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新民思想与当代国民性塑造
温馨
摘 要： 维新思想家梁启超在作于1903年的《新大陆游记》中以长篇幅对求生美洲的华人群体进行了详尽的论述，他关注的不仅是在游历中所亲自感知到的普通华人生活，勾勒出在美华人的集体形象，更是从思想的高度深刻剖析海外华人的特点，进一步客观论述中国人的优缺点，开启了中国学者对国民性的思索与批判。中西文化交融所产生的文化差异为中国国民性讨论提供了广阔的比较视阈的思想来源，这种思考为现当代发展环境下的国民素质提升提供了对话的可能性。在一百多年前梁启超在对域外华人国民性考察的基础上，认真反思与探讨新的中国国民性的出路，是真正实现本质上的社会现代化以及个人现代性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 新民思想; 国民性; 异域视野;《新大陆游记》
中图分类号： B825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411/j.cnki.sxsx.2015.02.015
Abstract： In 1903， Liang Qichao has made a detailed discussion about the Chinese community living in America in his famous dairy “New World Travels”. What he concerned is not only the ordinary life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America， but also the profound analysis of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furthmore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Chinese people.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provide a broad ideological source of a comparative view. This kind of thinking offers a possibility of dialogue for the promotion of development of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peoples national character. Based on the observation and research of Liang Qichao about the Chinese national character to explore a new way of Chinese character is an effective way to realize the social modernization and personal modernity.
Key words： xinmin thought; national character; exotic vision; “New World Travels”
起源自中国华夏族的“华人（ethnic Chinese）”历史悠久，与“中国人（citizen of China）”这样依据国籍的定义不同，华人主要泛指生活居住于中国国境之外的海外中国人及其后裔，华夏族的民族血统是华人的重要标志。中国人自明朝以来开始大规模移居海外，然而，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的清王朝却常无视这些违背了中国乃天下之中心的传统理念的天朝弃民，甚至对他们投以敌意，任由飘摇在故土之外又面临巨大生存压力的海外华人生活在毫无“国家”意义的保护之下。
鸦片战争后，处于国内外各种压力与矛盾漩涡之中的清政府被迫将华工出国政策予以合法化，华人的生存境遇才被纳入清王朝的视野中，华人的形象也开始出现在诸多的晚清域外游记之中：志刚所著的《初使泰西记》记录了生活在美国加州的华侨;薛福成在《出使日记》中记载了华工在澳洲的生活工作;张德彝在《航海述奇》中记录了越南、新加坡等地华人的生活情况;曾纪泽、刘锡鸿、张荫桓等人也对东南亚、日本等地的华人有所关注。
与前人对外国华人一笔带过的省略性描述不同，梁启超在写于1903年的《新大陆游记》中对生存于美洲的华人群体进行了长篇幅的详尽论述，他关注的不仅是在游历中所亲自感知到的普通华人生活，勾勒出在美华人的集体形象，更是从思想的高度深刻剖析海外华人的特点，进一步客观论述中国人的优缺点，开启了中国学者对国民性的思索与批判。
早在万木草堂学习期间，梁启超就已经开始思考民族救亡之道。“近代国民性思潮正是由于受到救亡时代主题的影响才产生了不同于西方启蒙思想的逻辑走向，其更多地强调通过国家力量和群体意识来推动国民性的改良，建设富含群体观念的新国民。”挽救民族危亡、实现国家独立是梁启超关注国民性的出发点和目标之一，究其一生，梁启超都始终怀抱对国民性改良的思索与尝试。他强调：“内地无外人之比较，不足以见我之长短，故在内地不如在外洋。”从这个层面来说，认识与剖析自我根本的国民性终究需要西方以及他者的有力参照。在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中西文化交融所产生的文化差异为中国国民性讨论提供了广阔的比较视阈的思想来源，正是因为比较的存在才能全面深入地认识自我。为梁启超所关注的国民性问题引发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广泛关注，这种具有极大批判精神的国民性思索成为陈独秀、鲁迅等知识分子以及柏杨、龙应台、韩少功等现代作家颇为一致的思路，也成为当今大批国人进行自我批判、提升内在素质的重要思想来源。
一、梁启超眼中的美国华人
1903年应美洲维新会之邀，时年30岁的梁任公从日本横滨出发，横穿太平洋到达北美洲大陆，历经七个多月时间对加拿大和美国的政治社会情况进行考察，其间的观感和思考经一年时间整理成为16万字的《新大陆游记》一书。此次考察，梁启超是当作严肃的寻求救国强国的方法来看待的——“中国前此游记，多纪风景之佳奇，或陈宫室之华丽，无关宏旨，徒灾枣梨，本编原稿中亦所不免。今悉删去，无取耗人目力。” 1899年他首次宣称计划访问夏威夷时称：“誓将适彼世界共和之祖国，问政求学观其光。”梁启超观美物质文明，政治制度，城市之光，工商贫富，察我华人处境，以蒸蒸日上之美利坚反观大清帝国，爱国之心与救国之切一刻未尝忘。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亡至日本，开始了数十余年的海外流亡生活，其本人在某种意义上也成为了诸多海外华人中的一员，远离故土坚强生活于异国的经历感同身受。因此，他于《新大陆游记》中记录的尽管多是“问政求学观其光”的美洲社会风情，然而每到一处却最为关注当地华人的生存状态，流亡海外的维新思想家内心深处无时无刻不心怀对中国社会改革和国民问题的关注与思索。在美洲新大陆的游历中，梁启超身处异域，在与国内截然不同的观察视野中全面深入地审视当地华人，他们身上所积淀的、通常在本国被隐藏的国民性特质得以在异质社会中更加凸显，成为梁启超思考中国改革和国民性改良的重要启示。
近代以前的华人主要侨居在距离中国较近的东南亚一带，19世纪40年代，美国在旧金山发现金矿，随后开始修筑横贯东西部的大铁路，便开始以契约受雇形式大量招募华人前往。中国东南沿海的一大批年轻人怀揣梦想来到美洲大陆，秉承着中国人吃苦耐劳的传统精神，成为那一时期美国国内建设的中坚力量。作为一个特殊的华人群体，美国华人的身体中流淌着东方传统华夏族的血液，却工作生活在当时世界上最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这样的异质环境中，华人本身所具备的中国人传统特质得以充分体现，与此同时，西方背景下的中国国民性阴影也在不同社会文化冲突中加以凸显。
在《新大陆游记》中，梁启超分别从移民、华医、留学生、华人团体及旧金山华人等角度对在美华人社会生活进行描述和考察，尤其在旧金山的考察中留下了比较完整的华人社会调查资料，全面而细致地记录了在美华人的真实生活，不失为珍贵的历史史料。
至于为何要选择旧金山华人作为调查重点，梁启超解释道：“欲观华人之性质在世界上占何等位置，莫如在旧金山。何以故？内地无外人之比较，不足以见我之长短，故在内地不如在外洋……白人多而华人少者，莫如旧金山，故吾欲以旧金山代表此问题。”根据1903年12月在旧金山书店购得的美国当年统计数据书籍，梁启超在“美国之移民”一章中列表统计1902及1903年的美国移民数量，中国华人人数从1902年的164900人增至1903年的220900人。经过对1903年之前25年间的移民人数统计，梁启超得出“前二十年移民之数，中国人占一大部分也。至近一两年之增加，则全属欧洲人矣”的结论，清政府对华工的禁令是导致美国华人数量锐减的重要因素。就不同地域来说，“纽约全省之华人约两万，其在纽约市及布碌仑（与纽约相连今合为一自治团体）者万五千”，作为当时美国第九大都会的旧金山聚居的华人最多，“人口三十四万二千七百八十二人，华人约二万七八千之间”。
游历纽约之时，梁启超详细记录了当地华人的生活工作状态：“大率业绩洗衣工者最多，杂碎馆者次之，厨工及西人家杂工又次之。其余商人，则皆以恃工以为生。商店大小亦有数百家，自成一所谓‘唐人埠者。”美国华人从事的最重要的职业为洗衣业，由于获利颇丰，这样卑贱的行业也让华人趋之若鹜。厨工业的华人从业者遍布全美，梁启超认为其“实最优之业也”。渔业、农业、采矿业、杂货业、通事业、制鞋业和卷烟业等是华人从事较多的行业，多涉及基础服务、日常生活，颇似于今日所谓之“第三产业”。华医在美国备受追捧，“现诸大市，殆无不有著名之华医二三焉”，华医“所用皆中国草药，以值百数十钱之药品，售价至一金至十金不等，而其门如市，应接不暇，咄咄怪事”。然而在美国的主流社会及政界，却依然难以见到华人身影。
在对美国华人从理论上展开的调查以及对他们工作生活的观察之余，梁启超还将关注点集中在华人与西人的某些生活细节层面，描绘出一幅截然不同的生活画面：
“西人每日只操作八点钟，每来复日则休息。中国商店每日晨七点开门，十一二点始歇，终日危坐店中，且来复日亦无休，而不能富于西人也。且其所操作之工，亦不能如西人之多。何也？凡人作事，最不可有倦气。终日终岁而操作焉，则必厌;厌则必倦，倦则万事堕落矣。故休息者，实人生之一要件也。
“华人一小小商店，动辄用数人乃至十数人。西人寻常商店，惟一二人耳。大约彼一人总做我三人之工。华人非不勤，实不敏也。
“西人行路，脚步无不急也，一望而知为满市皆有业之民也，若不胜其繁忙者然。中国人则雅步雍容，鸣琚佩玉，真乃可厌。”
这样一段比较视域的描述凸显了西人与华人的鲜明区别，尽管生活在美国，华人身上依然表现出生活以及性格上的“中国特色”。西人崇尚自由，长于自我放松与休息，对照的是中国人长年累月过于勤恳但实则缺乏效率;西人的步履匆匆，对照的是国人的悠闲懒散。这就是梁启超所见所及之处在美华人群体的真实写照。
旧金山是华人聚居最为集中的地区，梁启超在旧金山的考察中留下了比较完整的调查资料，他总结出了华人“不肯同化于外人（即国粹主义、独立自尊之特性、建国之元气也）;义气颇重;冒险耐苦;勤俭信”的几大优点，这大抵是飘摇在外的华人所一致具备的长处。然而其不足之处在于“无政治能力（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保守心太重;无高尚之目的”。[1] 华人的这些特点与个人经历、生活环境、经济能力、国际局势等因素密不可分，社会环境造就了应该成为这样的华人。
二、美国华人的国民性阴影
作为先进的维新思想先行者，梁启超十分重视对中国国民品格中的劣根性进行剖析和研究，在对近代国人生活、习性、爱好、特征等研究的基础上，梁启超发现国民劣根性是中国实现现代化转型的最大障碍，同时也是中国长期停滞不前的原因。他在《中国积弱溯源论》中写道：“以今日中国如此之人心风俗，即使日日购船炮，日日筑铁路，日日开矿务，日日习洋操，亦不过披绮绣于粪墙，镂龙虫于朽木，非直无成，丑又甚焉。” [2]
华人世界所呈现的混乱与滞后给梁启超带来了强烈冲击与反思，他将这种华人的性格阴影归结为中国人的国民性问题，在《论中国人之缺点》一章中对国人之四大缺点进行了批判式的描述：“一曰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二曰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三曰只能受专制不能享自由;四曰无高尚之目的。”梁启超认为，“无高尚之目的”是中国人根本之缺点，欧美人最重要的高尚目的在于好美心，也就是古希腊人所谓的真善美，其次的高尚目的是对于社会名誉的尊重，其三为严肃的宗教观念，“泰西精神的文明之发达，殆以此三者为根本，而吾中国皆最缺焉。”
长期生存在美国民主共和境遇下的华人群体在日常工作生活、社会行为等细微方面皆有不及西人之处，体现出华人背后隐藏的整体素质与国民性阴影。梁启超将平日在美所见的华人行为列举一二：
“集数百华人于一会场，必有四种声音：咳嗽声、哈欠声、喷嚏声和擦拭鼻涕声，而西人在演说剧场则安静聆听，虽有数千人却不闻一声;西人走路皆昂首挺胸，而中国则再三低俯，真自惭形秽;西人讲话音量适中，其发声之高下，皆应其度，而中国人则喜欢在室内高声喧哗。”
让梁启超更为忧心的是，中国内地广大民众的国民性未必优于华人。
“虽然，吾以平心论之，吾未见内地人之性质，有以优于旧金山人也。吾反见其文明程度，尚远出旧金山人下也。问全国中能以二三万人之市，容六家报馆者乎？无有也。以旧金山犹如此，内地更可知矣。且即使内地人果有以优于金山人，而其所优者亦不过百步之与五十步，其无当于享受自由之资格，则一而已。”
新大陆为期七个多月的考察为梁启超提供了更多近距离观察美国华人的机会，这些生活在西方民主共和制度下的华人身上所体现的国民性尚且如此，整个庞大的中华民族之劣根性可想而知，中西对比为更加真实全面深入的认识提供了有力参照。
三、反思与选择
对美国华人社会为期几个月的考察让梁启超近距离观察到了华人的真实生活，也目睹华人社会的各种黑暗与落后，这些身处民主共和环境中的华人身上所表现的国民性阴影更加凸显了中国国内普遍尚未接受西方文明的民众的国民性问题，这种现实使梁启超深受启发，过去所憧憬的在中国实行西方的民主共和政体也逐渐成为幻影，对中国的现实而言，必须首先在国民品格提升的基础上再来讨论民主和自由。
当代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和迅速扩张的城镇化速度为新时期中国人国民性的塑造与改观提供了积极的外部条件，在这样充满各种诱惑和挑战的时代，作为社会根本的人的品格更显重要，当代中国呼唤怎样的社会价值导向，当代中国人应该塑造怎样的形象，这都需要我们在一百多年前梁启超对域外华人国民性考察的基础上认真反思与探讨新的中国国民性的出路，将自身融于全球化发展的宏大比较视域中，真正实现本质上的社会的现代化以及个人发展的现代性。
参考文献：
[1]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M].长沙：岳麓书社，1985.
[2]梁启超.饮冰室合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9.
[3]王德峰.梁启超文选[M].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
[4]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海外）[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
[5]李华兴.近代中国的风云与梁启超的变幻[J].近代史研究，1984，（2）.
[6]颜德如.“被压弯的树枝”——近代中国启蒙问题之反思[J].江苏社会科学，2008， （2）.
[7]侯杰，李钊.大陆近百年梁启超研究综述[J].汉学研究通讯，2005，24，（3）.
[责任编辑、校对：叶慧娟]
摘 要： 维新思想家梁启超在作于1903年的《新大陆游记》中以长篇幅对求生美洲的华人群体进行了详尽的论述，他关注的不仅是在游历中所亲自感知到的普通华人生活，勾勒出在美华人的集体形象，更是从思想的高度深刻剖析海外华人的特点，进一步客观论述中国人的优缺点，开启了中国学者对国民性的思索与批判。中西文化交融所产生的文化差异为中国国民性讨论提供了广阔的比较视阈的思想来源，这种思考为现当代发展环境下的国民素质提升提供了对话的可能性。在一百多年前梁启超在对域外华人国民性考察的基础上，认真反思与探讨新的中国国民性的出路，是真正实现本质上的社会现代化以及个人现代性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 新民思想; 国民性; 异域视野;《新大陆游记》
中图分类号： B825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411/j.cnki.sxsx.2015.02.015
Abstract： In 1903， Liang Qichao has made a detailed discussion about the Chinese community living in America in his famous dairy “New World Travels”. What he concerned is not only the ordinary life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America， but also the profound analysis of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furthmore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Chinese people.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provide a broad ideological source of a comparative view. This kind of thinking offers a possibility of dialogue for the promotion of development of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peoples national character. Based on the observation and research of Liang Qichao about the Chinese national character to explore a new way of Chinese character is an effective way to realize the social modernization and personal modernity.
Key words： xinmin thought; national character; exotic vision; “New World Travels”
起源自中国华夏族的“华人（ethnic Chinese）”历史悠久，与“中国人（citizen of China）”这样依据国籍的定义不同，华人主要泛指生活居住于中国国境之外的海外中国人及其后裔，华夏族的民族血统是华人的重要标志。中国人自明朝以来开始大规模移居海外，然而，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的清王朝却常无视这些违背了中国乃天下之中心的传统理念的天朝弃民，甚至对他们投以敌意，任由飘摇在故土之外又面临巨大生存压力的海外华人生活在毫无“国家”意义的保护之下。
鸦片战争后，处于国内外各种压力与矛盾漩涡之中的清政府被迫将华工出国政策予以合法化，华人的生存境遇才被纳入清王朝的视野中，华人的形象也开始出现在诸多的晚清域外游记之中：志刚所著的《初使泰西记》记录了生活在美国加州的华侨;薛福成在《出使日记》中记载了华工在澳洲的生活工作;张德彝在《航海述奇》中记录了越南、新加坡等地华人的生活情况;曾纪泽、刘锡鸿、张荫桓等人也对东南亚、日本等地的华人有所关注。
与前人对外国华人一笔带过的省略性描述不同，梁启超在写于1903年的《新大陆游记》中对生存于美洲的华人群体进行了长篇幅的详尽论述，他关注的不仅是在游历中所亲自感知到的普通华人生活，勾勒出在美华人的集体形象，更是从思想的高度深刻剖析海外华人的特点，进一步客观论述中国人的优缺点，开启了中国学者对国民性的思索与批判。
早在万木草堂学习期间，梁启超就已经开始思考民族救亡之道。“近代国民性思潮正是由于受到救亡时代主题的影响才产生了不同于西方启蒙思想的逻辑走向，其更多地强调通过国家力量和群体意识来推动国民性的改良，建设富含群体观念的新国民。”挽救民族危亡、实现国家独立是梁启超关注国民性的出发点和目标之一，究其一生，梁启超都始终怀抱对国民性改良的思索与尝试。他强调：“内地无外人之比较，不足以见我之长短，故在内地不如在外洋。”从这个层面来说，认识与剖析自我根本的国民性终究需要西方以及他者的有力参照。在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中西文化交融所产生的文化差异为中国国民性讨论提供了广阔的比较视阈的思想来源，正是因为比较的存在才能全面深入地认识自我。为梁启超所关注的国民性问题引发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广泛关注，这种具有极大批判精神的国民性思索成为陈独秀、鲁迅等知识分子以及柏杨、龙应台、韩少功等现代作家颇为一致的思路，也成为当今大批国人进行自我批判、提升内在素质的重要思想来源。
一、梁启超眼中的美国华人
1903年应美洲维新会之邀，时年30岁的梁任公从日本横滨出发，横穿太平洋到达北美洲大陆，历经七个多月时间对加拿大和美国的政治社会情况进行考察，其间的观感和思考经一年时间整理成为16万字的《新大陆游记》一书。此次考察，梁启超是当作严肃的寻求救国强国的方法来看待的——“中国前此游记，多纪风景之佳奇，或陈宫室之华丽，无关宏旨，徒灾枣梨，本编原稿中亦所不免。今悉删去，无取耗人目力。” 1899年他首次宣称计划访问夏威夷时称：“誓将适彼世界共和之祖国，问政求学观其光。”梁启超观美物质文明，政治制度，城市之光，工商贫富，察我华人处境，以蒸蒸日上之美利坚反观大清帝国，爱国之心与救国之切一刻未尝忘。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亡至日本，开始了数十余年的海外流亡生活，其本人在某种意义上也成为了诸多海外华人中的一员，远离故土坚强生活于异国的经历感同身受。因此，他于《新大陆游记》中记录的尽管多是“问政求学观其光”的美洲社会风情，然而每到一处却最为关注当地华人的生存状态，流亡海外的维新思想家内心深处无时无刻不心怀对中国社会改革和国民问题的关注与思索。在美洲新大陆的游历中，梁启超身处异域，在与国内截然不同的观察视野中全面深入地审视当地华人，他们身上所积淀的、通常在本国被隐藏的国民性特质得以在异质社会中更加凸显，成为梁启超思考中国改革和国民性改良的重要启示。
近代以前的华人主要侨居在距离中国较近的东南亚一带，19世纪40年代，美国在旧金山发现金矿，随后开始修筑横贯东西部的大铁路，便开始以契约受雇形式大量招募华人前往。中国东南沿海的一大批年轻人怀揣梦想来到美洲大陆，秉承着中国人吃苦耐劳的传统精神，成为那一时期美国国内建设的中坚力量。作为一个特殊的华人群体，美国华人的身体中流淌着东方传统华夏族的血液，却工作生活在当时世界上最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这样的异质环境中，华人本身所具备的中国人传统特质得以充分体现，与此同时，西方背景下的中国国民性阴影也在不同社会文化冲突中加以凸显。
在《新大陆游记》中，梁启超分别从移民、华医、留学生、华人团体及旧金山华人等角度对在美华人社会生活进行描述和考察，尤其在旧金山的考察中留下了比较完整的华人社会调查资料，全面而细致地记录了在美华人的真实生活，不失为珍贵的历史史料。
至于为何要选择旧金山华人作为调查重点，梁启超解释道：“欲观华人之性质在世界上占何等位置，莫如在旧金山。何以故？内地无外人之比较，不足以见我之长短，故在内地不如在外洋……白人多而华人少者，莫如旧金山，故吾欲以旧金山代表此问题。”根据1903年12月在旧金山书店购得的美国当年统计数据书籍，梁启超在“美国之移民”一章中列表统计1902及1903年的美国移民数量，中国华人人数从1902年的164900人增至1903年的220900人。经过对1903年之前25年间的移民人数统计，梁启超得出“前二十年移民之数，中国人占一大部分也。至近一两年之增加，则全属欧洲人矣”的结论，清政府对华工的禁令是导致美国华人数量锐减的重要因素。就不同地域来说，“纽约全省之华人约两万，其在纽约市及布碌仑（与纽约相连今合为一自治团体）者万五千”，作为当时美国第九大都会的旧金山聚居的华人最多，“人口三十四万二千七百八十二人，华人约二万七八千之间”。
游历纽约之时，梁启超详细记录了当地华人的生活工作状态：“大率业绩洗衣工者最多，杂碎馆者次之，厨工及西人家杂工又次之。其余商人，则皆以恃工以为生。商店大小亦有数百家，自成一所谓‘唐人埠者。”美国华人从事的最重要的职业为洗衣业，由于获利颇丰，这样卑贱的行业也让华人趋之若鹜。厨工业的华人从业者遍布全美，梁启超认为其“实最优之业也”。渔业、农业、采矿业、杂货业、通事业、制鞋业和卷烟业等是华人从事较多的行业，多涉及基础服务、日常生活，颇似于今日所谓之“第三产业”。华医在美国备受追捧，“现诸大市，殆无不有著名之华医二三焉”，华医“所用皆中国草药，以值百数十钱之药品，售价至一金至十金不等，而其门如市，应接不暇，咄咄怪事”。然而在美国的主流社会及政界，却依然难以见到华人身影。
在对美国华人从理论上展开的调查以及对他们工作生活的观察之余，梁启超还将关注点集中在华人与西人的某些生活细节层面，描绘出一幅截然不同的生活画面：
“西人每日只操作八点钟，每来复日则休息。中国商店每日晨七点开门，十一二点始歇，终日危坐店中，且来复日亦无休，而不能富于西人也。且其所操作之工，亦不能如西人之多。何也？凡人作事，最不可有倦气。终日终岁而操作焉，则必厌;厌则必倦，倦则万事堕落矣。故休息者，实人生之一要件也。
“华人一小小商店，动辄用数人乃至十数人。西人寻常商店，惟一二人耳。大约彼一人总做我三人之工。华人非不勤，实不敏也。
“西人行路，脚步无不急也，一望而知为满市皆有业之民也，若不胜其繁忙者然。中国人则雅步雍容，鸣琚佩玉，真乃可厌。”
这样一段比较视域的描述凸显了西人与华人的鲜明区别，尽管生活在美国，华人身上依然表现出生活以及性格上的“中国特色”。西人崇尚自由，长于自我放松与休息，对照的是中国人长年累月过于勤恳但实则缺乏效率;西人的步履匆匆，对照的是国人的悠闲懒散。这就是梁启超所见所及之处在美华人群体的真实写照。
旧金山是华人聚居最为集中的地区，梁启超在旧金山的考察中留下了比较完整的调查资料，他总结出了华人“不肯同化于外人（即国粹主义、独立自尊之特性、建国之元气也）;义气颇重;冒险耐苦;勤俭信”的几大优点，这大抵是飘摇在外的华人所一致具备的长处。然而其不足之处在于“无政治能力（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保守心太重;无高尚之目的”。[1] 华人的这些特点与个人经历、生活环境、经济能力、国际局势等因素密不可分，社会环境造就了应该成为这样的华人。
二、美国华人的国民性阴影
作为先进的维新思想先行者，梁启超十分重视对中国国民品格中的劣根性进行剖析和研究，在对近代国人生活、习性、爱好、特征等研究的基础上，梁启超发现国民劣根性是中国实现现代化转型的最大障碍，同时也是中国长期停滞不前的原因。他在《中国积弱溯源论》中写道：“以今日中国如此之人心风俗，即使日日购船炮，日日筑铁路，日日开矿务，日日习洋操，亦不过披绮绣于粪墙，镂龙虫于朽木，非直无成，丑又甚焉。” [2]
华人世界所呈现的混乱与滞后给梁启超带来了强烈冲击与反思，他将这种华人的性格阴影归结为中国人的国民性问题，在《论中国人之缺点》一章中对国人之四大缺点进行了批判式的描述：“一曰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二曰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三曰只能受专制不能享自由;四曰无高尚之目的。”梁启超认为，“无高尚之目的”是中国人根本之缺点，欧美人最重要的高尚目的在于好美心，也就是古希腊人所谓的真善美，其次的高尚目的是对于社会名誉的尊重，其三为严肃的宗教观念，“泰西精神的文明之发达，殆以此三者为根本，而吾中国皆最缺焉。”
长期生存在美国民主共和境遇下的华人群体在日常工作生活、社会行为等细微方面皆有不及西人之处，体现出华人背后隐藏的整体素质与国民性阴影。梁启超将平日在美所见的华人行为列举一二：
“集数百华人于一会场，必有四种声音：咳嗽声、哈欠声、喷嚏声和擦拭鼻涕声，而西人在演说剧场则安静聆听，虽有数千人却不闻一声;西人走路皆昂首挺胸，而中国则再三低俯，真自惭形秽;西人讲话音量适中，其发声之高下，皆应其度，而中国人则喜欢在室内高声喧哗。”
让梁启超更为忧心的是，中国内地广大民众的国民性未必优于华人。
“虽然，吾以平心论之，吾未见内地人之性质，有以优于旧金山人也。吾反见其文明程度，尚远出旧金山人下也。问全国中能以二三万人之市，容六家报馆者乎？无有也。以旧金山犹如此，内地更可知矣。且即使内地人果有以优于金山人，而其所优者亦不过百步之与五十步，其无当于享受自由之资格，则一而已。”
新大陆为期七个多月的考察为梁启超提供了更多近距离观察美国华人的机会，这些生活在西方民主共和制度下的华人身上所体现的国民性尚且如此，整个庞大的中华民族之劣根性可想而知，中西对比为更加真实全面深入的认识提供了有力参照。
三、反思与选择
对美国华人社会为期几个月的考察让梁启超近距离观察到了华人的真实生活，也目睹华人社会的各种黑暗与落后，这些身处民主共和环境中的华人身上所表现的国民性阴影更加凸显了中国国内普遍尚未接受西方文明的民众的国民性问题，这种现实使梁启超深受启发，过去所憧憬的在中国实行西方的民主共和政体也逐渐成为幻影，对中国的现实而言，必须首先在国民品格提升的基础上再来讨论民主和自由。
当代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和迅速扩张的城镇化速度为新时期中国人国民性的塑造与改观提供了积极的外部条件，在这样充满各种诱惑和挑战的时代，作为社会根本的人的品格更显重要，当代中国呼唤怎样的社会价值导向，当代中国人应该塑造怎样的形象，这都需要我们在一百多年前梁启超对域外华人国民性考察的基础上认真反思与探讨新的中国国民性的出路，将自身融于全球化发展的宏大比较视域中，真正实现本质上的社会的现代化以及个人发展的现代性。
参考文献：
[1]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M].长沙：岳麓书社，1985.
[2]梁启超.饮冰室合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9.
[3]王德峰.梁启超文选[M].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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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叶慧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