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会馆史论》对传统史学研究的借鉴与挑战
鲁洋 黄文平
【摘 要】 著名华裔史学家何炳棣先生的《中国会馆史论》是其制度史研究的重要著作。作者学贯中西，不仅具有扎实的传统考据根底，而且对西方治史的方法相当了解。《中国会馆史论》借鉴了传统史学研究方法，以及用西方史学理论挑战传统史学研究，代表了当前史学研究的一种趋势。《中国会馆史论》中的诸多治史方法，对今天的史学研究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关 键 词】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考据；史学研究方法
【作者单位】鲁洋，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黄文平，安徽广播电视台。
【中图分类号】G23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18.08.027
一、何炳棣和他的《中国会馆史论》
何炳棣是著名华裔史学家，著述等身，但因其著作大多使用英文写成，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作品在中国的传播。其在西方史学界掀起轩然大波的著作《东方的摇篮》《明清社会史论》等，近些年才陆续被译成中文，在大陆和台湾地区出版，自此，何炳棣先生的学术成果才被较为系统地介绍给中文读者，学界才能更便利地了解何先生的学术精髓。
何炳棣先生早年研究西欧史为主，中年转向研究中国文化史和制度史研究，晚年则将精力投入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无论哪一阶段，何先生都有重量级的著作问世，这是由他做学术崇尚“扎硬寨，打死仗”的立场决定的[1]。在研究中国制度史的过程中，何炳棣先生曾“遍翻北美所藏中国方志”，在完成史学巨著《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的同时，还撰写了“详列大小城市会馆之名，以为此后中外学人更进一步较全面研究的参考”的《中国会馆史论》[2]。此书体现了何炳棣先生治史一贯的“视野宏阔，博征史料”大境界。
《中国会馆史论》体现了何炳棣先生治史风格的重要转变，即融合中国传统史学研究考据学和西方现当代史学研究方法，实现了中西贯通。这种中西贯通的风格，暗含着两个层面的特色：一是以扎实的中国传统考据功底为基础，二是在具备传统学术基础的同时，又能不为其所囿，广泛、及时地参考西方史学的经验、成果与方法。前者体现为对传统史学研究方法的借鉴，后者则体现为对传统史学研究方法的挑战。
二、《中国会馆史论》对传统史学研究方法的借鉴
何炳棣先生的传统考据功底相当深厚，这几乎是史学界的共识。他在《读史阅世六十年》中回顾其求学清华时曾上过陈寅恪、雷海宗、郑天挺等史学大师的课程，“诸师重视考据的思想是清华学风的重要体现，同时也为我个人治史提供了方向”[1]。可见何先生对传统考据的重视，在大学求知期间已萌芽。后其考取清华大学，获庚子赔款奖学金赴美国读书时，就开始自觉使用传统考据方法来研究史学。其名作《东方的摇篮》不仅重视对黄土土质的自然元素分析，还与中国古代字书《尔雅》相印证，证实了黄土的确存在“自我加肥”的能力，最终得出中国黄土文明自生的结论，这就是使用传统考据方法的典范。
当然，《东方的摇篮》对传统考据的使用仍然比较有限，何炳棣先生集中地借助传统考据为治史提供帮助，是在撰述《中国会馆史论》时期才开始的。纵观此书，可以发现何炳棣先生从以下三个方面借鉴了传统的史学研究方法。
1.重视训诂在治史中的运用
清代史学名家如王鸣盛、钱大昕、赵翼等均精通训诂，通过对具体字词的解读，获得对史书本义的准确理解。何炳棣先生在《中国会馆史论》中也有不少类似的运用。如第一章《籍贯观念的形成》，何炳棣先生对儒家重视的“孝”字进行训诂，挖掘了与其相关的“独行”“孝行”和“孝义”等概念[2]，进而将“孝”与籍贯的关系建立起来成为全书理论的基点，即由重视“孝”到發展出籍贯概念，再由籍贯概念推广到会馆建立的思想基础。至此，全书的内在理路得以建立起来，该书的内在理路的始点是对“孝”字的训诂。书中还有不少通过训诂来考订史实之例，大多出现在第一章和第六章，兹不赘述。
2.重视正史与地方志的互证
地理学者往往重视地方志类书籍，而史家通常更加关注正史。事实上，地方志往往因详记一郡一县之事，可对正史的缺失进行订补。何炳棣先生深明其中三昧，故在《中国会馆史论》中多次打通正史与地方志的关联，使二者均能够服务于自己的研究。例如，第二章《北京郡邑会馆的起源与演变》在正史方面选用了《汉书·朱买臣传》和《后汉书·周磐传》两处记载，对郡邑会馆的前身进行详细周备的介绍，但以上两处正史对会馆的介绍还停留在粗浅的层面，未对其内部若干要素进行详细的说明。在文献不足的情形下，何炳棣先生广泛参稽《（乾隆）福建通志》（1737）、《（乾隆）吉安府志》（1771）、《（同治）南昌县志》（1870）、《（民国）芜湖县志》（1919）等多种地方志书，对正史所留下的空白进行填充[2]，对会馆进行圆备的溯源工作。除驾轻就熟地利用常见的正统史书外，何先生还参考较为偏僻的地方志书，在此基础上得出令人信服的论断。
3.善于通过古音来寻求古字的确诂
因音声而求古义，是清代乾隆、嘉庆年间盛行的考据学风。何炳棣先生身为浙江人氏，对浙江的古音了解很多，所以能够通过古字的旧音来探求其原本含义。在《中国会馆史论》第三章《晚清北京郡邑会馆统计》中，他仔细辨别了“冣馆”与“会馆”的关系，由“冣”与“会”皆属“灰母部的文字，且二字皆有会聚（gather）之义，例皆可通假互用”[2]，进而将史书与地方志中的“冣馆”记录纳入考察范围，从而极大地扩充了可供利用的会馆记录。这和使用传统考据常见的“因声求义”之法，彰显了何炳棣先生对传统学术手段的熟稔。
综上所述，何炳棣先生对传统学术的诸多考据方法相当熟悉，这不仅确保了《中国会馆史论》史料的扎实与丰富，同时也提升了结论的可信度。
三、《中国会馆史论》对传统史学研究方法的挑战
《中国会馆史论》的成功，不仅得益于何炳棣先生对中国传统史学研究方法的娴熟运用，还在于其借鉴使用了西方先进的史学研究方法。
首先，《中国会馆史论》运用了大量的数据统计分析，这得益于西方统计学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浸染。如概述第三章借助史料记载，对晚清北京郡邑的会馆进行地毯式统计。此前，曾有美国社会学家Sidney D. Gamble在1921年“实地调查北京各省邑会馆373所”，而何炳棣先生借助北美所藏稀见中国地方志，再次扩大了这一数目，“总计共得391馆”[3]。毫无疑问，这种精益求精的统计方法更具可靠性。同时，在统计数据上，何炳棣先生还以省市为单位，采用了“以类相从”的统计学方法，将全部数据划分为直隶、奉天、山东、江西等19个省市分别做简介，使得当时的会馆分布一目了然。
该书第四、第五两章也是对统计学的熟练展示。这两部分内容是对长江中上游及汉水流域周边的会馆做统计，利用的古籍多达190种，可谓旁征博引。多年之后，何炳棣先生在其《明清社会史论》中评价了《中国会馆史论》的成就：“此书最得意之处在于统计学成果的广泛运用，实际上，此后的青年学人对该书的看重，也主要是着眼于此类自然科学方法在社会科学中的使用。本书之所以饱受赞誉，主要是向学界展示如何在西学背景下搜集并驾驭史料。”[4]由此可见他对援引西方统计学研究史学的重视。
其次，何炳棣先生非常重视史学与地理学科相关的探讨。将地理学科的相关成果引入史学研究，是西方现代史学研究方法的重要一环。正是在交叉学科的观照下，西方现代史学才得以化腐朽为神奇，继续从过往历史中挖掘新的内涵。
何炳棣先生在哈佛大学求学期间，便留心交叉学科在史学研究中的作用，其早年所著的《黄土的起源》，就开始注意搜集与黄土高原相关的地理信息，并对黄土的原始土质做物理性的分析，从而与《东方的摇篮》相呼应。这是何炳棣先生以地理学知识辅助史学研究的范例。
在《中国会馆史论》中，何炳棣先生继续发挥地理学在治史中的作用，这在第二到第五章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何炳棣先生以地理分布为基准，系统阐述了不同地区会馆产生的渊源及其发展，史料丰富，地理信息充分，得出了“会馆南渐”的历史结论。这一结论的证出，得益于地理学空间意识所提供的信息。同时，何炳棣先生还较为重视同类地理建筑的比对，在中西比较中发掘中国会馆的特性。例如，他考证雍正元年（1723）的“大行”，其“性质与欧洲中古城市之Gild Merchant相似”[2]。这种通过中西事物的比对来说解历史的方法，对读者加深对某些专业名词的理解不无裨益。何炳棣先生对地理知识的使用有着相当清晰的认识，这可以从他为该书所写的后记中看出端倪：“本文只有第一章和第六章涉及理论，其余四章（二至五）均重地理史实。”[2]可见何炳棣先生对地理学相关成果在史学研究中的作用是相当重视的。
事实上，无论是借助数据统计还是引入地理学，都是中国传统史学研究的方法。何炳棣先生在继承传统考据方法的基礎上，能够结合西方自然科学的相关方法来研究历史，这本身便体现了锐意创新的勇气，《中国会馆史论》正是在这种学贯中西的视野中获得非凡的成就。何炳棣先生体现在书中的诸多治史方法，对今天的史学发展无疑起到积极的启发作用，该书的成就足以说明：未来的史学研究在立足本土的同时，还需要具备国际视野。
参考文献
[1] 何炳棣. 读史阅世六十年[M]. 北京：中华书局，2012.
[2] 何炳棣. 中国会馆史论[M]. 北京：中华书局，2017.
[3] 何炳棣. 何炳棣思想制度史论[M]. 北京：中华书局，2017.
[4] 何炳棣. 明清社会史论[M]. 台北：联经出版有限公司，2013.
【摘 要】 著名华裔史学家何炳棣先生的《中国会馆史论》是其制度史研究的重要著作。作者学贯中西，不仅具有扎实的传统考据根底，而且对西方治史的方法相当了解。《中国会馆史论》借鉴了传统史学研究方法，以及用西方史学理论挑战传统史学研究，代表了当前史学研究的一种趋势。《中国会馆史论》中的诸多治史方法，对今天的史学研究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关 键 词】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考据；史学研究方法
【作者单位】鲁洋，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黄文平，安徽广播电视台。
【中图分类号】G23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18.08.027
一、何炳棣和他的《中国会馆史论》
何炳棣是著名华裔史学家，著述等身，但因其著作大多使用英文写成，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作品在中国的传播。其在西方史学界掀起轩然大波的著作《东方的摇篮》《明清社会史论》等，近些年才陆续被译成中文，在大陆和台湾地区出版，自此，何炳棣先生的学术成果才被较为系统地介绍给中文读者，学界才能更便利地了解何先生的学术精髓。
何炳棣先生早年研究西欧史为主，中年转向研究中国文化史和制度史研究，晚年则将精力投入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无论哪一阶段，何先生都有重量级的著作问世，这是由他做学术崇尚“扎硬寨，打死仗”的立场决定的[1]。在研究中国制度史的过程中，何炳棣先生曾“遍翻北美所藏中国方志”，在完成史学巨著《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的同时，还撰写了“详列大小城市会馆之名，以为此后中外学人更进一步较全面研究的参考”的《中国会馆史论》[2]。此书体现了何炳棣先生治史一贯的“视野宏阔，博征史料”大境界。
《中国会馆史论》体现了何炳棣先生治史风格的重要转变，即融合中国传统史学研究考据学和西方现当代史学研究方法，实现了中西贯通。这种中西贯通的风格，暗含着两个层面的特色：一是以扎实的中国传统考据功底为基础，二是在具备传统学术基础的同时，又能不为其所囿，广泛、及时地参考西方史学的经验、成果与方法。前者体现为对传统史学研究方法的借鉴，后者则体现为对传统史学研究方法的挑战。
二、《中国会馆史论》对传统史学研究方法的借鉴
何炳棣先生的传统考据功底相当深厚，这几乎是史学界的共识。他在《读史阅世六十年》中回顾其求学清华时曾上过陈寅恪、雷海宗、郑天挺等史学大师的课程，“诸师重视考据的思想是清华学风的重要体现，同时也为我个人治史提供了方向”[1]。可见何先生对传统考据的重视，在大学求知期间已萌芽。后其考取清华大学，获庚子赔款奖学金赴美国读书时，就开始自觉使用传统考据方法来研究史学。其名作《东方的摇篮》不仅重视对黄土土质的自然元素分析，还与中国古代字书《尔雅》相印证，证实了黄土的确存在“自我加肥”的能力，最终得出中国黄土文明自生的结论，这就是使用传统考据方法的典范。
当然，《东方的摇篮》对传统考据的使用仍然比较有限，何炳棣先生集中地借助传统考据为治史提供帮助，是在撰述《中国会馆史论》时期才开始的。纵观此书，可以发现何炳棣先生从以下三个方面借鉴了传统的史学研究方法。
1.重视训诂在治史中的运用
清代史学名家如王鸣盛、钱大昕、赵翼等均精通训诂，通过对具体字词的解读，获得对史书本义的准确理解。何炳棣先生在《中国会馆史论》中也有不少类似的运用。如第一章《籍贯观念的形成》，何炳棣先生对儒家重视的“孝”字进行训诂，挖掘了与其相关的“独行”“孝行”和“孝义”等概念[2]，进而将“孝”与籍贯的关系建立起来成为全书理论的基点，即由重视“孝”到發展出籍贯概念，再由籍贯概念推广到会馆建立的思想基础。至此，全书的内在理路得以建立起来，该书的内在理路的始点是对“孝”字的训诂。书中还有不少通过训诂来考订史实之例，大多出现在第一章和第六章，兹不赘述。
2.重视正史与地方志的互证
地理学者往往重视地方志类书籍，而史家通常更加关注正史。事实上，地方志往往因详记一郡一县之事，可对正史的缺失进行订补。何炳棣先生深明其中三昧，故在《中国会馆史论》中多次打通正史与地方志的关联，使二者均能够服务于自己的研究。例如，第二章《北京郡邑会馆的起源与演变》在正史方面选用了《汉书·朱买臣传》和《后汉书·周磐传》两处记载，对郡邑会馆的前身进行详细周备的介绍，但以上两处正史对会馆的介绍还停留在粗浅的层面，未对其内部若干要素进行详细的说明。在文献不足的情形下，何炳棣先生广泛参稽《（乾隆）福建通志》（1737）、《（乾隆）吉安府志》（1771）、《（同治）南昌县志》（1870）、《（民国）芜湖县志》（1919）等多种地方志书，对正史所留下的空白进行填充[2]，对会馆进行圆备的溯源工作。除驾轻就熟地利用常见的正统史书外，何先生还参考较为偏僻的地方志书，在此基础上得出令人信服的论断。
3.善于通过古音来寻求古字的确诂
因音声而求古义，是清代乾隆、嘉庆年间盛行的考据学风。何炳棣先生身为浙江人氏，对浙江的古音了解很多，所以能够通过古字的旧音来探求其原本含义。在《中国会馆史论》第三章《晚清北京郡邑会馆统计》中，他仔细辨别了“冣馆”与“会馆”的关系，由“冣”与“会”皆属“灰母部的文字，且二字皆有会聚（gather）之义，例皆可通假互用”[2]，进而将史书与地方志中的“冣馆”记录纳入考察范围，从而极大地扩充了可供利用的会馆记录。这和使用传统考据常见的“因声求义”之法，彰显了何炳棣先生对传统学术手段的熟稔。
综上所述，何炳棣先生对传统学术的诸多考据方法相当熟悉，这不仅确保了《中国会馆史论》史料的扎实与丰富，同时也提升了结论的可信度。
三、《中国会馆史论》对传统史学研究方法的挑战
《中国会馆史论》的成功，不仅得益于何炳棣先生对中国传统史学研究方法的娴熟运用，还在于其借鉴使用了西方先进的史学研究方法。
首先，《中国会馆史论》运用了大量的数据统计分析，这得益于西方统计学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浸染。如概述第三章借助史料记载，对晚清北京郡邑的会馆进行地毯式统计。此前，曾有美国社会学家Sidney D. Gamble在1921年“实地调查北京各省邑会馆373所”，而何炳棣先生借助北美所藏稀见中国地方志，再次扩大了这一数目，“总计共得391馆”[3]。毫无疑问，这种精益求精的统计方法更具可靠性。同时，在统计数据上，何炳棣先生还以省市为单位，采用了“以类相从”的统计学方法，将全部数据划分为直隶、奉天、山东、江西等19个省市分别做简介，使得当时的会馆分布一目了然。
该书第四、第五两章也是对统计学的熟练展示。这两部分内容是对长江中上游及汉水流域周边的会馆做统计，利用的古籍多达190种，可谓旁征博引。多年之后，何炳棣先生在其《明清社会史论》中评价了《中国会馆史论》的成就：“此书最得意之处在于统计学成果的广泛运用，实际上，此后的青年学人对该书的看重，也主要是着眼于此类自然科学方法在社会科学中的使用。本书之所以饱受赞誉，主要是向学界展示如何在西学背景下搜集并驾驭史料。”[4]由此可见他对援引西方统计学研究史学的重视。
其次，何炳棣先生非常重视史学与地理学科相关的探讨。将地理学科的相关成果引入史学研究，是西方现代史学研究方法的重要一环。正是在交叉学科的观照下，西方现代史学才得以化腐朽为神奇，继续从过往历史中挖掘新的内涵。
何炳棣先生在哈佛大学求学期间，便留心交叉学科在史学研究中的作用，其早年所著的《黄土的起源》，就开始注意搜集与黄土高原相关的地理信息，并对黄土的原始土质做物理性的分析，从而与《东方的摇篮》相呼应。这是何炳棣先生以地理学知识辅助史学研究的范例。
在《中国会馆史论》中，何炳棣先生继续发挥地理学在治史中的作用，这在第二到第五章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何炳棣先生以地理分布为基准，系统阐述了不同地区会馆产生的渊源及其发展，史料丰富，地理信息充分，得出了“会馆南渐”的历史结论。这一结论的证出，得益于地理学空间意识所提供的信息。同时，何炳棣先生还较为重视同类地理建筑的比对，在中西比较中发掘中国会馆的特性。例如，他考证雍正元年（1723）的“大行”，其“性质与欧洲中古城市之Gild Merchant相似”[2]。这种通过中西事物的比对来说解历史的方法，对读者加深对某些专业名词的理解不无裨益。何炳棣先生对地理知识的使用有着相当清晰的认识，这可以从他为该书所写的后记中看出端倪：“本文只有第一章和第六章涉及理论，其余四章（二至五）均重地理史实。”[2]可见何炳棣先生对地理学相关成果在史学研究中的作用是相当重视的。
事实上，无论是借助数据统计还是引入地理学，都是中国传统史学研究的方法。何炳棣先生在继承传统考据方法的基礎上，能够结合西方自然科学的相关方法来研究历史，这本身便体现了锐意创新的勇气，《中国会馆史论》正是在这种学贯中西的视野中获得非凡的成就。何炳棣先生体现在书中的诸多治史方法，对今天的史学发展无疑起到积极的启发作用，该书的成就足以说明：未来的史学研究在立足本土的同时，还需要具备国际视野。
参考文献
[1] 何炳棣. 读史阅世六十年[M]. 北京：中华书局，2012.
[2] 何炳棣. 中国会馆史论[M]. 北京：中华书局，2017.
[3] 何炳棣. 何炳棣思想制度史论[M]. 北京：中华书局，2017.
[4] 何炳棣. 明清社会史论[M]. 台北：联经出版有限公司，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