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香港舞台剧《我和春天有个约会》的创作手法
孙壮 吕钟 魏祥平
【摘 要】香港舞台剧《我和春天有个约会》是香港戏剧史上的划时代作品。它的出现不仅让香港人重新审视自己的所求所遇,也让整个华人地区感受到了它的刻骨铭心的时代力量。为何这样一部似乎并不起眼的怀旧作品,会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呢?
【关键词】香港;丽花皇宫;四姐妹;繁华与虚幻
中图分类号:J8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01-0029-02
香港舞台剧《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可谓是香港戏剧史上的惊世之作。编剧是香港顶级剧作大师、获奖无数的金牌编剧杜国威。他笔下的这部舞台剧,以上世纪60年代一家夜总会为背景,描写了动荡岁月中4名天涯歌女的姐妹情深,以及一对情人辗转20多年相互守望的故事。
剧作上演以来,好评如潮,久演不衰。据统计,该剧从1988年首演至1994年谢幕,共计在香港演出140场,成为香港舞台剧有史以来最卖座也是唯一赚钱的一部戏。之后不断在香港和其他城市(如上海、广州)继续演出,同样赢得演出市场的强烈反响。不仅如此,该舞台剧还改编成电影和电视剧,也同样取得了巨大的票房成绩和收视率。
一部舞台剧如此受到香港观众乃至国人的追捧,让我们不禁要问,它到底有着怎样的魅力和魔力呢?本文将尝试着一探究竟。
一、结构手法
为了让作品具有更为深广的历史感,更牵动人心,作者采用了历史与现实穿插式的手法,同时选择了现实和过去最为重要的典型情节点开始讲起。双线结构是戏剧、影视作品用的最多的手法。正像电影理论家爱森斯坦所说,独立的元素是没有意义的,必须在联系中才能显示其意义[1]。
现实中讲的是旅居加拿大的小蝶重回香港举行演唱会;过去讲的是四人在丽花皇宫演唱的情况。选择了这两个关键情节后,两条线同时进行,交叉进行,并采用了多种艺术手法巧妙转场。
同时,即使是过去的线亦不是单一的结构。每当在讲述四姐妹在丽花皇宫的故事时,也在穿插另外一条由剧中人陈述的隐形的线,即由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场景下讲到香港的游行示威和戒严。这样,一方面为整个舞台剧制造了紧张的气氛,另一方面也更进一步的展现了1967年香港的不太平。人物的关系和故事就是在这样一个情境下展开的。
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过去的线并不是单一的一件事,而是将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当时发生在四姐妹身上有象征意味的事情逐一呈现上演,特别是姚小蝶与沈家豪的分分合合,起起伏伏的爱情故事,这让我们从一个侧面感受到了那个年代香港人起伏不平,悲欢离合的动人故事。
二、象征手法
作者在这个话剧中投入了自己大量的感情和思考,同时也包含了对香港深深的眷恋,为了以小见大,见微知著,作品运用了大量的象征手法。
(一)整个丽花皇宫就象征着的香港。这出舞台剧所有的人和事都是在丽花皇宫发生的,一切的悲欢离合都在这里逐一上演,不仅融入了香港大的历史背景,而且也选择了具有典型意义的人和事来讲述,因此极易引起香港观众的共鸣。
(二)年代的象征性。创作者重点反映了1967年,1976年和1993年,这个三个年代寓意都极深。1967年大陆刚刚发生了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1976年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尾声,但动荡依然未停。1993年更不必说,香港即将回归大陆,所有的悲欢离合、爱恨情仇都在回归这个时间点上显得意味无穷。
(三)主要人物的象征意义。主角姚小蝶钟爱唱歌,追求着自己的梦想,也在坚持着自己的爱情,或者这象征香港人的理想;米雪扮演的金露露,一直坚守在香港,坚守在丽花皇宫,象征了1997年前不愿离开香港的那部分人;莲茜和凤萍一个去了菲律宾,一个去了越南,象征了香港人四处漂泊,四处寻找机会谋生。沈家豪角色的设计也非常有意味,他不愿成为姚小蝶背后的人,后来终于选择了远走他乡,似乎象征了一部分寻找自我的香港人。
(四)演员服装颜色的象征性。创作者深谙服装颜色的象征性,小蝶的性格纯洁,于是前期为白色,中后期为紫色(闻一多认为紫色代表高洁,见其诗歌《色彩》[2]);金露露的服装颜色为黄色,慢慢则变为金黄色,象征着她小女人并世俗的特点;莲茜的服装颜色为红色,慢慢则变为紫红色,象征着她的性格豪爽,泼辣;凤萍的服装颜色为蓝色,象征她的浪漫和优柔;婉碧的服装颜色为绿色,象征她的妖娆取媚。
(五)演员发型的象征性。姚小蝶的发型为小女人式的中短卷,金露露的发型为蓬松些的中段卷,莲茜为短发,凤萍为披肩长发,婉碧为盘头发,各自象征了各自的性格。
(六)台前的光显与台后的酸甜苦辣。这点比较较明显,不做赘述。
就像巴赞在著作《电影是什么》中所言:电影就是让人看见[3]。在性格、情感、思想的体现上戏剧与电影的道理是相通的。除了那种写实性的表达,如何艺术性、诗意性的表现作者要展现的意向,这对戏剧、影视都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而象征的手法就是其中一种。
三、如何在对比和差异性中体现节奏
不喜平淡、求新求异是人类心理的一个重要特征[4],这在艺术作品中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它反应的就是人类的情感,精神和心理,由此,如何形成节奏就成了艺术作品中的重要特征。而实现节奏的重要途径就是对比和差异性,通过各种交叉重叠让我们感到各种对比和差异性,而且还通过各种“要素”的交叉重叠创造一种递进的整体模式[5],这样才能不停的在观众心中激起波澜,体会命运的多变和人生的无常。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出舞台剧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该舞台剧重点创作了五个截然不同的丽花皇宫的女歌手。姚小蝶是主角,高洁、善良、有理想、有追求,寄托了创作者人生感受和理想;金露露也是贯穿全剧的重要角色,她的性格有些小女人,可爱娇媚、开心快乐,一直坚守在丽花皇宫,留在香港;莲茜是一个典型的男人婆,女汉子,爱打抱不平,脾气暴躁,独立好强,生活的不如意让她耽于酗酒,最终患病而死;凤萍则是一个极重情,极温柔的女子,为了爱人可以跟他流浪四方;而即使是冲突方的婉碧性格塑造得亦是可圈可点,一个为了讨生活赢捧场可以发嗲,施媚,极尽能事的人,一丝厌恶之余亦付之于深深的同情,甚至感到一种命运的悲凉。
几个男性角色的性格特点和命运起伏创作手法亦如是。
而从结构上我们也看到了创作者的匠心独运,他不仅采用了穿插式的手法,更是将两条主要线索做了对比,过往的浮浮沉沉,今天的盛大回归演唱会,一切的今昔对比,都让人感慨万千。
四、过场的手法
由于该舞台剧采用了两条线穿插叙述的手法,因此,如何在舞台上将这两条线索有机的连接起来成了非常重要的一环。那么创作者是怎样去做的呢?
(一)由台词串联。现实中的姚小蝶,一句“我又返来丽花皇宫了”,舞台马上就接回到30年前的同一地点了;再如谈到某首特别受欢迎的歌时,马上就接到那首歌的舞台现场。
(二)场景一致性。如剧中,67年的姚小蝶正在找着金露露,场景一下转到93年,金露露过来了,问姚小蝶,“发生什么了”。
(三)用歌曲来过渡。如67年正在唱或响起某首歌时,转入93年时,亦用这首歌的音乐来衔接。
转场手法非常重要,这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了舞台剧的成熟度,也会让观众在欣赏时更容易入戏,更容易随剧情起伏。因此,研究转场手法就有了很重要的意义,而这出舞台剧给我们展现的转场手法非常具有借鉴的价值。
五、为何选择在夜总会进行表现
成为一个优秀作品的基础就是情境[6]。选择一个有意味的情境至关重要。丽花皇宫即象征着香港。这个地方表面繁华璀璨,背后则藏着人生的许多不堪故事。香港亦如此。香港是一个移民城市,自鸦片战争以来,各方势力就纷纷在此登场。作为自由港的香港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发展成就,但由于它和世界的经济紧密相连,又极少自己的实业,甚至各种生活必需要品都要依赖外在的供给。因此,只要外界经济有变化,现动荡,香港几乎都会受到牵连。
不仅如此,1840年香港租借给了英国,这一租就是一百多年,西方的行政制度,法律制度,甚至思想文化都深刻影响了香港,是遵从中国的传统还是信奉舶来的或硬塞的洋文化,这是一个让人迷茫的,无所适从的问题,而这,极易让人对自身产生迷失。
丽花皇宫也是这样一个繁华璀璨,灯光陆离的地方,似乎也是一个虚幻的,极不安定的地方,甚至对某部分人来说还是一个醉生梦死的地方。于是,香港与夜总会似乎有了某种内在关联。
六、为何票房如此之高
正如上文所说,丽花皇宫象征了繁华多变的香港,虚幻得似乎有了大观园的味道。为了让这种美丽与繁华更加放大,与红楼梦相似的,该舞台剧主要选择了四姐妹作为重点刻画对象。每一个都漂亮,都有魅力,都有故事。不过,与红楼梦最终归于虚幻与宿命的结局不同,虽然剧中人几乎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坎坷生活经历,但每个人依然在顽强的生存着,生活着,盼望着,梦想着。这在主角姚小蝶身上得到了最大的体现,她与爱人沈家豪情路上极其坎坷,阔别多年,但双方一直彼此挂念与守候,真情从未改变。当沈家豪再次吹着萨克斯风出现在姚小蝶的演唱会上时,双方相拥而泣。这是一个团圆的结局,更是一个穿越岁月沧桑,人世浮沉而真情不渝的爱与理想的故事。
这,恰恰击中了勤奋、顽强的香港人内心最柔软的地方。
这,不仅属于香港人自身的感受,亦对于人生有着普遍的意义,于是,这出带有浓厚香港味道的舞台剧也便会深深的打动每个观赏的人。
参考文献:
[1]爱森斯坦.蒙太奇论[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3.28.
[2]闻一多.闻一多全集[M].上海:三联出版社,1982.87.
[3]安德烈·巴赞.电影是什么[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46.
[4]林少雄.新编艺术概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178.
[5]凯瑟琳·乔治.戏剧节奏[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2.184.
[6]谭沛生.论戏剧性[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122.
作者简介:
孙 壮(1975-),男,山东滨州人,广州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戏剧与影视学研究,
吕 钟(1988-),男,广东高州人,广州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戏剧与影视学研究,
魏祥平(1988-),男,四川泸州人,广州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戏剧与影视学研究。
基金项目:本论文属于国家社科项目一般项目“清末民初‘新潮演剧与中国戏剧观念、格局的现代嬗变研究(编号:13BZW105)”及广东省高校“千百十人才培养工程”培养对象人才资助项目“20世纪前期中国戏剧教育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