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伊豆的舞女》看小说改编成电影的困境与突围
张萍++刘勇
《伊豆的舞女》和其他经典小说一样,不仅被改编成电影,而且还被多次改编,这不仅提升了这部作品的国际知名度,也对小说改编成电影提供了成功的典范。小说改编成电影本来就存在许多困境,如小说比较注重人物主观感觉的刻画,而电影属于一种“实体的美学”,更多体现的是“物质现实的复原”。从电影改编的角度来看,跨媒介改编能否成功,不仅取决于文学作品的本身,还取决于编导的艺术功力。《伊豆的舞女》的成功改编,对“非电影化小说”的改编是一个成功的借鉴。本文以山口百惠与三浦友和主演的电影《伊豆的舞女》为例,简要探讨了小说改编成电影的困境与突围。
一、小说传达的主题意境
小说《伊豆的舞女》意蕴深长,描写的一段经典的日式爱情。在一个山色空蒙的季节,一个20岁少年旅途中邂逅一位舞女。第一次看到舞女,这名头戴高等学校学生帽的小伙子就被舞女的美色打动而一见倾心。这若有若无的情愫,在几次回眸,几滴清泪之后,便发展为一桩如烟似雾的少年情怀。在和熏有过单独相处后,少年的内心开始惴惴不安,虽然他从不计较艺人地位卑微,但是,心中依然有许多困扰。因为他担心这个游走四方的歌女在表演时可能受辱,虽然在交往过程中二人已经渐渐生情,但是,最终依然难以摆脱分离,使彼此成为生命中的过客。整部作品蕴含着深厚的人生况味,整个爱情故事在悲哀中浸渍着东方民族的神韵。作品极富抒情性,在欲语还休中,不仅刻画了一幅和谐幸福的理想境界,还勾勒了一桩迷离忧郁的南国风情。在小说中,作者善于用洗练的笔,大段大段的描绘自然的清新、恬静与纯美。纯静的自然与纯真的感情相互衬托,映衬人物的活动与心理。作品主题基调是深沉的,令人为之哀伤、痛心。作者在如诗如画的背景下,描绘了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通过夜雨听鼓,雨声、鼓声、喧嚣声渲染朦胧的情愫。作者借助雨水,展现纯洁无暇的友情;借助自然美景,表达一种超乎尘世的完美境界;借助人物在自然美景中行走,渲染一种幽静寂寥的氛围。含蓄、温柔、若隐若现、欲近不近、欲远不远,通过时空距离描绘,表现那种的朦胧意识。作品描绘“大学生”心路历程,不是为了展示大学生的心理变化,而是通过细致入微的刻画“大学生”心路,揭示作品所着意构造的主题意境。[1]
二、小说改编成电影的困境
小说改编成电影是否成功,需要看其三大要素:一是改编是否忠于原著;二是跨媒介转译过程中,艺术性与商业性是否统一;三是不同的表现手段,体现同一主题。“改编忠于原著”虽然也会对原作有所改动,不可能逐字照搬原著作品,但是其所要表现的基本内容必须与原著相符,尤其是改编那些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经典小说,更应该忠于原著。影片《伊豆的舞女》属于“忠实的改编”。在电影中,人物、场景、对话、行动都与小说中所描绘的一模一样,就连人物所用的道具都原封不动地出现在影片中。可以说,忠于原著这一前提,影片《伊豆的舞女》是具备的。[2]那么,跨媒介转译过程中,影片《伊豆的舞女》艺术性与商业性是否统一呢?如果仅仅用艺术电影的标准,去衡量电影《伊豆的舞女》的艺术性与商业性的结合,则很难做出合理的评价。因为电影的艺术性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涵盖了不同风格、不同时期、不同流派等内容,很难在标准上取得准确的一致性。但是,在小说文本的跨媒介转译中,我们通过影片与作品主题思想的一致性,以及影片所取得的效果中,可以感受到影片《伊豆的舞女》艺术性与商业性统一。小说到电影改编是否成功,不仅与小说自身的特点有很大的关系(作品内容是否适合改编为电影),同时,还与改编者与导演的创作能力有很大的关系。在忠于原著的前提下,改编者和导演将面临怎样的难题?如何去解决这些难题?这些对于改编成功至关重要。
小说自身的“非电影化”元素,是小说改编电影所面临的一个难点,如主观意识比较强的“新感觉”,支离破碎的故事情节,还有小说中的一些比喻手法等。小说突出表现的“主观现实”,会给改编带来极大的难度。如小说中通过细节描绘所表达的一种“让那位舞女到我房间里来吧”的“邪念”,电影艺术就很难表达。摄影机很难去直接再现主观现实,无法通过镜头的转换凸显这种主观意识比较强的“新感觉”。而口百惠与三浦友和主演的《伊豆的舞女》,对这一重要的“邪念”描绘,却给予了不同的处理方式。影片用画外音的方式呈现这一过程,“她真像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也许是看到我们了,所以她高兴得光着身子跑了出来。看着她高兴的样子,我的心突然像被清水洗涤过一样,有一种透心凉的感觉”。旁白、内心独白的多处运用,是小说改编电影一个不得已的解决办法。小说《伊豆的舞女》没有完整的情节,在情节上可谓先天不足,主流电影情节需要的所有特征在这部小说中都很难看到。在小说中,虽然“我”对小舞女萌生爱意,但是,这份爱意一直是模糊不清的,欲言又止,欲行又止,一直被“闷”在心里,没有语言,更没有行动。可谓故事情节支离破碎,很难寻找一个贯穿全片的真正冲突,这更给小说改编为电影带来了难度。在小说《伊豆的舞女》中,有许多地方作者采用了比喻的手法,涉及人物内心体验,涉及整部小说的情感基调。在小说中用比喻的目的不是让读者去想象,而是升华主题思想。而对这些主题思想的表达,电影则很难做到。[3]
三、电影化改编的突围
与小说相比较,电影“思想”色彩浓重,“物质现实的复原”使得“感觉”的意味明显减少。但是,影片的自然背景与小说相同,人物与小说相同,所要传达的主题思想与小说主题比较一致。[4]影片通过运动性场景,民俗性场景的烘托,来表达“我”与歌女所经历的一段似有似无的爱情故事。虽然在表现手法上存在很大的差距,但是,编剧和导演也通过各种方式体现作品主题,表达歌女对“我”从希望到失望乃至绝望的心路历程。如用小道具护身符紧贴胸前,象征着舞女此时内心充满希望,用护身符从君代手中滑落,来暗示希望的破灭。几个抬棺材的人无情地践踏护身符,则表现残酷的社会现实最终让人绝望。护身符即预示着歌女及其一伙人难以摆脱的人生命运,也象征着君代的一生。这种表现手法虽然与小说不同,但是,却也通过人物形象的刻画,景物的刻画,来表现作品的中心思想。如旅店男掌柜的蔑视、茶馆老太婆的态度,还有路边醒目的“乞讨的江湖艺人不得入村”警示牌等,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对于歌女及其同伙人的心理歧视。电影通过剧中人物对待歌女的态度,表现歌女及其同伙人的社会地位。影片在最后,反复出现醉汉强抢抱揽歌女的镜头,更加突出了造成歌女悲剧命运的社会环境。小说通过简洁而凝炼的语言,营造一种诗之意境,通过语言艺术提升作品的可读性。而电影则是运用声画组合,通过色彩、道具、背景、人物渲染悲凉的气氛。与小说相比,电影则更像一幅画,通过不同的审美情趣,表现同一主题。
小说《伊豆的舞女》改编为电影,重要方法之一就是将运动性场景与戏剧性有机的相融合。小说《伊豆的舞女》主要描写了男主人公的一趟旅行经历,小说有三个固定场景:一处是途中茶馆;一处是汤野客店;还有一处是下田小客店。三段山间赶路的场景穿插期间,在电影改编中,这三个场景,三段山间赶路起到了重要的衔接作用。第一个场景是“我”与一群流浪艺人相遇在山间小路,忽然大雨降临,我们共同到一家茶馆避雨。雨停后,“我”与这群流浪艺人继续赶路,到第二个场景汤野客店;离开汤野去下田的山路,“我”开始与这群流浪艺人结伴行走。影片在第一个场景中,“我”与一群流浪艺人各走各的,没有交集,到了第二个场景,熏子和“我”开始交谈。这时,通过运动中的交谈画面,可以升华人物内在的吸引力,提升作品所要表达的主题。在第三个赶路场景中,熏子和“我”在山巅单独相处,熏子挑竹竿给“我”当拐杖,使得运动性场景除了可看性,还提升了艺术性。民俗的可视性,也是《伊豆的舞女》小说改编电影所运用的重要方法之一。电影承继了小说的东方元素,作为视觉符号的民俗元素在影片《伊豆的舞女》中随处可见。如日式小木屋、日式传统舞蹈等,这些民俗元素,不仅仅是符号展示,而是为了将民间风俗与故事情节结合在一起。如影片通过档次不一的日式温泉旅馆,向观众展示了一幅民俗画。虽然这里不是主场景,但是,通过这一个可视化的场景,却表现出了文学作品中,作者所要表达的主题思想。“我”在这里排遣孤独,舞女们在这里赚钱谋生,有钱人在这里寻欢作乐……没有这几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温泉,就没有“我”和舞女的故事。在影片中,温泉并不是孤立存在的故事背景,设置温泉,以及温泉中的人物画面,是为了升华电影主题,使其更接近文学作品所要表达的主题。
结语
作为一部“新感觉派”风格十足的文学作品,《伊豆的舞女》小说改编电影的确存在诸多改编困境。面对一部非电影化小说,影片的编剧和导演依然将这部作品改编为电影。在“忠于原著”的基础上,通过将运动性场景与戏剧性有机的相融合,突出民俗的可视性,实现了电影化的改编,使得《伊豆的舞女》的改编,成为改编 “非电影化小说”的一个成功典范。
参考文献:
[1]谢志宇,殷企平.人生的困境与情境的艺术——论《伊豆的舞女》的内涵和经典性[J].中文学术前沿.2014(1):122-123.
[2]虞雅芬.以情纬文情文并茂——《伊豆的舞女》艺术论[J].宁波教育学院学报,2000(4):45-46.
[3]牛晶.《伊豆的舞女》:社会底层群体的生存价值观诠释[J].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10(6):78-79.
[4]李军.媒介转换与意义差异——从现代发生学的角度论文学的电影改编[J].广西社会科学,2011(10):8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