989.
[4]杨荫浏.中国音乐史纲[M].上海：上海万叶书店出版社，1953.
[5][晋]崔豹.古今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6][唐]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7]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
[8]陈应时，陈聆群.中国音乐简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9]祁文源.中国音乐史[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
[10][东汉]班固撰.汉书·礼乐志[M].长沙：岳麓书社，1993.
[11]张承宗，孙立.中国古代音乐[M].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
[12]伍国栋.中国古代音乐[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13]张培恒，洛玉明.中国文学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14]刘建等.汉画像舞蹈图像的表达[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1.
[15]薛克翘.佛教与中国文化[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6.
[16][梁]刘昭.后汉书·礼仪志中[M].北京：中华书局，1965.
[17]黎国韬.古代乐官与古代戏剧[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18]郑祖襄.汉代鼓吹乐的起源和类型[J].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3，（04）.
[19]冯建志.从汉画像看鼓吹乐的形态特征及功用[J].西安：交响，2002，（03）.
[20]张芳梅，谷亚成.汉代军乐[J].中华传统文化与新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2001.
[21][宋]范晔.后汉书[M].北京：团结出版社，1996.
[22]金文达.中国古代音乐史[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6.
[23]孙敏，王丽芬.洛阳古代音乐文化史迹[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
[24][西汉]司马迁.史记[M].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1995.
[21][宋]范晔.后汉书[M].北京：团结出版社，1996.
[22]金文达.中国古代音乐史[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6.
[23]孙敏，王丽芬.洛阳古代音乐文化史迹[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
[24][西汉]司马迁.史记[M].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1995.
注释：
①《宋书·乐志》记载汉鼓吹饶歌十八曲：朱鹭、思悲翁、艾如张、上之回、翁离、战城南、巫山高、上陵、将进酒、君马黄、芳树、有所思、难子、圣人出、上邪、临高台、远如期，石留。
②崔豹《古今注》：“李延年因胡曲，更进新声二十八解……魏晋以来，二十八解不复具存。见世用者黄鹊、陇头、出关、入关、出塞、入塞、折杨柳、黄覃子、赤子阳、望行人十曲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