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阅读时间去哪了?

    何凯

    2014年2月15日,北京大学现代出版研究所与上海理工大学数字出版研究所联合主办“大学生阅读调查与趋势分析”学术沙龙。面对大学生阅读的问题,各方教授、出版人各抒己见,对以读书为主业的大学生、研究生,是否要深阅读、慢阅读、读经典、读原著等多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探讨。本期《出版广角》沙龙精选学术沙龙中精彩发言。

    肖东发(北京大学教授):我反复强调的一个基本观点:要实现中国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靠什么?靠教育、靠出版、靠全民阅读。为什么现在中学生一个小时、一堂课就学一个数学定理,或者学牛顿定律。那些都是各学科的大科学家一辈子才研究出的成果,现在中学教的都是浓缩的东西。现在的大学生,二十几岁还得靠家里养着,还在受教育,毕业才能贡献和创造财富。大学生不读书,时间都去哪里了呢?调查发现,都去玩游戏了,一个学生难以做到半小时看一本书不动鼠标。三联书店的总经理董秀玉曾说过:“我一上网,就找不着北。”她是出版界最棒的老前辈,70岁的老大姐还没定力吗?说明网络的诱惑太厉害,年轻的大学生就更找不着北了。问题在于:别人可以浅阅读、快阅读、碎片化阅读,可作为精英、以读书为主业的大学生,你得深阅读、慢阅读,读经典,读原著。老师除了开书单给学生,老师自己也要懂大学精神,本学科的学术源流史。老师要跟学生共同订“研究计划”,共同立个书目,指导学生阅读,还要做检查。导师是个关键,出版社出了,图书馆藏了,导师指定了,才能做起来。大学生阅读为什么不行,有时候导师也要负责任,不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贺圣遂(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我觉得我们正处于阅读悲哀的时代。阅读悲哀形成的因素很多,造成的原因很多。出版方面要检讨的是,现在我们的图书出版质量太差。大概有十年时间,我们一直在强调,出版要成为世界一流的,我们先强调产业上成为一流的,要能够跟美国匹配的产业。这里面有很多误区。事实上,十几年前,我们图书年产量还只有十几万种,可是据说2013年就有46万种。现在中国图书的流通,处于不正常的状况,缺乏一个好的体制。现在中国图书的流通,一方面,供应不多读者买不到;另一方面,图书太多积压消不掉。积压的很多图书没有上架机会,就进入报废渠道。这是造成中国图书流通方面的重要问题。图书量那么大的情况下,阅读就需要有引导。尽管业内有一些图书评论的报纸和期刊,但差不多都是在业内传播,没有真正跟读者交流。如果我们仔细去研究,就会发现受欢迎的畅销书都是引导出来的。我从来不赞成说大学生现在不读书,不阅读这个概念不存在。现在大学生阅读里面,对一般的知识、信息的搜集够了。我觉得大学生阅读最大的问题是经典阅读不够,没有培养出思考的能力,也没有锻炼出想象的能力。大学生阅读里,阅读性的阅读有,但思考性的阅读太少。因为阅读性的阅读多,所以满足于只言片语的阅读多,经典的阅读少。现在实际上要解决的问题是,大学生要学会阅读不是满足于你的实用,任何实用的阅读不应该在社会的精英阶层里存在。有一句话,“我阅读是因为我小小的心能去理解、容纳、包容宇宙”,如果没有这种思考需要,大学生的阅读是有问题的。

    张博(上海理工大学):当前,新媒体的发展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和发布内容的渠道。大学生作为新媒体的使用主体受到的影响更多,针对大学生的阅读习惯培养和优秀作品推荐做得还不够细致,不深入。首先,加强和推广阅读的核心是让大学生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使得阅读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书籍成为日常必需品。这需要从家庭、学校和社会三个层面进行综合引导与培养,形成家庭阅读、学校书单和大众推荐的联动体系,并建立有效的激励和资助政策,比如类似医保卡的“终身阅读卡”,由国家和地方对阅读进行资助,逐步养成全民阅读,特别是经典阅读的习惯。其次,根据大学生对新型阅读终端和新媒体的应用情况,应该加强使用新技术手段对经典阅读的引导。收集阅读习惯和兴趣,细分大学生读者对象和作品,形成多种新媒体的推荐渠道,丰富经典内容的展现形式,加强经典阅读的朋友圈推广,重视和兼顾大学生常识、人文和专业知识等方面阅读的引导和培养,让经典的、传播正能量的作品及其评论、推荐信息占领主流媒体和新媒体。

    李新祥(浙江传媒学院):这几年,我一直在研究国民阅读的课题。大学生阅读存在六个特点:手机接触率非常高;手机阅读率比较高;碎片化明显,随机性强;手机阅读的目的以消遣、娱乐、社交为主,内容简洁;大学生手机阅读付费意愿偏低,付费能力比较弱;手机阅读的满意度不是很高。这些特点存在的问题是:精品原创比较少、内容比较低俗、庞杂;呈现的形式比较单一,阅读的体验有待优化;付费标准和模式存在缺陷;手机阅读与大学生专业学习的利弊。针对这些问题,如何来解决,现在比较重要的对策,大家没有考虑的是从学校、高校老师层面,以及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他没有统一的认识,就是把手机作为一个载体,还没有上升到这个高度。大学生已经产生了手机依赖症,这种情况下,手机作为专业载体的思想和认识还没有提高到一个层次。开展手机阅读的推广,很多是停留在市场怎么去赚钱,而不是如何运用到专业教育上。在未来,我们需要成立研究机构,发布排行榜、开展手机阅读的指导。加强研究,把一些问题研究清楚了,才有可能更高地引导手机阅读。

    余人(河北大学):现在我们的阅读和出版很容易走极端。20世纪80年代特别讲社会效益,在社会效益面前我们不讲经济效益。从追求社会效益到追求经济效益,这是两个极端。如果能把两者兼顾,才最理想的。我们怎么才能做好,既讲社会效益又讲经济效益呢?我们的阅读,也是有这个问题。以前我是从事少儿出版工作,并从中发现里面存在三个问题。第一,功利化阅读。现在孩子们要考大学,很多图书都是跟考试有关。大学以后大学要择业,走入社会,所以要把专业学好。因此,职场求职的图书也卖得很好。因为竞争很激烈,大家也会想职场上怎么去生存,所以职场的书也好销售。这个功利心太强,导致读书选择面变窄。跟专业性不联系,跟职场不联系,就不阅读。第二,娱乐化阅读。以前强调书山有路勤为径,现在强调快乐地阅读。快乐地阅读是好事,但是现在已经变得太轻松了。不少娱乐节目都很轻松,不用思考问题,这些节目多了,读者只觉得好笑,看完就完了,不追求深度。第三,碎片化阅读。大家能把休闲的时间利用起来是件好事,例如,等公共汽车的时候,听听英语能把零碎时间利用起来。但碎片化阅读成为习惯后,只有碎片化阅读,就会产生许多后遗症。包括我自家孩子,兴趣的转移点很快,通常是读一下标题,就不深阅读,成为习惯后,没有深入的思考。

    李武(上海交通大学):现在的移动阅读,作为一种重要的阅读形态进入我们的生活。关于中国、日本、韩国的国民阅读的调研报告都相继指出,移动阅读越来越成为受民众欢迎的阅读形态。通过探索这三个国家大学生的移动阅读的现状,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探索各自的未来发展趋势。我把研究分两个方面:使用动机和用户评价。使用动机的描述统计分析发现,中国、韩国对五大需求的排序是完全一致的,而日本的排序有比较大的差别。发觉对于这三个国家而言,娱乐性需求和资讯性需求对中国、日本、韩国都一样,是最为主要的两个动机。同时发觉中国和韩国的大学生更注重娱乐性,而日本大学生更注重资讯性。另外,除了传统的娱乐性和资讯性阅读需求,我加了一个互动性的需求,就是对于数字和媒介,它有互动功能。在这个方面我发觉,韩国大学生显著要大于中国的大学生,中国大学生又显著高于日本大学生。

    郭晶(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在我们的认知里,我们更多可能是怎么样把这些好的图书、作品能够引入图书馆,建设好可供读者使用的资源。我从图书馆的层面谈谈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以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为例。如何购书的问题。这几年做了许多工作,但是作用还是不太明显。图书馆在采购图书的时候更希望能得到读者的推荐,而不是单单依靠馆员。上海交通大学的资金比较宽裕,原来是出一本就采购一本。但是,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图书太多反而让读者不知道应该看哪些书,以至于很多图书采购回来后,没有发挥它的价值。因此,我们现在是有推荐购买,希望读者、老师推荐一些好的资源,能够纳入到馆藏里面。2013年,我们开发了一个图书荐购系统,包括三方面的力量:读者、图书馆员、采购的专家。几方面的力量共同来弄这个系统,系统的好处是有点像京东购物的体验,这本书的状态可以实时地看到。但系统刚推出来之后,愿意推荐图书的总是那批人,那就有点马太效应。例如,数学系哪个老师,关注最新出版的东西,他就常常推荐,而其他人则比较少。第二,图书导读的工作。在我们的服务里面,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内容是导读活动的设计。以前,我们还比较关注这个书本身的购进,现在是想发掘它的作用。虽然上海交通大学是综合性大学,但是它的理工科非常见长,理工科的学生多。从2008年开始,我们做了一些活动的尝试,有一个IC平方的人文拓展计划。每年的世界读书日,都会有一个“阅读,让校园更美丽”的读书系列的活动。

    王细荣(上海理工大学图书馆):从图书馆看,我们有组织老师、学生,去上海书城,他们选,我们买单。从老师和学生推荐的书来看,少量的是提高素养的书。老师也好、学生也好,还是有一些功利性的阅读在里面。学生看书,大部分是跟职业相关的。从我们每一年的借阅排行榜来看,借阅比较多的也是功利性的书。从图书馆的藏书结构看,主要是跟专业学习、读书有关的图书,其他科普性质书比较少。从图书馆的工作来讲,我们要从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提高他们的综合素养,这些方面去引导。这个问题我想到过去也有比较好的做法,我印象比较深的是17世纪到18世纪,哥廷根大学图书馆的做法就很值得推荐。虽然那个时代跟现在不一样,但也有值得借鉴的地方。他们的馆长叫做海涅,他在学术上是有建树的研究的专家,他办了一个杂志,叫《图书通讯》。他们图书馆的购书主要根据大部分图书通讯采购,他们学校的老师会根据英国、美国出版的图书推荐写书评,隔一段时间出版书目期刊,图书馆根据这个刊物上的目录去订购书。给我们图书的启发是,我们现在购书有盲目性,现在有去征询老师意见,但老师参与度不是很高。如果有人有志于做这个工作,在图书馆还没购进书之前,就对图书内容和价值有所了解,图书馆再去购书,就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现代出版社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结合起来,才能推进大学生阅读工作,做到双赢。

    衣彩天(北京印刷学院):我在北京大学做学生时,周围同学阅读范围还是很广。而我到北京印刷学院教书时,发现90后学生他们没有读课外书的习惯。他们并不是学习压力大的原因,如何让这些不爱读书的孩子们形成一种读书的习惯,这个是我在思考的问题。包括小升初、中考、高考这种应试阅读,对读书产生逆反心理。他们什么都不爱读,有的学生只玩游戏,也不读手机上的书,也不上网查信息,这是个大问题。我们出版界是否可以提高自身的媒体话语权和地位。我们颁奖很少,为什么出版界和图书馆界自己不增加书评和颁奖呢?我们自身有资源有条件,有平台,可以办期刊。我建议产学研可以形成合力,增强书评的第三方客观性。解决措施有很多,例如,与课堂教学同步的阅读活动,校园里设立阅读角等。总而言之,当把阅读习惯培养成吸烟的人,不吸烟会难受,爱喝酒的人不喝点不成,读书的人不读书会闹心。只有是这样,我们才会有可能在马路上,把图书拿在手里成为时尚,从而也就成为大学生的阅读习惯。

    张思慧(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很早就把外国的经典、教育模式引进中国,我们在这方面思考的比较多。其实,我们这两年一直在思考用什么方式推进有效的阅读。大家发现,阅读娱乐化倾向越来越明显。我们觉得,一些学术性的书可能是要有一些趣味性。出版社通常会通过品牌推广的活动来吸引读者。我们之前在云南大学做过一项活动,推广费孝通的书。2013年是费孝通老师诞辰120周年,我们通过讲老人的生平经历,反响非常热烈,那几天我们电子书的销售就突破了几个月的记录。通过这种推广活动,在大学校园是非常有效的。2014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在策划一个项目,叫无障碍阅读。就是把国外的学术经典引入中国,这些学科经典有十四个学科。我们想把这套图书通过市场手段,与大学的图书需求来结合。现在供应和需求是对不上的,很多书明明是好书,可能因为英文直接被过滤掉,或者因为折扣高就被过滤掉。现在我们会有几个步骤要走,让这套书服务大家,对图书馆带来切实的帮助。第一,成立专家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包括各个学科。目前,我们在书单的制定过程中,包括牛津、哈佛、耶鲁、剑桥大学的教授,他们都亲自来推广这套书。第二,国外学者对经典的概论和导读类的文字,是帮大家消除原著的障碍。第三,话题性比较强,比如环境科学。剑桥大学图书馆就帮我们准备了一套图书,就是完全根据现在的话题质量,由知名学者在撰写。

    潘文年(浙江工商大学):我对目前大学生阅读的问题有几个方面的思考:第一,阅读的时间问题。之前我的研究生和本科生,我给他们开书单,两个星期以后,问他们看了多少,他们很稀拉地回答,几页几页。我问他们时间去哪里了,他们也说不清时间花去哪儿了。新技术对传统阅读时间的争夺,那么如何把大学生从网络上的泛阅读、浅阅读争回到传统的经典阅读上来,这就需要我们老师做事情。老师做好推荐工作就很有必要。这个推荐书的书目,一般来说是根据某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图书馆借书还书,它的背后有庞大的数据,现在所有的图书馆都有计算机管理,可以联系起来。第二,学生平时不知道读什么,怎么读。不光本科生有这个问题,研究生有这个问题,我自己也有这个问题。我感觉大学生在阅读的时候,经典导读性的文章、要与书相配套,对阅读也有推动作用。第三,书目也有了,导读也有了,学生拿到这本书以后,有没有认真阅读,这有个阅读效果的检查问题。读了《娱乐至死》《资本论》,有的学生用了两三个星期时间看完了,我问他看了多少,学了多少,这还是事后问了一下,如果不问的话,没有监督,一样达不到效果。所以教师推荐后,还要有效果评价上的追究,大学生深度阅读才能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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