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乡村散文派作品与中国京派乡土小说创作比较
【摘 要】 文章从比较文学类型学的角度出发，兼顾创作本体论，主要从小说的叙事立场、主题、风格、人物形象等方面系统比较俄罗斯乡村散文派作品与中国京派乡土小说，在俄罗斯乡村散文派作品中，主要以拉斯普京、阿斯塔菲耶夫、舒克申的作品来分析；在中国京派乡土小说中，主要以沈从文、废名、芦焚的作品进行研究。文章阐述贯穿两个小说流派创作的总体主题与美学特质，分析二者的异同以及呈现异同的原因。
【关 键 词】俄罗斯乡村散文派；中国京派乡土小说；风格；人物形象
【作者单位】王月萍，郑州科技学院。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18.08.025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俄罗斯乡村散文派作家的作品在我国的出版比较多，因为这些作品所描写的主题与我国20世纪的社会语境较为契合。农村是俄罗斯与中国文化成长和繁荣的土地，在面临社会大转型时期，以农村为抒写对象的乡土文学在中俄都曾经获得过极高的声誉，俄罗斯乡村散文派作品与中国京派乡土文学都以农村和土地为题材，从中挖掘纯朴的人情美和静穆的自然美，在作品当中表现出试图通过追寻传统文化、传统道德达到变革社会的目的，以期实现一种充满爱和自由的理想社会状态。相似的民族文化叙事、主题和艺术风格，使俄罗斯乡村散文派作品与中国京派乡土小说具有可比性，但因中俄的历史文化背景、宗教信仰和诗学土壤的不同，又使这两派作家的创作呈现一定差异。
一、别有天地的诗意抒写
俄罗斯乡村散文派作家与中国京派乡土小说家的作品都被称为田园小说。在小说创作的美学效果方面，都表现出诗化的倾向；在小说的内容方面，他们都喜欢把自己的家乡当作充满爱与人性美的乌托邦，构筑自己精神上的桃花源；在小说的整体风格方面，这两派小说都弥漫着淡淡的忧愁与哀伤；在小说的语言方面，两派小说的语言也都极富抒情性，制造了一个个美妙的意境，这些都使得这两派小说充满了诗意。
废名的《菱荡》构建了一个诗意的乌托邦： “菱荡圩算不得大圩，花篮的形状，花篮里却没有装一朵花，从底绿起——若是蕎麦或油菜花开的时候，那又尽是花了……坝上的树较菱荡圩的天地更来得小，除了陶家村以及陶家村对面的一个小庙，走路是在树林里走了一圈。有时听得斧头斫树响，一直听到不再响了还是一无所见。”[1]这里的人过着一种最为本色和原始的生活，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彰显一种更为诗意的纯真与和谐。
《边城》里茶峒山城翠竹环绕，自然之美宛如一首诗。掌船的老船夫为很多人服务却不求回报，过渡人会强行扔给老船长一些钱，老船长也为了心安理得，又将这些钱买了茶叶，赠送给过渡的人。大山的风日也孕育出了翠翠纯真善良的灵魂，翠翠命运的忧伤与自然环境的恬静浪漫，使作品的诗意扑面而来。
芦焚笔下的果园城在大自然的环抱之中，宁静恬适，封闭自足，一切都顺乎自然。那里的居民喜欢栽种果树。小城街道上浮尘积了厚厚一层，狗在街边打盹，猪悠然地摇着尾巴，妇人们与邻人在家门口闲谈，一切都是最为自然原始而又与世无争的状态。但在表面和谐宁静的小城中，读者也能感受到那个令人哀痛的旧社会。作品的基调是沉郁的。
拉斯普京以自己的家乡安卡拉河畔的乡村为原型，构建了一个充满诗意的桃花源。《木屋》中，主人公阿戈菲娅住在安卡拉河边的村子里，这里有奇异的自然风光，有和谐生态中的精神之美，在与大自然的长期交流中，女主人公阿戈菲娅变得越来越坚强、无私。
阿斯塔菲耶夫的乡土抒情风格在长篇小说《鱼王》中也有鲜明体现，西伯利亚的原始森林、叶尼塞河、冻土带都是他钟爱的景色，不管是水流湍急让人生畏的大河，还是富有生机的冻原，在作品中都是充满诗意的。如在《鲍加尼达村的鱼汤》里，他以强烈的抒情笔调描写极北地区夏天到来的景象：“花朵守候着太阳。阳光投射到冰珠上就像射到透镜上一样聚成了一道光束，温暖着深埋在花萼绒毛里的花蕾，在阳光下，冰珠慢慢地融化，消陷下去，压着喜气洋洋的花瓣，就像拨开了它的门扉，花萼活泼地张启开来，让花骨朵儿承受阳光的抚爱……”[2]
京派小说家从中国古典诗歌中汲取营养，使其语言具有中国传统诗歌的古韵，废名的诗化小说喜欢化用唐诗，在小说中制造奇妙的意境。芦焚注重将欧化的抒情句式与地域性俚语结合，形成一套独特的语言系统。舒克申与芦焚一样，喜欢在作品中用俄罗斯乡村俚语，人物语言显得活泼、简练，小说的叙述话语也充满抒情性。
两派作品的诗意抒写营造了优美的意境，但他们所制造的意境又不完全相同。俄罗斯乡村散文派作品制造的是一种有我之境，是一种实境；而中国京派乡土作品制造的是一种无我之境，是一种虚境。比如废名的《桥》里，琴子和细竹出去摘花，回来却两手空空，小林便问为何没有摘花回来，“二姐妹一听这话，双双坐在那桌子的一旁把花红山回看了一遍，而且居然动了探手之情”[1]，这个摘花的情景就是一种虚境。沈从文在《萧萧》与《三三》中更是利用梦境来营造一系列虚境。而俄罗斯乡村散文派作家则制造的是一种实境，例如拉斯普京在《告别马焦拉》中制造的美妙意境：“解冻的冰又一次在岸边乱纷纷堆起巨大的冰块，随即轰轰地响着，急速漂流而去……大地和树木又喷吐出绿芽，又已洒下几场春雨，飞来了雨燕和家燕……”[3]这种意境很明朗，显然是一种实境。虚境是中国古典诗学刻意追求的境界，中国文化的特质在于其独特的天人合一观念，在文学中往往制造物我同一的无我之境。
二、各具特色的乡村悲剧女性形象
俄罗斯乡村散文派作家与中国京派乡土作家都喜欢塑造一系列悲剧的女性形象。例如，在废名的《浣衣母》中，经历丧夫失子之痛后却仍旧温和慈悲地做着“公共的母亲”的李妈，因为多次面对生死离散依然保持坚韧和善良的品质，她赢得了许多人的尊敬。但当她打算靠一个汉子过日子的时候，却招来大家的嘲讽，为了保住贞节牌坊和大家的尊敬赞美，她选择守寡到终。同样，在阿斯塔菲耶夫笔下也有一位“公共的母亲”——阿基姆的母亲，阿基姆的母亲在十五六岁的时候被人诱骗，生下阿基姆和卡西扬后被抛弃，她坚强地养活了这两个孩子，幸运的是村子里的人都帮忙照料这两个孩子。别的男人也和她亲热，她生下来的孩子也越来越多，虽然她一生都无法克服贫穷，但是她是快乐的，她的孩子们也活得逍遥自在。她没有李妈所背负的中国封建纲常造成的痛苦，李妈与她相比，更具悲剧性。而芦焚笔下的女性命运就更悲惨了，《期待》中的徐大娘中年丧子，独自承受苦难；《颜料盒》中在最美好的年华丧命的三个女子。这些都使作品增添了悲伤的基调。
舒克申在《红莓》中塑造的柳芭是典型的俄罗斯农村劳动妇女的形象，她被酒鬼丈夫折磨，没有和丈夫履行分开的法律手续就爱上了叶戈尔，她不顾一切去追求自己的爱情。最后，叶戈尔这个带着释放证的庄稼汉不被社会认可，被杀死了，柳芭还是没有得到幸福。本来柳芭在当时的社会是要受到谴责的，但是舒克申从人性出发，认为她的行为是合理的，值得赞扬的，舒克申带着以人性为原则的道德观去审视作品中的女性，这一点与沈从文颇为相似。但与其不同的是，沈从文崇尚顺应天命的自然原始状态，而舒克申还带着社会责任感以女性的悲剧去批判社会。
沈从文同情中国女性的遭遇，他在自己的作品中构建了一个远离纲常伦理道德的美好世界来安放女性，萧萧与吊脚楼上的妓女的淳朴、轻利重义，翠翠的乐于助人、天真、对爱情既渴望又胆怯的纯情，更是体现了湘西世界古朴的人性美。尽管客观环境古朴，萧萧也难逃作为童养媳的悲剧命运，翠翠也没有摆脱命运的荒诞，吊脚楼的妓女似乎也永远无法得到自己想要的长久爱情。拉斯普京在其作品中歌颂有金子般心灵的中老年女性，《木屋》中阿戈菲娅的丈夫在他们结婚一年多就在战争中牺牲，女儿去了城市一去不回，她自己又疾病缠身，面对这样的不幸和孤独，她没有倒下去，而是变得更加坚强能干。《最后的期限》中的安娜一生都忍辱负重，战争夺走了她的三个儿子，丈夫也在前线积劳成疾，过早地离开人世。面对重重困难和沉重打击，她没有退缩，而是肩负起生活的全部重担。晚年她体弱多病，儿女却不愿照顾她，面对亲生子女的不孝，她也没有一句指责。
中国京派乡土小说中的女性悲剧大多是由旧社会的陋习或是原始人性与现代文明的不协调造成的，俄罗斯乡村散文派作品中的女性悲剧则几乎都是由于战争或是现代工业文明造成的，这种差异源于中俄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两派作家的创作目的不同，中国京派乡土小说作家极力挖掘纯粹人性和表现生命的自然原始状态，使得其笔下的女性极其纯真，处于顺乎自然的生命状态；而俄罗斯乡村散文派作家则在作品中试图实践自己的道德理想和社会责任，使得他们作品中的乡村女性都具有无私奉献的精神。
三、相似又相异的民族文化叙事
20世纪30年代，中国京派乡土小说作家面临社会转型和现代文明对传统农村的冲击，他们想返回未被工业文明浸染的乡村，在作品中追怀即将逝去的美好民族传统文化。20世纪六七十年代，俄罗斯乡村散文派作家也以传统的人性之美为理想追求，用自己的作品表达对民族传统文化深深的怀恋。中俄乡土作家试图通过追寻民族传统文化进行道德层面的变革。
沈从文在作品中以人性的善恶美丑为对照，凸显自己对中华民族传统农村文明的钟情和对城市文明的厌恶。如《丈夫》中，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模式被城市文明破坏以后，为了生存，湘西的很多女人被丈夫送到城市做生意，她们远离乡村，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下，人性被慢慢异化，价值观念也被同化。在小说《牧歌》里，芦焚眷恋曾经有蓝天白云和清新空气的辽远边疆，在这种健康的环境中，人人都是打猎能手。废名的《竹林的故事》《桃园》都描写了一个充满优秀传统文明的理想空间。
俄罗斯乡村散文派作家面对现代工业文明对生态的破坏与对人性道德的异化，他们也从怀念民族传统文化出发，在作品中极力挽留即将逝去的农村传统道德文明和生态文明。拉斯普京在《告别马焦拉》中，为我们描绘了这个即将要被工业文明侵蚀的小村子。当水电站大坝要建在马焦拉村的安卡拉河下游时，马焦拉村的老一辈农民伤心透了，他们要守着他们祖祖辈辈居住的土地。当最后被迫搬迁的时候，他们含着泪水，带着无奈与马焦拉的一草一木告别，在墓地与自己逝去的亲人告别，拉斯普京对传统文化道德的眷恋表现得非常明显。拉斯普京也描写了一批被城市物质文明异化的年轻人，他们为了能尽早去往城市，竟然放火烧了自己的房子。这两类人物的鲜明对比也凸显了拉斯普京对民族之根的追怀与对工业文明的抗拒。
舒克申也喜欢在作品中描写在城市中被歧视、精神漂泊的农村人，或是一些染上城市恶习最终又被城市抛弃的乡村人的人生悲剧。在《妻子送丈夫去巴黎》中，来自农村的柯利卡虽然婚后留在莫斯科，但他始终感到孤独，对乡村怀有无法割舍的情结，受到妻子一家人的蔑视后，他忍无可忍，最后开煤气自杀。《那里，在远方》中的奥丽佳本是天真、富有进取心的农村少女，但城市奢靡的环境让她变得虚荣，最后她放弃学业进入盗窃集团， 堕落成为罪犯。舒克申对农村具有极深厚的情感，他认为生命的价值和真谛就在土地之中，土地孕育了民族优秀的文化和强大的精神力量，也能孕育出人的真善美，他的叙事立场和审美倾向还在于回归农村和土地，回归传统道德文化。
在这两派作家浓厚的民族文化叙事中，都体现了鲜明的宗教色彩。拉斯普京的《告别马焦拉》中，当老一辈农民无法避免被迫迁移到城市的命运时，他们通过上帝来救赎自己的人性道德，延续自己爱的精神家园，“‘原谅我吧，上帝！纳斯塔霞恭顺地向屋角的圣像画了个‘十字，呜咽着难堪地叹了口气”[3]，达丽娅也在父母祖坟的十字架前忏悔。阿斯塔菲耶夫也让上帝在《鱼王》中惩罚了那些破坏自然、被利欲熏心的人。沈从文的作品有《柏子》中对人性的张扬和对人格尊重的精神内涵，也有《边城》中崇尚远古和原始自然的道家思想内涵，还有《黑魇》中追求心灵自由、自我超越的佛教精神内涵。俄罗斯乡村散文派作家的民族文化叙事体现在对本民族东正教精神信仰的复兴，因此，在作品中包含更多的是一种东正教的博爱、忏悔、惩罚、救赎的内涵。而中国的儒释道文化使中国京派乡土小说家在追怀民族古朴而美好的传统文化时，多表现为多种宗教内涵的糅合。
两派作家追怀民族传统文化的叙事立场，也呈现一定的差异。两派作家都试图通过各类人物的悲剧来对社会进行批判，中国京派乡土小说家在表达对城市工业文明厌恶的同时也不乏对传统乡村陋习进行批判，而俄罗斯乡村散文派作家则站在单纯怀疑现代工业文明的立场。由于出现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俄罗斯乡村散文派作家处于一个物质文明更为发达的时代，俄罗斯乡村散文派作家的民族文化叙事在关注乡村传统文化道德的同时，多了一份对生态环境的关注。俄罗斯乡村散文派作家的人道主义理想中包含一份生态道德，他们的作品中都将保护自然作为衡量道德的一个准则，保护生态环境和自然也成为其所追怀的民族传统文化道德的一部分。而处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京派乡土小说作家更关心人性，把宗法制社会的人性之美作为珍贵的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
参考文献
[1]吴中杰. 废名·田园小说[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
[2][俄]维克托·阿斯塔菲耶夫. 鱼王[M]. 肖章，夏仲翼，等，译. 桂林：廣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3][俄]拉斯普京. 拉斯普京小说选[M]. 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2.
【关 键 词】俄罗斯乡村散文派；中国京派乡土小说；风格；人物形象
【作者单位】王月萍，郑州科技学院。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18.08.025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俄罗斯乡村散文派作家的作品在我国的出版比较多，因为这些作品所描写的主题与我国20世纪的社会语境较为契合。农村是俄罗斯与中国文化成长和繁荣的土地，在面临社会大转型时期，以农村为抒写对象的乡土文学在中俄都曾经获得过极高的声誉，俄罗斯乡村散文派作品与中国京派乡土文学都以农村和土地为题材，从中挖掘纯朴的人情美和静穆的自然美，在作品当中表现出试图通过追寻传统文化、传统道德达到变革社会的目的，以期实现一种充满爱和自由的理想社会状态。相似的民族文化叙事、主题和艺术风格，使俄罗斯乡村散文派作品与中国京派乡土小说具有可比性，但因中俄的历史文化背景、宗教信仰和诗学土壤的不同，又使这两派作家的创作呈现一定差异。
一、别有天地的诗意抒写
俄罗斯乡村散文派作家与中国京派乡土小说家的作品都被称为田园小说。在小说创作的美学效果方面，都表现出诗化的倾向；在小说的内容方面，他们都喜欢把自己的家乡当作充满爱与人性美的乌托邦，构筑自己精神上的桃花源；在小说的整体风格方面，这两派小说都弥漫着淡淡的忧愁与哀伤；在小说的语言方面，两派小说的语言也都极富抒情性，制造了一个个美妙的意境，这些都使得这两派小说充满了诗意。
废名的《菱荡》构建了一个诗意的乌托邦： “菱荡圩算不得大圩，花篮的形状，花篮里却没有装一朵花，从底绿起——若是蕎麦或油菜花开的时候，那又尽是花了……坝上的树较菱荡圩的天地更来得小，除了陶家村以及陶家村对面的一个小庙，走路是在树林里走了一圈。有时听得斧头斫树响，一直听到不再响了还是一无所见。”[1]这里的人过着一种最为本色和原始的生活，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彰显一种更为诗意的纯真与和谐。
《边城》里茶峒山城翠竹环绕，自然之美宛如一首诗。掌船的老船夫为很多人服务却不求回报，过渡人会强行扔给老船长一些钱，老船长也为了心安理得，又将这些钱买了茶叶，赠送给过渡的人。大山的风日也孕育出了翠翠纯真善良的灵魂，翠翠命运的忧伤与自然环境的恬静浪漫，使作品的诗意扑面而来。
芦焚笔下的果园城在大自然的环抱之中，宁静恬适，封闭自足，一切都顺乎自然。那里的居民喜欢栽种果树。小城街道上浮尘积了厚厚一层，狗在街边打盹，猪悠然地摇着尾巴，妇人们与邻人在家门口闲谈，一切都是最为自然原始而又与世无争的状态。但在表面和谐宁静的小城中，读者也能感受到那个令人哀痛的旧社会。作品的基调是沉郁的。
拉斯普京以自己的家乡安卡拉河畔的乡村为原型，构建了一个充满诗意的桃花源。《木屋》中，主人公阿戈菲娅住在安卡拉河边的村子里，这里有奇异的自然风光，有和谐生态中的精神之美，在与大自然的长期交流中，女主人公阿戈菲娅变得越来越坚强、无私。
阿斯塔菲耶夫的乡土抒情风格在长篇小说《鱼王》中也有鲜明体现，西伯利亚的原始森林、叶尼塞河、冻土带都是他钟爱的景色，不管是水流湍急让人生畏的大河，还是富有生机的冻原，在作品中都是充满诗意的。如在《鲍加尼达村的鱼汤》里，他以强烈的抒情笔调描写极北地区夏天到来的景象：“花朵守候着太阳。阳光投射到冰珠上就像射到透镜上一样聚成了一道光束，温暖着深埋在花萼绒毛里的花蕾，在阳光下，冰珠慢慢地融化，消陷下去，压着喜气洋洋的花瓣，就像拨开了它的门扉，花萼活泼地张启开来，让花骨朵儿承受阳光的抚爱……”[2]
京派小说家从中国古典诗歌中汲取营养，使其语言具有中国传统诗歌的古韵，废名的诗化小说喜欢化用唐诗，在小说中制造奇妙的意境。芦焚注重将欧化的抒情句式与地域性俚语结合，形成一套独特的语言系统。舒克申与芦焚一样，喜欢在作品中用俄罗斯乡村俚语，人物语言显得活泼、简练，小说的叙述话语也充满抒情性。
两派作品的诗意抒写营造了优美的意境，但他们所制造的意境又不完全相同。俄罗斯乡村散文派作品制造的是一种有我之境，是一种实境；而中国京派乡土作品制造的是一种无我之境，是一种虚境。比如废名的《桥》里，琴子和细竹出去摘花，回来却两手空空，小林便问为何没有摘花回来，“二姐妹一听这话，双双坐在那桌子的一旁把花红山回看了一遍，而且居然动了探手之情”[1]，这个摘花的情景就是一种虚境。沈从文在《萧萧》与《三三》中更是利用梦境来营造一系列虚境。而俄罗斯乡村散文派作家则制造的是一种实境，例如拉斯普京在《告别马焦拉》中制造的美妙意境：“解冻的冰又一次在岸边乱纷纷堆起巨大的冰块，随即轰轰地响着，急速漂流而去……大地和树木又喷吐出绿芽，又已洒下几场春雨，飞来了雨燕和家燕……”[3]这种意境很明朗，显然是一种实境。虚境是中国古典诗学刻意追求的境界，中国文化的特质在于其独特的天人合一观念，在文学中往往制造物我同一的无我之境。
二、各具特色的乡村悲剧女性形象
俄罗斯乡村散文派作家与中国京派乡土作家都喜欢塑造一系列悲剧的女性形象。例如，在废名的《浣衣母》中，经历丧夫失子之痛后却仍旧温和慈悲地做着“公共的母亲”的李妈，因为多次面对生死离散依然保持坚韧和善良的品质，她赢得了许多人的尊敬。但当她打算靠一个汉子过日子的时候，却招来大家的嘲讽，为了保住贞节牌坊和大家的尊敬赞美，她选择守寡到终。同样，在阿斯塔菲耶夫笔下也有一位“公共的母亲”——阿基姆的母亲，阿基姆的母亲在十五六岁的时候被人诱骗，生下阿基姆和卡西扬后被抛弃，她坚强地养活了这两个孩子，幸运的是村子里的人都帮忙照料这两个孩子。别的男人也和她亲热，她生下来的孩子也越来越多，虽然她一生都无法克服贫穷，但是她是快乐的，她的孩子们也活得逍遥自在。她没有李妈所背负的中国封建纲常造成的痛苦，李妈与她相比，更具悲剧性。而芦焚笔下的女性命运就更悲惨了，《期待》中的徐大娘中年丧子，独自承受苦难；《颜料盒》中在最美好的年华丧命的三个女子。这些都使作品增添了悲伤的基调。
舒克申在《红莓》中塑造的柳芭是典型的俄罗斯农村劳动妇女的形象，她被酒鬼丈夫折磨，没有和丈夫履行分开的法律手续就爱上了叶戈尔，她不顾一切去追求自己的爱情。最后，叶戈尔这个带着释放证的庄稼汉不被社会认可，被杀死了，柳芭还是没有得到幸福。本来柳芭在当时的社会是要受到谴责的，但是舒克申从人性出发，认为她的行为是合理的，值得赞扬的，舒克申带着以人性为原则的道德观去审视作品中的女性，这一点与沈从文颇为相似。但与其不同的是，沈从文崇尚顺应天命的自然原始状态，而舒克申还带着社会责任感以女性的悲剧去批判社会。
沈从文同情中国女性的遭遇，他在自己的作品中构建了一个远离纲常伦理道德的美好世界来安放女性，萧萧与吊脚楼上的妓女的淳朴、轻利重义，翠翠的乐于助人、天真、对爱情既渴望又胆怯的纯情，更是体现了湘西世界古朴的人性美。尽管客观环境古朴，萧萧也难逃作为童养媳的悲剧命运，翠翠也没有摆脱命运的荒诞，吊脚楼的妓女似乎也永远无法得到自己想要的长久爱情。拉斯普京在其作品中歌颂有金子般心灵的中老年女性，《木屋》中阿戈菲娅的丈夫在他们结婚一年多就在战争中牺牲，女儿去了城市一去不回，她自己又疾病缠身，面对这样的不幸和孤独，她没有倒下去，而是变得更加坚强能干。《最后的期限》中的安娜一生都忍辱负重，战争夺走了她的三个儿子，丈夫也在前线积劳成疾，过早地离开人世。面对重重困难和沉重打击，她没有退缩，而是肩负起生活的全部重担。晚年她体弱多病，儿女却不愿照顾她，面对亲生子女的不孝，她也没有一句指责。
中国京派乡土小说中的女性悲剧大多是由旧社会的陋习或是原始人性与现代文明的不协调造成的，俄罗斯乡村散文派作品中的女性悲剧则几乎都是由于战争或是现代工业文明造成的，这种差异源于中俄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两派作家的创作目的不同，中国京派乡土小说作家极力挖掘纯粹人性和表现生命的自然原始状态，使得其笔下的女性极其纯真，处于顺乎自然的生命状态；而俄罗斯乡村散文派作家则在作品中试图实践自己的道德理想和社会责任，使得他们作品中的乡村女性都具有无私奉献的精神。
三、相似又相异的民族文化叙事
20世纪30年代，中国京派乡土小说作家面临社会转型和现代文明对传统农村的冲击，他们想返回未被工业文明浸染的乡村，在作品中追怀即将逝去的美好民族传统文化。20世纪六七十年代，俄罗斯乡村散文派作家也以传统的人性之美为理想追求，用自己的作品表达对民族传统文化深深的怀恋。中俄乡土作家试图通过追寻民族传统文化进行道德层面的变革。
沈从文在作品中以人性的善恶美丑为对照，凸显自己对中华民族传统农村文明的钟情和对城市文明的厌恶。如《丈夫》中，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模式被城市文明破坏以后，为了生存，湘西的很多女人被丈夫送到城市做生意，她们远离乡村，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下，人性被慢慢异化，价值观念也被同化。在小说《牧歌》里，芦焚眷恋曾经有蓝天白云和清新空气的辽远边疆，在这种健康的环境中，人人都是打猎能手。废名的《竹林的故事》《桃园》都描写了一个充满优秀传统文明的理想空间。
俄罗斯乡村散文派作家面对现代工业文明对生态的破坏与对人性道德的异化，他们也从怀念民族传统文化出发，在作品中极力挽留即将逝去的农村传统道德文明和生态文明。拉斯普京在《告别马焦拉》中，为我们描绘了这个即将要被工业文明侵蚀的小村子。当水电站大坝要建在马焦拉村的安卡拉河下游时，马焦拉村的老一辈农民伤心透了，他们要守着他们祖祖辈辈居住的土地。当最后被迫搬迁的时候，他们含着泪水，带着无奈与马焦拉的一草一木告别，在墓地与自己逝去的亲人告别，拉斯普京对传统文化道德的眷恋表现得非常明显。拉斯普京也描写了一批被城市物质文明异化的年轻人，他们为了能尽早去往城市，竟然放火烧了自己的房子。这两类人物的鲜明对比也凸显了拉斯普京对民族之根的追怀与对工业文明的抗拒。
舒克申也喜欢在作品中描写在城市中被歧视、精神漂泊的农村人，或是一些染上城市恶习最终又被城市抛弃的乡村人的人生悲剧。在《妻子送丈夫去巴黎》中，来自农村的柯利卡虽然婚后留在莫斯科，但他始终感到孤独，对乡村怀有无法割舍的情结，受到妻子一家人的蔑视后，他忍无可忍，最后开煤气自杀。《那里，在远方》中的奥丽佳本是天真、富有进取心的农村少女，但城市奢靡的环境让她变得虚荣，最后她放弃学业进入盗窃集团， 堕落成为罪犯。舒克申对农村具有极深厚的情感，他认为生命的价值和真谛就在土地之中，土地孕育了民族优秀的文化和强大的精神力量，也能孕育出人的真善美，他的叙事立场和审美倾向还在于回归农村和土地，回归传统道德文化。
在这两派作家浓厚的民族文化叙事中，都体现了鲜明的宗教色彩。拉斯普京的《告别马焦拉》中，当老一辈农民无法避免被迫迁移到城市的命运时，他们通过上帝来救赎自己的人性道德，延续自己爱的精神家园，“‘原谅我吧，上帝！纳斯塔霞恭顺地向屋角的圣像画了个‘十字，呜咽着难堪地叹了口气”[3]，达丽娅也在父母祖坟的十字架前忏悔。阿斯塔菲耶夫也让上帝在《鱼王》中惩罚了那些破坏自然、被利欲熏心的人。沈从文的作品有《柏子》中对人性的张扬和对人格尊重的精神内涵，也有《边城》中崇尚远古和原始自然的道家思想内涵，还有《黑魇》中追求心灵自由、自我超越的佛教精神内涵。俄罗斯乡村散文派作家的民族文化叙事体现在对本民族东正教精神信仰的复兴，因此，在作品中包含更多的是一种东正教的博爱、忏悔、惩罚、救赎的内涵。而中国的儒释道文化使中国京派乡土小说家在追怀民族古朴而美好的传统文化时，多表现为多种宗教内涵的糅合。
两派作家追怀民族传统文化的叙事立场，也呈现一定的差异。两派作家都试图通过各类人物的悲剧来对社会进行批判，中国京派乡土小说家在表达对城市工业文明厌恶的同时也不乏对传统乡村陋习进行批判，而俄罗斯乡村散文派作家则站在单纯怀疑现代工业文明的立场。由于出现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俄罗斯乡村散文派作家处于一个物质文明更为发达的时代，俄罗斯乡村散文派作家的民族文化叙事在关注乡村传统文化道德的同时，多了一份对生态环境的关注。俄罗斯乡村散文派作家的人道主义理想中包含一份生态道德，他们的作品中都将保护自然作为衡量道德的一个准则，保护生态环境和自然也成为其所追怀的民族传统文化道德的一部分。而处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京派乡土小说作家更关心人性，把宗法制社会的人性之美作为珍贵的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
参考文献
[1]吴中杰. 废名·田园小说[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
[2][俄]维克托·阿斯塔菲耶夫. 鱼王[M]. 肖章，夏仲翼，等，译. 桂林：廣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3][俄]拉斯普京. 拉斯普京小说选[M]. 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