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出版3.0时代：发展逻辑与转型路径
赵玉山 栾学东
【摘 要】 我国的大学出版是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而发展的，我国现代意义的大学出版事业仅仅有60多年短暂的历史，尽管其发展历史短暂，但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面对新时代民族复兴的伟大重任，只有客观认识总结历史经验，全面充分把握发展机遇，科学理性规划发展路径，大学出版才能在未来承担更多责任，做出更大贡献。
【关 键 词】大学出版；出版事业；大学教育；发展
【作者单位】赵玉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科学研究院；栾学东，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图分类号】 G23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18.08.003
我国的大学出版是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而发展的。1955年成立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创建的第一家大学出版社。因此，我国现代意义的大学出版事业仅仅有60多年短暂的历史，相比于牛津大学出版社、剑桥大学出版社数百年的发展历史，我国大学出版业可以说是刚刚起步。正如我国现代大学教育一样，尽管其发展历史短暂，但也同样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面对新时代民族复兴的伟大重任，只有客观认识总结历史经验，全面充分把握发展机遇，科学理性规划发展路径，大学出版才能在未来承担更多责任，做出更大贡献。
一、我国大学出版发展的历史经验和宝贵资源
到目前为止，全国共有107家大学出版社，约占全国出版社总数18%。从大学出版品种数量、生产规模、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版权贸易、业务创新等各项指标来看，大学出版力量已经成为我国出版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1.我国大学出版发展的历史阶段
对于当代我国大学出版事业发展阶段的历史划分，大学业界和相关学者的认识基本相近。综合各家观点，笔者认为我国大学出版事业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1986年的萌芽初创阶段，1986年到2007年的探索调整阶段，2007年改制后到当前的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批大学出版社成立到1986年“全国高等学校出版社第一次工作会议”召开。在此期间，大学出版社从萌芽初创、业务停顿、恢复到众多社的积极创立，在“全国高等学校出版社第一次工作会议”召开前后，全国已创立大学出版社73家，初步奠定了不同地区、不同类别的大学出版格局。国家相关部门出台了《高等学校出版社工作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对大学出版社的地位、作用、方针、任务、队伍建设以及经营管理等重大问题做出明确规定，也为初创阶段的大学出版社提供了发展方向。
第二阶段是1986年到2007年期間。大学出版社发展初期积极围绕建社定位和政策指导，立足自身母体大学，服务于教学和科研，出版了一批高校教材、教学参考书和教育用书。随着全国出版业推进“事业单位、企业管理”体制改革，大学出版社面向社会和普通读者积极展开市场化探索和尝试。在此期间，大学出版社与母体大学关系、出版双效统一、市场主体产业化探索都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个别出版社走了一些弯路。大学出版成员分化明显，但大学出版的整体实力大大增强，部分大学出版社社会影响及经济规模进入全国出版行业前列。
第三阶段是2007年改制后到当前的发展阶段。2007年4月，教育部与新闻出版总署在北京联合召开高校出版社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确定清华大学出版社等19家出版社进行试点改革工作，开启了大学出版社转企改制的新篇章。2010年后，全国大学出版社基本完成转企改制任务，注册成为公司制法人，也完成了公司身份的转变。转企改制确立了大学出版社的市场主体地位，进一步理顺了出版社与学校的关系，明确了出资人的地位和权益，大学出版社经营自主权进一步增强，大学出版发展进入新的时期。
2.我国大学出版的发展资源与宝贵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学出版取得了较好的发展，可以概括为三波“红利”。
首先，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教育、特别基础教育持续快速发展的“人口教育红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人才需求蓬勃旺盛，甚至出现一书难求的阅读状况。大学出版发展如雨后春笋，对满足全国读者教育学习的需求起到了很大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经历了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从恢复高考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从实现九年义务教育到迈向高等教育大众化，中国教育采取的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改革举措，不仅推动了教育自身的巨大变革，也推动了中国教育普惠人群的迅速扩大，直接促进了以教育出版为核心业务的大学出版社的出版市场。
其次，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的高等教育在改革开放之后呈现的发展速度在世界高等教育史上写下特殊的一笔。20世纪后半叶是高等教育发展史上不寻常的扩展和质变的阶段，社会对高级专门人才需求的迅速增长，以及个人对接受高等教育就学机会的迫切需要，使得高等教育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获得发展，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走向大众化教育。1978年，中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只有1.55%，经过近40年的发展，《2016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6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42.7%，高等教育在校生达3647万人，中国高等教育将进入普及化阶段。蓬勃发展的“高等教育扩招红利”直接带动了大学出版社的大学教材、教学用书、考试用书市场的快速发展。
再次，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科研政策支持为大学出版社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动力。国家各类出版基金、科研基金利用支持项目和作者推动学术研究成果的大量出版。图书馆、农家书屋、书香社会、全民阅读等公共文化政策与措施也为教育出版、专业出版提供了更多机会，大学出版机构相比于其他出版机构，更具有科研和教育出版的实力与品牌背书，从而可能享受到更多的“公共文化政策红利”。
根据社会影响、经济实力、发展规模来划分，可将全国大学出版社简单分为三个梯队，处于第一梯队的包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这些出版社都是积极抓住了上述三波趋势，审时度势，准确判断，采取了正确的发展战略，故得以快速崛起并和其他大学出版社拉开了距离。
二、我国大学出版发展面临的挑战
客观而言，相对于发达国家的大学出版业，我国现代意义的大学出版业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借助国家整体实力的提升和大学教育的快速扩展，大学出版发展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并取得重要成就。当前，大学出版又将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
1.读者终端成为终极战场，巨头布局出版趋势明显
当前，社会发展进入智能互联时代。信息的获取与生产机制变得日益复杂多元，行业的边界和壁垒日趋模糊与消失。出版业、传媒业乃至文化产业发展的系统性正在消失，不确定性和不可控性日趋增加。
截至2017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7.51亿，手机网民规模达7.24亿。据统计，2016年有55.3%的成年国民进行过网络在线阅读，66.1%的成年国民进行过手机阅读，62.4%的成年国民进行过微信阅读，18.4%的成年国民在电子阅读器（包括平板电脑）上阅读。读者碎片化时间正在被“屏读”分流。产业巨头纷纷进军移动阅读领域，布局新型出版格局，腾讯、阿里、百度等大型互联网企业建设的微信读书、阿里文学、百度文库等品牌已经占据广泛的市场份额；中文在线、阅文集团、掌阅科技等老牌数字企业盈利结构已进入良性状态，蓄势发力；咪咕阅读、沃阅读、天翼阅读等借助大型资本的背景，依靠移动互联网的优势攻城略地。移动阅读领域成为资本和技术竞争激烈的领域，未来出版生态将有可能发生重大改变。
2.产业整合兼并加剧，大学出版生存空间进一步挤压
随着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全国普通的出版传媒、发行与教育公司正在以市场为核心资源进行重组兼并与整合发展。截至2016年底，全国共有出版传媒集团126家，其中图书出版机构40家、报刊出版机构47家、发行机构27家、印刷机构12家。2016年，出版传媒集团实现主营业务收入3476.1亿元，拥有资产总额6541.5亿元，实现利润总额296.6亿元，各项指标同比增长都非常明显。其中，出版集团、报刊出版集团、发行集团占全国书报刊出版和出版物发行主营业务收入的74.5%，拥有资产总额占全国出版发行全行业资产总额的84.0%，实现利润总额占全国出版发行全行业利润总额的62.6%，上述3项指标同比分别增长16.2%、8.7%、20.9%。就总占比和增长速度而言，出版集团、报刊出版集团、发行集团成为行业的主力军。在教育出版领域，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控股了人民教育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语文出版社等出版机构，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资源开发和整合能力上都优于大学出版社。
全国大型出版传媒集团、地方性出版发行集团从全国和地方的市场分别发挥优势，设置行业壁垒，通过资本运作的方式，迅速完成對区域图书出版、发行市场的重新整合，进一步加剧出版发行市场的垄断。一方面，全国出版集团、地方出版集团的规模越做越大；另一方面，大学出版社的市场空间被越挤越小，面对这些出版传媒类上市企业的“巨无霸”“航空母舰”，大学出版社甚至都不能用“小舢板”来形容，最多是飘荡于汪洋大海上的“一叶扁舟”。笔者梳理后发现，在所有的出版传媒类上市公司或者各省成立的出版集团中，竟然没有一家大学出版社。大学出版社如何在产业集群化高度发展的态势下求得独立生存，成为非常紧迫的现实问题。
3.管理制度相对滞后，大学出版发展体制亟待优化
出版业作为强意识形态的文化产业，宏观管理主要包括政府行政管理、法律管理、经济调控以及协会指导。近年来，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我国出版生产力得到极大的解放。中国出版正在从出版大国向出版强国迈进。大学出版业也得到较好的发展，但相对于普通社会出版机构，大学出版面临管理体系庞杂、部门职责交叉、权责脱节和效率不高的问题。
在高校内部，大多数大学出版社长期以来处于“尴尬”处境。无论是改制前的“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还是改制后的“企业单位、事业化管理”，大学出版社因为在大学中特殊的职能，一般都处于边缘化地位，大学出版社也因为专业编辑不足、经费难以保证，面临生存和发展的压力，转而以市场为导向，出书方向与大学的学科发展相脱节。甚至使一部分能够体现所属大学优势学科发展建设的选题也外流到社会出版机构和专业出版社，从而导致大学对出版社的支持进一步弱化、边缘化，行政式的管理模式与负责人的任命在大学出版社中仍有明显痕迹。
同时，出版业作为知识密集型产业，对人力资源建设具有高度要求。大学出版社由于体制不健全，专业人才难以找到长期职业化发展的舞台，高端职业人才外流严重，外部职业人才难以适应大学出版社“非学非产”的文化环境，造成大学出版职业化的高级管理队伍建设滞后，进一步削弱了大学出版应对外部严峻竞争的灵活性和战斗力。
三、我国大学出版发展机遇与转型路径
1.立足行业，解决新时代发展主要矛盾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是针对物质生活而言，更是针对精神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对于出版产业的意义同样重大而深远。作为全国出版业的重要组成力量，大学出版社年出版图书总计约6万种，年度码洋超过亿元的大学出版社近30家，是我国出版业重要的组成力量。大学出版在整体规模、出版种类、供给方式取得前所未有的成绩，但也必须看到，在出版结构、效益、质量问题存在严重的不平衡。
人民对美好精神生活的期待和需求，就是出版文化产业长期发展和建设的目标。为落实党的十九大对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要求，文化产业必将迎来新的发展空间。图书供给侧改革、农家书屋的进一步建设完善、全民阅读工程的持续推进、书香中国的蓝图搭建、传统文化的传承、双创推动的融合发展、中国故事全球化传播、老龄化社会阅读的需求期待……社会主义特色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将为出版提供更多新的空间和机遇。大学出版社只有紧紧依靠知识信息密集优势、专家学者资源优势、大学品牌与大学资源优势，立足行业长期发展，心系人民美好生活的需求和期待，认真调研分析、积极参与文化复兴事业，充分发挥能动性和创造性，才能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潮流中发挥出自身独特的优势，找到自身的位置。
2.回归本位，做好大学科研教学服务
新时代大学出版社的发展应该坚守初心、回归本位，牢记大学出版社的办社宗旨，遵循为高校教学科研服务的底层逻辑，实现转型升级。从近些年开展的政府出版奖以及“三个一百”原创工程奖评比结果中看，大学出版社的获奖或入围比例相对偏低，没有将高校出版的学术优势和科研优势转化为出版成果，在引领专业出版和学术出版方面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参考国外知名大学出版机构的发展经验来看，大学出版社要立足长远，将学术出版当作大学出版社的立社根基，依靠学术评审及专家出版委员会，建立完善科学的出版体系和筛选制度，制定长期发展的出版战略，在学术科研出版领域发挥出得天独厚的优势。
大学出版社的主要任务是做好高校大中专教材的建设和出版。长期以来，大学出版社在大中专教材的建设和出版中做出了很大贡献。截至2017年，全国各级各类高等学校有近3000所，设立大学出版社的一般都是综合实力较强的高等学校。特别是2017年教育部启动了“双一流”大学的建设工程，这些高校大部分都拥有自己独立的出版社。当前高等教育建设和发展又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大学出版社应该认真分析母体大学的学科优势与教研优势，围绕“双一流”学科建设，扩展本校的优势学科，开展新型大学教材的研发与出版的发展规划。
同时，大学出版社除了做好大学的教学和科研服务，还要在教育部相关部门、大学协会的组织和协调下，走联合协作、搭建出版联盟的合作共享之路。借助学术委员会、教学指导委员会、行业专家委员会等各种官方和民间学术机构，不同类型、不同地区的大学出版社从自身特色专业优势出发，通过多种方式组建各种联盟。通过项目合作、学科合作等多种方式，互助共商，发挥各自优势，铸就精品出版工程。
3.把握趋势，力争成为大学的“第三极力量”
大学是学者云集的机构，是各种新思想、新观念交融与碰撞的场所。据统计，在世界顶尖学术刊物《自然》和《科学》杂志上，论文的第一作者有三分之二来自大学；诺贝尔奖中，四分之三的获得者是大学教授；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人员中，80%就职于高校；在国内外发表的论文和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得者中，60%以上来自大学。大学专家学者大多在各自领域做出了杰出的成绩。特别是在当前协同化、技术化、全球化日益深入的背景下，大学的学术和科研力量逐渐成为影响地区、国家乃至全球发展的重要因素，大学成为国际多轨外交的重要平台。
这些引领科技发展的新思想、新理念、新观点以及学术研究交流、科研创新，必定呼唤更高效的方式、更便捷的技术进行呈现与转化。大学出版社要利用融合创新的技术，充分利用当前人工智能、网络通信、共享平台、在线教育等最新的技术手段做出谋划和设计，由简单的图书出版机构向知识服务机构转变。面对大学教育创新的浪潮，大学出版社应尽快结合当今创新科技，实现管理、产品、模式、人才队伍、市场营销、服务理念全方位的转型升级，实现跨越式发展，让出版成为大学除教学和科研之外的“第三极力量”。
4.融合发展，实现与时俱进的迭代升级
当前，我国大学出版社成为与中央部委出版社、地方出版社并驾齐驱的三大重要出版力量之一，尤其是在教育出版、专业出版以及学术出版领域，其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面对未来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成为社会发展新动力的趋势，大学出版社的决策领导要从战略层面重视出版融合趋势，尽快转变过去传统发展的逻辑观念，实现大学出版的迭代升级。
出版产业的融合发展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一是流程的融合：从过去传统出版的编印发串联式流程，融合发展到并联式的同步化、迭代化流程。二是载体的融合：从传统出版的纸质、数字、音像、软件等不同载体，融合为复合载体、终端学习阅读设备。三是需求的融合：从传统的大众、教育、专业出版需求，融合为同一个内容按需供应的方式。四是角色的融合：自媒体兴起后，传统出版知识生产角色垄断壁垒已经被消解，进而融合为多样化的生产主体。五是商业模式的融合：传统出版销售物態化的商业模式正在转变为知识服务、社群营销、线上消费等符号虚拟化的商业模式。六是跨界融合：出版的边界逐步扩大和消解，以读者阅读和知识消费为核心的服务业态纷纷出现。
如果把大学出版社初期追求出版品种、出版码洋、发行数量、经济效益，喜欢立足图书的“物”的概念进行产业逻辑的发展命名为“大学出版1.0时代”，那么“大学出版2.0时代”则是立足出版物内容“质”的概念，摆脱盲目追求品种数量、盲目追求规模扩张的传统发展路径，将社会影响、内容质量、学术传播、专业出版的影响力和专业性提升作为发展指标，从规模数量型发展转向质量效益型发展，形成自身与母体大学相得益彰的品牌效应。未来，面对技术进步带来的教育和学习的变革，我们将迎来“大学出版3.0时代”，那就是大学出版机构利用多样化手段和方式，围绕自身的核心优势，成为做先进文化、创新技术、前沿科学的积极推动者和引领者，是新时代广大师生学习、求知、教育科研和普通人民美好精神生活需求内容的集成商、选择商和提供商。
参考文献
[1]教育部社会科学司. 中国高校出版社发展报告2005-2010[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2]马朝阳，赵玉山. 大学出版高度融合大学资源发展的思考[J]. 科技与出版，2018（3）：130-133.
[3]周蔚华，杨石华. 大学出版社在出版业的地位及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J]. 现代出版，2018（1）：31-42.
[4]赵玉山，邢自兴，马朝阳. 年度国际出版趋势报告·中国分报告[N].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2017-08-22.
[5]张其友，李桂福. 转企改制后大学出版企业发展研究[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6]吕建生，新时代大学出版社的使命与担当[J]. 现代出版，2018（1）：63-64.
[7]赵玉山，马朝阳. 中国出版开启新时代[J]. 全国新书目，2018（1）：4-9.
[8]左志红. 转企改制后大学社路向何方——访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理事长宗俊峰[N]. 中国新闻出版报，2014-10-27.
[9]吕建生. 转企改制后大学出版社的发展方向[J]. 现代出版，2014（3）：12-14.
[10]刘超，郑玉香. 我国大学出版社的发展困境与转型路径研究[J]. 金融理论与教学，2016（3）： 107-110.
[11]蔡翔. 论出版创新和大学出版的创新战略[J]. 现代出版，2007（3）：31-34.
【摘 要】 我国的大学出版是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而发展的，我国现代意义的大学出版事业仅仅有60多年短暂的历史，尽管其发展历史短暂，但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面对新时代民族复兴的伟大重任，只有客观认识总结历史经验，全面充分把握发展机遇，科学理性规划发展路径，大学出版才能在未来承担更多责任，做出更大贡献。
【关 键 词】大学出版；出版事业；大学教育；发展
【作者单位】赵玉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科学研究院；栾学东，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图分类号】 G23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18.08.003
我国的大学出版是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而发展的。1955年成立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创建的第一家大学出版社。因此，我国现代意义的大学出版事业仅仅有60多年短暂的历史，相比于牛津大学出版社、剑桥大学出版社数百年的发展历史，我国大学出版业可以说是刚刚起步。正如我国现代大学教育一样，尽管其发展历史短暂，但也同样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面对新时代民族复兴的伟大重任，只有客观认识总结历史经验，全面充分把握发展机遇，科学理性规划发展路径，大学出版才能在未来承担更多责任，做出更大贡献。
一、我国大学出版发展的历史经验和宝贵资源
到目前为止，全国共有107家大学出版社，约占全国出版社总数18%。从大学出版品种数量、生产规模、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版权贸易、业务创新等各项指标来看，大学出版力量已经成为我国出版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1.我国大学出版发展的历史阶段
对于当代我国大学出版事业发展阶段的历史划分，大学业界和相关学者的认识基本相近。综合各家观点，笔者认为我国大学出版事业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1986年的萌芽初创阶段，1986年到2007年的探索调整阶段，2007年改制后到当前的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批大学出版社成立到1986年“全国高等学校出版社第一次工作会议”召开。在此期间，大学出版社从萌芽初创、业务停顿、恢复到众多社的积极创立，在“全国高等学校出版社第一次工作会议”召开前后，全国已创立大学出版社73家，初步奠定了不同地区、不同类别的大学出版格局。国家相关部门出台了《高等学校出版社工作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对大学出版社的地位、作用、方针、任务、队伍建设以及经营管理等重大问题做出明确规定，也为初创阶段的大学出版社提供了发展方向。
第二阶段是1986年到2007年期間。大学出版社发展初期积极围绕建社定位和政策指导，立足自身母体大学，服务于教学和科研，出版了一批高校教材、教学参考书和教育用书。随着全国出版业推进“事业单位、企业管理”体制改革，大学出版社面向社会和普通读者积极展开市场化探索和尝试。在此期间，大学出版社与母体大学关系、出版双效统一、市场主体产业化探索都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个别出版社走了一些弯路。大学出版成员分化明显，但大学出版的整体实力大大增强，部分大学出版社社会影响及经济规模进入全国出版行业前列。
第三阶段是2007年改制后到当前的发展阶段。2007年4月，教育部与新闻出版总署在北京联合召开高校出版社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确定清华大学出版社等19家出版社进行试点改革工作，开启了大学出版社转企改制的新篇章。2010年后，全国大学出版社基本完成转企改制任务，注册成为公司制法人，也完成了公司身份的转变。转企改制确立了大学出版社的市场主体地位，进一步理顺了出版社与学校的关系，明确了出资人的地位和权益，大学出版社经营自主权进一步增强，大学出版发展进入新的时期。
2.我国大学出版的发展资源与宝贵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学出版取得了较好的发展，可以概括为三波“红利”。
首先，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教育、特别基础教育持续快速发展的“人口教育红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人才需求蓬勃旺盛，甚至出现一书难求的阅读状况。大学出版发展如雨后春笋，对满足全国读者教育学习的需求起到了很大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经历了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从恢复高考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从实现九年义务教育到迈向高等教育大众化，中国教育采取的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改革举措，不仅推动了教育自身的巨大变革，也推动了中国教育普惠人群的迅速扩大，直接促进了以教育出版为核心业务的大学出版社的出版市场。
其次，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的高等教育在改革开放之后呈现的发展速度在世界高等教育史上写下特殊的一笔。20世纪后半叶是高等教育发展史上不寻常的扩展和质变的阶段，社会对高级专门人才需求的迅速增长，以及个人对接受高等教育就学机会的迫切需要，使得高等教育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获得发展，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走向大众化教育。1978年，中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只有1.55%，经过近40年的发展，《2016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6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42.7%，高等教育在校生达3647万人，中国高等教育将进入普及化阶段。蓬勃发展的“高等教育扩招红利”直接带动了大学出版社的大学教材、教学用书、考试用书市场的快速发展。
再次，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科研政策支持为大学出版社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动力。国家各类出版基金、科研基金利用支持项目和作者推动学术研究成果的大量出版。图书馆、农家书屋、书香社会、全民阅读等公共文化政策与措施也为教育出版、专业出版提供了更多机会，大学出版机构相比于其他出版机构，更具有科研和教育出版的实力与品牌背书，从而可能享受到更多的“公共文化政策红利”。
根据社会影响、经济实力、发展规模来划分，可将全国大学出版社简单分为三个梯队，处于第一梯队的包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这些出版社都是积极抓住了上述三波趋势，审时度势，准确判断，采取了正确的发展战略，故得以快速崛起并和其他大学出版社拉开了距离。
二、我国大学出版发展面临的挑战
客观而言，相对于发达国家的大学出版业，我国现代意义的大学出版业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借助国家整体实力的提升和大学教育的快速扩展，大学出版发展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并取得重要成就。当前，大学出版又将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
1.读者终端成为终极战场，巨头布局出版趋势明显
当前，社会发展进入智能互联时代。信息的获取与生产机制变得日益复杂多元，行业的边界和壁垒日趋模糊与消失。出版业、传媒业乃至文化产业发展的系统性正在消失，不确定性和不可控性日趋增加。
截至2017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7.51亿，手机网民规模达7.24亿。据统计，2016年有55.3%的成年国民进行过网络在线阅读，66.1%的成年国民进行过手机阅读，62.4%的成年国民进行过微信阅读，18.4%的成年国民在电子阅读器（包括平板电脑）上阅读。读者碎片化时间正在被“屏读”分流。产业巨头纷纷进军移动阅读领域，布局新型出版格局，腾讯、阿里、百度等大型互联网企业建设的微信读书、阿里文学、百度文库等品牌已经占据广泛的市场份额；中文在线、阅文集团、掌阅科技等老牌数字企业盈利结构已进入良性状态，蓄势发力；咪咕阅读、沃阅读、天翼阅读等借助大型资本的背景，依靠移动互联网的优势攻城略地。移动阅读领域成为资本和技术竞争激烈的领域，未来出版生态将有可能发生重大改变。
2.产业整合兼并加剧，大学出版生存空间进一步挤压
随着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全国普通的出版传媒、发行与教育公司正在以市场为核心资源进行重组兼并与整合发展。截至2016年底，全国共有出版传媒集团126家，其中图书出版机构40家、报刊出版机构47家、发行机构27家、印刷机构12家。2016年，出版传媒集团实现主营业务收入3476.1亿元，拥有资产总额6541.5亿元，实现利润总额296.6亿元，各项指标同比增长都非常明显。其中，出版集团、报刊出版集团、发行集团占全国书报刊出版和出版物发行主营业务收入的74.5%，拥有资产总额占全国出版发行全行业资产总额的84.0%，实现利润总额占全国出版发行全行业利润总额的62.6%，上述3项指标同比分别增长16.2%、8.7%、20.9%。就总占比和增长速度而言，出版集团、报刊出版集团、发行集团成为行业的主力军。在教育出版领域，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控股了人民教育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语文出版社等出版机构，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资源开发和整合能力上都优于大学出版社。
全国大型出版传媒集团、地方性出版发行集团从全国和地方的市场分别发挥优势，设置行业壁垒，通过资本运作的方式，迅速完成對区域图书出版、发行市场的重新整合，进一步加剧出版发行市场的垄断。一方面，全国出版集团、地方出版集团的规模越做越大；另一方面，大学出版社的市场空间被越挤越小，面对这些出版传媒类上市企业的“巨无霸”“航空母舰”，大学出版社甚至都不能用“小舢板”来形容，最多是飘荡于汪洋大海上的“一叶扁舟”。笔者梳理后发现，在所有的出版传媒类上市公司或者各省成立的出版集团中，竟然没有一家大学出版社。大学出版社如何在产业集群化高度发展的态势下求得独立生存，成为非常紧迫的现实问题。
3.管理制度相对滞后，大学出版发展体制亟待优化
出版业作为强意识形态的文化产业，宏观管理主要包括政府行政管理、法律管理、经济调控以及协会指导。近年来，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我国出版生产力得到极大的解放。中国出版正在从出版大国向出版强国迈进。大学出版业也得到较好的发展，但相对于普通社会出版机构，大学出版面临管理体系庞杂、部门职责交叉、权责脱节和效率不高的问题。
在高校内部，大多数大学出版社长期以来处于“尴尬”处境。无论是改制前的“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还是改制后的“企业单位、事业化管理”，大学出版社因为在大学中特殊的职能，一般都处于边缘化地位，大学出版社也因为专业编辑不足、经费难以保证，面临生存和发展的压力，转而以市场为导向，出书方向与大学的学科发展相脱节。甚至使一部分能够体现所属大学优势学科发展建设的选题也外流到社会出版机构和专业出版社，从而导致大学对出版社的支持进一步弱化、边缘化，行政式的管理模式与负责人的任命在大学出版社中仍有明显痕迹。
同时，出版业作为知识密集型产业，对人力资源建设具有高度要求。大学出版社由于体制不健全，专业人才难以找到长期职业化发展的舞台，高端职业人才外流严重，外部职业人才难以适应大学出版社“非学非产”的文化环境，造成大学出版职业化的高级管理队伍建设滞后，进一步削弱了大学出版应对外部严峻竞争的灵活性和战斗力。
三、我国大学出版发展机遇与转型路径
1.立足行业，解决新时代发展主要矛盾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是针对物质生活而言，更是针对精神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对于出版产业的意义同样重大而深远。作为全国出版业的重要组成力量，大学出版社年出版图书总计约6万种，年度码洋超过亿元的大学出版社近30家，是我国出版业重要的组成力量。大学出版在整体规模、出版种类、供给方式取得前所未有的成绩，但也必须看到，在出版结构、效益、质量问题存在严重的不平衡。
人民对美好精神生活的期待和需求，就是出版文化产业长期发展和建设的目标。为落实党的十九大对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要求，文化产业必将迎来新的发展空间。图书供给侧改革、农家书屋的进一步建设完善、全民阅读工程的持续推进、书香中国的蓝图搭建、传统文化的传承、双创推动的融合发展、中国故事全球化传播、老龄化社会阅读的需求期待……社会主义特色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将为出版提供更多新的空间和机遇。大学出版社只有紧紧依靠知识信息密集优势、专家学者资源优势、大学品牌与大学资源优势，立足行业长期发展，心系人民美好生活的需求和期待，认真调研分析、积极参与文化复兴事业，充分发挥能动性和创造性，才能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潮流中发挥出自身独特的优势，找到自身的位置。
2.回归本位，做好大学科研教学服务
新时代大学出版社的发展应该坚守初心、回归本位，牢记大学出版社的办社宗旨，遵循为高校教学科研服务的底层逻辑，实现转型升级。从近些年开展的政府出版奖以及“三个一百”原创工程奖评比结果中看，大学出版社的获奖或入围比例相对偏低，没有将高校出版的学术优势和科研优势转化为出版成果，在引领专业出版和学术出版方面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参考国外知名大学出版机构的发展经验来看，大学出版社要立足长远，将学术出版当作大学出版社的立社根基，依靠学术评审及专家出版委员会，建立完善科学的出版体系和筛选制度，制定长期发展的出版战略，在学术科研出版领域发挥出得天独厚的优势。
大学出版社的主要任务是做好高校大中专教材的建设和出版。长期以来，大学出版社在大中专教材的建设和出版中做出了很大贡献。截至2017年，全国各级各类高等学校有近3000所，设立大学出版社的一般都是综合实力较强的高等学校。特别是2017年教育部启动了“双一流”大学的建设工程，这些高校大部分都拥有自己独立的出版社。当前高等教育建设和发展又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大学出版社应该认真分析母体大学的学科优势与教研优势，围绕“双一流”学科建设，扩展本校的优势学科，开展新型大学教材的研发与出版的发展规划。
同时，大学出版社除了做好大学的教学和科研服务，还要在教育部相关部门、大学协会的组织和协调下，走联合协作、搭建出版联盟的合作共享之路。借助学术委员会、教学指导委员会、行业专家委员会等各种官方和民间学术机构，不同类型、不同地区的大学出版社从自身特色专业优势出发，通过多种方式组建各种联盟。通过项目合作、学科合作等多种方式，互助共商，发挥各自优势，铸就精品出版工程。
3.把握趋势，力争成为大学的“第三极力量”
大学是学者云集的机构，是各种新思想、新观念交融与碰撞的场所。据统计，在世界顶尖学术刊物《自然》和《科学》杂志上，论文的第一作者有三分之二来自大学；诺贝尔奖中，四分之三的获得者是大学教授；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人员中，80%就职于高校；在国内外发表的论文和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得者中，60%以上来自大学。大学专家学者大多在各自领域做出了杰出的成绩。特别是在当前协同化、技术化、全球化日益深入的背景下，大学的学术和科研力量逐渐成为影响地区、国家乃至全球发展的重要因素，大学成为国际多轨外交的重要平台。
这些引领科技发展的新思想、新理念、新观点以及学术研究交流、科研创新，必定呼唤更高效的方式、更便捷的技术进行呈现与转化。大学出版社要利用融合创新的技术，充分利用当前人工智能、网络通信、共享平台、在线教育等最新的技术手段做出谋划和设计，由简单的图书出版机构向知识服务机构转变。面对大学教育创新的浪潮，大学出版社应尽快结合当今创新科技，实现管理、产品、模式、人才队伍、市场营销、服务理念全方位的转型升级，实现跨越式发展，让出版成为大学除教学和科研之外的“第三极力量”。
4.融合发展，实现与时俱进的迭代升级
当前，我国大学出版社成为与中央部委出版社、地方出版社并驾齐驱的三大重要出版力量之一，尤其是在教育出版、专业出版以及学术出版领域，其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面对未来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成为社会发展新动力的趋势，大学出版社的决策领导要从战略层面重视出版融合趋势，尽快转变过去传统发展的逻辑观念，实现大学出版的迭代升级。
出版产业的融合发展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一是流程的融合：从过去传统出版的编印发串联式流程，融合发展到并联式的同步化、迭代化流程。二是载体的融合：从传统出版的纸质、数字、音像、软件等不同载体，融合为复合载体、终端学习阅读设备。三是需求的融合：从传统的大众、教育、专业出版需求，融合为同一个内容按需供应的方式。四是角色的融合：自媒体兴起后，传统出版知识生产角色垄断壁垒已经被消解，进而融合为多样化的生产主体。五是商业模式的融合：传统出版销售物態化的商业模式正在转变为知识服务、社群营销、线上消费等符号虚拟化的商业模式。六是跨界融合：出版的边界逐步扩大和消解，以读者阅读和知识消费为核心的服务业态纷纷出现。
如果把大学出版社初期追求出版品种、出版码洋、发行数量、经济效益，喜欢立足图书的“物”的概念进行产业逻辑的发展命名为“大学出版1.0时代”，那么“大学出版2.0时代”则是立足出版物内容“质”的概念，摆脱盲目追求品种数量、盲目追求规模扩张的传统发展路径，将社会影响、内容质量、学术传播、专业出版的影响力和专业性提升作为发展指标，从规模数量型发展转向质量效益型发展，形成自身与母体大学相得益彰的品牌效应。未来，面对技术进步带来的教育和学习的变革，我们将迎来“大学出版3.0时代”，那就是大学出版机构利用多样化手段和方式，围绕自身的核心优势，成为做先进文化、创新技术、前沿科学的积极推动者和引领者，是新时代广大师生学习、求知、教育科研和普通人民美好精神生活需求内容的集成商、选择商和提供商。
参考文献
[1]教育部社会科学司. 中国高校出版社发展报告2005-2010[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2]马朝阳，赵玉山. 大学出版高度融合大学资源发展的思考[J]. 科技与出版，2018（3）：130-133.
[3]周蔚华，杨石华. 大学出版社在出版业的地位及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J]. 现代出版，2018（1）：31-42.
[4]赵玉山，邢自兴，马朝阳. 年度国际出版趋势报告·中国分报告[N].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2017-08-22.
[5]张其友，李桂福. 转企改制后大学出版企业发展研究[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6]吕建生，新时代大学出版社的使命与担当[J]. 现代出版，2018（1）：63-64.
[7]赵玉山，马朝阳. 中国出版开启新时代[J]. 全国新书目，2018（1）：4-9.
[8]左志红. 转企改制后大学社路向何方——访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理事长宗俊峰[N]. 中国新闻出版报，2014-10-27.
[9]吕建生. 转企改制后大学出版社的发展方向[J]. 现代出版，2014（3）：12-14.
[10]刘超，郑玉香. 我国大学出版社的发展困境与转型路径研究[J]. 金融理论与教学，2016（3）： 107-110.
[11]蔡翔. 论出版创新和大学出版的创新战略[J]. 现代出版，2007（3）：31-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