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电影期刊出版的历史分期及其特征
王若子?郑石
【摘 要】 民国电影期刊是民国社会生活和电影事业的记录载体，在民国期刊出版史和民国电影史上具有重要价值。文章以时間为划分区间，从私营电影的出现与电影期刊的起步、大众文化消费的崛起与电影期刊的黄金时代、战争变局与电影期刊的衰退、抗战“洗礼”与电影期刊的理性回归四个阶段阐述了民国电影期刊的发展及其在各时期的出版特征，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关 键 词】民国；电影期刊；文化；特征
【作者单位】王若子，东北师范大学传媒科学学院；郑石，中国传媒大学。
【中图分类号】G237.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18.09.015
电影期刊作为一种记录载体，是对电影事业发展情况的折射和反映。民国时期，中国电影诞生，以传播电影资讯与知识、电影剧情与文化为主的电影期刊随之出现。电影期刊与社会的政治、文化、经济环境等因素密切相关，在不同的社会语境下呈现不同的出版样态，有着鲜明的时代印记和独特的出版文化特征。本文以时间为划分区间，探讨电影期刊在不同时期的发展状态，并揭示其在不同时期的出版特征。
一、1921—1929年，私营电影的出现与电影期刊的起步
电影发展早期，记录影片信息及宣传电影的广告往往作为一种附属品或次要信息出现在报道杂耍场、音乐咖啡厅或游艺戏院演出的专门杂志上[1]，这是早期电影期刊的雏形。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供专业人员、电影爱好者及影迷阅读的出版物，即专业化的电影期刊才正式出现。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晚于西方社会，中国电影期刊的出现也相应较晚。
民国时期，外国商人将其国家的影片以文化商品的形式输出中国，抢占中国的文化消费市场。在商业利润的刺激下，中国早期的电影商开始探索本土电影事业。随着1921年《阎瑞生》《红粉骷髅》《海誓》3部故事长片的出现，中国电影事业进入规模化发展阶段。之后，由明星公司拍摄的《孤儿救祖记》获利颇丰，激发了商人兴办电影公司的热情。相关数据显示，1925年，由国人经营的电影公司有175家，国产电影开始与外国电影竞争本土电影市场。
电影事业的发展直接促使电影期刊产生，使得原本刊登于传统报纸的电影资讯、影片广告、影片观后感等内容有了新的载体。1921年，专业电影刊物《影戏杂志》在上海创办，这是目前所知的中国最早的专业电影期刊[2]。这本期刊拥有精彩的内容和精美的印刷设计，点燃了文化消费市场的热情。在其影响下，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不少以传播影视讯息、介绍演员及影片剧情、探索电影理论为主要内容的电影期刊，如1921年创办的《影戏丛报》《明珠》《电影周刊》，1922年创办的《晨星》，1924年创办的《电影杂志》等。值得一提的是，1925年的电影期刊市场不仅有专业化的电影信息及理论传播刊物，如《影戏春秋》《影戏世界》等，还出现了电影特刊、电影专号、电影特辑等新形式的电影刊物，这从侧面反映了当时国人对电影资讯的迫切需求，也展现了在庞大消费需求的刺激下，电影期刊经营模式的积极转变。当时出现的《明星特刊》《新新特刊》《神州特刊》《大陆特刊》《海报号外》等新形式的电影刊物，不仅丰富了电影期刊的品种，也使电影期刊经营者的思路发生转变，由单一经营模式思路转向多元化经营模式思路，谋求规模化的市场利润。此后，电影特刊、电影专号、电影特辑与常规的电影刊物让电影期刊消费市场呈现百花齐放的态势。
这一时期电影期刊的出版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电影公司是电影期刊创办的主力，其他社会组织创办的电影期刊影响力有限。当时的电影期刊很大程度上是电影公司为宣传影片而创办的。明星公司为宣传新片甚至将其出版的《影戏杂志》直接改为《晨星》特刊，以扩大国产影片的影响力。第二，外国电影信息是电影期刊的主要传播内容。尽管当时国产电影兴起，但无论是放映技术还是影片拍摄水准，都与外国电影存在不小差距，加上外国电影商对电影院线的干预，当时电影期刊的主要传播内容仍是外国电影信息。第三，开始探索电影理论。尽管主要属性是电影的宣传载体，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电影期刊的社会启蒙和民众教化功能依然受到重视。不少电影期刊在发刊词上彰显了电影的社会功能。比如《电影周刊》提出创办宗旨是“发展中国电影事业，灌输电影术学识，提发国人对于电影之兴味”。《电影周刊》《影戏杂志》《电影杂志》等刊物都刊载了不少关于电影理论探讨、电影历史传播、电影技术介绍等电影理论方面的内容，尝试以电影期刊提升国人智识。
二、1930—1937年，大众文化消费的崛起与电影期刊的黄金时代
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发展极不平衡，在广袤的农村地区，呈现贫穷、衰败、极度落后的社会景观，城市则相对繁华。西方的文化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被引进中国，吃西餐、看电影逐渐成为城市人的生活常态。在商业热潮的推动下，市民文化和都市化生活方式得以确立，文化消费逐渐成为都市人常态化的消费习惯[3]。电影成为新兴的文化商品，都市市民阶层则是电影观众的主体构成[4]。同时，以明星、联华、天一为代表的电影公司生产的国产影片数量大增，中国影坛于20世纪30年代得以真正建立[5]。电影是电影公司、电影院线、电影演员、编剧等主体共同创造的产品，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观影是一种较为昂贵的消费行为。对于消费不起电影的人而言，价格较低，刊登电影资讯、影片剧情、演员介绍等内容的电影期刊无疑是观影的最佳替代品。
1930—1937年，国产电影事业蒸蒸日上，中国电影期刊在这一时期处于黄金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社会环境相对稳定，宽松的文化环境为电影期刊的出版提供了契机，电影期刊迎来黄金发展阶段，其中上海是电影期刊的出版重镇。相关资料显示，20世纪30年代，上海出版的电影刊物比前一个10年多了近3倍，尤其在1935年，一年之内出版了30余种电影刊物。这一时期，较具影响力的电影刊物主要由专业的电影公司创办，且刊物名称多与公司的名称相关。如联华电影公司的《联华周报》（1932）和《联华画报》（1933），艺华公司的《艺华画报》（1937），新华公司的《新华画报》（1936），明星公司的《明星月报》（1933）和《明星半月刊》（1935），国光公司的《国光影讯》（1937）等。这一时期的电影期刊无论办刊规模、刊物品质还是营销均取得了一定突破。
这一时期是电影期刊发展的黄金时期，具有独特的阶段性特征。第一，从出版主体看，电影期刊的出版主体逐渐变得多元化。除了影业公司这类主流的办刊群体，电影院线为扩大影片的宣传、提升影片的上座率，也开始创办电影期刊。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以夏衍、田汉等进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电影人加入了电影生产队伍，在为影坛注入新鲜血液的同时，开始兴办更加贴近民众生活以及批评低端化电影生产方式的刊物，如《艺术》《现代电影》等。第二，从传播内容看，女明星成为电影刊物的常客。为吸引更多潜在观影人走进电影院，电影期刊开始推荐女明星，通过女明星的号召力提高电影的曝光度。比如在期刊设计中采用漂亮的女明星照片，配以详细的文字报道，甚至为了满足读者和电影观众的需求，公开女明星的家庭住址、年龄等个人详细信息。比如《青春电影》就刊载了一份“女明星年岁籍贯通讯录”，其中不仅详细介绍了女明星的年龄及居住地址，甚至曝光了她们的车牌号[6]。第三，从价值取向看，电影的理论探索和批评渐成规模。与20世纪20年代刊载电影资讯、电影剧情、明星花边等简单信息的电影期刊不同，这一时期的电影期刊由于进步知识分子的加入及受“新兴电影运动”的影响，在电影品质的探索及文化理论追求上更为深入。比如《电影艺术》“软性电影”观念的提出为电影批评的发展提供了交锋的观念场域，《明星月报》秉持“为电影文化尽一部分呐喊的力量”的宗旨，提升了电影期刊的文化品质和价值标准。
三、1937—1945年，战争变局与电影期刊的衰退
中国电影期刊在20世纪30年代前半段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然而，好景不长，随着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社会进入动荡阶段，以文化出版为主旨的期刊业遭受严重破坏，电影期刊随之受到打击。战争给予出版业的重创，首先是资财上的损失[7]。在日军坚船利炮的侵袭下，中国电影界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动荡局面，反映在电影期刊上就是出版数量锐减[8]，与20世纪30年代的兴盛局面形成鲜明反差。首先，战争造成生产资料严重匮乏，纸张的价格飞涨。对于出版方而言，生产资料价格昂贵导致其支撑生产的经费不足，对于读者而言，因无稳定的经济来源而丧失了购买力，加之这一时期电影事业的没落，电影期刊缺乏生长的空间和土壤。其次，战争导致期刊编辑人才大量流散，缺乏编辑人才的刊物难以为继。整体而言，这一时期的中国电影期刊陷入困顿状态，并且逐渐走向没落。
这一时期，我国电影期刊呈现几个基本出版特征。第一，从整体看，电影期刊出版陷入低潮。由于全面战争爆发，社会秩序和经济、社会、文化环境遭到空前破坏，不仅电影事业凋敝，出版业也多因财务危机和编辑人才流失而陷入停滞状态。没落和低潮是这一时期电影期刊出版最为突出的特征。第二，从出版主体看，出版主体更为多元化。受战争影响，出现了分别以租界和“大后方”为中心的电影期刊出版据点。前者受租界的庇护，出版主体是传统电影商，主要迎合娱乐声浪及受众低俗趣味，刊登与战争无关的文化娱乐信息。后者的出版主体是有家国情怀的文化商人、进步人士及共产党人士，他们以电影期刊为阵地，开展抗战的文化救亡行动。有的刊物甚至直接以“抗战”命名，如《抗战电影》（1938），其在发刊词中明确提出要“为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服务，并且在困难的环境中用开末拉的笔写出具有国防意义的作品”。第三，从价值取向看，以抗战救亡、文化启蒙和消遣娱乐为主。这一时期的电影期刊出版阵营发生了剧烈的变动，不同阵营的电影期刊在价值取向上呈现多元特征。总的来说，抗战救亡、文化启蒙和消遣娱乐是这一时期电影期刊的总体价值取向。
四、1945—1949年，抗战“洗礼”与电影期刊的理性回归
经过8年抗战，中国社会回复相对稳定的状态，这为电影事业的回春提供了契机。在此背景下，中国电影业和电影期刊发展回到正轨。战后因稳定的社会环境、文化氛围及为满足受众的迫切需求，电影期刊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得到了快速发展。相关数据显示，抗战结束至1949年，我国相继创办了70余种电影期刊，其中，在1946年就创办了30余种。由此可见，这一阶段，电影期刊的发展没有停滞不前，而是处于平稳状态。特别是经过长时间的战争洗礼，中国电影人无论是政治思想觉悟还是艺术理论实践都有了质的飞跃，这些变化折射到当时的电影期刊中。
这一时期的电影期刊呈现两个出版特征。第一，从出版主体看，电影期刊的出版主体不再局限于以影片宣传、经济效益获取为主要诉求的电影商人，以进步人士、文化名流、电影文化爱好者为代表的新的参与者不断加入，这些主体的加入削弱了以往电影期刊以经济利益为中心的商业诉求，增强了电影期刊的文化价值传播功能。第二，从传播内容看，这一时期美国电影大量涌入，抢占电影市场，部分电影期刊甚至是好莱坞电影的宣传工具，譬如《好莱坞电影画报》《米高梅影讯》等。但总体而言，利大于弊，这些期刊在宣传美国电影的同时，介绍了美国电影理论、电影生产方式和电影文化，这为中国电影的生产和理论创作提供了新的思路，也带动了国人对国产电影的思考。此外，当时出现了不少专门探讨国产电影发展的理论性文章，譬如《国产电影的前途》《国产电影的文学路线》等。可以说，这一时期的电影期刊逐渐摆脱了以直观、夸张的大幅视觉图像及对电影明星私生活的大尺度曝光来吸引受众眼球的做法，逐渐转向对电影理论文化价值的探索和对艺术品质的追求。如这一时期出现的《电影论坛》《影剧杂志》《影剧丛刊》等就是电影期刊文化价值转向的突出代表。
从民国电影期刊的发展历程和特征来看，电影是一种艺术和文化生产方式，在为受众提供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传递富有内涵的电影文化以影响观影者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因此，与之对应的电影期刊在呈现豐富内容的同时，非常注重电影理论的探索和电影文化价值观念的传递。
|参考文献|
[1][法]乔治·萨杜尔. 世界电影史[M].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2.
[2]仲和. 《影戏杂志》——中国电影第一刊[J]. 大众电影，2003（17）.
[3]王江蓬. 20世纪30年代中国广播期刊编辑研究[J]. 编辑之友，2016（6）.
[4]蔡楚生. 八十四日之后——给《渔光曲》的观众们[J]. 影迷周报，1934（1）.
[5]李欧梵. 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修订版）[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
[6]丁珊珊. 从电影杂志看早期中国电影商业美学的传统资源——以《电声》《青春电影》为例[J]. 当代电影，2009（8）.
[7]王余光，吴永贵. 中国出版通史：民国卷[M].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
[8]王素萍. 从电影期刊演变中探讨四十年代电影[J]. 当代电影，1996（2）.
【摘 要】 民国电影期刊是民国社会生活和电影事业的记录载体，在民国期刊出版史和民国电影史上具有重要价值。文章以时間为划分区间，从私营电影的出现与电影期刊的起步、大众文化消费的崛起与电影期刊的黄金时代、战争变局与电影期刊的衰退、抗战“洗礼”与电影期刊的理性回归四个阶段阐述了民国电影期刊的发展及其在各时期的出版特征，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关 键 词】民国；电影期刊；文化；特征
【作者单位】王若子，东北师范大学传媒科学学院；郑石，中国传媒大学。
【中图分类号】G237.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18.09.015
电影期刊作为一种记录载体，是对电影事业发展情况的折射和反映。民国时期，中国电影诞生，以传播电影资讯与知识、电影剧情与文化为主的电影期刊随之出现。电影期刊与社会的政治、文化、经济环境等因素密切相关，在不同的社会语境下呈现不同的出版样态，有着鲜明的时代印记和独特的出版文化特征。本文以时间为划分区间，探讨电影期刊在不同时期的发展状态，并揭示其在不同时期的出版特征。
一、1921—1929年，私营电影的出现与电影期刊的起步
电影发展早期，记录影片信息及宣传电影的广告往往作为一种附属品或次要信息出现在报道杂耍场、音乐咖啡厅或游艺戏院演出的专门杂志上[1]，这是早期电影期刊的雏形。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供专业人员、电影爱好者及影迷阅读的出版物，即专业化的电影期刊才正式出现。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晚于西方社会，中国电影期刊的出现也相应较晚。
民国时期，外国商人将其国家的影片以文化商品的形式输出中国，抢占中国的文化消费市场。在商业利润的刺激下，中国早期的电影商开始探索本土电影事业。随着1921年《阎瑞生》《红粉骷髅》《海誓》3部故事长片的出现，中国电影事业进入规模化发展阶段。之后，由明星公司拍摄的《孤儿救祖记》获利颇丰，激发了商人兴办电影公司的热情。相关数据显示，1925年，由国人经营的电影公司有175家，国产电影开始与外国电影竞争本土电影市场。
电影事业的发展直接促使电影期刊产生，使得原本刊登于传统报纸的电影资讯、影片广告、影片观后感等内容有了新的载体。1921年，专业电影刊物《影戏杂志》在上海创办，这是目前所知的中国最早的专业电影期刊[2]。这本期刊拥有精彩的内容和精美的印刷设计，点燃了文化消费市场的热情。在其影响下，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不少以传播影视讯息、介绍演员及影片剧情、探索电影理论为主要内容的电影期刊，如1921年创办的《影戏丛报》《明珠》《电影周刊》，1922年创办的《晨星》，1924年创办的《电影杂志》等。值得一提的是，1925年的电影期刊市场不仅有专业化的电影信息及理论传播刊物，如《影戏春秋》《影戏世界》等，还出现了电影特刊、电影专号、电影特辑等新形式的电影刊物，这从侧面反映了当时国人对电影资讯的迫切需求，也展现了在庞大消费需求的刺激下，电影期刊经营模式的积极转变。当时出现的《明星特刊》《新新特刊》《神州特刊》《大陆特刊》《海报号外》等新形式的电影刊物，不仅丰富了电影期刊的品种，也使电影期刊经营者的思路发生转变，由单一经营模式思路转向多元化经营模式思路，谋求规模化的市场利润。此后，电影特刊、电影专号、电影特辑与常规的电影刊物让电影期刊消费市场呈现百花齐放的态势。
这一时期电影期刊的出版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电影公司是电影期刊创办的主力，其他社会组织创办的电影期刊影响力有限。当时的电影期刊很大程度上是电影公司为宣传影片而创办的。明星公司为宣传新片甚至将其出版的《影戏杂志》直接改为《晨星》特刊，以扩大国产影片的影响力。第二，外国电影信息是电影期刊的主要传播内容。尽管当时国产电影兴起，但无论是放映技术还是影片拍摄水准，都与外国电影存在不小差距，加上外国电影商对电影院线的干预，当时电影期刊的主要传播内容仍是外国电影信息。第三，开始探索电影理论。尽管主要属性是电影的宣传载体，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电影期刊的社会启蒙和民众教化功能依然受到重视。不少电影期刊在发刊词上彰显了电影的社会功能。比如《电影周刊》提出创办宗旨是“发展中国电影事业，灌输电影术学识，提发国人对于电影之兴味”。《电影周刊》《影戏杂志》《电影杂志》等刊物都刊载了不少关于电影理论探讨、电影历史传播、电影技术介绍等电影理论方面的内容，尝试以电影期刊提升国人智识。
二、1930—1937年，大众文化消费的崛起与电影期刊的黄金时代
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发展极不平衡，在广袤的农村地区，呈现贫穷、衰败、极度落后的社会景观，城市则相对繁华。西方的文化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被引进中国，吃西餐、看电影逐渐成为城市人的生活常态。在商业热潮的推动下，市民文化和都市化生活方式得以确立，文化消费逐渐成为都市人常态化的消费习惯[3]。电影成为新兴的文化商品，都市市民阶层则是电影观众的主体构成[4]。同时，以明星、联华、天一为代表的电影公司生产的国产影片数量大增，中国影坛于20世纪30年代得以真正建立[5]。电影是电影公司、电影院线、电影演员、编剧等主体共同创造的产品，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观影是一种较为昂贵的消费行为。对于消费不起电影的人而言，价格较低，刊登电影资讯、影片剧情、演员介绍等内容的电影期刊无疑是观影的最佳替代品。
1930—1937年，国产电影事业蒸蒸日上，中国电影期刊在这一时期处于黄金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社会环境相对稳定，宽松的文化环境为电影期刊的出版提供了契机，电影期刊迎来黄金发展阶段，其中上海是电影期刊的出版重镇。相关资料显示，20世纪30年代，上海出版的电影刊物比前一个10年多了近3倍，尤其在1935年，一年之内出版了30余种电影刊物。这一时期，较具影响力的电影刊物主要由专业的电影公司创办，且刊物名称多与公司的名称相关。如联华电影公司的《联华周报》（1932）和《联华画报》（1933），艺华公司的《艺华画报》（1937），新华公司的《新华画报》（1936），明星公司的《明星月报》（1933）和《明星半月刊》（1935），国光公司的《国光影讯》（1937）等。这一时期的电影期刊无论办刊规模、刊物品质还是营销均取得了一定突破。
这一时期是电影期刊发展的黄金时期，具有独特的阶段性特征。第一，从出版主体看，电影期刊的出版主体逐渐变得多元化。除了影业公司这类主流的办刊群体，电影院线为扩大影片的宣传、提升影片的上座率，也开始创办电影期刊。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以夏衍、田汉等进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电影人加入了电影生产队伍，在为影坛注入新鲜血液的同时，开始兴办更加贴近民众生活以及批评低端化电影生产方式的刊物，如《艺术》《现代电影》等。第二，从传播内容看，女明星成为电影刊物的常客。为吸引更多潜在观影人走进电影院，电影期刊开始推荐女明星，通过女明星的号召力提高电影的曝光度。比如在期刊设计中采用漂亮的女明星照片，配以详细的文字报道，甚至为了满足读者和电影观众的需求，公开女明星的家庭住址、年龄等个人详细信息。比如《青春电影》就刊载了一份“女明星年岁籍贯通讯录”，其中不仅详细介绍了女明星的年龄及居住地址，甚至曝光了她们的车牌号[6]。第三，从价值取向看，电影的理论探索和批评渐成规模。与20世纪20年代刊载电影资讯、电影剧情、明星花边等简单信息的电影期刊不同，这一时期的电影期刊由于进步知识分子的加入及受“新兴电影运动”的影响，在电影品质的探索及文化理论追求上更为深入。比如《电影艺术》“软性电影”观念的提出为电影批评的发展提供了交锋的观念场域，《明星月报》秉持“为电影文化尽一部分呐喊的力量”的宗旨，提升了电影期刊的文化品质和价值标准。
三、1937—1945年，战争变局与电影期刊的衰退
中国电影期刊在20世纪30年代前半段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然而，好景不长，随着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社会进入动荡阶段，以文化出版为主旨的期刊业遭受严重破坏，电影期刊随之受到打击。战争给予出版业的重创，首先是资财上的损失[7]。在日军坚船利炮的侵袭下，中国电影界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动荡局面，反映在电影期刊上就是出版数量锐减[8]，与20世纪30年代的兴盛局面形成鲜明反差。首先，战争造成生产资料严重匮乏，纸张的价格飞涨。对于出版方而言，生产资料价格昂贵导致其支撑生产的经费不足，对于读者而言，因无稳定的经济来源而丧失了购买力，加之这一时期电影事业的没落，电影期刊缺乏生长的空间和土壤。其次，战争导致期刊编辑人才大量流散，缺乏编辑人才的刊物难以为继。整体而言，这一时期的中国电影期刊陷入困顿状态，并且逐渐走向没落。
这一时期，我国电影期刊呈现几个基本出版特征。第一，从整体看，电影期刊出版陷入低潮。由于全面战争爆发，社会秩序和经济、社会、文化环境遭到空前破坏，不仅电影事业凋敝，出版业也多因财务危机和编辑人才流失而陷入停滞状态。没落和低潮是这一时期电影期刊出版最为突出的特征。第二，从出版主体看，出版主体更为多元化。受战争影响，出现了分别以租界和“大后方”为中心的电影期刊出版据点。前者受租界的庇护，出版主体是传统电影商，主要迎合娱乐声浪及受众低俗趣味，刊登与战争无关的文化娱乐信息。后者的出版主体是有家国情怀的文化商人、进步人士及共产党人士，他们以电影期刊为阵地，开展抗战的文化救亡行动。有的刊物甚至直接以“抗战”命名，如《抗战电影》（1938），其在发刊词中明确提出要“为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服务，并且在困难的环境中用开末拉的笔写出具有国防意义的作品”。第三，从价值取向看，以抗战救亡、文化启蒙和消遣娱乐为主。这一时期的电影期刊出版阵营发生了剧烈的变动，不同阵营的电影期刊在价值取向上呈现多元特征。总的来说，抗战救亡、文化启蒙和消遣娱乐是这一时期电影期刊的总体价值取向。
四、1945—1949年，抗战“洗礼”与电影期刊的理性回归
经过8年抗战，中国社会回复相对稳定的状态，这为电影事业的回春提供了契机。在此背景下，中国电影业和电影期刊发展回到正轨。战后因稳定的社会环境、文化氛围及为满足受众的迫切需求，电影期刊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得到了快速发展。相关数据显示，抗战结束至1949年，我国相继创办了70余种电影期刊，其中，在1946年就创办了30余种。由此可见，这一阶段，电影期刊的发展没有停滞不前，而是处于平稳状态。特别是经过长时间的战争洗礼，中国电影人无论是政治思想觉悟还是艺术理论实践都有了质的飞跃，这些变化折射到当时的电影期刊中。
这一时期的电影期刊呈现两个出版特征。第一，从出版主体看，电影期刊的出版主体不再局限于以影片宣传、经济效益获取为主要诉求的电影商人，以进步人士、文化名流、电影文化爱好者为代表的新的参与者不断加入，这些主体的加入削弱了以往电影期刊以经济利益为中心的商业诉求，增强了电影期刊的文化价值传播功能。第二，从传播内容看，这一时期美国电影大量涌入，抢占电影市场，部分电影期刊甚至是好莱坞电影的宣传工具，譬如《好莱坞电影画报》《米高梅影讯》等。但总体而言，利大于弊，这些期刊在宣传美国电影的同时，介绍了美国电影理论、电影生产方式和电影文化，这为中国电影的生产和理论创作提供了新的思路，也带动了国人对国产电影的思考。此外，当时出现了不少专门探讨国产电影发展的理论性文章，譬如《国产电影的前途》《国产电影的文学路线》等。可以说，这一时期的电影期刊逐渐摆脱了以直观、夸张的大幅视觉图像及对电影明星私生活的大尺度曝光来吸引受众眼球的做法，逐渐转向对电影理论文化价值的探索和对艺术品质的追求。如这一时期出现的《电影论坛》《影剧杂志》《影剧丛刊》等就是电影期刊文化价值转向的突出代表。
从民国电影期刊的发展历程和特征来看，电影是一种艺术和文化生产方式，在为受众提供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传递富有内涵的电影文化以影响观影者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因此，与之对应的电影期刊在呈现豐富内容的同时，非常注重电影理论的探索和电影文化价值观念的传递。
|参考文献|
[1][法]乔治·萨杜尔. 世界电影史[M].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2.
[2]仲和. 《影戏杂志》——中国电影第一刊[J]. 大众电影，2003（17）.
[3]王江蓬. 20世纪30年代中国广播期刊编辑研究[J]. 编辑之友，2016（6）.
[4]蔡楚生. 八十四日之后——给《渔光曲》的观众们[J]. 影迷周报，1934（1）.
[5]李欧梵. 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修订版）[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
[6]丁珊珊. 从电影杂志看早期中国电影商业美学的传统资源——以《电声》《青春电影》为例[J]. 当代电影，2009（8）.
[7]王余光，吴永贵. 中国出版通史：民国卷[M].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
[8]王素萍. 从电影期刊演变中探讨四十年代电影[J]. 当代电影，199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