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庆媛：八千湘女的代言人

    李　嵱

    不到17岁的花季少女，从她登上西行列车的那一刻起，她的人生注定非同一般。从纺织女工到维语翻译，从兵团战士到戈壁母亲，不同的角色，一样的执着，使她成为天山脚下八千湘女的杰出代表。但是，最让她感到自豪的事情，则是为八千湘女的“代言”行动所获得的巨大“成功”。

    7月12日，新疆石河子。

    戴庆媛的家位于石河子市北山路一个普普通通的居民小区里。因为腿部疾患，戴庆媛不久前在北京住了两个月的院。“我现在是一条腿顶两条腿。”戴庆媛笑着说。

    这天下午，3个老姐妹来看望戴庆媛，她们都是当年一起进疆的湖南女兵。“我们四个都是1952年坐一趟火车来的。”

    虽然都已是古稀之年的老人，可戴庆媛和她的伙伴们依然精神矍铄。提起50多年前的往事，她们立即兴奋起来，曾经的豪情重新浮现在脸上。

    离开故乡那年，戴庆媛还不到17岁。

    纺织女工当上维语翻译

    1952年，初春的长沙乍暖还寒。

    在长沙体育馆的广告墙上，戴庆媛看到了新疆招聘团招女兵的布告。为了顺利通过报名，她让母亲为她做了一条长一点的裤子，又跟父亲要了6角钱买了一双厚鞋底的“蓝光牌”胶底鞋，还在棉衣棉裤兜里到处装上小石子，小铁锁甚至一个小秤砣。就这样，16岁半的戴庆媛通过了体检，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女兵。

    戴庆媛清楚地记得离开长沙的日子：3月8日，那一天，她怀着喜悦的心情，穿过锣鼓喧天的送别队伍，踏上了西行的列车。第一次远离故乡和亲人，戴庆媛没有掉眼泪，心中只有对未来的憧憬。

    两天后，列车到达西安，女兵们又改乘帆布大篷卡车，继续西进……

    车队在浩瀚的戈壁上前行，放眼望去，一片荒凉。一路上，部队食宿困难，水贵如油，饥饿的时候，女兵们只能啃一寸厚的大饼，“嘴都啃出了燎泡，一张嘴，嘴唇就裂开出血。”戴庆媛生性乐观，想法子逗大家乐，她将《我是一个兵》改了歌词：“我是一个兵，来自湖南省，三天没吃大米饭，气得肚子疼……”逗得大家哈哈大笑。经过一个多月的艰难行程，她们终于到达新疆首府迪化(乌鲁木齐)。

    几天后，女兵们在广场集合，听王震将军做动员报告。当时，广场上是清一色的身着土黄色军装未经整训的湖南女兵，大家用三湘四水的方言俚语相互交谈着，十分热闹。戴庆媛记得当时听得最清楚的一段话是：同志们，欢迎你们来到新疆，加入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行列。你们要做好思想准备，要有安心扎根、长期建设新疆的心理准备，要把你们的忠骨埋在天山脚下，要用你们的双手建工厂，建农场……

    王震的话还没有讲完，下面的秩序就乱了，毫无思想准备的女兵们听将军说要把骨头埋在新疆，知道自己再也回不去了，见不着爹娘了。一时间，叫声，哭声响成一片，将军后面说的什么也听不清楚了。

    “我们这批女兵大多进了工厂，有去钢铁厂，水泥厂的，也有进修配厂，棉纺厂的。”戴庆媛被分到七一棉纺厂，当上了新疆第一代纺织女工。

    想到还可以穿军装，享有军籍，能成为穿军装的纺织女工，戴庆媛感到很荣耀。不久，新疆军区计划选拔一批青年学习维吾尔族语。经过笔试和面试，戴庆媛成为七一棉纺厂被录取的6个人之一。

    1952年9月18日，新疆军区干部培训班语文队正式开班。开学后，全面主持新疆工作的军区代政委王恩茂到干训班考察时说：新疆的汉族干部不会民族语言，是很难做好民族工作的，一定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要学好民族语言，要把课堂搬到民族地区去……

    1 953年4月，新疆军区干部培训班从迪化迁至伊宁市巴彦岱，正式命名为“新疆军区语文学校”。学校设立了汉语队和维语队。维语队又分三个班，有22名女生，其中湘女有6人。

    有一次，戴庆媛和维语队的几个老乡凑在一起聊天，说到学维语，学普通话，她们显得忧心忡忡，“这不是叫我们真正成为一名新疆人吗?那就再也回不了家了!”说着说着，几个女生抱成一团哭了起来。哭过之后，戴庆媛向大家提议，坚决服从组织安排，听党的话，但不要忘记家乡本色，不学标准普通话，不改家乡口音。几个稚气未脱的湘妹子拉钩发誓，“谁要变卦谁就是小狗。”

    语文学校当时提出了一个口号：“一年学会是天才，两年学会是人才，三年学不会是蠢材。”半年后，学校按学习水平将学生分成甲、乙、丙、丁四级，戴庆媛汉语水平是丙级，维语水平是乙级，好强的她躲在被窝里偷偷哭了一场，并暗下决心；刻苦学习，即使当不上天才，也绝不当蠢材。

    于是，戴庆媛开始埋头苦学。没有笔记本，她就剪下报纸边角，用针线缝成小本，写上单词，走到哪儿带到哪儿，走到哪儿学到哪儿，甚至连上厕所的时间也不放过。到了第二次大考，戴庆媛的维语，汉语水平都达到了甲级标准，升降分班时成为甲班的学员。

    1954年9月，军区从语文学校抽调12名优等生到军区首届党代会筹备委员会当干事，其中就有戴庆媛。在筹委会政工组，戴庆媛当上了维汉翻译和展览会两种语言的解说员，还经常要把解说词由汉语翻译成维文，送给当时的政治部副主任曹达诺夫审查。

    有一次，恰逢政治部主任熊晃将军在场，看见戴庆媛，他打趣地对曹达诺夫说：这个女兵是我的小老乡，翻译水平怎样，请你评价一下。曹达诺夫认真看了讲稿，得知戴庆媛学习维语文字才两年后，便竖起大拇指说，“不容易，亚克西，天才!”党代会后，戴庆媛被留在新疆军区司令部，当上了维语翻译和维文打字员。

    也就是在那次党代会上，戴庆媛第一次接触到湖南女兵的资料。在她翻译的一份总结里，提到从湖南來了很多女兵：1950年和1951年来了3800多人，1 952年来了4000多人……她一算，哎呦，我们湖南来了八千女兵!从那时起，她脑子里就有了“八千湘女”这个概念。

    荒原上的第一代母亲

    最早入疆的湘籍女兵的婚姻问题一度被认为是一个敏感话题，其中出现的组织包办形式，饱受外界指责和诟病。

    当初王震将军急于在包括湖南在内的全国多个地方招收女兵进疆，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想给10万屯垦成边的将士找到另一半。“我们湖南女兵许多都是跟一些当官的军人结婚的，有些婚姻很不相称，男的大十几岁的也有。”戴庆媛说，1 953年以后，大批其他地方的女青年入疆，缓解了湘籍女兵所承受的组织包办的婚姻压力。戴庆媛的婚姻，就是介于组织介绍和自由恋爱之间的一种过渡形式。

    1 955年10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正式成立，迪化改名为乌鲁木齐市。戴庆媛所在的新疆军区司令部动员部改为自治区兵役局。当时，兵役局共有42名现役军人，但只有4名女性，而且其中一位已结婚。“那时候，我们到哪儿都是宝贝!”戴庆媛风趣地说。

    兵役局里单身老兵很多，他们文化

    程度低，但为人非常朴实。“局领导采取了很多巧妙、温和的方法，撮合女兵和大龄军官们。女兵们经常被组织起来讨论：老同志为啥打仗负伤，老同志为啥没有文化，老同志为啥没有结婚。”组织上还特意安排他们一起学习，一起娱乐，以便让他们相互之间培养感情。

    兵役局里有一个助理员名叫李安堂，比戴庆媛大8岁，浓眉大眼，相貌英俊，而戴庆媛长得娇小，于是，李安堂总是时时处处呵护她。1 956年元旦，戴庆媛和李安堂等一起到乌鲁木齐南门体育馆看篮球赛，人多拥挤，她差点被挤倒，幸亏李安堂为她“保驾护航”，才使她平安地从人流中挤了出来，按时到达了预定的集合地点。戴庆媛对李安堂渐渐产生好感，后来便成了一对恋人。

    1 956年国庆节后的第二个周末，戴庆媛和李安堂结婚成家。

    1 958年初，戴庆媛生下了大儿子李军。3个月后，集体大转业开始了，军区大批官兵就地转业。李安堂被分配到农七师共青团农场；戴庆媛则分配到自治区农垦厅秘书处。

    那时，农垦厅没有住房，没有托儿所，丈夫又在几百公里外的农场工作，这让戴庆媛陷入两难选择：自己带孩子，就要辞去工作；如果请个保姆，一个月几十块钱的费用又吃不消。怎么辦呢?

    无奈之下，戴庆媛横下一条心，决定把不到百日的儿子送回湖南老家。正是有了父母的帮助，戴庆媛度过了生活的第一道难关。

    1 959年，为了与丈夫团聚，戴庆媛放弃了条件优越的机关工作，随丈夫去了兵团。第二个儿子李兵出生后，戴庆媛再次遇到孩子无人抚育的难题，这一次，她做出了一个更彻底的决定：把母亲和大儿子接回新疆。“来新疆的途中，大儿子患了急性肠炎，差点休克。战友抱着儿子跑到车站卫生所，及时打上点滴，才算救了儿子一命。”

    怀女儿李煜的时候，戴庆媛一直在连队蹲点，经常饥一顿饱一顿，生活没有规律，“女儿在娘胎里就严重缺乏营养，导致先天不足，体质一直很差。”在戴庆媛的记忆中，生孩子的那几年是最难熬的一段时间，夫妻俩虽然在一个团场，但一个在机关一个在连队，而且天天早出晚归，哪里顾得上照管孩子?

    让戴庆媛感到欣慰的是，三个孩子都挺争气，先后都考上了大学，大儿子李军还考上了人民大学的博士，并留在北京工作。

    维吾尔族语的“活字典”

    1 962年，戴庆媛随丈夫调到农八师1 33团工作，成为团里惟一的一名维语翻译。在1 33团，戴庆媛度过了17个春秋，这也是她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我学的是少数民族语言，和民族同志滚打摸爬在一起1 7年，对他们感情很深。”戴庆媛说。

    兵团里有许多少数民族职工，他们在生活和工作中遇到问题，都跑去找戴庆媛。热心的戴庆媛从不推托，总是尽心尽力帮助他们。她还经常到民族连队蹲点，与民族职工同吃：同住、同劳动。每次到民族连队，少数民族群众都拿出最干净的被褥，让她住在他们家里。久而久之，1 33团1000多名维族职工的家住在哪里，家里什么情况，戴庆媛全部都记在脑子里了，有上级领导来视察，她不用掏笔记本，不用翻资料，就能说得清清楚楚。于是，戴庆媛渐渐被1 33团的人称为“少数民族的顾问”、维吾尔族语的“活字典”。

    戴庆媛在1 33团的工作，在儿子李军心中留下了很深的记忆。“那时在兵团，和母亲走在一块，所有的维族人一见到我母亲，老远就吆喝起来了，兴高采烈地冲上来拥抱我母亲，玛伊诺尔!玛伊诺尔!”李军从小就知道玛伊诺尔是“光明”的意思，“那些维族人一看到我母亲，就好像找到主心骨，因为他们的语言不方便，很多问题都是通过我母亲解决的。”

    1 979年，戴庆媛调任石河子农工商联合企业妇联副主任，后又担任市精神文明办主任。虽然不再直接从事民族工作，但她依然用自己的双语优势为维族群众服务，即使是退休之后，仍然爱管这方面的“闲事”。

    为八千湘女奔走呼号

    1992年，戴庆媛退休了，她决定为八千湘女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作为八千湘女的一员，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人，当她听到社会上有一些对八千湘女不客观的说法，看到自己所在的这个群体被家乡人民遗忘，戴庆媛的心里常常会有一丝丝的痛楚。

    戴庆媛一直记得，当年她从军区调到自治区农垦厅秘书处时，一位广东籍的人事科副科长对她说：噢，你是湖南人，你是给我们当兵的当老婆来的，好好好!戴庆媛当时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八千湘女遍布整个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不单是来给人当老婆的，而是和二十万军垦大军一样，为屯垦戍边事业付出了最美好的青春年华。

    更让戴庆媛心寒的是，作为最早入疆的湘籍女兵，却一度成为被家乡遗忘的群体。“只要有人在新疆工作的省份，包括山东，上海，北京，河南，四川、江苏等，都派人来看望和慰问过，甚至来自上海，北京的劳改犯，当地政府都派人来看望过，但湖南女兵在新疆几十年，却始终没见到有故乡的人来看望一下!”

    早从1 980年起，戴庆媛就开始为八千湘女奔走呼号，每年都要给湖南省政府写信。1 987年，她与卢代昌，朱湘楚等人一起，组织印刷了一本厚达五百多页的精装本《我是湖南人——新疆石河子湘籍人名录》。“我们的人名录，是替故乡写的一份份寻人启事。”戴庆媛说。

    “我给湖南写了15封信，还亲自去了两趟。”1 998年，戴庆媛的第1 5封信发出后，湖南省民政局局长到新疆了解情况，八千湘女终于引起家乡的关注。2000年初，湖南省委副书记张云昌带领湖南百人商团来到新疆，在一个座谈会上，戴庆媛深情地说：“我多年的愿望就是：家乡人不能忘记我们。我们是被遗忘的角落，我们要求家乡来人看望我们，要求家乡人民认可我们，我们是为新疆人民作出贡献的，也是湖南人的光荣。”多年的心声得以倾吐，戴庆媛觉得非常痛快：“我那时候身体好，说话声音很高，说得很激动。”张云昌当即表态，省上很快会让周伯华副省长率慰问团来疆。

    2000年9月5日，由湖南省副省长周伯华任团长的中共湖南省委，省人民政府赴新疆慰问团抵达新疆，戴庆媛和她的姐妹们组织了声势浩大的“迎亲队伍”，欢迎家乡亲人的到来。“八千湘女上天山”的故事也被中央电视台、中国青年报等多家媒体争相报道，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

    2006年1月5日，一块重约120吨、花岗岩质地的青灰色“湘女石”，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十三师黄田农场所在的天山峡谷运抵湖南长沙。“湘女石”经雕塑后，被安放在长沙市营盘街口湘江风景带上，成为永久的纪念。戴庆媛、刘玲玲、谢荃辉等湘籍女兵作为湘女代表被邀请一起送“湘女石”回家。

    “那天在长沙，市民们敲锣打鼓欢迎我们回家，我激动得招手大喊：我回来

    啦!”第二天，戴庆媛招手的镜头刊登在了《长沙晚报》上。

    一部了却心愿的回忆录

    1 999年，相濡以沫的丈夫去世后，戴庆媛心中的头等大事，就是为八千湘女树碑立传。

    兵团成立50周年的时候，戴庆媛和姐妹们一起到各团场和工厂，挨家挨户搜集老照片，然后扫描编辑，装订成册。她们还把当时原生態的劳动号子也收集在一起。

    2006年10月，戴庆媛又和姐妹们在全国发起了征集“八千湘女上天山”回忆,录的活动。她们在石河子、乌鲁木齐、湖南召开了大型的征稿会，在报纸上展开宣传，最后收集到238篇进疆湘女的回忆文章。戴庆媛认为，这是继卢一萍的报告文学《八千湘女上天山》之后，关于进疆湘女的又一部全面而系统的史料。

    然而，稿子收齐之后，当时答应赞助出版的人却食了言。进退两难之际，戴庆媛的儿子李军接下这个任务，帮她们重新编辑整理书稿，重新联系出版社。“现在终于有着落了，湖南省政协将把这本书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史资料在10月份推出。”在李军看来，这本名为《八千湘女上天山回忆录》的书凝聚着母亲的心血，帮母亲了却心愿，就是帮八千湘女了却心愿。

    如今，这些湘女的老伴大都已经去世，老兵们笑称自己是“快乐的单身汉”。戴庆媛腿脚好的那几年，家里宽敞的大客厅曾是她们经常欢聚的场所。“唱的唱，跳的跳，打牌的打牌。我们还搂着跳舞。”戴庆媛的姐妹们告诉记者，“每个礼拜四下午，我们集体买好票，到文化宫去跳舞，蹦得可欢了。姐妹们三、四天不见面，总有说不完的话。”

    这两年，由于腿病，戴庆媛的体力和精力已大不如从前，记忆力也差了许多。在与记者的谈话中，她有几次停顿下来，为一个深藏在记忆里的名字冥思苦想半天。“我这次到北京封闭式住院，一下子住了70天，好像把很多事儿都忘记了。”戴庆媛坦然地说。

    岁月流逝，新中国的第一代戈壁母亲开始老去。石河子南山公墓的一块石碑上写着这样的文字：“英雄母亲——已故湘女永垂不朽”，那是戴庆媛和石河子湘籍女兵集资5000多元为死去的女兵修建的。

    其实，包括戴庆媛在内，天山脚下的八千湘女，每个人都是一本书，都是一幅画，都是无可争议的英雄。一代天山湘女在共和国的建设丰碑上，将会永远留下她们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