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书与软书

    半夏，专栏与书评写作人。著有《西皮二黄》《虫儿们》《中药铺子》《果子市》《神仙一把抓》《我的花鸟虫鱼》等散文随笔集。

    书分软硬，其实并非从包装而论，西洋的精装果然硬壳，如今也的确有软精装之说，但此处所云，却着重在书的内容。软文倒是当下流行的读品，只是又不是这里所云。

    日本的一位女诗人与谢也晶子曾经提到，读书最好还是多取硬性的书物，哲学、心理学、历史、动植物学，以为这些书可以补这方面所缺的智识，养成细密的观察力与精确的判断力。她说，我劝大家读硬性的书，不大劝人读软性的文学书的缘故，便是因为先从文学读起，则硬性的书便将觉得难读，不大喜欢，不容易理解了。假如一面读着可以磨炼理性，养成深锐的判断力的书籍，再去读软性的文学书，就会觉得普通甜俗的小说有点儿无聊，读不下去了，因此对于有高尚趣味的文学书加以注意，自能养成温雅的情绪。

    上面所引晶子夫人的话，来自周作人的《女子与读书》，原本是针对女性的，不过扩展到所有人，也没什么不合适。至于她提到的书之软硬，未必是新创，但立意却十分有借鉴，譬如说到硬性的书对人素质养成的意义。如果说哲学、心理学及动植物学等太富技术含量而不免艰深，属于硬中之硬，相较之下，那么历史当算得上是硬性之书中更富趣味的品种。

    关于历史书，周作人在他的《闭户读书论》中曾有论述，不妨借来。周氏以为，读书重要的还是在于乙部，即四库之史部。他始终相信，二十四史是一部好书，它可以诚恳地告诉我们过去曾如此，现在是如此，将来要如此。历史所告诉我们的在表面的确只是过去，但现在与将来也就在这里面了。

    西哲曾说，读史使人明智。中国的前贤也曾有言，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不论明智还是知兴替，都是一个人生存于社会所应当具有的基本能力，也即所谓细密的观察力与精确的判断力。周氏所谓过去曾如此、现在是如此、将来要如此，正是历史书对读的人最犀利也最难得的告知。不少人钦佩毛泽东主席对中国社会尤其是农民的深刻了解，而主席所以能此，当然要拜其熟悉中国的历史。正如周氏所说，翻开故纸，与活人对照，死书就变成活书，可以得道，可以养生，岂不懿欤？

    当然，周氏所谓历史书，并不仅限于二十四史。他的拆解是，正史好似人家祖先的神像，画得特别庄严点，从这上面却总还看得出子孙的面影，至于野史等更有意思，那是行乐图小照之流，更充足地保存真相，往往令观者拍案叫绝，叹遗传之神妙。

    这样看来，历史书真的是硬书中的趣品，自然也便是其中的柔品。其实，即便在正史中，也不乏趣味，譬如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其中便不乏生动跳脱的鲜活描摹，以致后人多有真实与否的疑虑置词。其实那些史实大多去太史公不远，以他的才情，逼真并非难以企及。当然，《史记》毕竟是正史中的极品，说它空前绝后，亦不算虚言。况且本书的撰写原本是太史公的个人行为，而非如后世正史“凡未经宸断者，则悉不滥登”，生动鲜活乃至有趣，几乎是天赋的。

    至于文学的软，自是相对于历史以及其他种种的硬而言，不过与所谓的甜俗之作，又自不同。对今人而言，即便是颇富酸曲风韵的诗三百之国风，鉴于语言的时代变迁，已经颇为艰涩，再加上儒家的经学阐释，本来的野趣都被繁琐的正经板结起来，也就无怪后生们读之了无生趣了。但它终究是高尚趣味，只要肯耐心读下去，自会领略它的风韵。这是古人的，即便是近世的文学，譬如知堂老人的作品，的确是耐读的好文字，但肯接受它的受众，终归是少数，尽管比之乃兄鲁迅的文字他已是闲适。阅读，即便是软性的文学书，只要是富有所谓的高尚趣味，读之便不免需要付出耐心以及气力，这与当下一切从懒的风尚，倒是颇有出入。不过，细想起来，譬如法国大餐与垃圾快餐当前，后者固然吃起来省事快捷，却永远没有前者在略嫌繁复的程序和规矩的控制下，深入肌理乃至骨髓的馥郁味道，究竟哪个才是口舌乃至身心的真正享受，除了脑残谁都不难立下判断。其实书的道理，也是一样。如果不是仅仅为了果腹，或者不是仅仅为了活着，法国大餐或者高尚趣味的软书乃至硬书，都应该是明智之选。这世界甚至仅仅果腹也未必不需要付出耐心和气力，国人一向崇尚励志，偏在这样非功利的阅读上不大肯花费耐心和气力，实在是令人费解的吊诡。或许，这些的确不似黄金屋千钟粟颜如玉那样具有本能的驱动，并且也果然需要比之黄金屋千钟粟颜如玉的牟取毫不逊色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耐心和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