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时代下法律图书的编辑思路
【摘 要】 在人工智能化的时代趋势之下，法律图书编辑的工作思路和工作模式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文章从编辑的不同工作角度试图勾画法律图书编辑的未来工作方式转型，即基于大数据的“靶心式”策划模式，人工智能时代法律图书编辑的多元化模式，作者、编辑、读者互动式出版模式和移动互联时代的精准营销模式，以及提升编辑力。
【关 键 词】人工智能；大数据；“靶心式”策划；互动式出版；精准营销
【作者单位】黄琳佳，法律出版社。
【中图分类号】G23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18.09.016
威廉斯（Alan D.Williams）曾说，假如编辑拿起一部作品时丝毫没有期待的心情，或许他就不该继续待在这一行[1]。一项对300余名机器学习专家的调查预测，2024年机器将胜任语言翻译，2027年机器将胜任卡车驾驶，2031年机器将胜任零售工作，2049年机器能创作畅销小说，2053年机器能从事外科医生的工作[2]。而这一切，有可能比预测来得要早。大数据算法、区块链等新技术将对许多行业进行重构，延续千年的传统出版业也将迎来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变革时代。编辑如何在人工智能时代策划法律图书，如何调整编辑思路，这是迫切需要我们回答的一个核心命题。
人工智能概念正式提出距今已有60多年的历史，但真正进入大众视野始于2016年Alpha Go战胜李世石。如今，人工智能已经在视觉、语音、自然语言、大数据等应用领域迅速发展，如美国谷歌公司最近提出的人工智能计划——准备投放几千台自动驾驶汽车开展出租车商业运营业务。法律领域也有望在人工智能的支持下发生深刻、彻底的变革，还有法律专业人士提出了法律人工智能的十大趋势。
在法律智能化的时代趋势之下，法律图书编辑的工作思路和工作模式将发生极大的变化。本文试从以下五种模式勾画出法律图书编辑的未来工作日常。
一、基于大数据的“靶心式”策划模式
传统的法律图书策划模式是图书编辑联系潜在作者如大学教授或律所律师，了解他们的最新研究动态和案例实践，讨论书稿成形的可能性，确认书稿主题后，再根据法律相关类别图书的市场销售情况对书名和目录进行简单调整。图书销售主要依靠图书出版后在实体书店推广、网络书店网页的重点展示、作者举办签售会或讲座等各种类型的营销活动，且目标读者在图书上市之前是极不明确的。
最近五年，大数据应用越来越广泛，基于移动客户端的线上法律课程呈井喷之势。司法部在2017年9月发布了《司法部关于推进公共法律服务平台建设的意见》（下称《意见》），该《意见》拟定的公共法律服务平台建设的总目标为“认真贯彻党中央关于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决策部署，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实际需要，立足法律事务咨询、矛盾纠纷化解、困难群众维权、法律服务指引和提供的平台建设功能定位，统筹整合公共法律服务资源，坚持服务场所设施建设和服务质量效果提升并重，坚持线上与线下服务资源相结合，在县（市、区）和乡镇（街道）普遍建成公共法律服务实体平台，建成全国统一、互联互通、协同服务的电话热线和网络平台，推进公共法律服务资源科学布局、均衡配置和优化整合，到2018年底前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实现村（居）法律顾问全覆盖，到2020年总体形成覆盖城乡、功能完备、便捷高效的公共法律服务网络体系，实现公共法律服务的标准化、精准化、便捷化，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普惠性、公益性、可选择的公共法律服务。”
2017年底由司法部启动的“12348中国法网”运营项目即可视为官方迈出的第一步。2017年底前， “12348中国法网”运营指南指出：2018年6月底前，各地普遍建成公共法律服务网；2018年底前，建成覆盖全国的整体联动、省级统筹、一网办理的“互联网+公共法律服务”技术和服务体系，实现公共法律服务的标准化、精准化、便捷化、平台化、协同化，公共法律服务流程显著优化，形式更加多样，渠道更为顺畅，群众满意度显著上升。
在平台架构上，“12348中国法网”强调的是联动司法行政区划内各级部门的协同，服务于司法行政的客体公共法律服务的刚需。透过网站的构建，我们不难发现，“12348中国法网”寄望在云端搭建数据分析平台，运用云计算、大数据技术进行挖掘分析，发现和洞察法律服务热点问题、热点区域和发展趋势，自动生成公共法律服务数据分析报告，为全国公共法律服务有效开展提供数据支撑的初心中，仍有可塑的商业模式存在。2018年全国两会首场部长通道开启，原司法部部长张军再次重申，要将正在建设的“12348中国法网”打造成中国的“法律淘宝”，这让法律界人士嗅出了该规划未来的商业气息。与此同时，民间资本急速涌入法律电商的这几年，资本撬动下的法律电商也呈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
目前，国内主要的法律电商包括智元法律、无讼科技文化、智合新媒体和icourt法秀等。以智元法律为例。自2017年9月上线的短短半年内，其已经开通15门课程，购买课程的会员超过5000人。2018年，智元法律计划每周开一门新课，每天都有新会员加入（完成线上购买行为即可成为新会员）。法律图书编辑可基于购买課程会员信息建立的庞大数据库，直接为会员定制法律图书产品，如最受欢迎的线上法律课程的纸质图书化，或基于VIP会员购买意向而进行的内容整合出版。目前，智元法律又发掘了更多会员服务方式，如一月包用户、二月包用户、三月包用户、半年包用户、全年包用户等，购买课程的会员呈几何级数增长。这些有具体数据信息的会员就是法律图书编辑需要服务的潜在目标读者，编辑可以有的放矢地出版读者急需或期望的法律图书产品，实现传统出版未能实现的读者可视化终极目标。
综上，无论是官方的“12348中国法网”上线运营，还是民间资本投资的法律电商，都正在上演一轮又一轮的法律资源抢夺战，法律图书出版虽然仍是业内传统盈利方式，但却并非盈利模式中的高阶业态。因为随着法律界对大数据的广泛利用，无论是官方平台还是民间企业，在法律电商化的今天，商业逐利的本质使得其“靶心”天然转向数据的利用和转化率。因此，法律图书编辑也应该对自己的定位和业务方向做出适度的调整，从传统的策划编辑转向兼具大数据阅读能力和熟悉细分领域业务的产品经理或全媒体编辑。
二、人工智能时代法律图书编辑的多元化模式
新时代图书出版对编辑的要求应该是更高、更快、更强，编辑必须身兼数职，图书出版模式也必须呈现多元化。尤其是法律图书领域，这是一个和建筑、医学类似的细分图书领域，传统法律图书编辑主要从法学学科、法学院或政法类大学，以及社会实践角度策划选题。人工智能对法律图书出版的巨大改变来自大数据和区块链。除上文提到的基于大数据的“靶心式”策划定制产品外，还有针对集团用户的数据库线上产品，即完全数字化的数据库产品，定向销售给大学法学院图书馆、政府机构、大型律所等。法律出版社2016年成立了数字出版部，申请了国家扶持基金，和深圳市相关机构共同研发法律数据库产品。除纸质图书、法律数据库外，2008年诞生的区块链也在近两年进入大众视野，目前大家主要探讨区块链对金融行业的重构，而备受追捧的区块链能够重新定义出版业吗？法律图书出版会产生怎样的变局？所有参与图书出版或者内容交易的出版人和读者产生的一切互动，都会成为这个系统里的“交易”，在生产内容的过程中，每个环节都可能会被记录、追踪。区块链最重要的价值就在于终端连接、去除中间环节和保障隐私，让法律图书生产者和积极参与或者购买法律图书以及传播相关内容的读者都能获得收益，每个人所获得的报酬，都是基于区块链产生的。关于区块链的种种假设都是未来可期的。
三、作者、编辑、读者互动式出版模式
传统出版模式下的图书编辑加工方法是编辑和作者之间的沟通和合作，读者只有在图书上市之后才能提出自己的意见和想法。具体到图书会卖给谁，谁需要什么内容，多年来编辑可以说是在“盲人摸象”。但现在情况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图书的终端读者、作者和编辑正在相互连接，围绕图书的三方“当事人”能够通过一个个网络社群迅速分享来自法律圈和出版界的资讯，并通过自我复制形成一个强大的兴趣团体。
以一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研究生读者为例，其通过法律出版社官方微博与营销编辑的互动，关注了法律出版社的官方微信公号，再通过法律出版社编辑的分享，关注了法律出版社的作者（如清华大学法学院的何海波教授）和法律出版社的经销商（如成都天平法律书店）。接下来，该研究生通过微信朋友圈还关注到负责何海波教授某本图书的北京大学出版社编辑……在这一来二去的交往中，作者、传统销售终端以及不同出版社的编辑都在读者的眼皮底下展露无遗，这在以前是完全无法想象或者说是出版社编辑梦寐以求的事情。
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编辑在书稿编辑加工阶段，就可利用iPad或手机微信建立作者、编辑和读者的交流互动社群，甚至可以实现三方在线拟定和修改书稿内容。美国某些教材出版社已经开始实践这种图书编辑模式，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我国法律图书编辑也可以在专业图书领域实现這一梦想。
四、移动互联时代的精准营销模式
编辑的特质是无法被取代的，例如个人的品位、辨别能力、情绪反应、做事的条理、决断力、投入的热情，以及对作者和读者的关爱。在这些层面上，没有任何人或物可以取代编辑的地位，智能机器人也不能。法律出版社的微信订阅号覆盖了14万—15万法律圈的专业人士，是国内法律职业共同体最大的交流平台，位列国内出版社微信阅读量前十名。
移动互联时代，精准营销变为可能。如2018年1月26日法律出版社公号第一条微信《“办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相关法律规范专题学习包》发出后，公号后台就收到5000多条读者反馈，希望收到更全的文字版本（微信版本对字数有严格限制）或者相关问题解答。这些读者基本涵盖国内涉及黑社会相关法律实务的律师或者其他专业人士，编辑完全可以根据这些信息进行相关图书产品的策划和开发，或者发掘相关图书的作者。
五、提升编辑力
编辑力是指编辑在从事具体工作过程中体现出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在实际工作中，编辑力具体表现为选题策划、组稿和书稿加工等方面的能力。一般来说，编辑力越强，编辑工作就越精到、越出彩。对出版社而言，提升编辑力不仅限于编辑个人的能力提升，还包括整个编辑队伍的建设，从而构成一个出版社的核心竞争力和立足之本。
近几年图书出版种类呈井喷式爆发，图书品种泛滥，导致图书的思想内容、学术精神被稀释，重复出版加剧，精品意识减弱，法律图书也如此。然而，从相对的角度看，这些年出版的图书总体质量比10年前、20年前出版的图书要好得多，但整体出版形势仍不令人满意。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不少。一方面，从编辑的角度来看，有的编辑缺少方向和追求，内心浮躁，把编辑图书理解为完成任务，对自己编辑出版的图书缺少文化价值认同，更缺乏感情投入；有的编辑受社会大环境和工作小气候的影响，没有养成注重图书文化、学术价值的自觉意识，片面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除此之外，由于过度追求图书的经济效益，出版业长期积淀下来的注重学风学养的优良传统被淡化，编辑不重视自身综合能力的提升，过分依赖作者、过度依靠合作，满足于完成日常工作。另一方面，在这个只看10W+的时代，读者已经习惯碎片化阅读模式，图书出版的速度加快，跟风热点图书的诱惑、经济考核指标的压力等，都使编辑放宽了书稿质量的尺度。如何增强编辑的职业敏感性，以及对产品细分领域的鉴别能力，在时代发展洪流中对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进行梳理并做出爆款，仍需要我们进行深度思考。
最后，借用诚品书店创始人吴清友先生和读库主编张立宪的话结尾：一是作为出版人，我们亏欠读者太多，应出而未出的好书太多，应出好而没有做好的好书太多；二是在现在这个时代，中国和世界其他民族在智识上的落差，是缩小了，还是拉大了？我们编辑人应对此时时自省，砥砺前行。
|参考文献|
[1][美]格罗斯. 编辑人的世界[M]. 齐若兰，译. 中国工人出版社，2006.
[2]邢海洋. AI下的职业恐慌[J]. 三联生活周刊，2017（32）.
【关 键 词】人工智能；大数据；“靶心式”策划；互动式出版；精准营销
【作者单位】黄琳佳，法律出版社。
【中图分类号】G23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18.09.016
威廉斯（Alan D.Williams）曾说，假如编辑拿起一部作品时丝毫没有期待的心情，或许他就不该继续待在这一行[1]。一项对300余名机器学习专家的调查预测，2024年机器将胜任语言翻译，2027年机器将胜任卡车驾驶，2031年机器将胜任零售工作，2049年机器能创作畅销小说，2053年机器能从事外科医生的工作[2]。而这一切，有可能比预测来得要早。大数据算法、区块链等新技术将对许多行业进行重构，延续千年的传统出版业也将迎来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变革时代。编辑如何在人工智能时代策划法律图书，如何调整编辑思路，这是迫切需要我们回答的一个核心命题。
人工智能概念正式提出距今已有60多年的历史，但真正进入大众视野始于2016年Alpha Go战胜李世石。如今，人工智能已经在视觉、语音、自然语言、大数据等应用领域迅速发展，如美国谷歌公司最近提出的人工智能计划——准备投放几千台自动驾驶汽车开展出租车商业运营业务。法律领域也有望在人工智能的支持下发生深刻、彻底的变革，还有法律专业人士提出了法律人工智能的十大趋势。
在法律智能化的时代趋势之下，法律图书编辑的工作思路和工作模式将发生极大的变化。本文试从以下五种模式勾画出法律图书编辑的未来工作日常。
一、基于大数据的“靶心式”策划模式
传统的法律图书策划模式是图书编辑联系潜在作者如大学教授或律所律师，了解他们的最新研究动态和案例实践，讨论书稿成形的可能性，确认书稿主题后，再根据法律相关类别图书的市场销售情况对书名和目录进行简单调整。图书销售主要依靠图书出版后在实体书店推广、网络书店网页的重点展示、作者举办签售会或讲座等各种类型的营销活动，且目标读者在图书上市之前是极不明确的。
最近五年，大数据应用越来越广泛，基于移动客户端的线上法律课程呈井喷之势。司法部在2017年9月发布了《司法部关于推进公共法律服务平台建设的意见》（下称《意见》），该《意见》拟定的公共法律服务平台建设的总目标为“认真贯彻党中央关于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决策部署，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实际需要，立足法律事务咨询、矛盾纠纷化解、困难群众维权、法律服务指引和提供的平台建设功能定位，统筹整合公共法律服务资源，坚持服务场所设施建设和服务质量效果提升并重，坚持线上与线下服务资源相结合，在县（市、区）和乡镇（街道）普遍建成公共法律服务实体平台，建成全国统一、互联互通、协同服务的电话热线和网络平台，推进公共法律服务资源科学布局、均衡配置和优化整合，到2018年底前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实现村（居）法律顾问全覆盖，到2020年总体形成覆盖城乡、功能完备、便捷高效的公共法律服务网络体系，实现公共法律服务的标准化、精准化、便捷化，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普惠性、公益性、可选择的公共法律服务。”
2017年底由司法部启动的“12348中国法网”运营项目即可视为官方迈出的第一步。2017年底前， “12348中国法网”运营指南指出：2018年6月底前，各地普遍建成公共法律服务网；2018年底前，建成覆盖全国的整体联动、省级统筹、一网办理的“互联网+公共法律服务”技术和服务体系，实现公共法律服务的标准化、精准化、便捷化、平台化、协同化，公共法律服务流程显著优化，形式更加多样，渠道更为顺畅，群众满意度显著上升。
在平台架构上，“12348中国法网”强调的是联动司法行政区划内各级部门的协同，服务于司法行政的客体公共法律服务的刚需。透过网站的构建，我们不难发现，“12348中国法网”寄望在云端搭建数据分析平台，运用云计算、大数据技术进行挖掘分析，发现和洞察法律服务热点问题、热点区域和发展趋势，自动生成公共法律服务数据分析报告，为全国公共法律服务有效开展提供数据支撑的初心中，仍有可塑的商业模式存在。2018年全国两会首场部长通道开启，原司法部部长张军再次重申，要将正在建设的“12348中国法网”打造成中国的“法律淘宝”，这让法律界人士嗅出了该规划未来的商业气息。与此同时，民间资本急速涌入法律电商的这几年，资本撬动下的法律电商也呈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
目前，国内主要的法律电商包括智元法律、无讼科技文化、智合新媒体和icourt法秀等。以智元法律为例。自2017年9月上线的短短半年内，其已经开通15门课程，购买课程的会员超过5000人。2018年，智元法律计划每周开一门新课，每天都有新会员加入（完成线上购买行为即可成为新会员）。法律图书编辑可基于购买課程会员信息建立的庞大数据库，直接为会员定制法律图书产品，如最受欢迎的线上法律课程的纸质图书化，或基于VIP会员购买意向而进行的内容整合出版。目前，智元法律又发掘了更多会员服务方式，如一月包用户、二月包用户、三月包用户、半年包用户、全年包用户等，购买课程的会员呈几何级数增长。这些有具体数据信息的会员就是法律图书编辑需要服务的潜在目标读者，编辑可以有的放矢地出版读者急需或期望的法律图书产品，实现传统出版未能实现的读者可视化终极目标。
综上，无论是官方的“12348中国法网”上线运营，还是民间资本投资的法律电商，都正在上演一轮又一轮的法律资源抢夺战，法律图书出版虽然仍是业内传统盈利方式，但却并非盈利模式中的高阶业态。因为随着法律界对大数据的广泛利用，无论是官方平台还是民间企业，在法律电商化的今天，商业逐利的本质使得其“靶心”天然转向数据的利用和转化率。因此，法律图书编辑也应该对自己的定位和业务方向做出适度的调整，从传统的策划编辑转向兼具大数据阅读能力和熟悉细分领域业务的产品经理或全媒体编辑。
二、人工智能时代法律图书编辑的多元化模式
新时代图书出版对编辑的要求应该是更高、更快、更强，编辑必须身兼数职，图书出版模式也必须呈现多元化。尤其是法律图书领域，这是一个和建筑、医学类似的细分图书领域，传统法律图书编辑主要从法学学科、法学院或政法类大学，以及社会实践角度策划选题。人工智能对法律图书出版的巨大改变来自大数据和区块链。除上文提到的基于大数据的“靶心式”策划定制产品外，还有针对集团用户的数据库线上产品，即完全数字化的数据库产品，定向销售给大学法学院图书馆、政府机构、大型律所等。法律出版社2016年成立了数字出版部，申请了国家扶持基金，和深圳市相关机构共同研发法律数据库产品。除纸质图书、法律数据库外，2008年诞生的区块链也在近两年进入大众视野，目前大家主要探讨区块链对金融行业的重构，而备受追捧的区块链能够重新定义出版业吗？法律图书出版会产生怎样的变局？所有参与图书出版或者内容交易的出版人和读者产生的一切互动，都会成为这个系统里的“交易”，在生产内容的过程中，每个环节都可能会被记录、追踪。区块链最重要的价值就在于终端连接、去除中间环节和保障隐私，让法律图书生产者和积极参与或者购买法律图书以及传播相关内容的读者都能获得收益，每个人所获得的报酬，都是基于区块链产生的。关于区块链的种种假设都是未来可期的。
三、作者、编辑、读者互动式出版模式
传统出版模式下的图书编辑加工方法是编辑和作者之间的沟通和合作，读者只有在图书上市之后才能提出自己的意见和想法。具体到图书会卖给谁，谁需要什么内容，多年来编辑可以说是在“盲人摸象”。但现在情况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图书的终端读者、作者和编辑正在相互连接，围绕图书的三方“当事人”能够通过一个个网络社群迅速分享来自法律圈和出版界的资讯，并通过自我复制形成一个强大的兴趣团体。
以一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研究生读者为例，其通过法律出版社官方微博与营销编辑的互动，关注了法律出版社的官方微信公号，再通过法律出版社编辑的分享，关注了法律出版社的作者（如清华大学法学院的何海波教授）和法律出版社的经销商（如成都天平法律书店）。接下来，该研究生通过微信朋友圈还关注到负责何海波教授某本图书的北京大学出版社编辑……在这一来二去的交往中，作者、传统销售终端以及不同出版社的编辑都在读者的眼皮底下展露无遗，这在以前是完全无法想象或者说是出版社编辑梦寐以求的事情。
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编辑在书稿编辑加工阶段，就可利用iPad或手机微信建立作者、编辑和读者的交流互动社群，甚至可以实现三方在线拟定和修改书稿内容。美国某些教材出版社已经开始实践这种图书编辑模式，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我国法律图书编辑也可以在专业图书领域实现這一梦想。
四、移动互联时代的精准营销模式
编辑的特质是无法被取代的，例如个人的品位、辨别能力、情绪反应、做事的条理、决断力、投入的热情，以及对作者和读者的关爱。在这些层面上，没有任何人或物可以取代编辑的地位，智能机器人也不能。法律出版社的微信订阅号覆盖了14万—15万法律圈的专业人士，是国内法律职业共同体最大的交流平台，位列国内出版社微信阅读量前十名。
移动互联时代，精准营销变为可能。如2018年1月26日法律出版社公号第一条微信《“办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相关法律规范专题学习包》发出后，公号后台就收到5000多条读者反馈，希望收到更全的文字版本（微信版本对字数有严格限制）或者相关问题解答。这些读者基本涵盖国内涉及黑社会相关法律实务的律师或者其他专业人士，编辑完全可以根据这些信息进行相关图书产品的策划和开发，或者发掘相关图书的作者。
五、提升编辑力
编辑力是指编辑在从事具体工作过程中体现出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在实际工作中，编辑力具体表现为选题策划、组稿和书稿加工等方面的能力。一般来说，编辑力越强，编辑工作就越精到、越出彩。对出版社而言，提升编辑力不仅限于编辑个人的能力提升，还包括整个编辑队伍的建设，从而构成一个出版社的核心竞争力和立足之本。
近几年图书出版种类呈井喷式爆发，图书品种泛滥，导致图书的思想内容、学术精神被稀释，重复出版加剧，精品意识减弱，法律图书也如此。然而，从相对的角度看，这些年出版的图书总体质量比10年前、20年前出版的图书要好得多，但整体出版形势仍不令人满意。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不少。一方面，从编辑的角度来看，有的编辑缺少方向和追求，内心浮躁，把编辑图书理解为完成任务，对自己编辑出版的图书缺少文化价值认同，更缺乏感情投入；有的编辑受社会大环境和工作小气候的影响，没有养成注重图书文化、学术价值的自觉意识，片面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除此之外，由于过度追求图书的经济效益，出版业长期积淀下来的注重学风学养的优良传统被淡化，编辑不重视自身综合能力的提升，过分依赖作者、过度依靠合作，满足于完成日常工作。另一方面，在这个只看10W+的时代，读者已经习惯碎片化阅读模式，图书出版的速度加快，跟风热点图书的诱惑、经济考核指标的压力等，都使编辑放宽了书稿质量的尺度。如何增强编辑的职业敏感性，以及对产品细分领域的鉴别能力，在时代发展洪流中对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进行梳理并做出爆款，仍需要我们进行深度思考。
最后，借用诚品书店创始人吴清友先生和读库主编张立宪的话结尾：一是作为出版人，我们亏欠读者太多，应出而未出的好书太多，应出好而没有做好的好书太多；二是在现在这个时代，中国和世界其他民族在智识上的落差，是缩小了，还是拉大了？我们编辑人应对此时时自省，砥砺前行。
|参考文献|
[1][美]格罗斯. 编辑人的世界[M]. 齐若兰，译. 中国工人出版社，2006.
[2]邢海洋. AI下的职业恐慌[J]. 三联生活周刊，2017（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