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日益丰盈”

    陈祖君

    摘要：贵州散文大致指生长在贵州或长期工作在贵州的作者创作的小说、诗歌、话剧之外的现代文学类型。贵州散文创作七十年来得到很大发展，从创作队伍来看，创作散文的作者人数大规模增长;从创作类型来看，散文作者多方探索，涉及学者散文、乡土散文、行走散文、游记散文、生态散文等多种;从创作内容看，七十年的贵州散文，可视为家国情怀、贵州记忆以及个体感悟的有机交织、融合;从创作手法来看，作者们手法不断翻新，多种风格并存;从传播环节来看，刊物增多，获奖增多，选本增多，出版的专集增多，加上互联网、新媒体，以及学者研究的推动等，传播空间得到极大拓展。就其整体或七十年的发展而言，贵州散文是一个日益丰盈的巨大存在。

    关键词：贵州? ?散文? ?七十年

    中图分类号：I2? ? ? ? ? ? ? ? ? ? 文獻标识码：A? ? ? ? ? ? ? ? ? ? ? ?文章编号：1008-3359（2020）03-0016-04

    笔者涉猎七十年的贵州散文创作，认为这是丰富博大的存在。怎样用一句话描述贵州散文这一丰富博大的存在呢？笔者想起看过的一本也是散文的书《就这样日益丰盈》。是的，贵州散文随着不断发展，确实“就这样日益丰盈”。

    那么，怎样来看待这日益丰盈的存在呢？戴明贤先生承认自己记忆中的安顺是“一个人的安顺”，那么，从笔者的角度看到的七十年的贵州散文，是笔者“一个人的贵州散文”。当然，这“一个人的贵州散文”，希望得到方家的印证或者认可，抑或批评。

    一、贵州散文的定位

    当笔者要针对七十年来的贵州散文创作发言，认为清理、限定一下概念是有必要的，免得在漫无边际中来谈问题。首先什么是散文？这是一个很大，难有定论，边界模糊的概念。在散文的发展过程中，曾有人把无韵的文字作品都称为散文，这可能就属于边界模糊，因为这样很容易会把小说列入散文的行列。处于现代的我们不会这样做，应该把各种文学作品划分类型，主要有诗歌、小说、散文、戏剧四类，那么所谓散文，大致就是指诗歌、小说、戏剧之外的现代文体。但是我们会注意到散文仍是一个在历史发展中其指涉范围不断变化的概念。我们怎么处理那些带有极强新闻性质的文字作品，这些文字作品篇幅小的可能被称为特写，篇幅大的可能被称为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偏重于谈论而且多是批评时事的被称为杂文。为了凝聚话题，我们将把特写、报告文学、杂文也除去，谈论著名当代文学学者洪子诚先生所说的狭义的散文，也就是抒情意味浓、艺术性追求强的这一类散文。其实虽然狭义，也是非常庞大的话语谱系了。

    那么，什么是贵州散文呢？这似乎是一个不言自明的话题。真的如此么？在笔者看来，这个问题并不是清澈透明的一下子就能回答的。比如，贵州显然是个地理的、地域的、区域的、空间的概念，那么贵州散文是所有关于地理的、地域的、区域的、空间的贵州的散文吗？如果是这样，贵州散文的边界应该是清楚的，主要是因为，贵州作为省一级的行政区划，其地理边界是划分清楚的。不过，如果真是这样，如何看待那些明显是我们贵州的作者写的与贵州这片土地没有关联的散文作品呢？是否这类作品就要排除出贵州散文之外？回答应该是否定的。当我们讨论贵州散文的时候，有一个主体性的问题或许是其中的关键。这就是说，写散文的人是至为关键的问题。也即，谁写的散文可称为贵州散文是至为关键的问题。显然，贵州散文有贵州人在其中起了决定性的主体性作用;如此，贵州人写的散文是贵州散文这种说法应该得到认可。那么，谁是贵州人？这又是一个可以引起很多讨论的话题。这里，在特定的时代氛围，我们指认贵州人毫无疑问是看其户籍身份。生于贵州长于贵州工作在贵州取得贵州户籍的人可以很明白清楚地指认为贵州人（比如戴明贤），那些虽然没有生长在贵州可是长期工作在贵州取得贵州户籍的人也属贵州人（比如徐成淼）。这两点不会引起争议。这两类人写的散文可以没有异议地归入贵州散文的范围。有些人虽然生长在贵州，可是后来离开贵州，取得非贵州的户籍（比如乐黛云）;有些人虽然长期或较长期生活乃至工作在贵州，但后来离开贵州，不属于贵州户籍（比如钱理群），这两类人写的散文是否属于贵州散文？这里应该就有争议，在一些追求纯粹的贵州散文的选本里，不会收入他们的作品，或许他们写的与贵州这块土地有关的散文是应纳入讨论范围的。

    总之，贵州散文，是一个可以宽松但并非没有边界的概念。

    二、贵州散文七十年的发展阶段

    如何看待贵州散文七十年的发展呢？七十年的时间，在浩渺无穷的宇宙中虽然也不过弹指一挥间，可是也有长长的七十年。回想现代文学，如果从1917年左右算起，到1949年，是三十二年。而从1949年到现在，是比三十二多两倍不止的七十年。现代文学三十余年的历史，被众多现代文学史著指认为是丰富多彩，不断变化的。当代文学的七十年，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学术研究者看待一长段历史，将其划分为一些阶段是基本的做法。要对七十年的历史做一个阶段的划分，不同的人出于不同的考虑，当然会有不同的划分。中国文学受社会政治的影响无论如何不能忽视。那么我们从社会政治发展角度来做一个划分，应该有相当的合理性。从对贵州散文七十年发展阶段的梳理，笔者有一个判断，当代贵州散文是应和整个中国当代散文的发展的，它是整个中国当代散文的一部分。

    笔者把贵州散文七十年的发展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50-70年代。从贵州当代文学发展的角度看，此时期贵州散文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来，从寥寥几人发展为一支初具规模的创作队伍。蹇先艾、吴纯俭、邢立斌、韦翰、伍略、苏晓星、周青明、田兵、涂尘野、微山、俞百巍、巴迅等是其中的佼佼者。作为少数民族聚居较多的省份，民族作家伍略（苗族）、苏晓星（彝族）等出现在文坛，并有突出表现。民族作家散文创作构成贵州散文的重要内容，伴随贵州散文当代发展各个时期。本时期的散文内容积极健康，格调明朗，普遍有着突出的政治色彩。政治和文学之间的关联永远存在。但事实证明政治对文学的过多占领，乃至完全支配不是好事。至“文革”，贵州散文陷入停顿。

    第二阶段是20世纪80-90年代。这一阶段，通常被称为新时期。在新时期里，贵州散文创作队伍得到大规模的扩充，甚至更新。戴明贤、徐成淼、何士光、李起超等一大批具有创作实力的作者充实到贵州散文创作队伍中，成为贵州散文的生力军。80年代前期的散文仍具有很强的时代政治色彩，但加进了作者真挚的情感和深沉的理性。到90年代，贵州散文和全国散文一样，开始向更广阔的空间地理和更深远的时代历史拓展、掘进。

    第三阶段是新世纪以来至今。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加快，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特别是随着近年新时代的到来并向纵深推进，中国当代文学，其中自然包括贵州散文也在不断发展变化中。贵州散文一方面向作家个体的生命以及内心深入开掘，变得日益成熟;另一方面也向文化、文明的各个层面扩容，变得异常多彩。新时代的到来伴随着我国国力的增强，国民对我们的文化充满自信（当然这里还交织着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等多方面的内容），贵州散文创作不断唱响主旋律，传递正能量。此时期，戴明贤、徐成淼、张劲、罗吉万等老一辈作家老当益壮，老树春深更著花，在散文创作方面持续发挥潜能。崛起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作家如欧阳黔森、潘年英、王尧礼、完班代摆、刘照进、安元奎、魏荣钊、孟学祥等不断创作，焕发活力。出生于1970年代甚至1980年代以后的更为年轻的作者如李樱、罗勇等加入到这支队伍。从这支队伍老中青皆备，女作家增多，民族作家不断涌现等多角度来看，这已是一支颇具实力，不断扩充与更新的庞大队伍。这是一支数量庞大，灿若群星的队伍。一支队伍形成，必然有领军人物，就好像群星闪烁的浩渺夜空，必然有几颗特别明亮的星星一样。戴明贤、徐成淼、何士光、欧阳黔森在笔者的阅读体验中，就是其中四颗特别明亮的星。

    三、七十年贵州散文的类型、内容及手法、风格

    笔者更想欣喜地指出，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贵州散文不断成熟，不断丰富，进入最好的发展阶段，处于这最好发展阶段的贵州散文让笔者想起著名作家阿来一本书的书名“就这样日益丰盈”。是的，贵州散文正在“日益丰盈”。日益丰盈的贵州散文必然有着多种流向，多种类型。我们且简略扫描一下多种类型的贵州散文：

    学者散文：一些学养深厚的作家、学者写作的思想深邃、视野开阔，有着浓厚人文精神的散文。何士光的《日子》《黔灵留梦记》、戴明贤的《一个人的安顺》《物之物语》、徐成淼的《向时间的深处进发》《渡口对岸是沈从文》、何光渝的《如在天尽头》、张劲的《浙大那壶湄江茶》《苍茫缠在马蹄上》、卢惠龙的《萧红那孩提般的眼神》《忧伤之旅》等或可称得上是其中的代表。

    乡土散文：那些难舍故乡，表达对故乡深切的热爱，往往展现地域或民族特色，拓展到对地域或民族文化关切的作品。如欧阳黔森的《故乡情结》、完班代摆的《松桃舞步》、孟学祥的《山中那一个家园》、王鹏翔的《村庄的背影》、李天斌的《梵净山记》、杨村的《地楼》、罗吉万的《顶云往事》、刘照进的《陶或易碎的片段》、李裴的《酒文化片羽》等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行走散文：作家有目的有规划，有自觉和良知，不畏艰险，有意识地行走在贵州特定地域留下的文字。典型的如，魏荣钊行走贵州三大江及边远地区，成就《独走乌江》《走在神秘河》《遭遇北盘江》《遇见——我的黔边行》等散文作品或集子;王大卫先后五次行走威宁石门坎，创作出《中国石门》;安元奎行走于乌江流域，寻找巴人文化，留下《行吟乌江》《寻找巴人》等作品;完班代摆行走于松桃苗族迁徙道路，写下多篇文章，出版《逆迁徙》散文集。

    游记散文：作家没有许多艰难险阻要克服，而是带着鉴赏的目的，品味的心情旅游一地甚至多地后留下的文字。喻子涵的《铜仁八记》、苑坪玉的《朴而不实的印尼小伙子》、王尧礼的《游台笔记》、黄冰的《以色列屐痕》就是其中的一些例子。

    生态散文：着眼于绿水青山的生态之思，因为生态遭到破坏而焦虑和忧患，因为生态被恢复或建设而欣喜后留下的文字。欧阳黔森的《白层古渡》、李天斌的《尘埃记》、欧阳克俭的《清水江——美丽如梦母亲河》、罗勇的《罗甸三题》等就是这样的一些作品。

    以上这些类型当然不能穷尽贵州散文的全部存在，比如，从别的角度可能会把贵州散文划分为专注于叙事的、专注于写人的、专注于抒情的、专注于说理的等类别。贵州散文的多种类型提醒我们，这是丰富多样的存在，和20世纪50、60年代的明朗单一相比，怎能不是日益丰盈的存在呢？

    从创作内容看，七十年的贵州散文，可视为家国情怀、贵州记忆以及个体感悟的有机交织、融合。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甚至还在这之前的抗战时期，走过多少艰难曲折，有过多少磨洗陶铸，经历多少风云变幻，不管怎样，一路走来一路歌，我们的道路越走越宽广，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富强民主。我们国家、民族走过的路，就在这七十年的文学作品里，也在七十年的贵州散文中得到映现。戴明贤《记忆中的抗战》就把回忆的笔触延伸到抗战，他的回忆异常真切，让我们看到西南小城安顺里的生命个体，如何度过抗战带来的巨大变迁。在另外一些文章中，他的回忆一直延伸，从抗战到建国初，到小学、中学的求学，到参加工作队，到在黔西虽然卑微但有惊无险安然度过许多知识分子备受打击的50-70年代，一直到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都在他的回忆里呈现。可以看出，不管经历多少失败、折磨和痛苦，我们的作家始终热爱着我们的国家，始终在这个国家里欢笑着，为这个国家的发展贡献着，也为自己的贡献与付出收获着。他们都有着浓厚热烈的家国情怀。同时，身为贵州人，他们写下的散文作品多是关于贵州的，关于自己生活的空间与地域。他们的家国情怀，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落实在自己脚下的土地上。他们对于过去的回忆多半围绕着脚下的土地，也即贵州这片热土的角角落落展开。他们在散文中打开的记忆，主要体现为关于贵州的记忆。欧阳黔森讲述十八块地的故事，父子俩找来找去只找到十七块地，最后发现第十八块地藏在父亲的草帽下面，父亲告诫，不要小看这块地，也可以用来栽一棵包谷。这里展示的是贵州多山而少地的特点，也揭示贵州的贫困，以及人们在贫困面前的抗争。众多的记忆，构成贵州地方性知识的传达，构成关于贵州的庞大知识谱系。于是我们看到戴明贤的安顺，完班代摆的松桃，刘照进的沿河，王大卫的石门，安元奎、魏荣钊各自的乌江，等等。再有，七十年的贵州散文，是贵州众多的散文作者独立完成的文学创作。深深地打上作者们个人的烙印。这些散文作品含纳着他们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无不洋溢着、渗透着散文作者个体的感悟。在具体作品中，我们会看到，家国情怀、贵州记忆、个体感悟这些内容又是交织、融合在一起的。同样是回忆母亲，李宽定、何光渝笔下的母亲，一方面只属于他们两人各自的母亲，她们走过的路，她们的性格各有不同，两人对母亲有各自的体悟。但再一分析，她们就是贵州千百个母亲中的两个，她们塑造着贵州女性，特别是贵州母亲的形象，丰富着读者关于贵州人的认识，也是丰富着文学关于贵州的记忆。两位母亲在过往年代走过的路，又何其相似，都是备受折磨和打击，又都隐忍着，用她们柔弱的双肩扛起抚养子女长大这沉重的责任。再进一步分析，她们就是整个中国成千上万数不清的母亲中的两个，她们的忍辱负重，勤劳艰辛就是典型的中国母亲的性格，我们的家国情怀，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会相当程度上体现為对这样的母亲的爱。

    从创作手法来看，七十年贵州散文的作者们手法不断翻新，多种风格并存。读徐成淼的散文，会发现他既可以写出绚烂如诗的文字，也可以写出生动幽默的调侃性文字;明明在写静穆雪山带来的如神一般的启示，但很快转入汽车抛锚后人们处理工作的叙述;前一分钟叙述汽车抛锚造成的烦扰，后一分钟马上转入抒发流萤带来的美妙如诗的感受。他是具备多种手法，各种手法不断翻新的典范。其他许多作家也都具备这样的本领。而且，作家们多种风格并存。成熟的作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成型的风格。何士光善于在谈禅说理中呈现人的心理的微妙，戴明贤善于如话家常般看似随意平淡其实自然贴切地追溯历史，徐成淼善于用细节和场面以及多变的笔法叙述故事，欧阳黔森善于像一个健谈又热情的导游，带领读者在他设置的有趣景点遨游，等等。

    四、七十年贵州散文的传播

    七十年的贵州散文，之所以日益丰盈，固然是作家们感应到时代的呼唤，用他们卓有成效的写作推动散文不断发展，其传播环节也非常重要，不容忽视。传播环节有多方面的体现值得我们重视。

    第一，发表、刊载贵州散文作品的刊物增多。《山花》持续发表，还有《花溪》，后有《南风》，再后有《贵州作家》，还有报纸，省报以及各种晚报、都市报，还有市、州、县等地方报纸，这些媒介在发表贵州散文。还有全国性的报刊如《人民文学》《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收获》《钟山》《文艺报》《散文》等也在发表贵州作家的散文作品。

    第二，貴州散文作品获奖增多。贵州文艺奖、金贵奖、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等各种奖项中包含了散文，贵州散文获奖的不断增多，必然增强其传播过程中的影响力和效应。

    第三，贵州散文选本增多。各个地区的，各种年选、精选，定期的或不定期的，纪念意义的，等等，都在丰富着贵州散文的库房。

    第四，贵州散文创作界出版的专集增多。许多作家都出了散文作品专集。20世纪50-70年代只寥寥数部，80-90年代逐步增多，现在达到难以统计的程度。

    第五，传播贵州散文的媒介显然不止纸质媒介，当然要加上互联网、新媒体。许多网站在传播贵州散文，许多公众号在传播，许多朋友圈也在传播。

    第六，还有研究贵州散文的学者的传播。艾筑生、卢惠龙、孔海蓉等的研究，奠定很好的基础。他们的研究，对贵州散文的传播，无疑起着不容忽视的促进作用。

    就贵州散文的传播而言，传播空间得到极大扩充。贵州散文井喷式的发展，有着传播空间井喷式的相随相伴。一定意义上，正是传播空间的极大拓展，推动着贵州散文日益丰盈。

    总之，贵州散文就其整体或七十年的发展而言，是一个日益丰盈的巨大存在。可以预计，贵州散文将不断发展，永远在路上，那么，“就这样日益丰盈”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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