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爱彬：打造“三有”文化企业

    何凯

    在历史的漩涡中，译林出版社既经历过20世纪90年代外国文学出版的春天，又承受过21世纪初期外国文学出版几经沉沦的冬天，然而在建社20多年里，译林出版社一直坚守外国文学出版的道路。在2013年公布的《2012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中，译林出版社位居全国文艺类图书出版社总体经济规模第一，在全国560余家出版社排名进入前40位；据《中国出版传媒商报》2013年书业实力版图出版能力分报告，译林出版社蝉联文艺类出版社第一。译林出版社以品牌战略着眼持久发展，具备较强的专业优势，竞争能力居于同类社前列。“经典译林”“译林名著精选”和名作家作品集等构成世界文学品牌板块；“传记译林”“双语译林”富有读者口碑与市场潜力；以“人文与社会译丛”为主体的人文社科学术板块深具影响。

    传承优势，开拓创新

    出版广角：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艾丽丝·门罗刚刚公布，译林出版社就做出快速反应，及时推出艾丽丝·门罗的七部作品。请顾社长谈谈这是如何做到的呢？

    顾爱彬：著名作家作品集是译林出版社的一条核心产品线，早些年，我们就已经关注艾丽丝·门罗及其作品，但是中文简体字版权一直在其他出版社手里，恰好2013年版权到期，我们在她获奖前就打包签下了七部主要作品。在邀请译者方面我们同样下足工夫，加上有兄弟出版社的译本，我们前期的编辑工作进展非常顺利。虽然艾丽丝·门罗在多年的诺奖预测名单上，不过今年一举得奖，连国外也觉得吃惊，于是，我们迅速启动出版计划，将她的七部作品同步推出。能有这样的举措，主要还是得益于译林出版社长期以来对外国文学出版的专注。前些年，我们还专门成立了外国文学出版分社，编辑大多都是外国文学科班出身，对于外国文学有着很高的热情和很好的感觉，长期关注世界一流作家作品。

    这次艾丽丝·门罗的作品推出，并不是译林出版社第一次在诺贝尔文学奖公布前就买下获奖作家的作品。2001年的英国作家奈保尔、2003年的南非作家库切、2007年的英国作家多丽丝·莱辛这几位作家的作品版权，我们都在他们诺贝尔文学奖前几年就已经购得，而并非获奖之后去抢购版权。做好外国文学出版是译林出版社的传统，是一代又一代译林人传承下去的。在市场竞争激烈，文学书市场并不景气的今天，我们坚守外国文学出版这条道路，有过艰难的时候，也有过成功的时候，我们会把做文学作为译林出版社长期发展的战略，成熟的企业应该这样。只有准确定位好发展方向，经受住市场考验，才能立足市场，做强做大。我们的目标是，建设一流的世界文学出版基地，要做中国的外国文学出版第一品牌。

    出版广角：顾社长刚才谈到译林出版社长期坚守外国文学出版，而诺贝尔文学奖作品系列又是这里面重要的一块，它的打造之路是如何完成的呢？

    顾爱彬：刚才我谈到了一点，我们不是为了诺贝尔文学奖才去做外国文学出版，因为译林出版社多年来坚守外国文学出版，看重作家作品在世界文坛的重要地位和拥有的定评，才有了我们买下其版权的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殊荣这一可喜成果。在做外国文学出版的过程中，我们也是几经沉浮，方立足于市场。20世纪90年代，我们开发现当代外国文学这一板块时，涉足这一领域的出版社凤毛麟角，当时市场竞争还没有如此激烈，读者对于外国文学作品感觉也较为新鲜，我们的图书比较吃香。后来，市场竞争渐趋白热化，不少出版社都瞄准了这块大蛋糕，重金抢夺版权的事情更是屡见不鲜。译林出版社根据自己的发展定位，从读者和市场两方面考虑，选择了有重点的发展方向，经过艰苦不懈的努力，树立起自己的品牌和市场形象。众所周知，文学图书市场的面比较广，如何慧眼识珠将这些作品有选择性地出版呢？这要依靠团队合作实现，任何一个品牌的打造都不是个人力量就能做到的。在我们的外国文学团队里，有很多优秀的年轻人，他们会从市场的热度、读者的口味、图书的设计、纸张的选择等多个方面去考虑一本书的出版，对于外国文学的出版可谓是200%的投入。这两年，我们特别注意提倡真正用心去为读者服务，满足读者的个性化需求，提升读者的阅读体验，这应该是新的形势下我们新的追求。

    出版广角：我们都知道外国文学出版里，翻译是很重要的环节，译林出版社之所以能成为国内外国文学出版的巨头，其翻译队伍一定很强大，顾社长能否为我们揭秘这支队伍是如何培养的呢？

    顾爱彬：译林出版社长期以来对于译者都是高标准要求。多年来，我们依靠重译世界文学名著和《译林》杂志的出版积累了很多优秀的译者人才。虽然有一段时间，我们经历了困难期，导致不少译者人才的流失，但是我们通过自身努力重新建造了高水准的翻译队伍。特别是在现当代外国文学译介上，我们对于翻译人才的要求比较高，这也得益于读者强大的鞭策力量。编辑没有注意到的翻译中很多细节问题，他们注意到并提出给我们。

    据我了解，现今国内有数量不少的外国文学铁杆粉丝，他们对于外国文学欣赏水平很高，格外关注中译本的翻译质量。不管是出版社还是民营公司出版的外国文学作品，翻译质量若不尽如人意，很容易为读者诟病。既然读者的要求都这么高，翻译和编辑的水平是不是应该更高呢？因此，译林出版社对于每本书的译者会精挑细选，不会因为急于面市而砸掉自己的招牌。经过多年积累和长期合作，译林出版社建立起自己的翻译团队，包括旅居海外的华人、有多学科知识储备的翻译人才，这些财富还需要不断完善。能不能培养出稳定优质的译者队伍，对从事翻译出版的出版社是一种考验。

    准确定位，着力打造

    出版广角：面对现今市场激烈的竞争，越来越多的出版社涉足外国文学出版板块，译林出版社作为外国文学出版的巨头面对市场的竞争，在未来有什么样的发展举措呢？

    顾爱彬：每一个行业中出类拔萃的企业都是少数，出版业同样也不例外。你强别人必定弱，你弱必定被市场淘汰。译林出版社面对市场竞争，有自己的发展战略。毫无疑问外国文学出版是我们的重点，译林出版社的发展理念是“人无我有，人有我精”。我们做自己擅长做的领域，毕竟外国文学市场很大，不可能什么都去涉足，不适合自己发展的，我们会主动放弃。作为一个成熟的企业，首先要将市场判断到位，如果失误就会失去市场，这样的道理在每个行业都是一样。在竞争的过程中，译林出版社要做到出类拔萃，就要根据自己的优势，寻找自己的着力点。我们会从选题策划、译者选择、产品设计、读者需求等多个方面去考虑市场，在这个大家都做的蛋糕里，如果脱离了市场和读者去做图书，产品的问题会很多。译林出版社这些年一直在前进，主要原因还是我们根据市场和读者需求来做出版。

    作为一名出版人，我们要时刻了解产品、读者、市场这三个要素。译林出版社多年来始终坚持以读者为本的发展路线，只有全心全意地为读者做书，为市场做书，才能在白热化的竞争中脱颖而出。苹果为什么受到那么多用户的青睐呢？因为他们从用户的感受去充分考虑每一个细节；海尔的成功，也得益于它们的产品能认真细致地为消费者量身定做。一些企业缺乏对用户的认真考虑，产品最后只能留在仓库里。现代出版中，闭门造车，不考虑市场，就注定没有出路。

    出版广角：现今多元化的发展格局中，译林出版社保有外国文学领域的优势，同时也在人文社科、英语教育方面取得不俗的成绩，这是不是意味着在未来的发展中，译林出版社也在考虑多元化发展，寻求更多领域上的突破呢？

    顾爱彬：无论如何多元化发展，出版社最重要的还是内容生产和内容创新，不可能像出版集团一样有雄厚的资金投资其他产业。因此，译林出版社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确定战略，目前我们有外国文学、人文社科、基础教育、期刊共四大板块，这四个板块也刚好主要落在四个编辑部门。

    基础教育板块一直是我们的优势板块，我们和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的中小学英语教材，曾经被评为过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最有影响力的英语书。2001年新课改的时候，专家认为这套教材“让国内的学者、专家、老师眼睛一亮”，影响力之大不言而喻。值得一提的是，湖南全省高中都使用我们这套教材，这对一个地方出版社来说是莫大的褒奖。

    在期刊分社中，我们拥有《译林》和《国际博物馆》两本期刊，今后我们还将筹划《世界遗产地理》等期刊，扩大自己的期刊品牌影响力。《国际博物馆》是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这次合作让我们有机会进入博物馆和文化遗产出版领域，通过这一平台，我们获取了国家文物局、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上海博物院等文博系统的丰富资源，对于开发相关出版板块起到重要作用。现今，国家越来越重视文化遗产，相信在未来发展中这类图书将有很大的市场，我们会通过资源积累，争取逐步做强这个板块。

    人文社科是近十年来我们逐渐发展的优势品牌。清华大学刘东教授主持的“人文与社会译丛”已坚持十余年，出版近百种图书，是国内最受关注的图书品牌之一。北京大学法学院张千帆教授主持的“法政科学丛书”、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李强教授主持的“西方政治思想译丛”经过几年经营，渐成规模，影响日大。作为以赛亚·伯林作品的“出版基地”，译林出版社在2012年推出了《以赛亚·伯林书信集卷1》，给伯林迷送上了新的精神食粮。2013年，“传记译林”中的重量级作品《绝望锻炼了我：朴槿惠自传》销售近24万，获得了多种年度好书荣誉。2014年，我们预计还将会出版多部国际政要的自传。我们着力打造人文社科图书，一方面是为中国社会发展提供借鉴；另一方面也想拓展自己的出版元素。

    在未来的发展中，我们会继续坚守优势，同时解放思想、开拓思路，开掘更多具备增长潜力的出版领域。尽管我们的市场环境很不尽如人意，“雾霾”重重，但译林人始终在不断强壮自己，始终在不断努力践行自己的战略目标，即把译林打造成“三有”文化企业：有文化担当，有一流文化贡献力、一流品牌影响力、一流市场号召力，有良好经济效益。

    研究市场，服务读者

    出版广角：在网络冲击下，期刊市场大多处于萎靡状态，文学期刊下滑尤为严重，《译林》作为一本有30多年历史的老牌期刊，有什么样的转型考虑，以满足新一代读者的需求？

    顾爱彬：《译林》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本介绍外国文学的通俗杂志，已经走过了30多年历程，有很大的影响力。期刊市场衰落，《译林》杂志运作也受到各方面的影响。关心《译林》杂志的人有很多，前年我们公布有关《译林》的信息时，很多读者误以为杂志要停刊，打电话和写信到编辑部，甚至上门了解这个情况。即使《译林》杂志遇到困难，我们也一定会坚守这块阵地。很多读者都见证了《译林》的成长，对它有很深的感情。让我记忆深刻的是，有一次，我随集团到新疆伊犁的霍县出差，发现这么偏远的地方，当地还有读者知道并长期关注《译林》杂志。我当时感触很深，这样一本有影响力的杂志，面对市场冲击，要如何生存，还要更好地生存，为读者服务，这些都是我们译林人需要思考的问题。

    2013年改版之后，《译林》已经有所起色，但是，距离真正契合读者的需求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相信经过大家的努力，《译林》一定会做得更好，对得起历史，对得起未来，有更强的生命力。我们要加入新的元素、新的变化，考虑到新老读者的口味，谋求新的发展。

    出版广角：在各家出版社争先开发数字出版的年代里，译林出版社有没有相应的举措？是考虑坚守传统出版，还是尝试开发相关产品？

    顾爱彬：从我个人角度来看，传统出版指的是不能充分为市场和读者考虑的原有出版模式，今天这种市场竞争下的出版应该叫现代出版；我们已经成为企业，所以要考虑市场，绝不能照旧进行当年计划经济时代下的出版。数字出版是现代出版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我们目前绝大部分出版社从事的是纸质出版。从目前国内的发展来看，我对数字出版持谨慎质疑态度，主要因为国内对于数字出版的的声音比较杂乱，有些模式和举措都过于缺乏理性。纸质出版者要全面转型做数字出版，至少目前来说非常艰难，因为我们的优势在于内容，而数字出版需要技术平台做支撑，不是传统出版社轻而易举就可以做好的。我个人觉得出版社要顺应数字化的趋势，要做数字出版的尝试，但更要做资源整合储备，要考虑如何融合内容和新技术，而不是仅凭一腔热情，在完全没有了解研究透彻的情况下盲目做数字出版。在技术变革日新月异的今天，积聚丰富的优质内容资源才是做数字出版的根基。否则就是舍本逐末。

    译林出版社在数字出版方面在做各种尝试。2013年，我们在数字出版的销售收入已超过百万元。我们有三个数字化项目入选江苏省文化产业引导资金项目：博物馆与文化遗产全媒体信息平台（2011）、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外向型博物馆数字出版与应用平台（2012）、基础英语数字出版综合服务平台（2013）。译林出版社也正在实施“基础英语移动应用与网站开发”工程。在2013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上，我们和美国的西蒙&舒斯特公司签署了两项协议，分别为西蒙&舒斯特翻译引进译林出版社20本中国文化和文学社科作品，以及译林出版社借道西蒙&舒斯特电子书发行渠道在海外发行近300种译林版中文图书。后面这些图书将通过与西蒙&舒斯特公司合作的所有主要电子书零售商发行，包括经典与现代世界文学的中译本，以及很多中国经典。协议启动伊始发布约300种电子书，重要中译本包括扬·马特尔的《少年Pi的奇幻漂流》、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与罗伯特·布莱的《航空信》、塞斯·诺特博姆的《狐狸于夜间来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多丽丝·莱辛的《金色笔记》等。

    在顺应时代发展并积极应对数字化浪潮的同时，译林的重心依然是优质内容资源的积聚、内容创新。因为我们深知，内容资源内容创新是现代出版企业现在和未来赖以生存、发展的命脉和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