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根与叩问：多元时代的作者书写

    陈伟

    

    

    著名演员陈建斌拍摄了导演处女作《一个勺子》，并获得了诸多奖项，多少让人觉得有些“突然”，一则，身为成功演员为何执意导演电影？二则，对于“演而优则导”的陈建斌而言为何要拍一部表面上看似“费力不讨好”的影片？而就文本进行分析，《一个勺子》对回归本源、回到常识的反思与探讨，正是对当下所处的多元时代的一种理性叩问。影片的出现并不偶然，是回应时代的可堪经典的代表之作。

    《一个勺子》围绕“拉条子”和“勺子”的故事展开，以“拉条子”为主观视角，可以将情节简单概括为：拾“勺子”—送“勺子”—找“勺子”—装“勺子”。若反过来以“勺子”的视角作为主观视角，影片的故事将变为：寻找“家”—找到“家”—失去“家”。明暗交织的两条线索，交错诠释着影片的内涵。

    一、 傻子形象：从艺术形象到内在精神

    勺子，本来是用来喝汤盛饭的工具，但在语言学中却有着地域性差异，在西北方言中，勺子指的就是傻子，说某人勺子，是说某人傻的意思。《一个勺子》的故事是从牧民“拉条子”在小镇上偶遇“勺子”、被“勺子”跟踪到家开始的，表面上“一个勺子”指的是拾来的“勺子”，而随着故事的展开，“拉条子”却变成了人们口中的“勺子”，也成了“一个勺子”的真正被指代者。显然，“勺子”在此除了指代智力低下、无法正常思维的人（傻子）之外，还指为人老实、正直、执着之人，即那些具有“傻子精神”的人。影片中拾来的“勺子”显然指前者，而“拉条子”则是后者，用尽全力只想得到“一个勺子有啥用”的答案。

    《一个勺子》改编自河北作家胡学文的原创小说《奔跑的月光》，电影对原作的场景等元素进行了改编，但保留了核心的故事和思考。傻子形象在文艺作品中并不鲜见，辛格的《傻瓜吉姆佩尔》、福克纳的 《喧哗与骚动》，国内如《尘埃落定》《爸爸爸》《秦腔》等作品中都有傻子的形象存在。而在电影中，《阳光灿烂的日子》《洗澡》《孔雀》等作品中也有傻子的形象。尽管不具备文学作品中傻子形象“人神交织”[1]的复杂构成特质，《一个勺子》中的“勺子”仍显得有些特别，他着装邋遢但并不讨厌，换装之后显得帅气听话。他讷于表达却会喊“妈”，并能听懂大人们所有的话，还学会了干些农活融入新“家”，他的主要故事都在和“拉条子”和“金枝子”之间发生，但所有的社会变迁都会折射到自己身上。

    而“拉条子”（以及“金枝子”）的形象则是导演的真正所指。牧民“拉条子”在妻子“金枝子”眼中是一个“净是被人整，净让别人骗，每次都是自认倒霉”的人，支撑这个结论的核心证据是：儿子入狱服刑，他托“大头哥”“活动”，结果儿子未被减刑，钱却有去无回。自从拾回了“勺子”，“拉条子”就变成了众人眼中的“勺子”。而当“勺子”被假亲人冒领后、所谓的真亲人一波接一波地上门要人时，“拉条子”变成了自己眼中的“勺子”。他一次次地围堵“大头哥”，话题开始从还钱变成了对于“勺子问题”的追问。而此时的“拉条子”和《秋菊打官司》里的秋菊、《一个都不能少》里的魏敏芝、《求求你表扬我》里的杨红旗等人一样，执着坚毅，不得到自己想要的“说法”决不罢休，只是不同的是，他们几乎都得到了，而“拉条子”却要戴上“勺子”的遮阳帽继续艰难地寻找。联想自2002年开始进行的“感动中国”人物评选等社会文化现象，回归常识，回到内心，恪守承诺，执着追梦，已然成为时代的一种精神呼唤，所以“拉条子”并非荒唐可笑甚至可悲的堂·吉诃德，而是时代精神的追寻者，只是因为同行者显然不占多数而略显孤独。

    二、 场景与影像：一种精心选择的表达

    影片的故事场景设定在了中国西北的乡镇，核心故事发生在农村。于导演而言，这是陈建斌7岁前生活的场景，“我让故事发生在西北农村，我7岁之前生活过的那个环境。我对这个成长环境不能忘却，它是我生命中最珍贵的部分。”[2]将个人情感置于时代语境之下，对乡土叙事的执着选择与情感投射与第五代导演的《黄土地》《红高粱》等经典之作有着内在情感的一脉相承，而这种传承正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当下电影创作中存在的缺失。

    影片中的人物形象，质朴、真实，甚至有些粗粝，演员的服装几乎都来自于真实的牧民，而非专门定制加工。拍摄时，演员直接融入人群之中进行实景抓拍，以最大程度地保证叙事的真实：“我当时定下的标准就是你必须得融入。这是最起码的真实。如果融入不了的话，讲的一切都是假的。”[3]人物的语言都是具有典型地域特色的方言，“勺子”是来自新疆话中对“傻子”的称谓，导演希望通过影片让观众记住新疆话：“我20岁离开家乡，从没有为它做过什么，通过电影让大家知道新疆话，也算是我的一个夙愿。”[4]

    在场景调度和镜头运用上，影片使用了长镜头及非稳定镜头的拍摄手法，以近似于真实纪录的方式讲述着整个故事，这与“第六代”导演的纪实化表现手法可谓如出一辙。稍有不同的是，影片的剪辑节奏相对较快，几乎每分钟都有故事情节的推进或场景的转换，这显然与电影生存环境的变迁和导演对观众的观影习惯的考虑等有关。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巨变之后的中国曾出现一股蓬勃的“寻根文化热”，作家们“致力于对传统意识、民族文化心理的挖掘”[5]，创作出了一批影响深远的寻根文学作品，《黄土地》《红高粱》的出现其实也深受这股热潮的影响。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来，中国的传统文化被再次提及、挖掘、传承与弘扬，并已呈持续上扬之势。电影作品中，年代叙事成为商业化背境下类型电影的重要叙述策略，而聚焦西部、回到乡村成为许多现实主义或新现实主义作品的共性选择，寻找文化之根与溯源人性本真正在“归来”。陈建斌选择《一个勺子》作为自己的处女作，除了回溯自己少年时代的个人情怀抒发之外，显然暗合了找寻根本、重新定位民族文化的时代背景，并以极大的创作勇气在艺术探索之路上走得更远。

    三、“勺子”到“勺子精神”：多元呈现与个体超越

    “勺子”是影片的线索人物，所有故事都是围绕“勺子”展开的。影片的前半部分，“勺子”是显性的线索人物，勾连起“拉条子”一家与“大头哥”等人之间的社会联系，所有人对于他人及世界的看法，都通过对待他的态度呈现出来。影片的后半部分，“勺子”被冒领之后，变成了隐性的线索人物。他的“缺席”恰恰激起了各方人等的“在场感”，你方唱罢我登台。“勺子”从外在的真实存在变成了走进内心的情感对象，人与内心的关系开始被提出、观照。

    “拉条子”与“勺子”，这是影片中最重要的一对关系。拾“勺子”时，“拉条子”的本真之善和个人算计尽显，他善待“勺子”但不想收留，不想管“勺子”但又怕被冻死而担责。送“勺子”时，直接抛弃不成，开始尝试送福利院、发布认领启事。在这期间，他为“勺子”剪发、洗澡，与“勺子”的关系已经进入情感深处，开始变得微妙而紧密，他开始接纳“勺子”，并把他当成了家庭的一员。“勺子”被领走后，“拉条子”陷入不舍与内疚的纠结中（内疚的原因在于收了“勺子家人”给的钱），而当第一波自称“勺子”家人上门要人时，“拉条子”陷入了深深的困惑，并开始尝试解答困惑，他一次次地去找酷似“十万个为什么”的“大头哥”，探讨的主题已不再是5万块的血汗钱，而是“一个勺子有啥用”，仿佛与《秋菊打官司》中“讨个说法”的秋菊形成了内在精神上的互文。影片结尾，“拉条子”以变成“勺子”的方式寻找答案，以个体实践开始了终极的追问。

    “金枝子”与“勺子”的关系，因为情感的弹性而对前述关系进行了补充。初见“勺子”时，排斥而提防。“勺子”接连喊了几次“妈”之后，母爱的本性与暂“失”亲子的失落情感重叠，把“勺子”当成了家庭成员。当“勺子”被领走、冒领人登门时，她发出了“过的是啥日子”的追问，而她当年也是“拉条子”捡来的事实，让她和“勺子”同命相连，她的追问也变得似有所指，掷地有声。

    影片中的其他角色也或隐或显地与“勺子”发生着关联。在卖瓜子女店主等陌生人的眼中，“勺子”是家庭的累赘，“拉条子”送“勺子”回家的愿望不可能实现，“拉条子”本身也是“一个勺子”。在村长、民警眼中，“勺子”是社会的累赘，是一个与己无关的角色，其实正是他们的失语和“不作为”加速了社会悲剧的发生。在冒领人眼中，“勺子”有什么用，影片用“拉条子”的不断追问而把答案悬置起来，引人思索。三哥和“大头哥”，本身与“勺子”没有交集，是“拉条子”把他们串联在一起，三哥认为“想不明白的事情就不要想”，“大头哥”认为“你把自己打成勺子你就明白了”，他们作为哲人或能人的形象通过对“勺子”问题的认知被彻底消解，成为“拉条子”形象的反向支撑。

    有人将此时的“勺子”喻为“镜子”，但显然，“勺子”的作用不是简单地反射，而是同时承载着人们施加的语言及肉体的呵护或暴力，是影片中各种社会关系的交织点。在一定的社会空间内，每个人都是社会关系的综合体现，而人在一生当中，通常要处理人与人、人与物以及人与内心三种关系，围绕“勺子”，人们展现了对这三种关系的思考。与大多数人的浅尝辄止、得过且过相比，“拉条子”走得更远，他最终开始思考“人与内心”的关系，以近乎“行为艺术”的方式戴上遮阳帽，逆着人流前行，继续追寻答案，此时，“拉条子”成为“一个勺子”，更确切地说，“拉条子”成为了一个具备“勺子精神”的大写的“人”，开始进行超越了个体局限的终极追问。

    导演陈建斌借“拉条子”这一形象完成了作者书写。“拉条子”质朴、善良，这源自人性的本真，也是传统伦理中善的传承。他软弱可欺，甘愿吃亏，自认倒霉，却又做事执着，别人想不明白就不想的问题，他偏偏要打破砂锅问到底，这是中国传统哲学在他身上的复杂呈现。他有着作为普通人的认知局限，更有着普通人难以企及的认知高度，“人活在这个地球上有啥用？把地球白白都浪费掉了”，以疑问的方式表达的世界观显然超越了一个普通牧民的认知范围。而他关于“一个勺子有啥用？为啥抢来抢去”的追问，以个体的执着甚至执拗开始探究整个社会都该思考的命题，这也正是导演陈建斌最想表达的时代忧虑：“那些一直想摆脱、想扔掉的某种东西，认为很傻很不好的东西，但是有朝一日真的离开你的时候，可能觉得怅然若失，怀疑自己还是不是从前的那个自己；而之前认为很傻很不好的东西，就真的一无是处、毫无价值吗？”[6]影片中，“拉条子”亲手杀掉了自己珍爱的羊羔用来下酒，并在酒醉后，在羊圈中“杀死”了自己，有人将这一系列行为解读为个体的绝望，但笔者却觉得，“拉条子”借带有仪式感的“杀戮”和幻灭感的“自杀”恰恰完成了与绝望的告别、与自己人性中的弱点的告别，此后，他开始重获新生，他的困惑和追问不仅有意义，而且存在着获得答案的可能。

    结语

    《一个勺子》宣传期间，导演陈建斌笑言：“我拍的肯定是一个商业片，一个‘商业大片！因为电影里什么都有，我这个电影真是符合了所有人对商业大片的想象！”[7]意思是说，影片中有追车对打（“拉条子”追“大头哥”的车，“拉条子”和“金枝子”炕上打架）、“残酷杀戮”（“拉条子”亲手杀了自家的羊羔下酒请客）、裸体镜头（“拉条子”为“勺子”剃头洗澡）等。显然，这是为影片公映所做的宣传，话题性重于客观性。但同时，影片也并非如某些选择影片时直接略过本部影片的观众所预想的那么难看。

    《一个勺子》只是乍看起来“不太好看”，它是一部可以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成熟的电影，人性的复杂，众生的各异，艰难的坚守，执着的追求，影片借此完成了为多元时代的“立此存照”。影片的故事虽然发生在乡村、小镇，影片中的人物都是在人群中人们绝不会多看一眼的平凡面孔，但影片所传递出的情感却朴实、细腻、真挚、动人。影片的创作源于文化反思与哲理思考，却没有“言过其实”、“为赋新词强说愁”的生硬的说教。而影片所传递出的情怀则超越了个体的局限，并尝试着指向了对于人与人性的终极追问与关怀。当“拉条子”停下脚步戴上了作为符号的遮阳帽，逆流穿过人群，体味孤立于群体的个体孤独的旅程便已开始，这一行为多么地弥足珍贵！只是他的“孤独”恐怕要留出时间等待自觉“停下来，等等灵魂”的人们慢慢回味、回应。

    影片之外，已过不惑之年、功成名就的陈建斌选择了这样一部影片抒发郁结多年的个人情怀与思考，“在冲突与和谐中实现自己的艺术价值”[8]，本身就值得尊敬。因为只有这样，人们珍爱的“电影”才能成为真正的“电影”，人们生活的“世界”才能变成人人幻想的真正的“世界”。

    参考文献：

    [1]洪治纲.有关傻子形象的“傻想”[J].文艺争鸣，2015（7）：1-3.

    [2][3]张云.专访陈建斌《一个勺子》“超龄”新导演的电影思考[J].电影，2015（11）：62-67.

    [4]任姗姗，陈楚湘.荒诞，说真话的孩子[N].人民日报，2015-12-03（024）.

    [5]邹诗鹏.三十年社会与文化思潮[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11）：16.

    [6][7]王渝.陈建斌：这个电影符合所有人对“商业大片”的想象[N].中国艺术报，2015-11-23（004）.

    [8]周星.中国电影艺术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4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