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当代文学理论的特点

    颜军

    摘要：本文一方面我们认同文学从“现代”向“当代”的这一“性质”转变，另一方面我们也会注意到百年来中国文学演历的整体性。这是因为，“贵州当代文学理论”确实具有和“现代”时期的不同特点，但其内在的演变又和现代时期的贵州文学理论脱不开关系。根据贵州文学理论的“多元发展时期”对贵州当代文学理论特点的论述，文章在注意到整体之间内在连续性的同时，也会注意到各个阶段之间体现出的差异性。

    关键词：贵州文学理论? ?当代文学? ?新文学理论

    中图分类号：I2? ? ? ? ? ? ? ? ? ? 文献标识码：A? ? ? ? ? ? ? ? ? ? ? ?文章编号：1008-3359（2020）03-0020-07

    按照一般的看法，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文学被称为“当代文学”，与此对应，我们把在这之后的文学理论称之为“当代文学理论”，对“贵州当代文学理论”所作的时段研究也落脚于1949年至今这段时期。之所以要作这个界定，是因为文学中的“当代文学”这一概念并非定论：一种看法是，“当代文学”属于“社会主义”性质，和其并举的“现代文学”属于“新民主主义”性质，这种“性质”的不同让文学发生了从“现代”向“当代”的“根本性”转变;另一种看法是，20世纪的中国文学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只有从这一“整体”出发才能对百年来中国文学的发展特点作出更为有效的把握。①

    1997年出版的《贵州新文学大系》（1919-1989）实际上就采用了这一既注重“整体性”又注重“阶段性”的编纂方式。丛书编者们把1919年之后的贵州文学称为“新文学”，然后把“新文学”再分为“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两个阶段。在丛书的《文论卷》中，“贵州新文学理论”发展历史被分为三个时期：1919年至1949年为“早期”也即现代时期，1950年至1976年为当代的“建设时期”，1977年至1989年为当代的“多元发展时期”。这个分期是比较恰当的，符合对新文学的一般看法。本文同样采用了这一分期方式，不过把“多元发展时期”一直延续到现在。这样，对贵州当代文学理论特点的论述，在注意到整体之间内在连续性的同时，也会注意到各个阶段之间体现出的差异性。

    在贵州新文学历史上，贵州现代文学理论的起点并不低，但在随后特别是到了当代时期，其发展却处于滞后状态，不仅滞后于中国新文学理论的整体研究状态，还滞后于贵州本土的文艺创作。不过，贵州新文学理论依然在其艰难的发展过程中，为新文学理论建设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关于“民众文学”和“工农兵文学”的探讨，是贵州文艺理论界顺应时代要求作出的理论思考;关于“乡土文学”的集中论述，呈现出了贵州文学创作的区域性特点;进入当代的多元发展时期后，贵州文艺理论界从“生命美学”“女性主义”“生态民族学”等角度展开的理论思考在国内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对寓言、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文学类型的研究也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对文学史特别是贵州新文学的历史研究成果最为突出。显然，目前贵州的新文学理论已体现出了较好的发展前景。

    一、从“民众文学”到“工农兵文学”：贵州新文学理论的现—当代转变

    “民众文学”是贵州新文学理论的奠基者谢六逸倡导的文学观，是对“普罗”文学的某种修正，也可说是“平民文学”的另一种表述方式。谢六逸是成立于1921年的我国最早的新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的首批会员，②1922年11月，他接替郑振铎，为文学研究会主持其会刊《文学旬刊》的编辑工作。这一事件表明了贵州新文学理论的起点实际上并不低。作为现代时期著名的作家、翻译家和学者，谢六逸的文论思想对贵州的影响甚大，特别是他倡导的“民众文学”，在今天看来依然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文艺管见》一文中，谢六逸指出：“大约五六年前的文学旬刊上，有几位朋友曾经讨论过民众文学的问题，当时议论的中心点，不外是想把文学为民众解放，有的说要为民众写些作品，有的说要用民众为描写的对象。五六年来，久已不闻这种讨论的声浪……好像没有什么讨论的价值了。”在质疑之后，谢六逸对当时的“普罗”文学提出了“大众化”的要求：“目前的所谓‘普罗文学直面着的问题，就是如何能使文学大众化。”“不管执笔写作的人是否普罗列塔利亚特（如果是的，最好没有），最低限度是必须具有社会意识与时代意识，用新的手法描写新的题材，把受压榨、忍痛苦的生活表现得明了痛快。此外还附带着一个条件，就是——大众化。如果号称普罗作家，反而去走‘大大派‘立体派的路，那就没有人要看了。”[1]一种“没有人要看”的作品显然不是“民众文学”，而“文学大众化”的要求实际上就是“民众文学”的要求。从这个描述可以看出，“大众化”的重点之一就是要把作品写得“明了痛快”，不要去走“大大派”（即“达达派”）和“立体派”这种我们今天所说的先锋主义的路线。作品“明了痛快”了，“大众”才看得懂，作品的目的才可能得到有效的实现;至于作品书写的内容，则应该是“受压榨、忍痛苦的”的“大众”的生活。这样，我们可以简要地概括“大众化”的要求：语言要“民众”、内容是“民众”、目的为“民众”。实际上，这个“大众化”的要求也是白话文运动的啟蒙要求，精英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书写和“大众化”的目的是背离的。在这个意义上看，文学创作的“大众化”要求和“平民文学”是有内在的相通之处的，作为“平民”的普通“民众”才是文学书写的中心和目的所在。这也正是现代时期“民主”精神在文学领域的表达和诉求。

    贵州新文学另一位标杆式人物蹇先艾的作品主要的书写对象就是普通民众。蹇先艾1922年发表处女作《人力车夫》，以这篇书写“受压榨、忍痛苦的”普通人物的作品进入了现代文坛。蹇先艾后来出版的众多小说集和散文集，主要还是以呈现、揭示普通民众的生活为主，其享誉文坛的《水葬》《到家》等作品得到鲁迅的高度肯定，还因之被誉为“乡土文学家”。蹇先艾的作品语言明白晓畅，大量使用了贵州方言俚语，很明显是特别“民众”的。从谢六逸所倡导的文学要“大众化”这个标准来看，蹇先艾的“乡土文学”其实也就是“民众文学”。1930年代，贵州作家申尚贤以笔名“寿生”在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发表了10余篇小说，其作品语言清楚明白、朴实通俗，以“方言土语”的风格取胜，《凭藉》《乡民》《恶有恶报》等描写贵州乡民生活的作品富有乡土特色。1990年代，寿生这些书写乡民生活的作品被重新发掘出来，得到评论界的高度重视。在寿生被重新历史化的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加强了贵州现代文学时期使用“方言土语”书写普通民众的“乡土”传统。正如谢六逸在《文艺管见》中指出的，“一切文学在口传时代本是具有大众性的”。实际上，“方言土语”不就是“口传时代”的言说方式吗？“明了痛快”不就是“方言土语”的言说风格吗？能说“方言土语”的不就是普通“民众”（即“大众”）吗？这样一种富有“乡土”特色的“民众文学”观实际上构成了贵州新文学的一个重要传统，百年来几代贵州作家的书写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践行着这一关注社会现实的文学观念，蹇先艾、寿生、石果、何士光、李宽定、欧阳黔森、王华、肖江虹、冉正万等的文学作品都可以纳入这一“民众文学”的传统中进行考察。显然，谢六逸对“民众文学”的强调和论述，构建了贵州新文学理论的重要基础。贵州当代文学理论界讨论过的“乡土文学”“民俗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底层书写”等，都和“民众文学”这一理论有内在的关系。

    1942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了文艺为人民群众特别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贵州文学理论界随后就作出了积极的响应，“民众文学”在历史的大潮中逐渐转向为“工农兵文学”，“工农兵”成为“民众”的明确指涉。贵州作家陈沂在1943年的《怎样实现党的文艺政策》一文中指出：“什么是文艺工作的新方向？就是文艺工作面向工农兵，与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2]陈沂还指出这一文艺“新方向”应包含这三点具体内容：一是“文艺与政治的密切结合”;二是“文艺工作要面向工农兵，走向大众化”;三是“文艺的普及与提高”。兰田在1947年的文章《文学的工作》一文中指出：“文学工作和文学倾向必需和人民的生活密切结合着，只有在加强现实的意义下，文学工作才有意义。”[2]在一种宽泛的意义上说，“工农兵文学”也是一种“民众文学”，两者都关注民众生活现实、走向大众化、追求普及化，但两者在性质上还是有极大的区别的，“工农兵文学”强调政治对文艺的支配地位，“工农兵”成了唯一的“民众”。刘雪苇在1948年的《文学写作的方向问题》一文中已经指出了这一正在到来的当代文学的核心问题：“我们当前的时代是工农兵的时代，因而我们当前新文学建设的中心主题是‘为工农兵。”[2]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工农兵文学”一度成为当代文学的绝对主导形式。洪子诚在谈到文学的“现代”和“当代”区别时指出：“‘左翼文学的‘工农兵文学形态，虽说在40年代初期的延安时期就已诞生，但成为支配地位的文学规范，则要到中国共产党成为大陆执政党之后。因此，从50年至到80年代的‘当代文学，也可以称为毛泽东的‘工农兵文学建立起绝对支配地位，以及这一地位受到挑战而削弱的文学时期。”[3]正是在这一新文学的大历史背景下，贵州文学讨论的重心从现代时期的“民众”转变成了当代时期的“工农兵”。这一现象在1940年代中后期已经展开，但完全具有“支配地位”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

    1950年1月30日，“贵州省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筹备委员会”成立，3月11日，筹委会主办的《新黔文艺》创刊，8月《新黔文艺》改名为《贵州文艺》。[4]王良范在《贵州新文学理论的建设时期》一文中指出：“《贵州文艺》的创办标志着贵州的新文学事业开始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2]也即是说，《贵州文艺》的创办是贵州新文学进入当代时期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从1950年至1976年，和当时国内整体的文学情况一样，贵州当代文学理论讨论的中心话题就是占据绝对支配地位的“工农兵文学”，这种文学观呈现出了浓厚的政治色彩：“这个时期的理论批判以及作品批评，与其说是文学意义上的不如说是政治学意义上的。”[5]这典型地体现在1950年代初期那几年，但直到1970年代中期，这种文学依附于政治、理论批评依附于意识形态的状况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变化。

    这一时期贵州新文学理论围绕“工农兵文学”的讨论我们不再举例。值得提的是这个时期的贵州文论界还“十分注重对本土性的文学以及文学的本土性问题的研究”，“曾掀起过对民族民间文学进行理论上探讨的热潮”，[5]形成了一批有一定影响力的论文。比如：1950年代，胡学文的《在少数民族地区深入生活的一些体会》、刘毓涛的《收集民歌中看到的和想到的》、胡新生的《读叙事长诗“祖德勒”》、甘绪的《民间文学收集整理的一点体会》、杨国仁的《发展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民间文学》、唐春芳的《大规模搜集整理民族民间文学》，1960年代，于醇墨的《“苗族的书面文学”与苗族文学的特殊现象》、甘緒的《没有文字的民族也有书面文学》、思平的《整理方法和民间文学作品的艺术形式》等。另外，1960年代对“大众化”问题也有集中的探讨，比如柏森的《文艺大众化琐谈》、高荣盛的《文艺大众化的根本尺度》、王强模的《略谈大众化》等。[5]罗列这批论文，是想指出贵州文论史上的这一特殊现象，即现代时期谢六逸强调的“民众文学”“文学大众化”“口传文学”等观念在新的政治压倒一切的时代里也得到了不同形式的有效传播和进一步的研究。1977年之后，贵州文学的乡土研究、底层叙事研究、民俗研究、民族生态学研究等实际上延续并丰富了“民众文学”这一传统。

    二、现代性与本土化的交织：贵州当代文学理论的多元发展

    在经过1950年至1976年这段相对停滞的文学理论发展时期之后，贵州当代文学理论在1977年之后的新时期迎来了蓬勃发展的多元格局。自1977年至今40余年的发展的历程中，贵州文论界参与了许多前沿的文艺学话题的讨论，同时对本土文化的重视程度也非常自觉，体现出明显的本土化倾向。笔者把这种状况称之为“现代性与本土化的交织”。

    “现代性”（modernity）是个很复杂的概念。在最初的提出者波德莱尔那里主要是美学或艺术学方面的含义，即我们今天熟知的“审美现代性”。不过，随着主体理性、民族国家、技术理性、工业社会等概念和“现代性”扯上关系之后，“现代性”的内涵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另外，“现代”“现代化”“后现代性”等概念也加入了“现代性”的论争之中，这让“现代性”这一概念变得更加复杂。在文学领域，“现代文学”的“现代”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指称，在内涵层面上已和“现代性”之“现代”纠缠在一起了。“现代性”概念的复杂化趋势，在一定层面上也映现出了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复杂性。在中国新文学领域，“现代性”和新文学之间的关系已被众多研究者注意到，甚至有论者把“现代性”和文学之间的历史关系往前推进了，如王德威影响甚广的著作《晚清小说新论：被压抑的现代性》就指出，晚清时期西方文化的进入，迫使中国文化展开了和西方文化的对话和交流，这种“跨文化”“跨语系”的碰撞是“新文化运动”被催生出来的重要原因，[6]这也正是他所说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要义所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出于“新民救国”目的而呼唤的“科学”与“民主”、以及文学领域中对“人的文学”的强调，等等这些都是讨论中国新文学与“现代性”的关系时不能忽视的问题。杨春时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把百年来的新文学称之为现代文学，并指出百年来文学思潮的发生、形态和变迁都是由“现代性”所决定的。[7]对于这40余年来的发展，要从“现代性”的角度来看才能得到把握，社会发展如此，文学发展亦如此。杨春时指出，现代文学还在展开之中，文学的“现代性”因此始终处于“未完成”状态，40余年来的文学书写及理论探讨，依然是对现代性的种种不同的回应。

    这一时期贵州新文学理论的发展显然也要放在“现代性”这一框架中来看。对于贵州新文学理论的这个发展时期来说，研究者们的视野非常开阔，各种文论思想都有所触及，在“跨文化”、“跨语系”的碰撞中形成了贵州新文学理论蓬勃发展的局面。杜国景在即将出版的《贵州新文学大系·理论批评卷》（1990-2016）的“概述”中，对这一时期的“理论探索”作出了描述：“‘理论探索版块主要反映贵州学者在文艺理论建设方面的研究成果，涉及到1990年以来的文学思潮、文学现象，如女性写作、新潮文论、美学新趋势、西方马克思主义主、后现代、新媒体写作、少数民族文论的当代价值、文学创作的新变、消费时代与红色经典等，都是1990年代以来的前沿话题。可喜的是，在理论问题的探索中，贵州学者开始走在了某些领域的前列，拥有了部分话语权。其中林树明是国内最早从事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一位学者，他的一些成果在学术界产生过比较大的反响，《文学评论》甚至有文章说：在女性文学批评领域，有人‘言必称林树明。封孝伦是贵州的第一位美学博士，他的‘美与人的三重生命说，也是颇富原创性的研究，在学术界也曾激起过反响，他提出的‘审美疲劳说，在《文艺报》引起过讨论。肖君和从对新潮文论的质疑出发，走向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在九十年代推出了一批有份量的成果。”[8]

    杜国景的“概述”虽然指涉的是1990年之后的文论现象，但考虑到1977年至1990年这段时期贵州新文学理论探索比较薄弱这一情况，这一描述基本上能概括贵州新文学1977年之后理论探索的整体情况。林树明的女性主义批评、封孝伦的生命美学理论、肖君和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以及后来谢廷秋等倡导的生态民族学研究，视野非常开阔，研究的问题已经走在了相关理论的前沿。这是贵州文论界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作出的重要贡献。

    在这种文论研究的现代性视域中，贵州当代文论建设的本土化趋势也很明显。张建建对此作了比较准确的描述：“所谓文学研究或文论中的本土文化取向，是要强调以文化个性为背景，在诸如文学研究的对象、论题的选择，以及论述的方法论和论述的文化视角等方面进行的文学的研究。贵州文化是具有浓重特色的地缘性文化，贵州文学研究的深化，必将引起文论家们对于本土的关注，这即是文论活动自身发展趋势所推动，也是文学研究作为文化建设之一重要部分的意义之所在。”[9]这种本土化趋势，一是文学研究对象的本土性选择，贵州的文学现象成了比较集中的研究对象;二是对贵州新文学的历史化研究，包括对贵州新文学作品的选编和辑录等。

    文学研究对象的本土性选择是很自然的。贵州文论界对本土作家作品及各种文学想象的批评和思考，有许多成果。如刘之侠、黄万几、陈训明、罗宏梅等对贵州传统文人孙应鳌、郑珍、莫友芝等人的研究，王鸿儒、秦家伦、黄邦君、张劲、罗强烈、周帆、管新福、陈悦、刘丽等对谢六逸、蹇先艾、寿生、廖公弦、石定、何士光、李宽定、戴绍康等作家的研究，杜国景、谢廷秋、朱伟华、颜同林、颜水生、杨波等对欧阳黔森、肖江虹、冉正万等的研究。这里罗列的仅仅是部分研究者和作家。毫无疑问，贵州文论界对贵州文学现象的关注是最为及时也是最为深入的。

    和文学批评的“本土化”选择比较而言，贵州新文学的历史化研究对“本土化”的建构在力度和影响上更大。1985年，中国作协贵州分会、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编选了一套“贵州少数民族文学丛书”，一共七本，包含：诗选、短篇小说选、中篇小说选、话剧·电影剧本选、报告文学选、贵州少数民族当代文学概观、苗族·布依族·侗族·水族·仡佬族民间文学概况。1997年，贵州省作家协会编辑出版了《贵州新文学大系》（1919-1989）丛书，主编胡维汉、张克、卢惠龙，执行主编尹伯生，丛书编辑理念是“展示贵州文学发展的轨迹，探求在时代大背景下，贵州文学的自身特点和潜在优势，为研究和促进贵州社会主义文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尽可能翔实的史料，做一点扎实的文化积累工作”。[4]这无疑是贵州新文学的一件盛事。这套丛书包含《现代文学卷》（上、下）、《中长篇小说卷》（上、下）、《短篇小说卷》（上、下）、《诗歌卷》《儿童文学卷》《散文卷》《文论卷》《史料卷》。每卷前面都有相应的“导论”性质的论述文章，从历史的角度对相应的作品类型作了宏观上的梳理和把握（其中《史料卷》没有“导论”性质的专门论述文章），各卷执笔人和辑录人有何积全、陈锐锋、王鸿儒、何光渝、彭晓勇、张劲、朱吉成、戴明贤、艾筑生、张建建、王良范、鲁令子、井绪东等。这个作品选本不是“贵州新文学史”，但恰恰是“贵州新文学史”最具血肉的呈现，为贵州新文学的本土化研究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而且，各卷的辑编者和执笔论述者都是对贵州新文学研究卓有建树的学者，选本实际上完成了对“贵州新文学”最重要的一次整体塑形，对后面贵州新文学的发展和研究必然产生巨大的影响。杜国景谈到《文论卷》的意义时指出：“这是第一次对贵州新文学理论批评建设进行历史性梳理，其意义不能低估。”[8]实际上，杜国景的这个评价适用于这一整套丛书。2009年，贵州省作协编辑了一套《贵州作家作品精选》丛书，丛书包含小说卷、散文卷与诗歌卷。2011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省文联编的丛书《纪念建党90周年贵州文学精品集》，目的在于“检阅和展示90周年来贵州文学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与长足进步”。除丛书外，还有个别文学选本的编辑出版，例如：1990年代初徐成淼编选的《中国散文诗大系贵州卷》，赵卫峰、西楚2003年主编的《高处的暗语：贵州诗歌》（2003）、赵卫峰、颜同林2011年、2014年主编的《21世纪贵州诗歌档案》、《21世纪贵州诗歌档案2011-2014》等。正如杜国景指出的，这种“历史性梳理”的“意义不能低估”。而即将出版的《贵州新文学大系》（1990-2016），是《贵州新文学大系》（1919-1989）这套丛书的接续，对贵州新文学的本土化建设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另外，这种历史视野层面的研究，还体现在众多的专著、课题和论文中。著作方面如：杜国景《二十世纪文学主潮与贵州作家断代侧影》、王颖泰《20世纪贵州戏剧文学史》、王鸿儒《贵州少数民族作家笔耕录》、肖远平《彝族“支嘎阿鲁”史研究》、马筑生《贵州儿童文学史》、赵卫峰《高處的暗语：贵州诗歌》《21世纪贵州诗歌档案》等;课题方面如：王刚的 “新时期黔北作家群及其成因研究”、杜国景的“百年贵州作家断代研究”等;论文方面如：何光渝《新时期贵州文学创作分析》、杜国景《百年贵州作家的民族书写》、朱伟华《抗战时期的贵州文化与文学》、张劲《贵州“十七年”新诗创作略论》、谢廷秋《贵州少数民族生态诗歌论》、向笔群《百年新诗背景下土家族新诗创作》、颜同林《从新时期到新世纪：贵州新诗30年》、颜水生《新世纪贵州小说的主题景观》、王星虎《20世纪贵州小说批评简述》等。这方面的成果很多，不再一一罗列。

    总之，现代性和本土化的交织与纠缠，构成了贵州当代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就目前来看，贵州新文学理论界并没有局限于本土文学现象的研究，对当下发生的各种文学事件都积极介入，有着非常自觉和开阔的“现代”视野和理论意识;同时，如何在“现代性”的大背景中发掘贵州文学的特质，也是贵州新文学理论界表现出的一种比较明显的“本土化”倾向。

    三、从文学批评走向理论研究：贵州当代文学理论的一种展望

    在新时期，贵州当代文学理论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并形成了一些比较稳定的特点。张建建对1980年代的贵州文学理论的特点有一个描述：“在这个时期，贵州的文学理论活动是突飞猛进的。对于本土的文学创作活动而言，它表现出了有力的理性力量和广阔的阐释模式;对于本土的文化建设而言，它逐渐形成了具有本土化内涵的理念框架，由此而能与总体化的文学理论架构形成个性上的差别，相对于全国文学理论活动的格局而言，它一方面表现出与之相互印证和相互参照的特征，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对其进行补充的特征。”[9]实际上，这个描述可说对于1980年代至今贵州当代文学理论的整体情况都是适用的。

    面向未来，贵州当代文学理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杜国景指出了贵州文学理论面临的困境：“在中国新文学的总体格局中，贵州处于弱势。而在贵州新文学的历史上，理论批评又严重滞后于文艺创作。”[8]如何克服这种“滞后”状态，让贵州文学理论取得新的成就是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杜国景指出：“其中的重点，是文艺理论批评运作机制的创新问题，而所谓创新，主要包括三层意思：一是打通条块分割局面，创新文艺理论批评人才交流、沟通及评价的机制。二是创造条件，促进理论批评与文艺创作形成良性互动，以创作带动理论批评研究，同时又以理论批评研究来促进创作，包括对优秀作家与作品的及时发现、阐释、评价、推介，以理论研究指导批评实践，以批评实践促进理论研究。三是加强对外合作，既要把省外优秀的理论批评家请到贵州来，也要让贵州省文艺理论批评工作者，尤其是年轻一代，有更多机会走出去。”[8]在杜国景看来，创新批评机制、推进理论研究、加强对外交流是克服贵州文学理论“滞后”状态的“重点”。

    实际上，要加强贵州新文学理论的发展，不仅要落实杜国景所说的“创新问题”，还要厘清贵州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三者之间的关系，让文学理论的独立性凸显出来。在这三者之间，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之间的关系是动态的，作为文学理论在文学作品中的批判性运用，文学批评常常具化为文学理论的实践性形式。但是，相对于文学创作来说，文学批评的地位是很尴尬的。套用歌德那句话说就是：“创作之树长青，而批评是灰色的”。斯坦纳调侃道：“当批评家回望，他看见的是太监的身影。如果能当作家，谁会做批评家？如果能焊接一寸《卡拉马佐夫兄弟》，谁会对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反复敲打最敏锐的洞见？”“想想这一切吧。批评家过的是二手生活。他要依靠他人写作。他要别人来提供诗歌、小说、戏剧。没有他人的智慧，批评无法存在。”[10]作家不会为自己的创作辩护，评价家却要为自己的书写辩护：“我们是后来者，这是我们的痛处。”不过，和创作比较而言，文学批评的独立地位是有限的，但并不因此就完全处于“依附”地位。接受批评理论早就指出，文学批评其实是对作品的再一次创造，批评家让作品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批评只是理论的一種表现形式，不能用文学批评代替文学理论。因此，不能止步于批评，要从文学批评走向理论研究，文学理论的发展才能获得更广阔的空间。

    徐成淼多年前就对贵州文学理论的发展“不满意”，他说：“一是贵州的文学研究总体上没有在全国形成大的影响;二是贵州的文学研究还拿不出更多更有份量的研究成果;三是贵州的文学研究还缺少有全国知名度的权威的研究家、理论家。几年过去了，但贵州文学理论研究总体上仍在原地徘徊不前，上述不满意之处依然存在，尚未有明显的转机迹象出现。究其原因，乃是我们对贵州文学理论研究的整体观念还没有发生突破性的变化。”[11]那么，这个“整体观念”如何取得“突破性的变化”呢？徐成淼指出：贵州文学理论研究要突破一般的“作家作品论”的樊篱，打破地域局限，不仅要做好地方作家作品的评论工作，更要在文学基础理论、文学史、比较文学等方面进行更广泛深入的理论研究，形成理论体系，组成一支有实力的文学理论研究队伍。一方面，研究者不要局限于“贵州文学的研究”，而是要走向“贵州的文学研究”，要有全国视野、世界视野;另一方面，“要改变我省文学理论研究者的依附性，要确立文学理论研究者的独立地位”，同时不要局限于作家作品的研究，要把视野扩展至文学理论的研究。徐成淼提出的问题到今天都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但是，这无疑是贵州当代文学理论该走的道路。

    从文学批评走向理论研究，这条路并不容易，但贵州当代文学理论已作出了许多成功的尝试。面向未来，我们期待着贵州新文学理论取得新的突破。

    注释：

    ①前者是许多“当代文学史”编写的基本指导思想，由郭志刚等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的《绪论》，这个著作是1978年由教育部委托编写的、1980年出版的高等院校中文系指定教材，影响巨大，后来出版的许多《中国当代文学史》都没有超出这一编写思想;后者提出的要从整体上把握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一看法，一般追溯到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这篇文章。

    ②“文学研究会”的会员，贵州籍的除了首批加入的谢六逸外，还有后来加入的蹇先艾、李君毅和杨敬慈等。

    参考文献：

    [1]谢六逸.文艺管见[A].胡维汉，张克，卢惠龙.贵州新文学大系·文论卷（1919-1989）[C].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

    [2]胡维汉，张克，卢惠龙.贵州新文学大系·文论卷（1919-1989）[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

    [3]张钟.洪子诚.余树森.赵祖谟.汪景.中国当代文学概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4]尹伯生.贵州新文学大系·史料卷（1919-1989）[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

    [5]王良范.贵州新文学理论的建设时期[A].胡维汉，张克，卢惠龙.贵州新文学大系·文论卷（1919-1989）[C].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

    [6]王德威.晚清小说新论：被压抑的现代性[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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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贵州人民出版社.贵州新文学大系·理论批评卷（1990-2016）[M].贵州人民出版社，2016.

    [9]张建建.贵州当代文学理论的多元发展时期[A].贵州新文学大系·文论卷（1919-1989）[C].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

    [10][美]乔治·斯坦纳.语言与沉默[M].李小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11]徐成淼.关于贵州文学理论研究的几个问题[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