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出版如何服务出版强国建设
戴骏豪 徐雁华
【摘 要】经过30年的砥砺前行，大学出版社已经成为我国出版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起了传播和传承文化的重任。出版事业迎来新的历史机遇，大学出版社在坚守学术出版的同时，只有不忘品牌立社、特色立社、质量立社，加强内涵建设，加快现代文化企业制度建设，进一步推进人才队伍建设，才能始终立于潮头，为出版强国建设发挥主力军作用。
【关 键 词】大学出版社；学术出版；特色；创新；制度；人才
【作者单位】戴骏豪，上海大学出版社；徐雁华，上海大学出版社。
【中图分类号】 G23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18.08.004
随着高等教育事业和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我国大学出版事业呈现欣欣向荣的态势。经过30年的砥砺前行，大学出版社已经成为我国出版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起了传播和传承文化的重任。出版事业迎来新的历史机遇，大学出版社在坚守学术出版的同时，只有不忘品牌立社、特色立社、质量立社，加强内涵建设，加快现代文化企业制度建设，进一步推进人才队伍建设，才能始终立于潮头，为出版强国建设发挥主力军作用。
一、坚守学术出版，呵护大学精神
学术出版作为大学出版社的发展主业，承担着传播知识的功能，推动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演进，与大学精神互为映照。作为大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和学术生产的重要一环，大学出版社凭借大学母体，拥有得天独厚的学术资源，而其发展和创新之路也与母体的学术发展緊密相连。大学是知识集聚地，为大学出版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优质的土壤。因此，大学出版社应该成为学校教学、科研成果的发布平台，为学校的整体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学术出版是世界上许多著名大学出版社的普遍运作规则，在牛津、剑桥等世界一流大学里，出版社是继科研、教学之后，代表大学学术成就、弘扬学术风范的“第三势力”。例如，剑桥大学出版社在每一种选题列选时，都要经过学术委员会的论证。这就保证了出版物的总体质量，而且每一种选题在各自相关领域都堪称最出色的。世界多数一流大学如哈佛、耶鲁、哥伦比亚等的大学出版社，普遍走的是学术化出版之路[1]。
做好学术出版，可充分利用大学母体的高端学术资源，结合国家经济、社会、科技发展规划，凝练特色明显的重点选题，形成重量级的学术书系。复旦大学出版社为不断推出标杆性学术出版物而孜孜努力。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早已在思想文化出版领域声名鹊起，其推出的“理想国”系列成为思想人文出版的一面旗帜，受到广大读者的推崇。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在基础学科和新兴前沿学科方面做了精心的项目策划，出版了多套高水准、原创性的学术著作，成为国际几大科技出版集团瞄准的重点对象。如“大飞机出版工程”系统总结整理了我国50多年来航空科技领域的重要成果和宝贵经验，国际科技出版集团Elsevier一次性购买了其中的5本版权。“光物理研究前沿系列”紧贴科研前沿，对学科发展具有指导作用，还未出版其英文版权就被德国的德古意特出版社全套买走[2]。因此，将高端学科资源与学术出版紧密联系起来，深耕学术出版，一定会让大学出版社实现两个效益同步齐飞。
要做有影响力的大学出版社，就要打造一批具有原创性、奠基性、前沿性的一流学术出版物。目前，大学出版社遇到的发展阻力主要是优质作者资源的流失。知名学者和知名出版社强强联手，往往能制造出更多的爆炸性话题，也更能吸引读者的目光。例如，为了在争夺知名学者资源上形成优势，依托上海大学校友会平台成立的“上大社·锦珂优秀图书出版基金”旨在吸引和资助优秀出版物在上海大学出版社（以下简称上大社）出版。该基金成立的同时，上大社建立了由国家及科研院所、部属高校和优秀出版机构的专家与教授组成的学术委员会，负责对基金申报项目进行学术影响力方面的评估，并吸引优质作者资源，从而确保学术著作的严肃性和前沿性。依托该基金，上大社还聘请了社会知名作者，并培育有发展潜力的年轻作者，建立和完善人才智库平台，集聚作者群，为学术出版积蓄人才优势。
大学出版社的发展无不是基于大学母体的发展。由于贴近各学科点以及处在大学校园中，这一便利的地理优势使得大学出版社吸引一批学校优质资源成为可能。如上大社将与学校一流学科、知名研究中心以及有学术话语权的学者共同谋划实施一系列出版高地工程，旨在提升学术出版品质。大学与学术出版是紧密扭结在一起的“学术共同体”，因此，要做好学术出版，就必须紧紧扎根大学母体，按照学校的发展方向和学科优势，规划相应的学术出版路径。
二、聚焦精品出版、特色出版，走创新融合发展之路
中国图书市场潜力巨大，但是真正的传世精品却不多。图书内容极为重要，出版内容的稀缺性和权威性是衡量出版社思想创见的重要指标。出版业是“内容为王”的知识产业，这就要求出版物内容必须有思想、有创见、有价值，这样的内容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外现[3]。
好的大学出版社对于产品规划是有预见性和导向性的，既不会随着大众品味的变化而变化，更不会随流行风向的转变而转变。特别是在经济时代，文化就是生产力。当前，真正能够代表学科前沿水平、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专著，往往是集作者多年心力的成果。然而，残酷的市场现实，倒逼出版社必须推进出版供给侧改革，尤其必须在精品出版、特色出版上下功夫[4]。大学出版社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凝练出版优势，以更快地走出一条特色鲜明的发展之路。
1.实施出版精品工程，深耕特色出版
大学出版社的发展是文化发展的一个坐标，很多精品力作表达了社会思想的品质，是沉甸甸的思想财富。大学出版社只有跳出为出版而出版的小格局，将出版工作与文化传承、经典再造、学术引领、思想革新等联系在一起，才能打造出一批传世精品。
要做精品工程，大学出版社就要结合大学课程资源，开发质量过硬、内容取胜的出版物。以上海大学的“创新中国”课程为例，该课程提出了学生课堂内外全方位思考创新中国的诸多“大问题”，集结了由二三十位重量级专家、教授组成的授课团队，因此得到了全社会的关注。上大社应时而动，将课堂资源转变为主要面向95后的通俗理论读物。在图书策划上，着力突出“年轻化”和“问题意识”的特色。“年轻化”即该书主流阅读群体为“互联网+”时代下的年轻一代，因此需要用通俗易懂和风趣幽默的话语“转译”党的新思想、新论断。“问题意识”即在编写体例和纲目时，以问题为导向，抛出一个个国家发展中亟待破题之处，吸引年轻读者读下去，让思想的激荡、观点的碰撞时时发生，这也恰恰贴合年轻人的阅读习惯。
要做精品工程，就要定位自身优势，走特色化竞争之路。在《我的文学情缘》里，习近平同志特别提到：“当前存在一种‘羊群效应，这边搞个征婚节目，所有的地方都在搞谈恋爱、找对象的节目。看着有几十个台，但换来换去都是大同小异，感觉有点江郎才尽了。还是搞点有质量、有特色的东西。”因此，大学出版社应依据自身条件，用特色化、差异化来赢得市场。上大社在20多年的发展中，依托美术学院的资源积累，在美术图书出版（包括基础美术、书法艺术、艺术理论、美术考古、原生艺术、民族艺术、艺术品鉴赏等系列）上已经形成纵向能满足不同层次读者的需求、横向门类品种较为齐全的“大美术”的出版格局。云南大学出版社依托民族文化，于2012年启动了云南省标志性出版物《云南文库》的出版，还启动了少数民族地区历史典籍的搜集整理（包括省内少数民族文字出版工作）并辐射周边国家。这些具有鲜明民族特征的项目都是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也为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发展发挥了出版社的文化责任。
2.聚焦数字出版，走融合创新之路
在“融合与创新”的时代背景下，互联网是社会变革不可抗拒的力量，出版工作要有向未来靠拢的思维，有跨媒、跨域、跨界的潜质和魄力。知识和人是“互联网+”背景下大学出版社的发展主题。与社会出版社相比，大学出版社在数字出版上更具优势，因为其一般拥有学校计算机专业的师资力量。浙江大学出版社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数字化转型之路起步较早。浙江大学出版社在2008年便成立了数字出版部，到2010年初基本完成数字化建设的目标与任务，目前形成了以数字阅读服务、数字教育服务、数字学术服务、数字营销服务四大业务驱动的数字出版发展格局，并在数字阅读服务领域成为我国出版行业的领先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数字出版业务起步于2006年，自2009年起便利用传统图书资源的积累进行数字化转型。这两家大学出版社的融合创新过程值得我们学习。
目前，知識已呈现出专业化、体系化、场景化的趋势，图书出版已不再是知识孤岛的封闭系统，而具有了及时性、场景化和流动性的特征。大学出版社经过30年的发展，基本上都拥有了品种丰富的存量资源和一定数量的读者群，这为其开展数字出版业务提供了保证。首先，大学出版社要有互联网多维复杂架构的概念，应依靠计算机学院的技术优势和人才优势，建构以传统出版、数字出版相互叠加的复合出版模式，开发集成电子图书、数字图书馆和专业数据库等服务模式的数字服务系统，为广大读者提供方便、高效的数字化服务。其次，大学出版社要以互联网为平台，从过去的以“作者”为中心，转变成以“作者+读者”为中心，对出版内容进行全方位、深层次的改革创新，实现传统出版与先进技术的有效对接。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数字技术实现优质内容资源的最大化传播，做到一个内容多种创意、一种创意多次开发、一次开发多种产品、一种产品多个形态，全面提高大学出版的创新能力和传播能力。最后，大学出版社还应具有大视野、大格局，搭建更大的合作平台，建成产学研数字出版大空间，由点到面再到空间，充分将没有物理边界的一切可用资源结合进来，使数字出版朝着更具规模、更加专业的方向发展，走出一条集创意、研发、制作、展示、运用于一体的“融出版”之路。未来，传统出版或数字出版将可能由“书+多媒体+网络资源”的模式向“知识服务商”转型，如何在线上再造课程，形成一对一的个性化教学流程，也许是一个重要的方向，值得大学出版社思考。
三、“制度+人才”，大学出版社发展的两大基础
大学出版社在2010年前基本上都已完成转企改制工作，因此如何走好现代文化企业之路，就成了摆在出版社面前的一道难题。从宏观上来说，转企改制涉及观念更新、机制变革、产业拓展等多个层面，需要渐进性、重构性的变革；从微观上来说，就是要让员工树立“市场人”的意识，转变过去模糊无方向的生存状态，将自身的发展融入市场主体中，在图书市场上敢想、敢拼、敢闯。转企改制带来的改变是全方位的，从精神状态到做事方式，从思维方法到工作能力，从出版品牌到产业拓展，从建章立制到管理创新等方面，都需要决策人的科学判断和正确决策[5]。建设现代文化企业制度和打造高素质的人才队伍，是大学出版社在转企改制后必须要做好的两件事。
建设现代文化企业制度就要学习、创新、引入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模式，要不断对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发展战略、技术创新战略和市场营销战略进行研究，要应用现代管理技术进行组织和计划、决策和预测，以更好地提升企业运作效率。其中，改革编辑考核制度、实施流程再造新模式是关键。
编辑是出版社发展的重要活力和思想源泉，拥有一支勤奋敬业、博学多才、一专多能的编辑队伍是大学出版社能做强主业、做大产业的前提和基础。大学出版社在编辑考核方面，通常以编辑个人工作完成情况为评价指标，这种考核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也的确具有合理性和价值性。但很多大学出版社随着产品线的延长以及拳头产品、特色产品的不断丰富，跨部门通力合作项目越来越多，团队的精诚合作才是生产出好产品的关键。因此，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大学出版社还可以以编辑部考核为主，将考核编辑个人工作量的权利下放到编辑部，形成团队与个人考核相结合的新模式，更好地发挥编辑部主任及团队的作用，形成合力，塑造规模效应。
与编辑工作密切相关的则是科学的选题论证和透明的奖项申报流程。大学出版社要将选题会作为出版社的重点工作例会，形成由总编辑牵头，领导班子、总编办、发行科及相关编辑一同参与讨论的模式，更好地策划和明确选题方向，为新产品的制定、上线、运作进行提前布局。在申报基金及推选获奖图书方式上，大学出版社也应该举全社之力，提早规划、提早布局、提早拟订方案，同时让学校的学术权威和优质师资参与其中，保证公平、透明、科学的评审流程，从流程再造实现编辑工作的高效、有序、健康。
从长远发展来看，发展人才资源，充分调动人力在出版生产与管理中的作用，使出版社在市场上承受的发展压力转化为每一位员工的动力和执行力，是出版社保持活力的关键。“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人才对于出版工作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人才队伍是企业发展的关键，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大学出版社由于以前固有的体制因素，在吸引和留住人才方面并不像出版集团那样有优势，优秀人才的流动性比较大，这对于出版社的人才梯队建设不利。在人才培养方面，大学出版社可以采取引育并重的模式，适时引进一批专业人才，同时通过进修实习、以老带新、项目负责制、领导岗位见习等多种途径重点培养一批有干劲、有能力、有创新精神的策划编辑人才、专业营销人才、经营管理人才，为出版业打造一批拔尖的创新人才。在人才管理方面，大学出版社应该强化和完善分类管理、分类考核机制，根据不同岗位的不同特点，制定不同的考核标准。要形成淘汰机制，以优胜劣汰来保证队伍的战斗力、凝聚力和活力。薪酬激励机制要向对出版社贡献大的人员倾斜，不再走“一刀切”的老路，最大限度地激发员工的创造力和活力。
大学出版事业迎来了而立之年，在走向成熟与自信的同时，大学出版社只有与时代同步，甚至拥有超越时代的眼光和魄力，才能长久地立足于这个“智慧的行业”“创新的行业”“引领的行业”。目前，我国正在向出版强国迈进，大学出版社应该在坚守学术出版重任的同时，找准发展点，凸显文化引领的功能，不仅要在精品工程、数字出版上发力，还要着力解决制约出版社发展的突出问题，以更好地服务于国家的出版强国建设重任。
参考文献
[1]武齐. 出版生态困境下我国大学出版社的对策[J]. 出版改革研究，2007（2）.
[2]刘佩英，杨帆. 学术图书在大学出版社的功能新定位[J]. 出版发行研究，2013（8）.
[3]郭纯生，徐雁华. “软实力”竞争赢在人才“硬功夫”[N]. 中国新闻出版报，2013-01-31（4）.
[4]袁亚春. 大学出版的必由之路[J]. 现代出版，2018（1）48.
[5]任殿顺. 王亚非：着了魔的产业才有号召力[J]. 出版人，2013（4）.
【摘 要】经过30年的砥砺前行，大学出版社已经成为我国出版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起了传播和传承文化的重任。出版事业迎来新的历史机遇，大学出版社在坚守学术出版的同时，只有不忘品牌立社、特色立社、质量立社，加强内涵建设，加快现代文化企业制度建设，进一步推进人才队伍建设，才能始终立于潮头，为出版强国建设发挥主力军作用。
【关 键 词】大学出版社；学术出版；特色；创新；制度；人才
【作者单位】戴骏豪，上海大学出版社；徐雁华，上海大学出版社。
【中图分类号】 G23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18.08.004
随着高等教育事业和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我国大学出版事业呈现欣欣向荣的态势。经过30年的砥砺前行，大学出版社已经成为我国出版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起了传播和传承文化的重任。出版事业迎来新的历史机遇，大学出版社在坚守学术出版的同时，只有不忘品牌立社、特色立社、质量立社，加强内涵建设，加快现代文化企业制度建设，进一步推进人才队伍建设，才能始终立于潮头，为出版强国建设发挥主力军作用。
一、坚守学术出版，呵护大学精神
学术出版作为大学出版社的发展主业，承担着传播知识的功能，推动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演进，与大学精神互为映照。作为大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和学术生产的重要一环，大学出版社凭借大学母体，拥有得天独厚的学术资源，而其发展和创新之路也与母体的学术发展緊密相连。大学是知识集聚地，为大学出版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优质的土壤。因此，大学出版社应该成为学校教学、科研成果的发布平台，为学校的整体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学术出版是世界上许多著名大学出版社的普遍运作规则，在牛津、剑桥等世界一流大学里，出版社是继科研、教学之后，代表大学学术成就、弘扬学术风范的“第三势力”。例如，剑桥大学出版社在每一种选题列选时，都要经过学术委员会的论证。这就保证了出版物的总体质量，而且每一种选题在各自相关领域都堪称最出色的。世界多数一流大学如哈佛、耶鲁、哥伦比亚等的大学出版社，普遍走的是学术化出版之路[1]。
做好学术出版，可充分利用大学母体的高端学术资源，结合国家经济、社会、科技发展规划，凝练特色明显的重点选题，形成重量级的学术书系。复旦大学出版社为不断推出标杆性学术出版物而孜孜努力。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早已在思想文化出版领域声名鹊起，其推出的“理想国”系列成为思想人文出版的一面旗帜，受到广大读者的推崇。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在基础学科和新兴前沿学科方面做了精心的项目策划，出版了多套高水准、原创性的学术著作，成为国际几大科技出版集团瞄准的重点对象。如“大飞机出版工程”系统总结整理了我国50多年来航空科技领域的重要成果和宝贵经验，国际科技出版集团Elsevier一次性购买了其中的5本版权。“光物理研究前沿系列”紧贴科研前沿，对学科发展具有指导作用，还未出版其英文版权就被德国的德古意特出版社全套买走[2]。因此，将高端学科资源与学术出版紧密联系起来，深耕学术出版，一定会让大学出版社实现两个效益同步齐飞。
要做有影响力的大学出版社，就要打造一批具有原创性、奠基性、前沿性的一流学术出版物。目前，大学出版社遇到的发展阻力主要是优质作者资源的流失。知名学者和知名出版社强强联手，往往能制造出更多的爆炸性话题，也更能吸引读者的目光。例如，为了在争夺知名学者资源上形成优势，依托上海大学校友会平台成立的“上大社·锦珂优秀图书出版基金”旨在吸引和资助优秀出版物在上海大学出版社（以下简称上大社）出版。该基金成立的同时，上大社建立了由国家及科研院所、部属高校和优秀出版机构的专家与教授组成的学术委员会，负责对基金申报项目进行学术影响力方面的评估，并吸引优质作者资源，从而确保学术著作的严肃性和前沿性。依托该基金，上大社还聘请了社会知名作者，并培育有发展潜力的年轻作者，建立和完善人才智库平台，集聚作者群，为学术出版积蓄人才优势。
大学出版社的发展无不是基于大学母体的发展。由于贴近各学科点以及处在大学校园中，这一便利的地理优势使得大学出版社吸引一批学校优质资源成为可能。如上大社将与学校一流学科、知名研究中心以及有学术话语权的学者共同谋划实施一系列出版高地工程，旨在提升学术出版品质。大学与学术出版是紧密扭结在一起的“学术共同体”，因此，要做好学术出版，就必须紧紧扎根大学母体，按照学校的发展方向和学科优势，规划相应的学术出版路径。
二、聚焦精品出版、特色出版，走创新融合发展之路
中国图书市场潜力巨大，但是真正的传世精品却不多。图书内容极为重要，出版内容的稀缺性和权威性是衡量出版社思想创见的重要指标。出版业是“内容为王”的知识产业，这就要求出版物内容必须有思想、有创见、有价值，这样的内容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外现[3]。
好的大学出版社对于产品规划是有预见性和导向性的，既不会随着大众品味的变化而变化，更不会随流行风向的转变而转变。特别是在经济时代，文化就是生产力。当前，真正能够代表学科前沿水平、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专著，往往是集作者多年心力的成果。然而，残酷的市场现实，倒逼出版社必须推进出版供给侧改革，尤其必须在精品出版、特色出版上下功夫[4]。大学出版社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凝练出版优势，以更快地走出一条特色鲜明的发展之路。
1.实施出版精品工程，深耕特色出版
大学出版社的发展是文化发展的一个坐标，很多精品力作表达了社会思想的品质，是沉甸甸的思想财富。大学出版社只有跳出为出版而出版的小格局，将出版工作与文化传承、经典再造、学术引领、思想革新等联系在一起，才能打造出一批传世精品。
要做精品工程，大学出版社就要结合大学课程资源，开发质量过硬、内容取胜的出版物。以上海大学的“创新中国”课程为例，该课程提出了学生课堂内外全方位思考创新中国的诸多“大问题”，集结了由二三十位重量级专家、教授组成的授课团队，因此得到了全社会的关注。上大社应时而动，将课堂资源转变为主要面向95后的通俗理论读物。在图书策划上，着力突出“年轻化”和“问题意识”的特色。“年轻化”即该书主流阅读群体为“互联网+”时代下的年轻一代，因此需要用通俗易懂和风趣幽默的话语“转译”党的新思想、新论断。“问题意识”即在编写体例和纲目时，以问题为导向，抛出一个个国家发展中亟待破题之处，吸引年轻读者读下去，让思想的激荡、观点的碰撞时时发生，这也恰恰贴合年轻人的阅读习惯。
要做精品工程，就要定位自身优势，走特色化竞争之路。在《我的文学情缘》里，习近平同志特别提到：“当前存在一种‘羊群效应，这边搞个征婚节目，所有的地方都在搞谈恋爱、找对象的节目。看着有几十个台，但换来换去都是大同小异，感觉有点江郎才尽了。还是搞点有质量、有特色的东西。”因此，大学出版社应依据自身条件，用特色化、差异化来赢得市场。上大社在20多年的发展中，依托美术学院的资源积累，在美术图书出版（包括基础美术、书法艺术、艺术理论、美术考古、原生艺术、民族艺术、艺术品鉴赏等系列）上已经形成纵向能满足不同层次读者的需求、横向门类品种较为齐全的“大美术”的出版格局。云南大学出版社依托民族文化，于2012年启动了云南省标志性出版物《云南文库》的出版，还启动了少数民族地区历史典籍的搜集整理（包括省内少数民族文字出版工作）并辐射周边国家。这些具有鲜明民族特征的项目都是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也为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发展发挥了出版社的文化责任。
2.聚焦数字出版，走融合创新之路
在“融合与创新”的时代背景下，互联网是社会变革不可抗拒的力量，出版工作要有向未来靠拢的思维，有跨媒、跨域、跨界的潜质和魄力。知识和人是“互联网+”背景下大学出版社的发展主题。与社会出版社相比，大学出版社在数字出版上更具优势，因为其一般拥有学校计算机专业的师资力量。浙江大学出版社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数字化转型之路起步较早。浙江大学出版社在2008年便成立了数字出版部，到2010年初基本完成数字化建设的目标与任务，目前形成了以数字阅读服务、数字教育服务、数字学术服务、数字营销服务四大业务驱动的数字出版发展格局，并在数字阅读服务领域成为我国出版行业的领先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数字出版业务起步于2006年，自2009年起便利用传统图书资源的积累进行数字化转型。这两家大学出版社的融合创新过程值得我们学习。
目前，知識已呈现出专业化、体系化、场景化的趋势，图书出版已不再是知识孤岛的封闭系统，而具有了及时性、场景化和流动性的特征。大学出版社经过30年的发展，基本上都拥有了品种丰富的存量资源和一定数量的读者群，这为其开展数字出版业务提供了保证。首先，大学出版社要有互联网多维复杂架构的概念，应依靠计算机学院的技术优势和人才优势，建构以传统出版、数字出版相互叠加的复合出版模式，开发集成电子图书、数字图书馆和专业数据库等服务模式的数字服务系统，为广大读者提供方便、高效的数字化服务。其次，大学出版社要以互联网为平台，从过去的以“作者”为中心，转变成以“作者+读者”为中心，对出版内容进行全方位、深层次的改革创新，实现传统出版与先进技术的有效对接。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数字技术实现优质内容资源的最大化传播，做到一个内容多种创意、一种创意多次开发、一次开发多种产品、一种产品多个形态，全面提高大学出版的创新能力和传播能力。最后，大学出版社还应具有大视野、大格局，搭建更大的合作平台，建成产学研数字出版大空间，由点到面再到空间，充分将没有物理边界的一切可用资源结合进来，使数字出版朝着更具规模、更加专业的方向发展，走出一条集创意、研发、制作、展示、运用于一体的“融出版”之路。未来，传统出版或数字出版将可能由“书+多媒体+网络资源”的模式向“知识服务商”转型，如何在线上再造课程，形成一对一的个性化教学流程，也许是一个重要的方向，值得大学出版社思考。
三、“制度+人才”，大学出版社发展的两大基础
大学出版社在2010年前基本上都已完成转企改制工作，因此如何走好现代文化企业之路，就成了摆在出版社面前的一道难题。从宏观上来说，转企改制涉及观念更新、机制变革、产业拓展等多个层面，需要渐进性、重构性的变革；从微观上来说，就是要让员工树立“市场人”的意识，转变过去模糊无方向的生存状态，将自身的发展融入市场主体中，在图书市场上敢想、敢拼、敢闯。转企改制带来的改变是全方位的，从精神状态到做事方式，从思维方法到工作能力，从出版品牌到产业拓展，从建章立制到管理创新等方面，都需要决策人的科学判断和正确决策[5]。建设现代文化企业制度和打造高素质的人才队伍，是大学出版社在转企改制后必须要做好的两件事。
建设现代文化企业制度就要学习、创新、引入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模式，要不断对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发展战略、技术创新战略和市场营销战略进行研究，要应用现代管理技术进行组织和计划、决策和预测，以更好地提升企业运作效率。其中，改革编辑考核制度、实施流程再造新模式是关键。
编辑是出版社发展的重要活力和思想源泉，拥有一支勤奋敬业、博学多才、一专多能的编辑队伍是大学出版社能做强主业、做大产业的前提和基础。大学出版社在编辑考核方面，通常以编辑个人工作完成情况为评价指标，这种考核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也的确具有合理性和价值性。但很多大学出版社随着产品线的延长以及拳头产品、特色产品的不断丰富，跨部门通力合作项目越来越多，团队的精诚合作才是生产出好产品的关键。因此，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大学出版社还可以以编辑部考核为主，将考核编辑个人工作量的权利下放到编辑部，形成团队与个人考核相结合的新模式，更好地发挥编辑部主任及团队的作用，形成合力，塑造规模效应。
与编辑工作密切相关的则是科学的选题论证和透明的奖项申报流程。大学出版社要将选题会作为出版社的重点工作例会，形成由总编辑牵头，领导班子、总编办、发行科及相关编辑一同参与讨论的模式，更好地策划和明确选题方向，为新产品的制定、上线、运作进行提前布局。在申报基金及推选获奖图书方式上，大学出版社也应该举全社之力，提早规划、提早布局、提早拟订方案，同时让学校的学术权威和优质师资参与其中，保证公平、透明、科学的评审流程，从流程再造实现编辑工作的高效、有序、健康。
从长远发展来看，发展人才资源，充分调动人力在出版生产与管理中的作用，使出版社在市场上承受的发展压力转化为每一位员工的动力和执行力，是出版社保持活力的关键。“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人才对于出版工作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人才队伍是企业发展的关键，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大学出版社由于以前固有的体制因素，在吸引和留住人才方面并不像出版集团那样有优势，优秀人才的流动性比较大，这对于出版社的人才梯队建设不利。在人才培养方面，大学出版社可以采取引育并重的模式，适时引进一批专业人才，同时通过进修实习、以老带新、项目负责制、领导岗位见习等多种途径重点培养一批有干劲、有能力、有创新精神的策划编辑人才、专业营销人才、经营管理人才，为出版业打造一批拔尖的创新人才。在人才管理方面，大学出版社应该强化和完善分类管理、分类考核机制，根据不同岗位的不同特点，制定不同的考核标准。要形成淘汰机制，以优胜劣汰来保证队伍的战斗力、凝聚力和活力。薪酬激励机制要向对出版社贡献大的人员倾斜，不再走“一刀切”的老路，最大限度地激发员工的创造力和活力。
大学出版事业迎来了而立之年，在走向成熟与自信的同时，大学出版社只有与时代同步，甚至拥有超越时代的眼光和魄力，才能长久地立足于这个“智慧的行业”“创新的行业”“引领的行业”。目前，我国正在向出版强国迈进，大学出版社应该在坚守学术出版重任的同时，找准发展点，凸显文化引领的功能，不仅要在精品工程、数字出版上发力，还要着力解决制约出版社发展的突出问题，以更好地服务于国家的出版强国建设重任。
参考文献
[1]武齐. 出版生态困境下我国大学出版社的对策[J]. 出版改革研究，2007（2）.
[2]刘佩英，杨帆. 学术图书在大学出版社的功能新定位[J]. 出版发行研究，2013（8）.
[3]郭纯生，徐雁华. “软实力”竞争赢在人才“硬功夫”[N]. 中国新闻出版报，2013-01-31（4）.
[4]袁亚春. 大学出版的必由之路[J]. 现代出版，2018（1）48.
[5]任殿顺. 王亚非：着了魔的产业才有号召力[J]. 出版人，201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