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说《活着》到影像改编的审美转变
姚佩
小说《活着》是作家余华的代表性作品，故事叙述了从建国前夕到改革开放初期30年来的生活变迁。小说的精彩故事和精巧结构感染了无数读者，销售超过20万册，荣获法兰西文学和艺术骑士勋章，成为当代文坛的经典之作。张艺谋对小说文本进行电影改编，其改编迎合了受众的历史期待心理，在电影市场上颇受观众赞赏。小说改编成电影后，在受众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应，成为一部著名的电影佳作。从文本到电影，既有超越也有不足，本文主要探索文本到影像的审美转换，为其他小说文本的影像改编提供参考。
一、 小说叙事的生存边缘因素
小说《活着》的生活叙事，展现出了建国30年后社会所存在的扭曲现状，并对基层社会生活的悲剧现象进行了披露。[1]在表现手法上，主要通过对人物的边缘生存、悲喜事件展开结构推进，以小见大，以大容小，不断叙说小人物在大环境变化的命运折腾。
（一）小人物生存环境的特写
小说通过对生存在社会边缘环境人群的叙说特写，人们对幸福念想的疯狂追求，描述了建国后30来的艰难曲折和险恶环境。小说用历史空格舞台刻画真实的人性，从中我们能够理解什么是人生活着，什么是幸福追求，什么是伟人罪人。生存在剧烈变化的历史时代，人活着的处境从一个边缘摔摆到另一个边缘环境，难以真正地冲出生存的牢笼。[2]深刻体验到生死处境的精神压力界限。在生活的空间认知中，小说不断用醒目的生存景观让人们看到活着的死亡空间，并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摆脱不去自身的樊笼，这对故事中的主角父亲被气死，同时龙二成了替死鬼，表现出了一种原本喜剧形象下的悲哀。有庆在输血时竟然被抽空血液而死，凤霞在分娩时大出血而死，家珍营养不良导致软骨病死等悲剧，都表现出了那个时代人们生活在死亡边缘的痛苦和残酷。这些活鲜的生命，在大跃进时期的无声死亡，比战争更苦痛无情。故事中主角成为了叙述者，他经历了大时代的变迁影响，并目睹了不同时代下人们的死亡悲剧，以一种痛苦的生存模式看透了这个世界的生存状况，最终与老牛孤独终结。[3]这是故事中对难得的一幕温情画面，人生如牛，更多付出与耕耘，才能更好体验活着。
（二）循环故事模式的表现手法
余华对生活空间的设定，进行了变形扭曲，让人物以一种神经质的行为进行情感表达和自我诉说，在绝望中仍不失人间温情，对生命依恋看到社会的悲痛，表达了作者对社会生活的忧虑与反思。首先，从小说中的福贵，在已经逐渐平稳的社会生活中为听众们讲述这样一个故事，即第一次循环。其次，在故事的发展过程中，始终以第一人称自传形式来暗示这些人命运的相似性。从故事的开始就能够看出，老人低哑的声音透出悲哀与痛苦，让人们感受故事中所表现出来的命运循环节奏。[4]最后，在故事的结局中行为也表现出来了时间的流失，让人们在广阔的社会生活中体会到了老人的悲哀。福贵到最后无依无靠的生活，皆是时代环境所逼而成。
（三）悲剧之外的超越
从故事所展现出来的含义来看，福贵的人生价值体现出了他对生活的看法，而“活着”两字，体现出了对生命的一种体悟，超越对人生的价值判断，让生活更具实质含义。从小说的生存空间来看，体现了对人生价值观念，并依照这样的观念实现了对故事逻辑的延伸，让世间真理尽情绽放。人们通过对福贵的单纯思想理解，从而观赏到了对社会的认识，并在这样的善恶美丑环境下，真正认识到生命的真谛。在小说中，福贵一家八口在动荡社会中仅仅剩下了他和一头老牛，这原本该好好生活下去的生命，一个个地远离自己，从而导致故事的巨大变迁。在这样不公的命运中，我们通过人生目标的超脱表现观赏，也认识到了人在社会中的自我变迁。[5]人与社会变迁是紧密联系的，个体在大环境中很渺小，但也必须要坚强乐观对待，不因社会变异起伏而失去人本身活着的价值。
二、 影像改编的人物表现手法
说到对现代人影响最大的宣传模式，无疑以电影电视节目为主，其在语言的抽象表现中，也展现出了更加真实的体悟，这种神秘的故事表演形式，成就了对剧情表现的自我认知。
（一）背景的表现改变
张艺谋的电影大多表现在北方，因此从故事中的南方小镇变成了北方的小镇，并将环境从农村变成了城镇，很大程度上也都削弱了剧本本身的表现性。在剧本的极力表现中，我们已经感受到处于摇摇欲坠的社会环境，对于聚焦在这样的社会物质生活环境，人物的个人魅力也受到了较大的影响。[6]人不是单一的个体，而是社会环境的产物，没有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人生命运也很脆弱，没有几人能逃脱扭曲环境的惩罚。
在小说中，福贵最先经历从国共内战到土改时期的生活改革，对国家的建设投入巨大热情和期盼，把自家的锅碗捐出去大炼钢铁，大锅吃饭的幸福喜悦场景，再到女儿凤霞出嫁怀孕，到女儿生产大出血去世，从文革批斗再到改革初期的新景象，让他明白了什么是幸福的活着。在电影中福贵变成了富贵，其无意识的改编，让原本具有社会写实性的剧情，变成了对当代社会的深刻批评。相比较小说中所体现出来的文革动荡环境来说，春生的自杀已成为了活着的哲学思考，依据人性的特征去构建那个时代人们活着的真正意义。电影以世俗崇拜的表现手法，让富贵对着毛主席画像大声说：“毛主席，我把凤霞接走了。”这样的台词虽然心酸苦涩，但也体现对领袖的虔诚倾诉，夹着尾巴活着做人，反倒成了另外一种剧情，并不能真正的代表整个变动环境下的变化。[7]
（二）道具变更的象征
导演让人们反复欣赏皮影戏，并通过外置的皮箱来展示这些家庭感念，道具成为人物宣泄感情的重要媒介。故事叙述用讽刺和调侃的方法，不断对人物内心世界进行深刻挖掘，每当福贵表演皮影戏时的真情投入，对世间烦恼的内心倾述，民众在观戏时的嬉笑交谈，看与被看的关系，深刻反映人们脸上的伪装和心灵的扭曲。福贵在故事发展过程中演绎着主心骨的作用，通过皮影箱爱惜的细节行为来体现，他与国军几次交涉，也直接影响到了故事情节的变化。电影的前部分故事都围绕着皮影箱深入推进，道具的变更象征，电影的时长要求，皮影箱强化人生活环境不确定性，舞台皮渲染了人生如戏的道理。
（三）电影与小说寓意的差距感
从小说与电影所表现出来的寓意来看，对于视觉所造成的差异性，都直接的影响了整个剧情的发展。在小说中，那些细微故事的表现让人们看到了家庭的变化情况，其影片的拟写叙述手段，展现对寓意层面的自我认知，对故事真相披露和结局想象，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电影叙述将故事剧情分为四个阶段，从国共战争时期到建国初期，从文革时期再到改革开放初期，从富裕地主家到贫困如洗，从家庭悲剧再到人生反思，悲喜结合、分离集合，起伏不定，生死交加，人物角色虽小，但叙述的事件让人深思难忘。电影通过一幅幅图像，特别是大牌演员葛优和巩俐的倾情投入，把革命战争、大炼钢铁、文革批斗、凤霞生产流血等大小场景精彩再现，更有视觉冲击力和感染力。
三、 电影改编的意义超越
电影改编通过环环相扣的情节将故事表现的淋淋尽致，最后以福贵带孙子馒头给聋哑女儿凤霞上坟为结尾，令人回味深思，催人警醒。在小说中，老人与老牛的形影相吊；在电影的最后，给他留下了女婿和外孙，并告诉人们鸡长大了就变成了鹅，鹅长大了变成了羊，到最后起到了牛背上的梦想。
电影的戏剧变化，在无形中验证了对死亡的不确定，从福贵家人的死亡观察，都展现出了对小说剧情的叙述改变。历史有时是荒谬无情的，这并不像电影所表现那样，给人在无助的呼喊中一点希望。对于生存环境的刻画要求，我们需要维持在危险挣扎中的自我情感激荡，根据不同的角度观赏电影中所存在的感情升华，并感谢导演留给我们对生活的空白。电影剧情相比较小说更加温和，比如在自然灾害和文革期间，福贵家的生活状况，这与小说中福贵的生活现状形成了一种对比。电影通过对上个世纪40～80年代社会生活的人物表现，从根本上赞扬了对活下去人物的精神品质。对于编制的苦涩希望，让人们观看到无依无靠的基层人物，在遭遇诸多不幸时代环境中，激发出活着下去的精神力量，大大增强了整个影片的社会价值和思想深度。
电影对故事平民化叙说的环环推进，为人们提供观赏的新看点和新期待。电影通过简练形式，对故事梗概进行了经典阐释，将整个故事所要表达的活着意义进行视觉传播，这些苦难与欢乐的鲜明对比，印证了“咱们可要好好的活着”名言内涵。影像对这一主题的表现形式，带有坚韧不屈的生存悲剧精神，成为历史进步的重要动力。我们通过福贵对苦难生活的种种遭遇，并以这种力量的精神形式，展现出了对社会生活的深刻认识，活着成为忍受一切苦难考验的精神信念。
总之，从小说文本与电影改编的审美转换，虽然不能将社会环境中所有核心问题反映出来，但可以融合经典视觉影像来反映和批判社会。因此，张艺谋改编的电影《活着》比文字更有观赏性、戏剧性和冲击力，更有一种悲剧美。电影从生死离别角度来审视人世生存的艰难困境，对每个受众来说都需要认真反思和真诚批评，并从中认知文本和影像表现出来的社会生活形态，感悟和践行人活着的真正意义！
参考文献：
[1]王凡华.作为影像的微电影：微电影的“视觉叙事”辨析？[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4）：765-768.
[2]潘天强.电影《活着》：一种超越历史的影像震撼[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9（6）：23-27.
[3]郑莹.论电影艺术中造型元素的作用——以电影《活着》为个案[J].电影评介，2012（24）：24-25，30.
[4]黄传波.从人性化到政治化——试论张艺谋电影对余华小说《活着》的几处改编[J].电影评介，2008（24）：47.
[5]余华.活着.海南：南海出版社[M].1993：25-26.
[6]马立荣.余华的小说《活着》与电影[J].求实，2006（z2）：290-291.
[7]张祖群.人生如同一场皮影戏——对《活着》小说和电影文本的双重解读[J].电影评介，2014（13）：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