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一萍的湘女情缘
李 嵱
2006年，随着一部报告文学《八千湘女上天山》的出版，八千湘女的故事第一次以集体的面貌真实地出现在世人面前。对八千湘女来说，这部书是一座纪念碑。一位读过此书的读者评论：这本书释放了一种悲声，但它不是消极的，而是有力量的东西。
这部书的作者就是户一萍。
一次偶然的约稿，让新疆军区政治部创作室青年作家卢一萍踏上了寻访湘女的旅途。
5年的时间，卢一萍行程数万公里，采访了100多位上世纪50年代参军进疆的湖南女兵——她们是新疆的第一代女医生，女教师，女拖拉机手……这些散落在新疆各个建设兵团的湖南女兵，被称为“荒原上的第一代母亲”。
7月11日，当记者在乌鲁木齐见到卢一萍的时候，并没有听到他滔滔不绝的言谈，他只是带着我们穿越人民广场周边的条条街道，试图用这种方式让我们接近这座充满故事的城市。
走入高原的内心
卢一萍一直在行走，这几乎成了他的生命常态。
1 990年，卢一萍当兵来到新疆。三年后，他考入解放军艺术学校文学系。但是，当人们问起他对新疆的印象时，他却突然发现，自己所掌握的关于新疆的那些知识，根本无法构建一个自己意识中的新疆。他决定毕业后重新回到新疆。对于行的渴望，也就始于那时。
从北京毕业回到新疆的卢一萍，用了1 0年时间在西部漫游。有3年时间，他是在帕米尔高原的边防哨所度过的。高原生活让他爱上了新疆雄阔的山水，也让他习惯于沉默，习惯于倾听内心的声音。
调到专业文艺创作单位以后，卢一萍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在西部游历——他曾环西北边境采访，先后在阿里采风三个多月，走遍了新疆的每一个角落。这些旅行，让卢一萍走入这片辽阔土地的内心，使他真正认识了新疆。他在行走中记录的文字为他赢得了不少荣誉：解放军文艺奖，中国报告文学大奖，国家“五个一工程奖”……
不过，真正让卢一萍认识新疆的一次旅行，却是从2000年3月寻找湘女开始的。
在卢一萍采写湘女之前，对于这些共和国历史上首批大规模进疆的年轻女性，人们听到的大多是关于她们的传说。在卢一萍搜集到的1 2本厚厚的师，团史志中，除了《农十师志》的《1 951年、1 952年参军进疆湖南女兵表》中列有70名女兵的姓名、八疆时年龄、籍贯和参军时间外，其余的史志大多只有年份和数字的记录。除了部分湘女的亲人，很少有人知道她们去了哪里，飞逝的时光早已将她们的踪迹完全抹去。
也就是從那时起，卢一萍走进了湘女们平凡而伟大的人生，走进那段特殊的历史，触摸到历史留在那时的痕迹。同样的英雄主义。同样的理想情怀。让他对湘女们的命运充满同情。
2000年初，湖南文艺出版社的编辑、现《芙蓉》杂志主编颜家文找到卢一萍，让他创作一部以“八千湘女上天山”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当时的湖南省委宣传部也想以这个选题冲击五个一工程奖。一直渴望了解生产建设兵团的卢一萍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
寻找散落的湘女
2000年3月，卢一萍开始了采访。他原以为半年就可以完成，但新疆实在太大了，当年的湘女们都已退休，流散各地，很难寻访。卢一萍又想尽量走到最底层，去寻找那些普通的，在艰难困境中生存的对象，使采访难度增加了许多。他先是环塔克拉玛干沙漠采访完南疆，再沿准噶尔盆地周边采访完北疆，不觉五个月过去了，粗略一算，他已走了近两万公里的路程。接着，他又利用各种机缘，寻访了居住在乌鲁木齐和内地的女兵。
湘女黄群英1951年从长沙参军，次年就因为车祸致残而与其他湖南女兵失去了联系。卢一萍为了寻访黄群英，几乎找遍了库尔勒的大街小巷。
为了找到湘女姚琼华声一萍曾给很多女兵留信。姚琼华被卢一萍的诚心所感动，专程从塔里木盆地赶到乌鲁木齐，向他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有一位湘女一当兵就到了和田，然后一直生活在那里。卢一萍从喀什赶过去时，她刚好到外地去治病。返回的路上，他听说这位湘女回到了和田，急忙又往和田赶，来来回回走了4000多公里的路。但让人遗憾的是，卢一萍找到这位湘女时，因为无法面对人生的不幸和伤痛，她拒绝了采访。
最让声一萍痛心不已的是，当他找到一些湘女的线索后，赶了上千里路，但见到的却是荒草掩埋的坟茔。
“采访结束后，我基本虚脱了。当看到照片中那一个个朝气蓬勃的小姑娘，满怀理想到这个地方来，经历那么多事情，再跟她老年的病痛之躯一对比，你会产生一种虚幻感。”卢一萍如此感叹道。
在第三本采访笔记的末尾，卢一萍这样写道：“越往后采访，我的内心越觉得难以承受。因为我每采访一个人，面对的都是她们的一生，她们的命运就那样一一呈现在我的面前。”
为了采写到真实的内容，卢一萍寻找湘女的行动大多都是以个人身份进行的，虽然带藿有关部门的“介绍信”，但他很少使用。他也慢慢学会当一个热心的倾听者，一个安静的晚辈，好让湘女们把她们埋藏心里多年的往事告诉他。
卢一萍一直记得在伊犁的湖南老兵唱的那首歌：“乌孙山啊，金色的摇床，英雄喜爱自己生长的地方，假如叫我在异乡做一个国王，我情愿在故乡当一名靴匠……”老兵们唱得老泪纵横，卢一萍听得泪流满面。卢一萍的初衷是希望通过这次采访为自己的小说创作积累素材，但随着采访的深入，他发现报告文学的真实性品质是一种独特的力量，“八千湘女上天山”这一题材需要这种真实性的品质才能揭示。“我只是一个收集者，记录者。”因为这件事的本身就很有力量，足以震撼人心。
《八千湘女女上天山》
书稿写到第三稿的时候，卢一萍删掉了自己所有的观点和议论，而保持了湘女的语言特点，用每个湘女的口述片段，梳理成了一个31万字的文本。最后定下这个“口述实录”的文本时，已是5年之后，这便是报告文学《八干湘女上天山》。卢一萍说，还从来没有一部作品让他写得如此慎重和艰难。
《八干湘女上天山》所报告的湘女的命运其实是八干湘女命运的缩影，是一部进疆湘女的集体回忆录，一份由她们口述的文献，一份历史的证词，是对已被尘封史实的首次全方位揭示，是对被抹杀了的大众记忆的竭力恢复。这样一个文本，显然背离了湖南省委宣传部的初衷。
但在卢一萍看来，完成这本书的写作，使他觉得历史不再是模糊的一团，他也真正理解了自己父辈那一代人。
卢一萍告诉记者，大部分湘女乡音未改，她们所经历的一切，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文字所能表达的不及一二。在书中，他用大量的文字记述了湘女们的苦难与挣扎。
正如湘女姚琼华所说：“是的，我只是历史漩涡中的一滴水，是苦难搅拌机中的一粒沙，无论幸与不幸，都不是自己
能把握的。自己能做到的，就是尽生命的全部能量，去承受苦难。当苦难结束，自己仍然活着，这就意味着苦难已被战胜。”
多年来，人们听到最多的说法是，这些年轻的女兵满怀着崇高的理想，来到遥远得连梦也没有梦到过的新疆，主要就是为了解决驻疆部队官兵的婚姻问题。可声一萍在任何史志中都找不到这样的话。
卢一萍记录下了12位女兵口述的婚姻史。“这里是一个让爱情走开的地方”，“男40，女18，跑到新疆找‘爸爸”，“我从此再也不能爱了”，“她结婚当天就疯了”，“我结婚时就抱定了要离婚的想法”……
“湖南女兵主要解决的是营以上干部的婚姻问题。”卢一萍说。在一份当年兵团六师16团政治处《1951年上半年妇女工作总结》中，他曾看到了这样的话，说女兵们“普遍怕与年纪大的干部结婚，怕不顺个人意见，由组织上决定，不按婚姻法办事”。
这种带有强制分配色彩的婚姻形式，绝大多数女兵一开始都做过抗争。但在那个特殊年代和特殊的政治环境中，个体的力量是微弱的，绝大多数人的抗争是注定成功不了的。在卢一萍采访的女兵中，对自己人生完全持怀疑和否定态度的比较少，她们肯定自己选择到新疆带有革命浪漫主义的色彩，肯定自己在新疆的拼搏和对命运所做的尽可能的抗争，但很多人否认自己一生得到过爱情。
但是，湘女们对历史的特定要求和使命表示了尊重和理解，對时代所错待的个体命运给予了深厚的同情和宽容。就像有的湘女所说的，虽然很多人与自己的另一半没有真正的爱情，但是她们仍然怀念他们，也感谢他们与自己共度苦难的时光。一位湘女说：“我们是苦难中的搀扶者——苦难中的相互搀扶——哪怕仅仅是心灵上的，对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说，也显得尤其珍贵。”
一位白发苍苍的女兵对卢一萍说，“我们最害怕的就是面临婚姻问题。但我们的牺牲是值得的，我们以小我的牺牲换来了一个新的新疆。”
继续为荒原立传
在《千八千湘女上天山》后记里，卢一萍说：“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检验历史的标尺。很多东西我们虽然无法挽回它，但至少可以记住它，至少可以使我们不再去重复那些应该检讨的行为。文明和进步，正是由此而来。惟有如此，那些作出牺牲的人才不至于白白地作出牺牲惟有如此，才不至于有新的牺牲发生。这是我写下这部报告文学的初衷。”
《八千湘女上天山》出版的同一年，新疆有一块大石头被运到湖南长沙，矗立在当年湘女们当兵出发的路口。对湘女们来说，卢一萍的书是另一座纪念碑。一位读过此书的读者评论：这本书释放了一种悲声，但它不是消极的，而是有力量的东西。
正是因为这部报告文学，使卢一萍与众多湘女结下了深厚的情缘。在很多湘籍女兵的心里，卢一萍是值得信任的人。他千里迢迢走到她们面前，来倾听她们的尘封往事。他采集的那些被遗忘的记忆，成为一个时代的珍贵纪念。卢一萍告诉记者，如果听到她们生活的很好，他的内心就特别高兴，而他最割舍不下的是自己采访过的生活得十分艰辛的湘女。随着湘女们年龄不断增大，卢一萍接到她们去世的不幸消息也越来越多。“现在好多湘女都去世了，我这几年老是参加她们的葬礼。”
卢一萍目前的写作计划，是创作一部关于湖南女兵的长篇小说——《荒原传》。不过，让卢一萍担心的是，当这些发生在荒原的传奇故事以小说的形式出现，真实感就不存在了，读者还会相信他吗?
“我们身处的世界和我们的内心值得我们永远满怀激情地去探索，这是文学一直还有魅力的原因，也是它会一直存在下去的原因。”显然，在真实与虚幻之间，卢一萍也力图探索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