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70年贵州长诗创作的回顾与展望
颜同林
摘要：在20世纪以来中国新诗发展的版图上，不同地域的诗歌创作、诗歌形态与诗歌传承是十分独特而重要的存在。它的阶段性、地域性、审美风貌等特征，既依附于特定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也依存于特定地域的文化品格与个性迥异的诗人们身上。文章对新中国70年贵州长诗的创作进行回顾及展望，具体研究思路如下：一是不同历史时期阶段性的回顾与梳理;二是从地域性、审美形态等特征入手，剖析贵州长诗的特征与内质;三是在回顾中的展望与诉求，为贵州今后的长诗创作提供某种参照。
关键词：贵州长诗创作? 长诗创作回顾? ?长诗创作展望
中图分类号：I210.5? ? ? ? ? ? ? ? ? 文献标识码：A? ? ? ? ? ? ? ? ? ? 文章编号：1008-3359（2020）03-0037-06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1949年成立以来，到2019年经历了曲折多变、不同寻常的70年历程。在这70年不同寻常的历史过程中，不同地域的诗歌创作及其得失优劣已到了某种历史性回顾、总结、反思的时刻。从不同文体、流派与传统的角度进行梳理都是甚为理想的进入路径，开掘出来的审美空间也有不断回旋往返的开阔地带。试以长诗创作为例，从长诗创作来观察地域性诗歌的面貌，作一全局性的综合论述也自有其特殊意味。虽然长诗在新诗研究界没有固定的定义，但为了考虑研究对象的集中，本文暂以这几点作为理论支撑：一是长度上至少二百行以上;二是内容上取材重大、视野宏阔、题旨深远，有深厚的历史与文化内涵;三是强烈的主体意识和思辨精神。①长诗创作在艺术手法上，一般以两种方式进行：一是以叙事诗为主，在叙事的基础上，叙事、抒情、铺陈、议论等手法杂糅相间;二是以抒情见长，始终围绕抒情的主线，或通过中心意象的不断凸现，来强调整体的气韵、格调。长诗以单篇为主，以组诗形式出现的诗歌不宜纳入;以散文诗形式出现的篇幅较长者，似乎也不宜划入。面对新中国70年贵州长诗的创作与成就，除了对某一特殊的长诗有具体的介绍性时评之外，也曾有数篇阶段性的综合论述②，不过整体上研究还比较单薄。因此，在这特殊的历史节点上，对贵州长诗在新中国70年历史长河中的回顾与展望便显得犹足珍贵，历史的寻踪往往是一种诗歌现象的捡拾与归纳，也是对诗歌精神的建构与重组。
一、阶段性：贵州长诗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创作回顾
新中国70年贵州长诗创作经历了70年的沧桑风雨，归纳起来大体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新中国成立后到1976年，时间跨度有近三十年，属于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创作;第二个阶段是从1976年到20世纪末这二十余年中;第三个阶段是新世纪以来到当下近二十年时间内。不同历史阶段的贵州长诗创作，顺应时代、社会与文化的流变和转型，汇聚于中国诗坛的整体流向之中，在相互借鉴与成就中积累了一批诗作，是新中国70年贵州诗歌的有机组成部分。在题材、手法与诗美追求上，不同历史阶段的诗人在面对长诗创作时有不同的出发点，尽量让各自的才情得以倾泻，让艺术个性得以发挥，成为首要的问题。诗人们将各自对历史、社会的思考嵌入进长诗的字里行间，留下了丰富的文本，形成了鲜明而厚实的地域诗歌现象。
第一个阶段是1949年到1976年，这一时段包括众所周知的“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主要收获在“十七年文学”时期。1949年11月，贵州全省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南下、西进而得以解放，重新纳入新生的共和国的版图，一起进入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新时代。“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是唐代诗人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提出的诗学观点，也可适用于此。贵州长诗的创制，“为时”“为事”的目的十分明显。新的时代，为诗人人们的创作提供了新的条件与环境。此一阶段的贵州诗人队伍，主要由抗战以来留黔的外省诗人、随军南下的外省诗人和贵州本土陆续成长起来的诗人组成，在文化边缘省份慢慢形成了一个崭新的群体。在长诗的主题上，讴歌社会主义新中国，歌颂政治领袖以及歌唱翻身作了主人的贵州各族人民，以及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历史进行回溯，差不多占据了长诗创作的主流。原籍辽宁的钟华，随军南下在贵州安居，百行以上的诗歌有《我爱上了这新世界》（1951年）、《乌江歌》（1956年），已初具抒情长诗的雏型。前者以八旬彝族老人之口吻，表达对新生中国的讴歌与赞美;后者以贵州乌江为对象，描绘乌江两岸人民的生活并倾注深情。苗族歌手唐春芳在《新华日报》发表抒情长诗《歌唱恩人毛泽东》（1951年），是較早进行讴歌革命领袖的长诗。龙光沛的叙事长诗《红军家属陈大妈》（1953年）、沈耘的《红军布告》（1957年）、蔡圃的《红军坟》（1957年）、杜若的《马灯》（1961年），以黔北革命传统故事为题材，描写红军长征经达贵州时，当地贫苦百姓为保护红军遗迹与地主恶霸、白匪军斗争的故事。部队诗人王蔚桦的长篇叙事诗《千里草原太阳红》，通过西藏地区一对农奴的爱情故事，书写他们与国民党特务、反动牧主的复杂斗争，表现了藏族人民为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敢于斗争、勇于牺牲的时代精神。除此之外，反映现实火热生活，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建功立业的长诗，莫过于原籍山东的田兵的长篇叙事诗《黄河浪头》。长诗系诗人调任贵州之前几年所作，全诗近三千行，以建国初期冀鲁豫四万民工抢修黄河溢江堰为题材，再现了当时热火朝天进行水利建设的历史画面，凸现了全国解放后黄河两岸人民努力建设幸福新生活的豪情壮志。
第二个阶段是1976年到20世纪末。1979年廖公弦在《山花》发表民歌体叙事长诗《爱歌与恨歌》，全诗一共十三节，加上尾声部分，是最为完整的叙事长诗结构。全诗篇幅甚长，四句为一单元，叙事性强。全诗以苗家后生早觉尼悠和冒池欧翠这一对表兄妹，以及苗家女子阿略丝抽、土司的儿子四人之间的爱恨情仇故事为主，因冒池欧翠爱慕虚荣而冷落早觉尼悠，最终早觉尼悠和阿略丝抽成为一对佳偶，成为苗寨的“牛郎织女”;苗家四十八寨作为叙事诗的背景，则为典型人物提供了特定的生活环境。全诗夹叙夹议，叙事清晰明了，可读性强，可惜此诗在主题、内容与形式上都比较陈旧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79年李发模在《诗刊》发表长篇叙事诗《呼声》，因作品的思想而引发很大的社会反响。诗的主题是反对血统论，是中国诗坛最早对文革、极左政治和血统论进行清算的作品之一。诗中的女主人公因家庭成分不好，在农村受到各种不公正待遇，最后因绝望而自杀。全诗采取书信体形式，以第一人称进行叙事与抒情，在政治主题上占了很大的优势，积压在人们心头的愤怒得以倾泻，可谓得时代之先声。此诗奠定了贵州长诗在中国诗坛的地位，成为诗人的一种标签，善于进行长诗创作也成为李发模的特点，是其后续创作的重要一环，并仍在不同历史时期大力延续长诗创作，时有优秀作品问世。《雪地上》《黑色的星星》《八十年代回旋曲》等数十首叙事长诗便是这一阶段有力的证明，先后出版的叙事长诗集子有《魂啸》《李发模叙事诗选》等。譬如，1980年代李发模发表长诗《中国，你的心》，以某省长三次发病和治疗的经过为主线，揭示中国社会变革的阵痛与曲折过程。吴若海二千余行的《梦幻交响曲》，共分四个乐章，并有序曲和终曲，具有大诗的内在品质。此诗虽然标注是1983年写作，但出版延后到2011年，收入《吴若海诗文选》中的长诗卷。（此长诗卷还有《倾听与随想》《音乐的身体》《国殤》等，均系2000年以后所作）。诗人在长诗中叙事与抒情并行，片断组合在结构上加以灵活处理，由此可见诗人在这一方面潜在写作的面貌。唐亚平的《黑色沙漠》《铜镜与拉链》等，作者以组诗之名加以界别，抛开字面的意思，也可视为长诗而对待，她的其它个别组诗也有类似特点。姚辉2018年出版的《经过我们脸色的那些时光》是一部长诗选集，所选录的长诗根据诗尾标志，多数是1990年代所创作的，如《镍币或者其他》《闪电》《高原花腔》等便是。诗人这些诗，充满强烈的主体抒情意识，在意念、事象与内在思辩中完成，并不倚仗叙事来进行。南鸥的长诗《收容》《苏格拉底之死》等，主要对信仰、存在、死亡、尊严以及人活着的价值等进行抒情言志，诗风悲怆，别具一格。胡鸿延的长诗《屈原诗传四部曲》，一共万余行，分别由《追求理想》《鬼神世界》《人世经历》《从军与投江》四个部分组成。此诗以诗剧形式，塑造了一个在人神之间的屈原形象。1990年代，王蔚桦发表六千余行长诗《邓小平之歌》，抒情主人公是一名生于贵州并在刘邓部队中成长起来的战士。全诗以这一特殊身份来抒发对一代伟人的赞美与讴歌，形象地再现了邓小平的坎坷人生和丰功伟绩。此诗具有鲜明的政治意识，以长诗的方式为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树碑立传而引起社会轰动，随后修订再版、第三版，成为贵州长诗创作历史上又一个标志性的作品。欧阳元华的《悬崖青藤——得炉山的歌》，石尚竹的《竹郎和雅妹》，潘光华的《阿妮》等叙事长诗，以民间故事为母本进行再创造，有不同少数民族文化底蕴;田兵的《春光寄母》，漆春生的《孔繁森——不朽的丰碑》，汛河的《山寨惊雷》，周嘉堤的《天朝雁》等长诗，或立足时代楷模，或挖掘民族历史英雄，也都是思想内涵比较丰富、艺术上有特色的作品。
第三个阶段是新世纪以来到当下近二十年时间之内。在长诗创作领域主要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仍然是政治抒情长诗，欧阳黔森2012年在《光明日报》发表的长诗《贵州精神》，诠释新时期以来的贵州新形象，诗意地呈现了贵州摆脱贫困、愚昧的历史过程;李远刚2012年发表的长诗《播撒春天》，也是对贵州在后发赶超中提速转型的描绘与讴歌，塑造了贵州各族人民“播春者”的形象。在政治正确的引导下，着眼于地方经济建设与发展为主题的，杨杰创作出版的“长诗三部曲”有典型性。“长诗三部曲”包括以工业强省为目的的《没有退路是路》、以交通建设为题材的《大道出黔》和以扶贫攻坚为题材的《决战贫困》，从不同角度表现贵州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下的重大变革，为贵州跨越式发展留下诗的声音。吴自由的《中国天眼简史》，以中国天眼的主要推动者南仁东为人物中心，讴歌了作为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第二类是民族、历史与文化方面的，李发模于2009年出版长达五千余行的《呵嗬》，以黔北仡佬族创世神话和历史文化为题材，全诗通过山蛮和水妹的爱情故事而展开，赞颂一个山地少数民族的生存意志和创造精神。徐必常2012年出版民族抒情长诗《毕兹卡长歌》，全诗以土家族为民族对象，通过立体反映土家族人们的生活、历史、文化为内容，是对此一民族的正面书写。第三类是个人抒情长诗，姚辉2010年出版的《我与那个时代靠得更近》，2018年出版的《经过我们脸色的那些时光》（约占一半为此一时段的作品），共有十几篇之多。诗人或以现代意识抒写诗人与时代的对话，呈现主体与地域的两重形象;或以个人的内心独白为主，在时代的隐痛、疑惑与质询中不断推进诗思，进入一个孤绝、幻想并存的审美空间。南鸥的《断碑，或者午夜的自画像》承继既有的个人抒情风格，沉痛、低徊而难以言表。唐亚平的《欲望的挽歌》以欲望为主题，私语性特征明显。第四类是旅游历史长诗，以“舍不得乡愁离开胸膛”长诗工程为代表。这一系列长诗一共20部，李发模、杨杰、牧之、周雁翔、童绥福、陈灼、邓红等为代表的一大批贵州诗人们取材于新世纪以来贵州古镇、村落以及有代表性的新农村，用诗笔记录了特定地域文化的时代变革与存在，凸现了贵州诗人们置身社会转型期的诗学思考与文学坚守。
总之，三个不同历史阶段都有为数不多的诗人在辛苦劳作，不同诗学观念指导下的创作异彩纷呈。以政治意识为先导，立足贵州的民族、历史、文化，凸现贵州地域风土民情，是一以贯之的主线。在篇幅上，从二三百行到一二千行，甚至五六千行，一万行以上的长诗都有。譬如“舍不得乡愁离开胸膛”长诗工程20部作品，平均在三千行以上，一次性集中推出，不仅仅是贵州长诗创作的重要收获，也是中国诗坛在长诗创作方面的新现象与新收获。
二、内容与形式：新的结合和诗意处理
从内容与题旨上着眼的描述和归纳，无疑有助于我们在整体上进行审美把握。不难见出，新中国70年贵州长诗已成为不可回避的存在，成为诗歌一片蓬勃的高原。在70年的历程中，既有王蔚桦、李发模、姚辉等贵州诗坛的长跑者在竭力前行，也有欧阳黔森、南鸥偶尔为之的新出者。他們的创作或是单篇发表在报刊上，或是集结成册以诗集的形式出版，虽然在创作与刊发的时间上存在不一致的现象，但并不影响他们对贵州长诗的贡献。在长度上，这些长诗不论是二三百行的，还是多达数千行成为一本诗集的，都在整体上形成了贵州诗歌的现象，也构成了一种诗歌传统。下面，笔者拟从综合、整体的角度进行思想与艺术的探寻。
首先，从诗与政治的角度来看，围绕政治进行构思，具有鲜明的政治意识，是首当其冲的艺术内质。文学离不开所处时代环境、经济因素、文化圈子的制约，也断然离不开政治的影响与引导。贵州长诗多半带有政治正确、主题鲜明等特点，写出了现实生活中诗人们的人生政治抱负，抒情主体不负时代、不负家国的志向十分醒目。在题材上，诗人们往往抓住时代、社会最为重要的话题切入，一下笔便有高屋建瓴的气势。比如李发模、王蔚桦的政治抒情诗，思想内容决定了作品的含金量。他们的长诗作品，不同时期的主题迥异不同，但都与特定时代的政治意识相关联，与时俱进的特征十分鲜明。它会无形地沉淀下来，成为贵州诗歌精神的有机部分，丰富并扩大贵州诗歌的影响。新世纪以后，诗人们并不单纯集中于政治主题，反复对历史事件、政治领袖、民族英雄进行讴歌与赞美，而是从经济、地方建设、文化发展着笔，也是政治抒情诗的某种变种。记得数年之前，贵州省委高层提出冲出经济洼地，构筑精神高地的说法，后又提出“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的贵州人文精神之说法，最近提出“感恩奋进，脱贫攻坚”的说法，都是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夯实基础，引领社会发展与进步。无疑，这些说法是有阶段性的，也是具体而新鲜的，具有与时俱进的特征。基于此，诗人们在选材、立意、表达时，往往受到深刻的影响。譬如《贵州精神》是目前为止欧阳黔森写得最长的一首诗，此诗一共三百六十多行，是一首政治抒情长诗。诗人以今昔对比的手法，从“老远的贵州”的贫穷落后写到“多彩贵州”的发展，在旧与新、凋落与繁荣之间展开诗思。青山绿水的生态，自强不息的气概，科学发展的理念，勇于开拓的先辈，都像珍珠一样贯穿其中。诗歌以议论、抒情为主，理性的驳诘、感性的表白，挤在直抒胸臆的语流中汹涌向前。在诗作中有对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咏叹，也有对山水与人文的审美观照。字里行间不难看出诗人对于贵州人们摆脱贫穷、落后、愚昧的精神枷锁的喜悦之情，无疑，这是一种新的贵州精神的沉淀，是贵州崭新面貌的新出发。又比如“舍不得乡愁离开胸膛”系列长诗中的部分诗作，诗人们是立足于脱贫攻坚，在旅游、生态、新农村建设上找到切入点，实际上也是一种强烈的政治意识，在政治意识的驱动下化身为一种自觉的、有高度的精神追求。置身中国政治、人文精神的长河，我们很容易在这些长诗中找到其中的影子与基因，都能找到心有灵犀的句子和段落，自然也能找到诗人们身上的人生抱负与政治情怀。据系列长诗创作的初心是以诗画形式集中展示贵州四千万儿女步入“小康”的精彩故事，表现“乡愁贵州”的家乡记忆，正是在这一点上，两者取得了一种默契。
其次，从诗与地域文化的关系来看，文化多元、主体多样是地域形象的重塑。有些长诗虽然出自贵州诗人之手，但没有地域痕迹，有些则相反，鲜明而具体的时空背景注定与贵州这片土地密切相关。新中国70年，贵州经济从贫穷、落后，慢慢走上了一条可持续发展的轨道，走上了一条有别于东部也不同于西部的新路，既有国家层面的重视与指引，也有贵州各级党政干部、各族人民的集体智慧。贵州诗人们站在坚实的黔境大地上，熟悉贵州的历史与现状，以长诗的形式写出了这种变革与转型。从行政区划而论，贵州与云南、四川、重庆、湖南、广西等省份接界，历史上也划入了以上省份的一些边地，因此滇文化、巴蜀文化、湖湘文化、越文化的一些文化元素遗留下来，成为一个拼盘式的地域文化。兼容并蓄、多元并存、流动性大等特征显而易见。因为贵州诗人们没有沉重的历史包袱，审美心态上可以负轻。贵州长诗有不同的主题，也有各种不同的写法，都能找到适合的角度进行生发。客观说来，中国诗坛的长诗创作并不发达，贵州的长诗创作却能耀眼，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刮目相看的现象。又比如“舍不得乡愁离开胸膛”系列长诗中，有茅台、西江、郎贷、旧州、青岩等五个全国特色小镇，以及像土城、镇远、下司等历史文化古镇，都是具有特殊地貌、村居、景观等原生态底色的。这一批诗作，规避了旅游介绍的说明性资料之嫌，也不单纯是地域景致的简单勾勒，而是抓住了最有特色、韵味的地方构形、着色。在既有的山水、地理、风情、人间烟火之中，浸透了新时代的忧思、乡愁，写出了新时代山地环境中广大山民的喜怒哀乐。按杨杰的诗集题名来说，便是敬畏这方山水，即敬畏并热爱这方山水背后聚居、杂居的各民族人们。譬如童绥福、田花笔下的青岩，姚瑶、韦元龙笔下的西江，杨杰、肖仕芬、杨云龙笔下的旧州，祝世军、陈润生笔下的洛龙，周雁翔、谢氏五姊妹笔下的茅台，陈乔、刘喻笔下的土城，邓红、高阳笔下的镇远……或从民居、乡贤、亭阁入手，或从小吃、特产着笔，浓缩与还原了当地原貌，在原有物象群体的敞开与呈现中，又饱含了诗人们的情感与意志、判断与审美。
再次，从诗与意象的角度来审视，意象化的手法，往往让情感有依附性，能粘住思想与激情。诗是通过意象来表现的一种文体，强调意象性也就是一种文体的内在规约。“意象是融入了主观情意的客观物象，或者是借助客观物象表现出来的主观情意。”诗的意象是一种诗意的反复与稳定，通过意象达到诗的简练、含蓄。一般而言，它偏于象征、比兴，长于暗示、表现。长诗的抒情、言志，往往在凝定在特定的意象上。长诗不能只依靠叙述，而是抒情与叙事结合，将情感融化在物象之中，凸现主体意象之美。特别是情绪见长，或以节奏见长，或以抒情话语的多样化见长，因为没有叙事的依托，没有故事情节的讲述，也没有中心人物的衬托，往往是借助意象的方式在结构上进行推进。比如《邓小平之歌》将毛泽东与邓小平比喻成为照耀中国二十世纪的双子星座，成为整部长诗的脊柱与光源，这样在主体意象上便有了主心骨。全诗在前天、昨天、今天、明天这样的四个乐章设计上，以时间为序进行设计与推进，显得清晰明了。又比如南鸥的长诗《断碑，或者午夜的自画像》，像天空、秃鹰、断弦、飞鸟等意象，十分密集，是诗人比较喜欢的借物抒怀的对象。诗人通过这些意象组合，得以游刃有余地展现自己的诗与思，在不同诗节之间挪移飘动。
三、在抒情与叙事之间
长诗因为篇幅长，如何开端、展开，如何收束都是一件重要而棘手的事情。比较理想的、稳妥的模式是在抒情与叙事之间处理两者的关系，强调叙事的成分，在结构上有一个坚实的依托。纵观贵州长诗，比如唐亚平、姚辉、南鸥等人，往往是强调抒情性，对叙事的要素并不看重。其它诗人在叙事性上有所考虑，但总的情况是在抒情、叙事如何结合上有所欠缺，存在较多的诗学问题。
首先，抒情性与个体的诗学思考。如何独特地抒情，如何在作品中凸现抒情主人公的形象、风格，看上去是一件小事，但实际上却并不如此。首当其冲的是抒情中的代言或个体身份，在贵州长诗中出现两种鲜明的倾向：政治抒情诗一般是以代言式的大我形象出现，王蔚桦、李发模、欧阳黔森、杨杰等诗人是其中的代表;一种是个体的抒情，与政治保持了相当的距离，以徐必常、吴若海、姚辉、南鸥等为代表。在这两者之外，则杂糅了不同倾向，抒情主人公身份并不鲜明、固定。比如廖公弦的抒情短诗是其重要特色，抒情浓郁与轻柔并重，成就斐然，他的叙事长诗《爱歌与恨歌》往往没有多少人提及，这一类诗抒情主体特征模糊，民歌体风格的叙事诗，反而在时代面前有落伍的意味。
其次，叙事作为一种艺术的手段，往往决定了长诗的结构与基调。讲述故事，复述事件，描述过程，在布局上有优势。叙事长诗或是描写人物，以人物为中心，叙事文学的特征得以借鉴;或者以故事为主，全在于讲好故事，通过典型性的人物与故事来表现诗性的经验与智慧，这都是可供借鉴的有益经验。相对于小说等叙事文体的叙事特征，叙事长诗往往将人物与事件放在首位，在叙述过程中，强调叙事的艺术手法，譬如故事的持续性、起承转合，来龙去脉的交代，曲折情节的安排，等等，都值得重视。因为有故事，有人物，有情节，长篇叙事诗便显得不单一、不重复，而是错落有致。以这一标准来看，整体上贵州长诗在叙事上还不太发达，诗人们不善于叙事，依靠各种抒情方式去组织语言，谋篇布局，这样诗歌就显得臃肿而虚胖。在抒情与叙事的结合之外，对情调、情绪的重视也似乎是一种倾向，有研究者认为这是“情调型”③的结构，即在抒情与叙事的结合上，情调是诗的叙事或抒情叙事作品形态的艺术结构核心。除了政治抒情诗之外，这一现象在贵州长诗创作界比较普遍，吴若海、姚辉、唐亚平、南鸥等人的长诗创作方面，便是较好的例子。
在抒情与叙事之间，不管是善长于抒情，还是善长于叙事，都有待有机结合，形成一种诗歌的传统。不同艺术手段都能尝试，并发挥其长处，有助于从不同艺术方面进行涵养;抒情与叙事都能举重若轻，便能驾驭好长诗的创作。这是一种诗歌的传统也是一种传承，在贵州诗歌界关注长诗创作的传统，从王蔚桦、李发模、杨杰等“主旋律”詩人那里，从廖公弦、唐亚平、欧阳黔森、姚辉、南鸥、徐必常、李远刚等其它诗人那里，它一直在流动、演变。诗歌传统作为一种多元化、多层面的存在，它的生命力就在于诗人个体的独特创造。归纳起来，这是一种弥足珍贵的贵州诗歌精神，一种新的文化认同与文化创造。贵州诗歌精神在不同代际长诗创作的诗人身上得以有力彰显和凝聚，不仅仅只是一个口号、一种理念，而是一种勇于尝试，勇于探索的践行方式。传承传统、变革传统的方式有多种，譬如对古老源泉的激活与寻找，或者对诗歌传统内部的推敲提升，或者新的比兴对象的捕捉凝定，或者在传统的边缘或空隙之处进行突破。在笔者看来，贵州诗人们对民族优秀叙事长诗的研习，往往还比较单薄，在贵州长诗的前言后记之中，很少看到诗人们在这方面如何学习中外经典长诗的只言片语，没有进行有效的消化与吸收。由此可见贵州的长诗创作仍有广阔的发展与提升空间。
四、新的展望与前景
贵州长诗在新中国70年的发展历程中，没有得到特别而专门的重视。在新的回顾与展望中，笔者认为长诗创作需要特殊的创造力，不单纯是篇幅的拉长。
首先是题材的选择，历史的、民族的题材，特别是红色文化具有传奇性，值得重视。《奢香夫人》《雄关漫道》《伟大的转折》等电视剧在全国产生的影响十分深远，就说明欧阳黔森抓住了这些英雄主义的题材，长征精神的题材，并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结合起来。长诗创作是否可以得到借鉴呢？笔者认为两者之间是相通的，只有题材重大、稀缺，才可能真正有所突破。又譬如，贵州民族史诗方面，2012年整理出版的《亚鲁王》便是代表，布依族、彝族、仡佬族、土家族等十多个世居少数民族，都是合适的民族史诗，都有进行重新审视、加工的必要。这些往往是贵州长诗创作的特色，是我有你无的题材。另外，经济建设方面如贵州全省的瀑布、美酒、溶洞，如新的高速公路、桥梁建设，都可以成为以后长诗书写的合适对象。其次，史诗、大诗的设计，也具有紧迫性。也许受到海子长诗的一些影响，贵州诗人的长诗创作模式化、程式化比较明显，没有大的推进和突破。比如李发模的长诗系列，以及受他影响的杨杰等人的一些长诗，在艺术个性的多样化、艺术风格的多层性上，也有一些弊病。诗人如果只是追求长诗数量的增加，独创的意义便少了许多。譬如，贵州省诗人协会最近推出的若干部长诗创作，在规模上走在全国长诗创作的前列，在艺术质地上则有所不及。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贵州长诗创作作为贵州诗歌精神的一部分，是一种立足传统与地域，依靠诗人团队并强调创造与践行的产物。它将以特有的方式参与到贵州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新格局之中。显然，这一道路曲折而漫长，既有待创作的丰富，也有待研究的积累。
注释：
①张同吾：《长诗与短诗的审美特征》，《文艺评论》1992年第4期。
②安尚育：《20世纪贵州诗歌史》，贵州民族出版社，2000年，有部分内容有所涉及。喻子涵：《贵州精神的讴歌与民族文化的彰显——新世纪以来贵州长诗创作一瞥》，《贵州日报》2013年4月19日。艾洁：《新时期贵州长诗研究》，贵州民族大学，2017年硕士毕业论文。
③王荣：《中国现代叙事诗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95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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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喻子涵.贵州精神的讴歌与民族文化的彰显——新世纪以来贵州长诗创作一瞥[N].贵州日报，2013-04-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