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人物外貌描写“实录”精神的原因探析

    提 要 《史记》对帝王国君、先贤将相和凡夫俗子的外貌描写坚持“实录”精神，文章试图分析太史公如此创作的主要原因在于太史公私家修史、“无征不信”和遭受“宫刑”而发愤著书，并尝试这种“实录”精神对当前文学创作及社会发展的当下意义。

    关键词 《史记》；实录精神；创作原因；当下意义

    作者简介王胜奇（1982—），男，文学硕士，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江西南昌 330077）

    基金项目2014年江西省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青年项目“《史记》中人物外貌描写的“实录”精神研究”（14WX28）

    笔者在拙文《从〈史记〉的帝王类的人物外貌描写管窥其“实录”精神》（详见《读写月报》）和《从〈史记〉的人物外貌描写管窥其“实录”精神》（详见）初步探析了太史公在描写帝王国君、先贤将相和凡夫俗子的外貌描写坚持“实录”精神，那么太史公为什么会这样做，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能这样做？笔者根据有关资料猜测，这是因为太史公私家修史、“无征不信”和受“宫刑”而发愤著书等原因，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对于当下文学创作也有着重大意义。

    一、太史公私家修史

    太史公司马迁的祖先曾经在周朝做过专门掌管修史的“太史”， “当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无泽生喜，喜为五大夫，卒，皆葬高门。喜生谈，谈为太史公。”（《史记·太史公自序》）父亲司马谈在时担任太史令，职掌记录国家大事，搜集并保存典籍文献，可以观看西汉国家藏书，是位知识渊博、职责强烈的人。司马谈在陪同汉武帝东巡泰山封禅时，因为生病了而滞留洛阳，导致他遗憾终身、抑郁而死。临终前，他所要论著历史的理想要让儿子司马迁去帮他实现，于是一边握着司马迁的手，一边哭着嘱托道“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史记·太史公自序》）正因如此，司马迁忠诚地继承父亲的遗愿，勇敢地担当起家族的责任，秉承家族修史的宗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对历史事件秉承实录精神，对人物外貌坚持客观描写。同时，司马迁修史为个人行为，受皇室干扰较少，因此太史公可以自由客观地在《史记》的每篇文章的末尾发出“太史公曰”的言论。正是因为司马迁私家修史，秉承实录精神，所以他也知道自己修撰的史书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不可能公开于世，正如他自己在《报任少卿书》中说“仆诚以著此书，藏诸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现，虽万被戮，岂有悔哉。”但是他对此宁愿遭受千刀万剐，也无怨无悔。这就是司马迁“不隐恶、不虚美”的实录精神的可贵之处，造就了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这也得益于他私家修史。

    二、太史公“无征不信”

    司马迁在刻画人物外貌时坚持实录的客观精神，这既是由于他私家修史，修成后不公布于世，“藏诸名山，传之其人”，还因为太史公刻苦学习，接受了良好的修史教育，坚持“无征不信”的原则。一是家庭环境影响。从上文可以得知，司马迁家族有着长期担任太史的经历，他从小受到父亲司马谈的影响，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熏陶，又刻苦学习，博览群书，尤其喜欢阅读历史文献书籍。二是刻苦认真学习。司马迁不仅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而且他刻苦认真学习，“年十岁则诵古文”（《史记·太史公自序》）又跟随博学大儒伏生、孔安国和董仲舒学习，知识渊博，为客观公正地修史积累了深厚的知识。三是广泛收集文献。太史公司马迁在刻苦认真学习的基础上，还广泛地收集文献，既利用自己可以翻阅皇家藏书的机会，还游览祖国大好河山，“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四是坚持“无征不信”。司马迁对于史料文献是辩证的看待，正如《孟子·尽心下》所言“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特别是他在修撰《史记》时更是坚持“无征不信”，他游览各地收集材料，考证研究，如《史记·孔子世家》云“余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对于有些无法考证的事情，他还询问知晓事情的遗老或有关人士，如《史记·信陵君列传》云“吾过大梁之墟求问其所谓夷门。夷门者城之东门也。《史记·淮阴侯列传》写道：“吾如淮阴，淮阴人谓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余视其母冢，良然。”《史记·樊郦滕灌列传论》言“吾适丰沛，问其遗老，观故萧、曹、樊哙、滕公之家，及其素，异哉所闻！”正因如此，司马迁能够客观真实地描写那些人物的外貌。

    三、太史公发愤著书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太史公司马迁正值全身尽意地撰写《史记》之时，却因为在“李陵事件”中坚持正义，痛恨那些见风使舵、朝秦暮楚的大臣落井下石、污蔑李陵，尽力为李陵辩护而受到死刑的处罚。根据汉朝的刑法规定，死刑者可以拿五十万钱赎罪或接受“腐刑”（即阉割的宫刑）而免死，但是由于太史公官小俸少、家境清贫，自然无法拿出这么多钱来赎罪，为了活着完成父亲司马谈的遗愿而忍辱负重地苟活下来，于是只能不得已接受残酷地摧残身体和精神的宫刑，这对任何男人来说是人格玷污和奇耻大辱，他曾说“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报任安书》）。在不得已接受宫刑之前，悲痛欲绝的太史公甚至想到了自杀，可是他要完成父亲的遗愿，担起家族的责任，并且想到人总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因此他含垢忍辱地坚持活下来，发愤著书，一定要完成巨著《史记》，用历史事实去昭示后人。正因如此，即将迈入知天命之年的司马迁，对人生、对社会、对历史有了重新的、深刻的认识。司马迁被迫从一个被人们看不起的社会最底层的那个社会身份去看待人生、看待社会、看待历史，这更加牢固的树立了他实事求是的历史观、大义凛然的生死观。因此他在著述《史记》中坚持实录精神，对历史事件和人物外貌的描写也秉承客观公正的态度，让公公正正的历史事件、原原本本的历史人物、实实在在的人物外貌去告诫后人真实的历史情况、去为他洗刷奇耻大辱、去为他扬万名于后世。同时正如上文所言，太史公一直立志从事著述史记，家风的熏陶，游览的经历，渊博的知识，也使得他要发愤著书，直录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以名垂青史，故《史记·太史公自序》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综上所述，正是因此太史公私家修史、“无征不信”和遭受“宫刑”而发愤著书等原因，他在著述《史记》时能够秉承客观公正的态度，直录历史人物的外貌，这种实事求是、不畏强权的精神是值得学习的。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M].上海：三联书店，1984.

    3袁伯诚.试论司马迁“发愤著书”的因素和条件——兼论《史记》成功的原因》[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2）.

    责任编辑：李佳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