泸顺起义失败原因探讨
【摘 要】 泸顺起义是在大革命后期由中国共产党实际领导的一次大规模军事起义，是我党力图独立掌握武装的一次勇敢尝试。但是由于政治上，新旧军阀组成反革命同盟，联合绞杀起义军;军事上，敌强我弱，起义军孤立无援;组织上，起义军内部复杂，未能及时进行充分改造等原因，泸顺起义还是不可避免地失败了。但泸顺起义用起义的枪声反抗了新旧军阀，震撼了四川，影响了全中国，成为中国共产党武装起义的先声，在我国现代革命史和军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关键词】 泸顺起义 失败原因 党的历史
1926年12月至1927年5月，为了配合支援北伐戰争，中共重庆地委及军委成员杨闇公、朱德、刘伯承、吴玉章等在中共中央指示下在四川泸州和顺庆地区组织和领导了著名的泸顺起义。泸顺起义是在大革命后期由中国共产党实际领导的一次大规模军事起义，也是我党力图独立掌握武装的一次勇敢尝试。泸顺起义有力地支援了北伐战争，推动了四川革命运动的发展，用起义的枪声反抗了新旧军阀，震撼了四川，影响了全中国，在我国现代革命史和军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但由于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的不利因素，泸顺起义还是不可避免地失败了。作为中国共产党武装起义的先声，泸顺起义失败的原因值得我们探讨和研究。
一、政治上：新旧军阀组成反革命同盟，联合绞杀起义军
泸顺起义所处的时代正是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为打倒列强除军阀而合作开展国民革命。1926年7月4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北伐宣言》。7月9月，国共合作领导的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北伐战争开始。当时的四川，军阀势力十分强大。据1926年8月中共重庆地委送给中共中央的《四川军事调查》统计，川内军阀大致有川康边防督办、四川督办刘湘系，四川军务帮办刘文辉系，讨贼军川军第一路总司令杨森系，四川清乡督办邓锡侯，（川）西北（屯殖军）总司令田颂尧，四川省长赖心辉系，西康长垦使刘成勋系，川陕边防督办刘成（存）厚系等九大军阀势力[1]，共有近五十万军队。他们的政治倾向和态度对于泸顺起义的走向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早在北伐前夕的1926年3月18日和5月份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国民党右派先后策划了“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决议案》，借此打击和削弱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力量。国民党右派分裂国共合作、背叛革命的企图也已初露端倪。
泸顺起义爆发后，震惊了四川军阀。军阀刘文辉、邓锡侯立即调遣部队围攻顺庆，军阀赖心辉也派人以升官为条件诱惑第四路司令陈兰亭和第五路副司令皮光泽叛变，其余原先答应保持中立或接受改造的部分军阀也纷纷动摇。同时，泸顺起义的爆发也愈发引起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的不安。早在起义爆发前的1926年11月的国民党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杨闇公就在其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指出：“综合来说：本党进展之所以这样迟缓，纯全是由于国民党右派、国家主义派等一切反动分子百般阻挠所致。”[2]1926年12月中旬，起义爆发后不久，中共重庆地委即派遣李嘉仲到武汉，请国民政府授予起义部队以国民革命军的番号，并任命刘伯承为军长。但谭延闿、蒋介石等人坚决反对共产党掌握军队，一再拖延不办。1927年2月中旬，面对起义的顺利发展，正在加紧准备反革命政变的蒋介石秘密派遣向育仁、吕超等回川，勾结四川军阀。3月22日，蒋介石又密电刘湘：“限两周内消灭川境（革命）力量。”3月31日，刘湘在重庆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三·三一”惨案，杀害大批共产党人、进步人士和革命群众。4月9日，军阀刘湘联合刘文辉、邓锡侯、杨森、刘成勋、赖心辉、田颂尧等军阀首领发表反共拥蒋通电。以刘湘等为代表的四川旧军阀与以国民党右派为代表的新军阀彻底勾结起来，组成反革命同盟，联合绞杀起义军，使得起义最终失败。
二、军事上：敌强我弱，起义军孤立无援
1926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军事运动决议案》，检讨了“不注意军事运动”的错误，并指出：“军事工作是党的工作的一部分”，“本党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党，随时都须准备武装暴动的党，在民族革命的进程中，应该参加武装斗争的工作，助长进步的军事势力，摧毁反动的军阀势力，并渐次发展工农群众的武装势力。”[3]在这一决议案的指导下，中共重庆地委迅速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军事运动上面来。经过工作，党掌握了顺庆驻军何光烈部秦汉三旅和合川驻军黄慕颜旅近5000余人枪，并且在其中都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此外，党“可以影响的”倾向革命的部队还有三个师五个旅。在此基础上，中共重庆地委提出了“扶起朱德、刘伯承同志，造成一系军队”[4]的设想，并初步拟定了在顺庆、泸州、合川三地发动军事起义的计划。这一设想和计划得到了中共中央原则上的同意。此后，中共重庆地委多次召开会议部署起义事项，并成立了中共重庆地委军委会以加强对起义的领导，最后确定起义具体时间为1926年12月5日。
1926年12月1日和3日，泸州驻军赖心辉部陈兰亭、袁品文旅和顺庆驻军何光烈部秦汉三、杜伯乾旅都因故提前发动了起义，且原计划是先发动顺庆起义，以顺庆为根据地，在川北站稳脚跟后再发动泸州起义以相互策应。这一突然的变故打乱了原来的计划，重庆国民党（莲花池）临时省党部立即派刘伯承赶赴合川率黄慕颜旅起义，继而开赴顺庆;派陈达三率领政工人员赴泸州，督促泸州起义部队北上顺庆会合。5日，合川起义。9日晨，刘伯承率领黄慕颜旅到达顺庆。10日，起义军召开誓师大会。会上，刘伯承就任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黄慕颜、秦汉三、杜伯乾分别就任第一、二、三路司令，顺庆起义军三路部队共七千余人。军阀刘文辉、邓锡侯妄图借机扩大地盘，派遣遂宁李家钰部一个旅、广安罗泽洲部四个旅两个团、合川陈书农部两个团和何光烈残部以优势兵力围攻顺庆。在泸州起义部队没有遵命北上会合和秦、杜两旅不愿撤离的危急情况下，起义军坚持数天，以七千余人对抗敌军八个团的进攻，终因敌强我弱和部分起义军阵前倒戈而失败。
而在泸州，随着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刘湘立即于次日纠集四川军阀赖心辉、刘文辉和贵州军阀周西成等组织川黔联军，以二十八个团的兵力将泸州城团团围住。随后，久攻未果的刘湘以总指挥名义再次发出讨伐泸州革命军通电，并继续增调兵力加紧进攻泸州。到1927年5月中旬，刘伯承指挥泸州起义军在孤立无援的境地内已经坚守一月有余，给予军阀部队以沉重打击。总指挥部派人与在涪陵掌握部分江防军的共产党员李蔚如联络未果，且率余部撤退的计划也未能实现。至此，孤立无援的泸州起义军在敌军数十个团的围攻下，弹尽粮绝。泸顺起义在缺乏支援和数倍于己的敌人的围攻下，最终失败了。
三、组织上：起义军内部复杂，未能及时进行充分改造
参加泸顺起义的部队有泸州驻军赖心辉部陈兰亭、袁品文旅，顺庆驻军何光烈部秦汉三、杜伯乾旅，合川驻军黄慕颜旅。这其中“除合川之江防军黄慕颜同志，倾心本党，实行招考学员，训练官兵外，余如泸县之袁（品文）旅及皮（光泽）、张（仕镕）两团，向能接受本党主义。顺庆之何新怡﹝光烈﹞师长，初尚欲服从党义，近为工会事，突受进步系包围，骤改态度，严令士兵不准入党，唯所属部之秦（汉三）、杜（伯乾）兩旅，则极反对之。”[5]由此可以看出，参加泸顺起义的主要部队都是具有进步倾向的旧川军，而由我党独立掌握的部队为数不多，并且党也未能在起义军中建立完整的党的组织系统，对起义军进行充分改造。这就为之后的失败埋下了隐患。
中共重庆地委军委会原来拟定的起义计划是：首先争取驻防顺庆和合川的三个旅首先发动起义，以顺庆为根据地，在川北站稳脚跟。然后立即发动驻防泸州的两个旅起义，以相互策应;然后泸州起义部队北上到川北会合，扩编为六个师一个军，以刘伯承为军长，创建由中国共产党实际领导的武装。再根据实际情况，或进军川陕边以策应武汉;或北进西安与西北国民革命军会合。然而在顺庆被敌军重点包围，军委书记杨闇公又严令泸州部队火速北上的情况下，泸州起义部队的将领竟为了争夺泸州城每月十万元的盐税而不肯北上，最终导致顺庆起义军孤立无援而失败。同时，在顺庆起义军被敌人重兵包围的紧要关头，在顺庆指挥作战的刘伯承紧急召开会议，提出了撤离顺义，攻占敌军兵力较弱的绥定作为起义各军根据地的正确方针。而顺庆起义主力秦汉三、杜伯乾旅两部军官都因为眷恋家属、流连旧地而不愿撤离。刘伯承随即提出了反击敌人的作战方案，正当反击作战进展十分顺利的时候，秦汉三部戴宗勤连临阵倒戈，导致顺庆城区失守，顺庆起义军陷入十分不利的境地，再加上泸州起义军迟迟不到，被迫转移到开江县，顺庆起义就此失败。在泸州起义中，军阀赖心辉曾派人以同事或同学关系来泸州起义军陈兰亭旅和袁品文旅皮光泽团进行策反，并分别委任陈兰亭和皮光泽为赖心辉部二师、三师师长。后来因为被及时发现，刘伯承又任命皮光泽为第六路司令，才稳定了起义军内部，避免了分裂。之后，在泸州城久攻未果的情况下，赖心辉等频繁施展政治诱降手段，继续拉拢陈兰亭、皮光泽等，二人从动摇转向叛变。在起义军内部动摇和泸州城弹尽粮绝、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刘伯承被迫于5月16日撤离泸州。敌军遂于5月21日发动总攻，泸州起义军也被迫于5月23日夜撤离泸州，后被贵州军阀周西成和四川军阀杨森分割改编。泸顺起义最后失败了。由此看出，由于泸顺起义的提前爆发，党未能对起义军进行及时充分地改造，再加上起义军军官多是旧军阀出身，起义军内部十分复杂，许多投机分子混入其中，导致在关键时刻出现了临阵倒戈、不听指挥、暗通敌军等严重问题，使泸顺起义最后失败。
泸顺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在当时“然因此而惊破武人之迷梦，唤醒群众之觉悟，影响川局，关系至巨。功之大小，固不能以事之成败论也。”[6]武汉国民政府也发布指令：“该军效忠党国，转战川中，困守孤城，撑持累月，虽四面皆敌，而百折不回，卒能冲陷重围，徐图进展，热忱毅力，佩慰殊深。”[7]对起义军进行嘉奖。此后不久，泸顺起义的领导人朱德、吴玉章、刘伯承等就转赴江西，参加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泸顺起义成为中国共产党武装起义的先声，在我国现代革命史和军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参考文献】
[1] 引自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泸顺起义》[M]《四川军事调查》，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20-29页，原载于《中央政治通讯》第三号，1926年9月15日
[2] 引自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泸顺起义》[M]《政治报告》，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65页，原载于《中国国民党四川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日刊》，1926年12月6、7日
[3] 引自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泸顺起义》[M]《军事运动决议案》，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13-14页，原载于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
[4] 引自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泸顺起义》[M]《童庸生同志报告川中情形》，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41页，原载于《中央政治通讯》，1926年9月15日
[5] 引自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泸顺起义》[M]《国民党四川临时省党部工作报告》，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32页，原载于《国民党四川临时省党部工作报告》，1926年8月9日
[6] 引自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泸顺起义》[M]《向时俊致顺泸革命军电》，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326页，原载于《新蜀报》，1927年1月23日
[7] 引自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泸顺起义》[M]《武汉国民政府军委会指令》，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148页，原载于《民国日报》，1927年7月4日
作者简介：高云飞（1993- ），男，中共重庆市沙坪坝区委党校教师。研究方向：中共思想史及人物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