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北魏铜铸佛板胁侍之尊格
摘 要：北魏时期的铜铸佛板是南北朝时期佛教造像的一种特殊形式，其造像的主体内容为一佛二胁侍，但图像细节明显异于一般的佛与胁侍造像，其中以二胁侍的持物尤为特殊。以铜铸佛板中的二胁侍应为菩萨化的梵天与帝释天为基础，根据相关材料探讨了北魏铜铸佛板大致的造制流行地区。
关键词：铜铸佛板；梵天；帝释天；莲瓣形持物
已知较为完整的北魏铜铸佛板现存五件，分别为和平元年（460）比丘法亮造弥勒像、延兴四年（474）比丘□造释迦佛像、无纪年铜铸佛板、西安莲湖区出土太和七年（483）追远寺众僧等造铜铸佛板以及日本藏太和七年（483）追远寺众僧等造铜铸佛板。五件铜铸佛板的主要造像内容几乎一致，在近正方形的铜板上铸刻一佛二胁侍，主尊结跏趺坐于须弥座上，右手上举施无畏印，附圆形头光及火焰纹背光，上刻华盖。佛左侧胁侍面向主尊，右手上举，执一拂尘，左手下垂，持水瓶；佛右侧胁侍亦面向主尊，右手上举，握尖部向上的莲瓣形持物，左手下垂，持水瓶。华盖两侧各置一飞天，须弥座左右两侧有狮形动物及供养人各一。无纪年铜铸佛板除上述内容外，在方形铜板上部两角的位置（飞天上方），各有一坐佛像①。
此类铜铸佛板的图像细节不同于其他一佛二胁侍图像，以左右胁侍的持物尤为特殊，在同期或更早的中国佛教造像中未曾发现完全相同的实例。不过与之类似的造像仍有几例，其中以西秦时期开凿的炳灵寺一六九窟第3龛造像（以下简称第3龛）为代表。笔者曾论证过此龛造像中的二胁侍并非学界惯常认为的菩萨与天王，而应该是梵天与帝释天。②将铜铸佛板与第3龛造像作一比较，此二图像中佛皆坐姿，附头光及身光，上置华盖，华盖两侧有从天而降的飞天，左右各立一胁侍。铜铸佛板左胁侍与第3龛右胁侍均着菩萨装、执拂尘，铜铸佛板左胁侍除执拂尘外，还持有水瓶。铜铸佛板与第3龛造像的主要不同在于：铜铸佛板的右胁侍右手持莲瓣形持物，左手持水瓶，身着菩萨服饰，而第3龛的左胁侍右手持金刚杵，身着武士装束。笔者认为铜铸佛板中的左右胁侍应为菩萨化的梵天和帝释天。
“佛、梵天、帝释天”的组合在犍陀罗佛教艺术中即有体现，在“诞生”“灌水”“七步”“梵天劝请”“从忉利天降下”“涅槃”等佛传场面中梵天、帝释天明确作为一对神祇出现。白沙瓦博物馆所藏犍陀罗五尊式造像中，最靠近主尊而隐于后方的二胁侍即梵天与帝释天。犍陀罗佛教造像中梵天通常手持水瓶，在萨尔纳特佛教造像中梵天则常持拂尘。刘宋时期求那跋陀罗所译《过去现在因果经》中有记载：“时四天王，即以天缯接太子身，置宝机上；释提桓因手执宝盖，大梵天王又持白拂，侍立左右③”。可见，梵天的持物一般即拂尘与水瓶。犍陀罗佛教造像中帝释天通常手持金刚杵，故而金刚杵可视为帝释天的标志性持物。
在中国，此类型“佛、梵天、帝释天”的组合造像较为少见，除铜铸佛板外，比较明确的有：武威天梯山第4窟中心柱正壁下层龛外两侧北凉壁画、永靖炳灵寺一六九窟第3龛西秦造像、新昌宝相寺千佛岩千佛外侧南齐护法神造像（并非一佛二胁侍的标准像式）等几例。这种组合形式主要出现于六世纪前（十六国及北魏前期），此后这种组合几乎完全消失。铜铸佛板中的左胁侍手持拂尘和水瓶，与梵天的持物相吻合，其尊格大致应为梵天。佛教造像中，与梵天组合作为佛侧胁侍的一般只可能是帝释天，故而铜铸佛板中的右胁侍可暂推定为帝释天。
铜铸佛板中右胁侍持物是判断左右胁侍尊格的重要依据，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右胁侍所持的莲瓣形持物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握于手中的棒状物（部分铜铸佛板中的棒状物还刻意表现为两端略有凸起的样式④）、二是连接棒状物两端且尖部向上的莲瓣形环状物。棒状物作为主尊胁侍持物的图像可考虑两种情况，一为佛侧帝释天持金刚杵；二为佛侧执金刚神持金刚杵。此外几乎没有其他图像体现。结合之前对左右胁侍尊格的推论，笔者认为握于右胁侍手中的棒状物应该是金刚杵的一种表现形式，而连接棒状物两端且尖部向上的莲瓣形环状物大概是为表现金刚杵之神力而显现的光芒（就如佛像所附之背光）。至于右胁侍左手持水瓶这一情况，可以在印度早期佛教艺术中找到实例：桑奇大塔北门背面第三横梁的须大拏本生图像中，即有右手持金刚杵、左手持水瓶的帝释天形象。综上，右胁侍的尊格确应考虑为帝释天。
铜铸佛板中的二胁侍均着此时期典型的菩萨装，但二胁侍手中的持物又直接继承了梵天、帝释天的持物——拂尘+水瓶、金刚杵。这种现象大致是因为当时的菩萨信仰逐渐兴盛而梵天、帝释天信仰日渐衰落，在这两个原因的共同影响下，梵天、帝释天的图像保留了旧有的持物，而换上了菩萨的装束。虽然这两位神祗继续存在于铜铸佛板中被信众供奉，但是在形象上却已逐渐菩萨化，更近一步来说，当时的信众群体或制像者很可能已经直接将他们视为两位菩萨。笔者认为，铜铸佛板中菩萨化的梵天与帝释天，应该由“一佛二菩萨”图像与“佛、梵天、帝释天”图像共同作用而成。
犍陀罗佛教造像中有数量较多的一佛二菩萨造像，其中主尊身份一般认定为释迦，而二胁侍菩萨绝大部分为弥勒与观音，二胁侍的左右位置并不固定，其中弥勒的持物为水瓶，观音的持物为花鬘或莲花。宫治昭认为“梵天、帝释天”的组合对“弥勒、观音”的组合产生过深远的影响：犍陀罗一佛二菩萨造像中的弥勒菩萨形象融入了梵天的图像元素，表现为“不求装饰”的菩萨，反映了圣世界之主梵天的性格，象征宗教世界的求道者和解脱世界的理想者，且弥勒如梵天一样，手持象征智慧的水瓶；而观音菩萨的形象则吸纳了帝释天的图像元素，表现了帝释天俗世界之王的性格，象征丰饶且充满力量的至福世界的具现者、现实的解放者，只是所持之物由象征力量的金刚杵转换为象征慈悲的莲花。⑤
上段所述“梵天、帝释天”向“弥勒、观音”的转化，在中国本土实际有更为明确的实证。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北魏太和元年（477）金铜造像的背光背面有相关图像，该画面正中描绘一佛二胁侍组合，画面构成与铜铸佛板高度一致，主尊坐于须弥座，上置华盖，左右各一飞天，主尊左胁侍左手持水瓶，右手执拂尘；而不同之处在于，右胁侍左手执帔帛，右手持长茎莲蕾。其左胁侍尊格应为梵天，但右胁侍却并非帝释天的形象，而是与同时期部分观音形象完全一致。这一图像正好印证了帝释天与观音的密切联系，也证明了“梵天、帝释天”图像组合与“弥勒、观音”图像组合在中国亦曾互相影响。
根据和平元年比丘法亮造弥勒像的铭文，其主尊为弥勒而非释迦这一情况，可能是弥勒的信奉者将释迦三尊像的图像形式转用在弥勒造像中，而类似的情况早在犍陀罗造像中就已经出现了。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藏太和七年追远寺众僧等造铜铸佛板所附铭文：“大代太和七年岁次癸亥合追远寺众僧颖川公孙小劝所道俗为皇帝陛下太皇太后皇太子敬造千佛缘此庆福钟皇家祚隆万代普济群生。”这里提到的“千佛”值得关注，现存这类铜铸佛板的画面内容几乎雷同⑥，结合其特殊的铸造表现方式，可推断这类铜铸佛板应当是由铜范模具所制，故而“千佛”可能是指当时制造了一批数量可观的这种铜铸佛板，这种复制造像的可视为供养人欲短期内多造功德的一种便利手段⑦。而西安莲湖区出土太和七年追远寺众僧等造铜铸佛板背面的铭文可辨认部分与日本藏太和七年追远寺众僧等造铜铸佛板基本一致，唯以“千像”代替“千佛”，其表达意义亦应相同。
目前所见的五件铜铸佛板均造于5世纪后半叶，可见这种铜铸佛板当时曾一度流行，而流行的地区笔者认为应该集中于陕西、甘肃地区。除西安博物院藏太和七年铜铸佛板的出土地明确为西安莲湖区外，其他四件出土地点均不详，对其流行地区做上述推断，原因如下：
第一，关于铭文中的“追远寺”，北周时长安有著名寺庙为追远寺，《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五⑧与《续高僧传》卷第十六⑨均载有“周京师大追远寺释僧实”的传记，另北魏时甘肃天水附近也有追远寺；
第二，前述极少的几例“佛、梵天、帝释天”组合的造像均集中于甘肃地区，可见此地区曾有此种图像样式的传统；
第三，在北方地区，执拂尘者主要出现于陕西及其以西地区，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和巩县石窟中几乎没有此类题材的造像，可见执拂尘者这类题材的造像并不是北魏平城传统，而是与更西地区的图像系统有关。
按目前所发现的材料来看，直至北朝结束这类铜铸佛板并无更多留存。至隋代，铜铸佛板再度出现，目前已知四件隋代铜铸佛板分别藏于美国哈佛大学美术馆、日本MOA美术馆、日本永青文库及日本白鹤美术馆。隋代铜铸佛板与北魏铜铸佛板的图像内容有所不同，隋代铜铸佛板的图像内容为一佛、二胁侍菩萨、二弟子的五尊形式。主尊左侧胁侍右手举执拂尘，左手下垂握帔帛。主尊右侧胁侍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托持小长方体物件，有部分学者将此物释读为经卷，但根据上述推断，此小长方体物件应该源自北魏铜铸佛板的棒状物，同样应该被解读为金刚杵。
综上，北魏铜铸佛板大致流行于5世纪后半叶的甘陕地区，其中的二胁侍应为菩萨化的梵天与帝释天，这种图像可追溯至犍陀罗佛教造像，右胁侍帝释天手中所持的莲瓣形持物应为金刚杵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注释：
①这种上部置二坐佛的图像应该与下文所举犍陀罗五尊式造像有一定渊源。
②张聪.炳灵寺一六九窟第三龛造像内容新证[J].美术与设计，2014，2.
③《大正藏》第3册《过去现在因果经》卷第一。
④犍陀罗佛教造像中大部分金刚杵即为两端凸起中部微束的形式。
⑤[日]宫治昭.涅槃和弥勒的图像学[M].李萍、张清涛译.文物出版社，2011：224.
⑥现存的五件北魏铜铸佛板大小尺寸也较为接近。
⑦这种复制造像的方式与敦煌藏经洞所出佛教版画有异曲同工之处。
⑧[唐]道世撰，周叔伽、苏晋仁校注.法苑珠林[M].中华书局，2003：1969.
⑨[唐]道宣撰，郭绍林点校.续高僧传[M].中华书局，2014：591.
作者简介：
张聪，南京艺术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佛教美术、美术考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