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英国视角看中国数字出版内容的国际传播

    赵树旺　余红

    [摘要]中文研究在英国处于比较高的战略地位，且日趋依赖中文数字资源。作为重要的机构需求者，英国大学图书馆往往受到经费不足与中文数字资源高价格的困扰，公共图书馆则为追求到馆人次而排斥数字资源。同时，中国数字出版内容的国际传播需要统一格式及系统，且标注数据不需要翻译。

    [关键词]英国视角；中国数字出版内容；国际传播

    [作者简介]赵树旺，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博士生、河北传媒与社会发展研究基地研究员；余红，中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战略总监。

    [基金项目]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数字出版内容国际传播平台应用示范”（课题编号：2012BAH23F04）的成果之一。

    中国数字出版内容的国际传播大概有十年的时间了，政府与数字出版企业都为此做了很多努力，也收获了很多成果，但仍旧有很多问题让我们感到困惑。首当其中的问题便是国际社会对中国数字出版内容的认知，包括需求、价格、格式、语言等。只有了解国际社会对我们的认知，我们才能把数字出版产品与之更好地结合起来，这不仅是整个行业的命题，也是国家的命题。此命题相对于浮光掠影、走马观花式地对整个国际社会进行研究，典型个案之观照或能带来更深刻的普适性启示。本文即立足于旨在了解“中国数字出版内容海外需求”的英国调研成果，从英国视角出发探讨中国数字出版内容的国际需求与传播，希望对国内发展数字出版有所裨益。

    中国数字资源的战略地位及需求

    对于英国来说，中文研究越来越值得关注，甚至已处于比较高的战略地位。很多英国学者和专家在从事中国研究，甚至全欧洲很多地方都在做当代中国研究，这是近10年来发生的重大变化。在这样一个数字化时代，那些研究者和学习者们日趋倾向使用数字化资源，而数字资源的主要获取来源是图书馆。

    作为重要的机构需求者，图书馆是科学研究的服务提供者，帮助读者获取、分类以及归档纸本与数字化的研究文献，并向特定范围内的科学团体和研究者免费开放，其中尤以大学图书馆最为典型。英国大学图书馆对纸本及数字出版内容资源的配备都是根据相关专业的学生和研究者数量而定。近些年来，英国各大学都面临中国学生和中文研究者日趋增多的情况。对于大学图书馆来说，有了相应的读者就必须配备相应的研究资源，所以，英国各大学图书馆都在购进越来越多的中国数字出版内容资源。总体来看，英国各大学图书馆采购中国数字出版内容的情况大同小异，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伦敦商学院和爱丁堡大学等四所大学的中国数字资源较好，其他大学图书馆稍差。事实上，中国数字资源在英国的全球数字资源中占比仍旧很小，无论如何，从事中文研究的学生比例终归还是少数，人数增长需要一个过程，甚至不可能变成很大的群体。

    值得肯定的是，从英国图书馆的整体情况来看，中国的数据库比其他亚洲国家和欧洲国家都要好，英国大学图书馆几乎没有，或很少有日本、韩国的数据库。相比之下，中国的数字出版内容已经够多了。

    大学图书馆受到经费有限与高价格的困扰

    国际社会到底有多少经费购买中国数字资源，购买的原则是什么，他们愿意为这些数字资源支付怎样的价格，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经费是影响国际社会购买中文数字资源的一个要素。与中国一样，英国各大学图书馆间的数字资源并未实现全国共享，也就是说，数字资源需要各大学图书馆单独购买。很多中国数字出版公司不太了解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爱丁堡大学等名校图书馆的中文数字资源采购经费，其实，欧洲所有图书馆的此项经费都不太多。

    在牛津大学，只有牛津大学图书馆中文分馆购买中文图书资源，其纸本与数字资源的采购经费主要来自总图书馆，经费多少取决于从事中国研究的群体大小，这个群体包括中国学生、华人以及从事中文研究的英国学者。近些年来，这个群体有所增加，牛津大学的中国学生已有800多人，按照常理中文图书的采购经费应该增加，但因为牛津大学图书馆的总预算下降了，所以中文分馆的经费也有所减少，原来每年采购经费在10万欧元（约83万元人民币）以上，现在却不到10万欧元了，英国各名校的中文资源采购经费大都在此数额上下波动。有限的经费导致很难大规模购买中文数字资源，满足要求很困难。牛津大学用这笔经费的50%购买中文数字资源，主要通过数据库公司购买中国知网、方正阿帕比、超星等数据库，有的是一次性付款，有的是按年付款；还有一些购买决策要考虑教师们的想法，即牛津大学的学者是否适用，牛津大学各学院可能需要中文资源，但并不自己购买，而是要求牛津中文图书馆购买。所以，一部分数字资源是常规购买，一部分是为学者的研究课题购买。这给予牛津类似的欧洲大学中文图书馆或中文藏书库都带来很大压力，因为大学内各学院各专业都不太愿意自己花钱购买中文资源，他们更希望中文馆或中文藏书库购买中文资源。

    爱丁堡大学的情况稍有不同。通常，如果爱丁堡大学图书馆的中文藏书库管理员看中某个中文资源，首先是筹钱，然后购买试用，试用一段时间觉得挺好，特别想要，就会和图书馆采购部门一起处理购买事宜，并由采购部门最后把关。购买相应的数字资源是有固定预算的，爱丁堡大学每年会拨给图书馆相关经费。另外，如果大学里一些学院的中国生源比较好或者招收从事中国研究的学生比较多，那些学院就会从学校获得比较多的国际学生培养费用，这些学院也会给图书馆一点经费支持，支持跟该学院相关数字资源的购买，所以这两年爱丁堡大学图书馆中文藏书库基本维持了中文数字资源的购买力。爱丁堡大学图书馆现有电子书30万册以上，其中包括已购买的中文数字资源，如中国超星、方正阿帕比、知网博士硕士论文全文库、上海图书馆的全文晚清期刊以及四库全书电子版等数据库。

    价格是影响中文数字资源购买的另外一个要素。即便能够维持一定的购买力，爱丁堡大学仍然认为中文数字资源涨价很厉害，使得图书馆中文库的采购经费总是不太宽裕，很多东西都不能很爽快地购买，要经过反复斟酌和讨论，甚至因为价格太高还不得不放弃购买中国的民国期刊数据库。中国数字资源被认为价格太高的原因有二。首先，英国各大学图书馆普遍认为中国数据库的数据量较少，所以中国的数字资源比其他国家的数字资源相对价格要高；其次，英方认为中国数据库存在双重价格，即在中国国内销售的价格和在国外不一致。中国数字出版企业认为国外图书馆经费充足，所以定价比国内高。但英方认为，英国从事中文研究、利用中国资源的人数毕竟有限，一个大学的几万名学生中，充其量只有几百人在使用中文资源，若是英文资源，全大学都可以使用，这个价格就没有问题，所以，数字资源的价格不能依据大学的大小，而应通过人均使用价值进行判断，中文数字资源海外定价高，但下载量少，致使人均使用价值太低，而人均使用成本又太高，再加上图书馆分配到中文数字资源的采购经费有限，最终影响了英国大学图书馆对中文数字资源的采购。就目前而言，有限经费与高价格之间矛盾的解决尚需时日。

    公共图书馆追求到馆人次，排斥数字资源

    英国国家图书馆是世界上规模很大的图书馆之一，但其数字资源并不太好，或者说英国公共图书馆的数字资源都不太好。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英国公共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的评价标准大相径庭，公共图书馆的评价标准是借阅量或到馆访问人次，并借此证明公共图书馆的存在价值，而大学图书馆的评价标准是藏书量。目前，英国各公共图书馆还未把网站的访问人数或电子书下载量算作到馆人数，所以，尽管各公共图书馆的网络平台通常有少量英文电子书供读者下载，但各图书馆对于电子资源的开发并无热情，甚至还有排斥情绪。英文数字资源尚且面临此种窘境，遑论中国数字资源了。

    一个典型的案例是伦敦威斯敏斯特区的查宁阁图书馆（Charing Cross Library）。作为英国最大的中文公共图书馆，该图书馆向伦敦及周边区域提供中文图书免费借阅服务。英国政府每年给查宁阁的拨款数额为7万英镑左右（约70万元人民币）。在伦敦威斯敏斯特区13个公共图书馆中，查宁阁获得拨款数额是最多的，这是因为中国人喜欢到那里借书，导致查宁阁相关书籍的借阅量较高，而拨款额度主要参考图书馆的借阅量与会员数量。查宁阁图书馆每年都要考核工作量，还要求工作量每年有所提升，所谓工作量就是借阅量和到馆人次。查宁阁全馆藏书保持在7万余册，中文期刊70多种，但该馆并没有中文电子书，也没有中文数据库，因为网站访问人数和下载量不算到馆人次。此外，查宁阁知道中文读者们早已精通从起点中文等网站寻找数字资源的各种办法，因此，中文数字资源的配备就变得更不实用且无意义。甚至，读者的这些做法还影响到了纸本书采购，查宁阁从2013年已停止采购纸本的浪漫小说，因为，那些浪漫小说大部分都来自网络，而读者早都看过，即便购进也不会产生借阅量。

    一些中国数据库的封闭性也削弱了英国公共图书馆的购买动力。查宁阁图书馆每年订阅着70多种中文纸本期刊，这笔期刊订阅费用同样可以换购中国知网400多种数字期刊，但换购的尝试并未成功，原因是双重的。一方面，中国知网的理念是校园网或局域网内的有限开放。因为担心公共图书馆对全世界的免费开放会导致版权的失控，知网并不愿意把数据库卖给查宁阁，后来，知网只同意授权查宁阁官网对外开放20个免费账户的权限；另一方面，查宁阁的理念是免费提供中文纸本书刊借阅服务，如果在官网开放中国知网的数字期刊资源，对外开设多少个账户，就意味着相应减少了多少数量的到馆人次，就等于减少了查宁阁的工作量，即便20个网络阅读账户，也是现有体制下的查宁阁无法接受的，而申请下载量等同借阅量的报告也未获得伦敦威斯敏斯特城市委员会批准。于是，双方无法对接、无果而终。所以，除非将来可以把下载量算作借阅量，英国公共图书馆才有可能对中国数字资源感兴趣，但这比较困难，城市委员会在这一方面进展比较缓慢，也还需要向英国政府汇报。

    格式与系统需要统一

    数字出版的格式问题在国内已是一个热门话题，走出去之后就更是一个问题。

    首先，各个中文数据库没有统一的、固定的格式，或者说，每个数据库的格式都不一样，也很少有哪个中国公司能提供统一的格式。这导致英国大学图书馆每买一个新的数据库，就要安装一个新的应用，非常麻烦，用户使用成为很大的问题。所以，把格式统一起来很重要。XML被认为是一种很好的通用格式。

    其次，很多中文数据库没有统一的系统，各自为政，不能通过统一的网页或平台登录，可能数据库提供商自己并未觉察有什么不便，但给英国用户的使用带来很多麻烦。统一的系统和平台很重要，可以尝试把所有孤立的数据库都关联起来，通过一个入口进入。其最终目的是，无论用户在什么地方，都可以通过简单地登录一个机构或一个大学图书馆，方便快捷地使用这些数字资源。大多数图书馆用户很需要这样一个系统，相较而言，英国的出版社和平台研发商已经有了这个概念。

    对中国数字出版内容提供商而言，只需要记住一个原则就够了，那就是一切都是为读者服务的，都是为了满足读者的需求，所以，建立因地制宜、方便实用、以客户为中心的统一化格式与系统是当务之急。

    标注数据不需要翻译

    中国数字出版内容“走出去”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语言问题。国内致力于此的传播者一般都提倡尽量把相关内容翻译成英文，至少把相关数字文献的标题和摘要翻译成英文，并配置最全的MARK数据（即书目或文章数据，包含图书或文章的标题、作者、分类、简介、索书号等信息），以方便国际受众查找和阅读。但从牛津大学、爱丁堡大学图书馆的做法来看，他们会对采购的数字资源配置MARK数据，不需要中方自己做，而他们所谓的MARK数据就是汉语拼音，根本不做翻译。他们认为，不懂中文的人不会去搞中文研究，而懂中文的人则没必要翻译，一旦翻译了就特别麻烦，之前的确有些中文图书标注了英文书名，导致一些英国人以为是英国文献，下载后才发现是中文文献，所以，中文的内容还是中文标注，直接写拼音就好，读者一看就知道是中文文献，也有利于图书馆的分类。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有的中国数字出版内容本身就是用英文出版的，则另当别论，标注数据都用英文即可，也不会有误导读者之嫌。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欲进军国际市场，必先了解国际市场。英国视角下的个案研究或能让中国数字出版企业感知整个国际社会的情状，也希望种种国际传播的现实与中国数字出版产业的变化不谋而合，并为中国数字出版的未来发展解疑释惑、提供方向性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