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工匠入仕状况研究
陈佳艳 杜游
摘 要:由于身份限制,工匠群体长期处于社会底层,且缺乏上升的途径,但明朝晚期工匠入仕的范围和规模皆远超历代。相应地,他们受到的阻碍也越来越多。传统文官集团的反对,使得工匠入仕的步伐有所放缓。但随着班匠银制度的实行、经济结构变化与社会转型,工匠的人身自由和经济状况大为改善。他们入仕的意愿和热情也有所降低,开始由依附朝廷向适应社会需求转变。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也完成了对自我身份和自我价值的反思与重构。
关键词:晚明;工匠;入仕
在历史上,工匠长期处于奴隶和半奴隶的状态,受到严格管束。但明代出现了大规模工匠入仕的情况,他们不经历科举考试,而是凭借一技之长获得拔擢,这是值得瞩目的现象。不少专业匠师因参与重大工程而被提拔为官。前期出现了陆贤、陆祥、蒯祥等高级匠官;而后期官位高的匠官较少,尤其是徐杲之后的工匠几乎未有再升至京卿之列者。据初步统计,明朝前期的成化年间,升授匠官次数最多,23年共有24次,人数有五百二十余名。其次是弘治时期,18年有11次,人数约二百四十名,[1]而明后期鲜少有这样的记载。成化年间内府匠官共1260名,但隆庆元年内府匠官共1160名,有所减少;直至天启六年一次升授965人后才得以增加,不过崇祯一上台便对这些匠官进行减裁。整体而言,明后期入仕的步伐放缓。明中叶后期,对工匠入仕的反对之声愈加浩大,传统官员纷纷上书反对工匠入仕与晋升。同时经济结构变化、社会转型等也影响着工匠入仕。班匠银制度的实施,使匠人有了更多的人身自由;民营手工业的发展,社会风气观念的转变等都给了工匠更多的机会,使他们实现身份的转变。
1 传统官员反对
在传统封建意识形态影响下,明代一些传统士大夫对工匠群体创造的辉煌成果视而不见,认为其技术发明是“奇技淫巧”。这些官员队伍庞大、地位显赫,是朝廷的中坚力量,他们蔑视工匠的社会价值,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工匠的仕途发展。
成化年间便有士大夫批判升授工匠为官,认为是“浪费钱粮,混乱名器”。弘治初年亦有人进言“工匠末技已有以微劳进者,诚不可示后世。”[2]明后期,由于统治者大量擢拔工匠入仕,上书反对擢拔的官员也越来越多。嘉靖四年,因修理清宁宫而一次升授五百十匠人,给事中黄臣等进谏以为不可。嘉靖五年,工匠赵奎等人的升官也受到兵部侍郎胡世宁的反对。胡世宁认为这是工匠的职责,不能获得嘉奖,“今官赏既滥,则俸入不得不增,恐有限之供输不能给无涯之用度,陛下为祖宗保天下,为天地养生民,不宜有此。”[3]他认为当时人口增加,仕宦人数增多,朝廷在官员俸禄方面开支太大,不宜再过多升授嘉奖。随着越来越多的反对,嘉靖帝也前后三次下达诏令削减匠官的俸禄。嘉靖十年,规定“匠官升级,悉照见行例支与半俸,奏扰者治罪。”嘉靖二十三年又强调:“匠官加俸后又升级者,止照今品级支半俸,其节次所加之俸,不许重支。”[4]
反对的情况还不止于此,例如明代进士张瀚,他官至工部尚书、吏部尚书,较有话语权和代表性。其先祖也有工匠背景,他在书中提及也不以为耻,但他仍是不太喜欢工匠的,“四方重吴服,而吴益工于服;四方贵吴器,而吴益工于器。”[5]他批评了三吴地区的匠人制造了大量奢华精美的服饰器物,使江南地区勤俭困难。
2 官位品级降低
除了传统文官集团对工匠群体入仕的反对,还有朝廷官员对工匠个体通过技术入仕并逐步官居高位也表示不满。那些凭科举入仕的官员们心中不平,觉得自己寒窗苦读数载,不及工匠以手艺“伎俩”得圣眷升授官位来得快。徐杲官至工部尚书,且荫及子孙,达到了很多普通官员一生都无法企及的高度,引来外人的诸多不满。嘉靖年间,旁人对其便是颇有微词,只是碍于明世宗对其的喜爱而不敢谏言,“徐杲以木匠至工部尚书,当时在世诸公亦有知其非者,以世宗眷之不敢谏。”[6]即使徐杲一生完成众多重大工程,做出杰出贡献,且平日为人处世一直很低调,还是得不到官僚们的认可和尊重。当时从工匠中选拔官员也只是看其是否有娴熟的技能、高超的技术再加上统治者的喜好。他们的选拔并没有形成相关制度体系,没有制度的保障,一切都显得很脆弱。因此,嘉靖帝一死,士大夫便纷纷上书弹劾徐杲“滥名器,坏政体”。隆庆元年,明穆宗下令革除徐杲官职。徐杲被罢免后,一些士大夫还指控其偷盗官银。自此之后便几乎没有工匠能出任较高的官职了。如之后的知名工师冯巧,修建明宫廷陵寝,做出巨大贡献。虽得一片赞赏,却无任何赏赐,更遑论入仕升官了。
由此可见,一些官员的不满对高级工匠的仕途发展产生了巨大阻碍,使得在明晚期,徐杲之后的匠官官位品级大大降低。徐杲的罢黜,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工匠的积极性,使工匠入仕意愿降低。
3 入仕意愿降低
嘉靖四十一年,将匠籍服役的制度改为纳银代役,这也意味着匠籍制度名存实亡。工匠的自由度更高,也就不再依附于官营手工业,而是更多地投入到民营手工业中。他们将大量的精巧技术注入民间市场,留下了如明式家具这样璀璨的艺术品。当时民间經济活跃,奢靡之风盛行,海外贸易的发展使商队带回了大量高级家具用材。工匠用这些红木创造的家具更加昂贵。[7,8]同时,当时的民众也比较注重养生,李渔就是一个代表。家具的紫檀红木材质、榫卯结构都具有一定功效,促进人们消费。[9]人们对于精益物品的追求,给工匠创造财富提供了机会。晚明江南地区的工匠较为富裕,官府雇佣他们劳动所给的报酬也较高。万历年间填漆匠人在官府做工是一十两八钱,而“学道书院门子一名银二两;和靖书院门子一名银二两;二尚书祠庙户一名银二两;王阁老看坟户一名银二两;胥门逓运所防夫十名裁革共减银六十两;税课司巡拦十一名裁革共减银三十三两。”[10]可见,此时填漆匠的工资相较书院门子、尚书祠庙户等还是较高的。同时,匠人也出现向商人转变的趋势,他们累积了大量财富,如万历年间的程君房、方于鲁等墨匠,声名远扬,获利颇多。他们两家也并非亲自制墨,而是雇佣墨匠为其生产。还有原是机房织手的潘氏,后来也是拥有百万家财。由此可见,只要有高超的技艺,工匠在市场中还是有很大的机会去获得较多财富的,而入仕则相对较难。匠官的俸禄被一削再削,或许还不及在民营手工业中工作更吸引人,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工匠想凭技术入仕的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