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七十年贵州报告文学概观

    朱永富

    摘要：考察建国七十年来贵州报告文学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有效地反映整个中国建国七十年来报告文学发展的状况。报告文学作为一种文学样式有思想、史料、文体等多种价值。对于报告文学来说，思想上的有效性是第一位的。如果我们把建国七十年来贵州思想上有效的报告文学看作一个整体，我们就能从中看到一部贵州社会的发展史。在近些年来社会急遽发展的情况下，以欧阳黔森“脱贫攻坚三部曲”为代表的贵州报告文学，为了能够更好地承担其社会功能，也在文体观念和艺术方式上不断创新，促进了报告文学文体的变革。

    关键词：报告文学? 建国七十年? 贵州? 欧阳黔森

    中图分类号：I2? ? ? ? ? ? ? ? ? ? 文献标识码：A? ? ? ? ? ? ? ? ? ? ? ?文章编号：1008-3359（2020）03-0043-05

    一、“建国七十年”作为一种方法

    讨论建国七十年来的贵州报告文学其中内含着“中国”和“贵州”的关系，显然“贵州”是“中国”的一个构成部分。两者是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就意味着“贵州的”就是“中国的”，我们在对贵州报告文学的考察中会发现中国报告文学的特征。同时，在一个有機整体内“中国的”也会深刻影响“贵州的”。贵州作为“中国”的一部分，报告文学的发展必然与整个中国报告文学的发展有深层的内在一致性。从这个角度来说，考察建国七十年来的贵州报告文学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有效地反映整个中国建国七十年来报告文学发展的状况。

    时间是考察社会历史的一个重要尺度，在“七十年”这样一个时段内来考察贵州报告文学是非常有意义的。在建国七十年的语境中来讨论贵州报告文学，首先让笔者想到的就是布罗代尔的时段理论。如果借鉴布罗代尔的理论，又不拘泥于他的理论，我们可以把“建国七十年”看作一个“长时段”，而建国七十年来我国所经历的有显著政治经济形态区别的社会阶段是构成这一“长时段”的“中时段”。如果按照建国七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状况和文学史的分期来说，建国七十年大致可以分为50-60年代、60-70年代、80年代、90年代以来四个“中时段”，当然每个“中时段”还可以细分为若干“短时段”。在建国七十年这样一个时间点上，我们回望过去的七十年，我们首先会意识到“七十年”并不是均质地呈现在我们的意识当中的。大致来说，我们能够形成共识的是：20世纪50-70年代已经历史化了;20世纪80年代正在历史化;90年代以来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正在被我们经验着，我们依然内在于这种社会结构当中。这就意味着我们在考察七十年来贵州报告文学的时候，这些“时段”意识会在很大程度上生成一种眼光，成为有用的工具，同时也可能是一种撇不开的时代局限。

    二、建国七十年贵州报告文学史是一部贵州社会发展史

    报告文学作为一种文学样式有思想、史料、文体等多种价值。对于报告文学来说，思想上的有效性是第一位的。就中国报告文学的总体情况来看，它的写法基本是紧贴时代脉搏，正面书写时代变化。有鉴于此，建国七十年来贵州报告文学思想上的有效性，首先取决于报告文学所描写的对象，其次是取决于作家的判断力。艾筑生先生在《20世纪贵州散文史》中对1949年至1999年这五十年的贵州报告文学有专章论述。在他看来1950年钟华的《苗族人民的春天》和1960年《挡不住的洪流》中的部分作品以及1978年《贵州文艺》上发表的讴歌知识分子的作品在世纪之交看来是“立得住脚”的。而《挡不住的洪流》中写“大唱跃进歌式”的作品除了文学上的警示意义之外，就没有什么认识价值。[1]艾筑生先生的观点，我是非常赞的。作家的具体作品要“立住脚”就是要在历史的长河中保持思想的有效性。而这种思想的有效性其实对作家来说是要求很高的。作家要对他所描写的对象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并作出独立的价值判断才能使作品经得住时间的检验。

    对于具体作品来说思想有效性是首要的。如果我们把建国七十年来贵州思想上有效的报告文学看作一个整体，我们就能从中看到一部贵州社会的发展史。20世纪50-60年代的报告文学的主题是革命斗争和经济建设。在革命斗争方面，钟华的《苗族人民的春天》《卡塞的怒吼》《小王朝的末日》等作品是代表。这些作品反映了贵州这片土地上历史的新旧交替，其中洋溢着翻身解放的喜悦和对中国共产党的深厚感情。经济建设主要是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的发展。1960年的报告文学集《挡不住的洪流》中的部分作品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1965年贵州唯一的文学期刊《山花》停刊，1975年才恢复，贵州文学也有十年的断档。所以在建国以来“60-70年代”这个特殊的时段上报告文学也没有多少成果。到了70年代末，1978年《贵州文艺》发表了一批讴歌知识分子的报告文学。例如李起超的《芬芳的果实》、何光渝、陶文正的《梨体曲面之谜》、家浚、寸心的《鲜红的朱砂出土了》等等。知识分子的主题既有政治的因素也有经济发展的因素。可以说对知识分子的讴歌和赞颂是促动新时期经济发展的先声。这些作品虽然发在1978年，它们实际上与1980年初的报告文学是属于同一个“时段”的。在1980年这个“时段”除了知识分子主题外，还有一些更为鲜明的政治主题的报告文学，例如陶文正、王诲的《希望》、柏森、陶文正的《民主卫士》和连文的《逆风而进的小鸟——记马绵征同志》等。其中连文的《逆风而进的小鸟》影响最大，“《山花》一时间被争相传阅”[1]经济改革也在1980年掀起大潮，这一时段的报告文学既有对重大建设项目的书写，也有对企业家和个体户的书写。吕茂廷的报告文学集《改革的回声》、涂尘野等人的《人，应当是大写的》、卢惠龙的《鲁布革启示录》等作品对此有所反映。

    进入“七十年”的第四个时段“90年代以来”，贵州和整个中国社会一样社会稳定，经济发展风起云涌，城市建设不断完善。在报告文学中，我们可以近距离更直观地看到贵州各行各业的发展。与经济上冷冰冰的数字统计不同的是，报告文学不仅仅写出了成就，还展现了取得成就所付出的艰辛努力和复杂过程，有血有肉地展现了人的心理、感情和精神。1996年枕木、董朝阳、黄健勇长篇报告文学《金奖之师》描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警水电部队第一总队在贵州黔西南建设天生桥水电站的业绩。2003年张平原的报告文学集《凝望贵州》的部分作品和杨春明的《画虹水西》反映了贵州交通事业的发展。1990年刘自力、郑君华的《国酒魂》、2008年赵剑平的《巴拿马的诱惑》以贵州名片茅台酒为题材，书写了作为农业副产品的酒业的发展。陈晓军报告文学《飞向杰拉米德》2013年获得贵州专业文艺奖报告文学一等奖，作品记述了贵州重点企业瓮福集团在湿法磷酸工业领域创造的奇迹。

    在报告文学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贵州加强经济发展，也能看到贵州的城市建设。1994年，陆青剑长篇报告文学《永恒的西门河》反映了贵定县治理改造县城西门河的历程。2014年，欧阳黔森、陈跃康报告文学《同心追梦录——毕节试验区“同心工程”纪实》，记述了毕节试验区的建设。这部作品也获得了第十三届贵州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张贤春的《德江城市梦》记述了贵州德江的城市化过程。2015年由遵义三十名本土作家参与的大型报告文学《大风起兮——遵义新蒲新城崛起纪实》记录了新浦新区建设取得的硕果。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20世纪80年代经过包产到户的土地改革之后，农业在短时间内获得了大发展，农民在经济生活中受益，温饱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解决，在精神生活上也有很大的改善。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开始出现了新的问题。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农村的扶贫工作就已经开始了。贵州山多地少不利于农业发展，加之交通不便，经济相对落后，因此在中国社会整体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发展之后，贵州的“三农”问题就比较突出。帕尼发表于《山花》1995年的报告文学《贫困大写意》对贵州黔东南月亮山贫困状况的纪实性书写和1997年王琳报告文学《向贫困说不》对贵州罗甸县大关村贫困历史及脱贫努力的书写就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贵州省报告文学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不断出现记述贫困、扶贫/脱贫的事迹。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贵州经济，尤其是农村经济发展的艰难，以及贵州人民不屈不挠不断努力的精神。新世纪以来，尤其是新时代，党和国家“共同富裕奔小康，一个都不能少”的大环境中，贵州成为脱贫攻坚主战场之一。国家有精准扶贫政策，贵州省也有“大扶贫”战略。脱贫攻坚虽然不仅仅涉及“三农”，但主体还是“三农”。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让贵州的脱贫攻坚事业获得了伟大的契机。2013年李发模策划指导、陈忠禄、钱再伦执笔的《站起来的土地》生动再现了贵州“四在农家”的新农村建设，对破解“三农”难题做出了贡献，作品获得贵州省专业文艺奖报告文学类二等奖。戴时昌长篇报告文学《让石头开花的追梦人》以宏大叙事的方式书写了黔西南兴义市冷洞村与石漠化斗争脱贫致富的发展史，作品获得了2015年第二届贵州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金贵奖”。贵州作家王华的《海雀，海雀》2016年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写了毕节市赫章县海雀村在村支书文朝荣的带领下造林脱贫的故事。2018年是贵州报告文学有重大收获的一年，欧阳黔森的脱贫攻坚报告文学三部曲《花繁叶茂，倾听花开的声音》《报得三春晖》《看万山红遍》分别在《人民文学》杂志第1期、第3期和第9期“新时代纪事”栏目发表。同一个作家同一年能够在国家权威文学期刊头条发表三篇脱贫攻坚的报告文学作品，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既说明国家高度重视贵州的脱贫攻坚工作，也说明欧阳黔森的报告文学作品写得好。《花繁叶茂，倾听花开的声音》写的是现在贵州有名的花茂村脱贫致富的故事，《报得三春晖》写的也是海雀村。《看万山红遍》写的是铜仁市万山区脱贫致富的情况，这部报告文学作品涉及到了万山的农业、工业、电商等产业，不仅限于“三农”，但“三农”也在其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欧阳黔森的报告文学三部曲在《人民文学》的公众号上推出以后，社会上自发的读者数量之大，反响之好，超乎想象。《报得三春晖》还在12月份获得了“弄潮杯”2018年度人民文学奖。《看万山红遍》不仅被《新华文摘》2018年第四期全文转载，还在铜仁市隆重召开了高规格研讨会。中国作协、《人民文学》《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文摘》《文艺报》《小说评论》等国内最重要的文学机构、最重要的刊物都有领导出席，国内许多重量级的文学评论家、作家都参与了研讨。贵州省政府和铜仁市政府也高度重视。欧阳黔森“报告文学三部曲”可以说当之无愧的是2018年度贵州文学界，乃至全国文学界的大事。近年来书写贵州脱贫攻坚的报告文学还必须提到王宏甲的《塘约道路》和何建明的《山神》。王宏甲和何建明虽然不是贵州作家，但是他们所写的报告文学作品都是反映贵州脱贫攻坚事业的，而且有很大的影響。王宏甲是中国作家协会报告文学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他的《塘约道路》写的是贵州省安顺市塘约村在经历了百年不遇的大洪水之后转变思路把土地集中起来经营产生的奇迹，试图在塘约村的发展中总结经验在更大范围内推广。何建明是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他的《山神》写的是“时代楷模”贵州“全省脱贫攻坚优秀共产党员”黄大发带领群众历时三十年在绝壁上开渠引水的感人事迹。王宏甲《塘约道路》和何建明的《山神》都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较大的反响。

    报告文学不仅书写了贵州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发展，还宣传和弘扬了贵州文化，为当代贵州提升文化自信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这里所说的文化，既包括民族民间优秀传统文化，也包括历史文化和红色文化等等。当然在有些情况下这几种文化形态也有交叉和重叠。2000年余未人报告文学《千年古风——贵州岜沙苗寨纪事》和2014年石新民的报告文学《石美发》都写的是典型的民族文化，余未人写的是苗族，石新民写的是侗族。2016年林吟的报告文学《绣娘》既是对民族文化的宣传，也带有脱贫攻坚的主题。

    “英雄”是一个既有相对稳定的内涵又丰富的外延的概念。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说：“在荒原上，人们常常遭遇不平的环境，他们需要有办法的人才，那就是英雄。”[2]实际上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时代都需要有英雄。在20世纪50-60年代的报告文学中那些反抗地主恶霸的领头人是英雄。例如《卡塞的怒吼》中的王老颂和王老怀。和平年代的英雄人物又可以分为功业英雄和道德英雄。功业英雄是那些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了成就的杰出人才。王华报告文学《海雀，海雀》中的文朝荣、何建明《山神》中的黄大发、王宏甲《塘约道路》中的左文学可以说是脱贫攻坚伟大事业中涌现出来的功业英雄。而道德英雄则是指那些虽然在功业上不一定做出了出类拔萃的成就，但是他们在为他人造福的路上表现出了崇高精神。大的历史时间和各行各业的发展必然涌现出时代先锋和英雄人物。这些堪为时代楷模的人物有时候是以群体的形式出现的，有时候是以个体的形式出现的。1990年张平原报告文学《浩荡江声送斯人》写了原水电九局局长俞崇尚在施工现场不幸以身殉职的事迹。2010年陈茂荣的《好交警石健成》写的是民警石健成舍己救人英勇牺牲的事迹。2014年徐必常报告文学《爱心的河流》写的是蒋行远帮助少数民族贫困儿童的故事。2017年戴时昌的报告文学《姜仕坤》写的是年仅四十六岁就突发心脏病去世的原中共晴隆县委书记姜仕坤在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上带领百姓顽强拼搏的故事。俞崇尚、石健成、蒋行远、姜仕坤这样的英雄人物是典型的道德英雄。他们是在贵州这片土地上涌现出来的无数敢于牺牲、勇于奉献的英雄人物的代表。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虽然不一定干出了惊天动地的事业，但是他们的精神感天动地，他们的事迹所放射出来的精神给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强大的动力。

    三、新时代贵州报告文学促进了中国报告文学文体的发展

    给报告文学这种文体下一个定义并不是很容易，欧阳黔森在一部报告文学作品集的序言中提到茅盾的观点，“茅盾先生说，报告文学是兼有新闻和文学特点的散文。”[3]茅盾的这种说法有一定的有效性和代表性。张健主编的《新中国文学史》中说：“题材内容的新闻性、形式手段的文学性与体现作家态度立场的政论性，是对这一文体的最基本要求。”[4]题材的新闻性是必须的，形式的文学性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政论性”似乎内涵有点过窄，作家态度的政论性显然只能涵盖较为主旋律的那些作品。如果使用更为宽泛的“意识形态性”可能会适用性更广。新闻性和意识形态性可讨论空间比较小，形式的文学性可讨论的空间比较大，报告文学中文学形式的变化也构成了建国七十年来报告文学文体发展的重要部分。在此，我们以王华的《海雀，海雀》和欧阳黔森的《看万山红遍》为例来简要说明这一状况。王华的《海雀，海雀》在封面上标有“长篇报告文学”字样。作品有故事情节，有生动形象对话，这些都带有虚构的色彩。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冲破了传统报告文学所秉持的“真实性”标准。如果没有这一标识，而又把人物的名字换成虚构的名字，那么它就是一部正宗的长篇小说。当然《海雀，海雀》可以在敘事方式上有一定的虚构性，但是它所写的事件必须是“真实”的，如果离开了这一点，它就无法称之为报告文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报告文学”作为一种文体，它在深层结构上是读者与作品所讲述的内容之间的一种信任关系。作品所讲述的内容必须在“报告文学”所许诺的“真实性”上给予读者保证。唯有如此，才能保证完成“报告文学”所承担的意识形态功能。只有在保证这种意识形态功能不丧失的前提下，才允许各种变化形式。反过来说，报告文学对新闻、散文、方志、小说等其它各种文类艺术特征的吸收，都是为了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更好地实现它的意识形态功能。因此，报告文学文体的变化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欧阳黔森的报告文学三部曲《报得三春晖》《花繁叶茂，倾听花开的声音》《看万山红遍》对报告文学文体也有发展。在建国七十年报告文学史上客观性是比较重要的，在叙事过程中一般使用第三人称，因此在报告文学中抒情性相对来说比较节制。欧阳黔森的脱贫攻坚三部曲可以说是吸收了自叙传抒情小说的特点，将叙述人“我”置于作品当中，既可以在结构中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也可以根据需要表达叙述人（作者）的主观感情。由此造成了他报告文学的“有我”之境。

    总体来说，近些年来社会急遽发展，人们迫切地要了解、把握这个世界，以期能够更好地确定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谋求更清晰理性的生存和发展。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媒体不是很发达的情况下，文学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向读者呈现社会的功能。但是90年代以后，当代文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纯文学”在观念上成为当代文学主流，丧失了许多现实承担。近些年来新媒体快速发展，也分担了一些传递信息的职能。这几种因素内在地要求当代文学形成新的文体格局。近些年来“非虚构写作”的出现就是多种因素作用下的产物。在这种社会和文学发展条件下，报告文学危机与机遇并存。在经历了政治化和市场化等大环境一波三折地走过了七十年之后，报告文学有可能进一步吸收诸如人类学民族志之类的多种写作方法，并且承担新的时代环境对它的意识形态功能的要求，满足社会诸多群体的更多需求。我们对新时代贵州报告文学的发展满怀期待。

    参考文献：

    [1]艾筑生.20世纪贵州散文史[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9.

    [2]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3]见戴时昌.走在前面的人：“联恒金融·黔西南好人报告文学大赛”作品集[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6.

    [4]张健.新中国文学史（下）[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