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与人性
韩雯
【摘 要】《诗学》是亚里士多德关于文艺和美学的著作，其中对诗歌的起源与人性的关系，亚里士多德有着深刻的论述。实际上，不仅仅是在诗歌领域，整个文艺领域都应以从人性出发和表达人性为创作的出发点。
【关键词】《诗学》；诗歌；人性
中图分类号：I0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01-0191-01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诗歌大国，几千年流传下来了数不胜数的经典诗篇，以《诗学》为切入点研究诗歌，对于继承中华民族优秀的诗歌资源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一、诗的诞生
《诗学》中研究的诗歌主要集中在希腊古典文学巅峰时期的悲剧文学，在研究文学的时候，必然地与亚里士多德本人的知识论、伦理观和哲学体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亚里士多德认为诗歌的起源有两个原因：“摹仿的本能”和“音调感和节奏感”。亚里士多德还强调了诗歌的这两个起源都属于人的天性：摹仿的本能是人与禽兽的差别之一，人类最初知识的获得都是通过摹仿实现的；音调感和节奏感同样也是出于人的天性，这种天赋使得他们的音调感和节奏感在后天一步步进步发展而成了诗歌。
在这里，亚里士多德从人类天性的角度对诗歌的起源进行了剖析，摹仿、音调感和节奏感是人天生就具有的倾向性，而人类通过做天性使然的事情会给自己带来心理上的快感，这种快感包括精神上的快感和物质上的快感。诗歌正是如此，它满足了人的天性，使人获得这两种快感，从而能够产生并且在历史的长河中长盛不衰。
二、诗歌与人性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是诗人杜甫看到穷苦人家在寒风中受冻而由心中生出的心愿；“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中人。”则是诗人陈陶面对战争所生出悲慨之心……这些诗句在节奏和韵律上都极具美感，因此长久以来在世界各国广受推崇。尤其是在现代社会，人们需要文艺作品来关注自己和他人的生存状况，这其实是对诗歌回归人性的诉求。农民诗人余秀华并未受过正规的文学科班教育，但她以真实的生活为土壤，总能写出打动读者的诗篇。以她的《我养的狗，名叫小巫》为例：
我跛出院子的时候，它跟着/我们走过菜园，走过田埂，向北，去外婆家/我跌倒在田沟里，它摇着尾巴/我伸手过去，它把我手上的血舔干净/他喝醉了酒，他说在北京有一个女人/比我好看。没有活路的时候，他们就去跳舞……/他揪着我的头发，把我往墙上磕的时候/小巫不停地摇着尾巴/对于一个不怕疼的人，他无能为力/我们走到了外婆屋后/才想起，她已经死去多年
这首诗并未直言大爱、关怀，只是描写了“自己”养的一条小狗，总是只有它与“自己”为伴，看着自己孤零零地干活，忍受丈夫的冷漠和家暴，读起来让人感觉甚为凄凉。这样的情景难道只是她一个人的生活写照吗？并不，我们读余秀华的诗之时，我们流泪绝不仅是因为她一人，而是因为诗中“我”代表的是广大中国农村社会中受男权欺压的女性阶层和群体，她们缺少话语权，常年只能默默地忍受生命无尽地寂寞和悲苦。这就是诗歌发自内心，又展现人性的力量。
实际上，不仅仅是诗歌，在整个文学领域，甚至整个艺术界，真正优秀的作品必然都会与任性发生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以舞蹈为例，早在民国时期，闻一多先生就曾对舞蹈发表了著名的见解：“舞是生命情调最直接、最实质、最强烈、最尖锐、最单纯而又最充足的表现。”由此可见，舞蹈抛去华丽的外表，其本质上是人性的律动。以舞蹈剧《雷雨》为例，编剧王玫将曹禺《雷雨》中的“繁漪”单独抽离出来作为主线，将其与其他六个主要人物角色的复杂关系演绎的淋漓尽致。在王玫看来，因为在“繁漪”的身上其实蕴含着世间每一个女人的影子，这种悲剧体现在面对开始衰老的身体，如何用充满渴望的心灵与之抗拒。其中，繁漪与周萍的双人舞将繁漪由闪躲、游离到最后示爱表现的淋漓尽致，而最终繁漪失去爱人，在舞台上匍匐着，像个乞讨者一样乞求爱人的回心转意，将封建传统的枷锁之下女性情感的困境活生生地展现在观众面前。
因此，亚里士多德将人性作为诗歌的本源，而实际上，任何文艺作品都能以展现人性、关怀人性作为创作作品时候的最终追求。缺乏生活根基，不符合天性的文艺作品最终是难以经受得住时代考验，也许会一时风行，但绝不会成为经典而被长久传承。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诗学[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2]黑格尔.美学（第一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3]朱光潜.西方美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4]帅盛.论人的天性与文学艺术的起源[J].重庆教育学院学报，2009（2）.
[5]姚介厚.论亚里士多德的“诗学”[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1（5）.
作者简介：
韩 雯（1990-）女，汉族，湖北武汉人，华中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音乐与舞蹈学专业2013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舞蹈人类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