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视文化的温度与维度
翟晓菲
摘要：电视是一个庞杂的媒体，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如何讲述中国电视文化是一个时代难题。《中国电视文化学纲要》把中国电视文化的基本结构、类型特征和表现形态，同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从“历史——社会——文化”的互动中解读中国电视文化的形成和演变，提纲挈领探讨了中国电视文化的物质、精神与制度向度，在史论结合中给中国电视文化的时代讲述提供了一个有温度的答案。
关键词：电视文化 电视社会史 讲述维度
“媒介即讯息，文化即生活。”电视是一种典型的公共传播方式革命，当鲜活的信息流从屏幕上滚滚而下的时候，这个机器瞬间就完成了对大千世界的建构。将近一个世纪过去，电视和电视文化已以其无孔不入的力量，深深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电视和电视文化落地生根，在人们的日常作息和文化记忆中茁壮成长，甚至成为一个国家民族历史的一部分，每次翻开都栩栩如生。
一部好书就是打开历史的一把钥匙
“小时候很爱看电视，到邻居家一呆就是深夜，非到电视机里说‘晚安不回家。孩子嘛，大人也见谅。那时，看电视像极了篝火晚会，通常是大家围拢了聚在一起，盯著小屏幕看露天电影一样，颇有些年集看大戏的仪式感。”这个场景很中国，很家常，也很温馨。这是《中国电视文化学纲要》里的一段话，这个场景相信也是很多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生人者的共同记忆。
文化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形成了意义系统的历史传承链条，也建构了人类知识稳固的生产方式。电视的出现，却将这种与原生环境相互作用的知识生产与历史延续方式进行了改写。《中国电视文化学纲要》以颇带情感温度的文字，尝试着从电视与中国政治经济环境的复杂关系中去解释中国电视发生、发展的历史成因。
“电视”（Television）一词的原意是指“从远距离传送而来的可视物”（前缀tele意为遥远，词干vision意为视觉、可视物），最初为法国科学家康斯坦丁·波斯基1900年起草国际会议文件时所用，后被用来指代新生的电视媒体。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电视开播之前，世界上已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播了电视信号。这其中，包括我们的近邻日本、菲律宾和泰国。
电视，这个神秘莫测的小“魔盒”，不仅吸引着资本主义国家的眼光，也成为彼时许多新兴社会主义国家竞相追逐的对象。在“二战”后形成的冷战格局中，“东风”与“西风”的较量，不仅体现为政治与军事力量的对垒，也体现为对新生科技手段的掌握和运用。在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较量中，电视信号开播与否与开播早晚，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政治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
1954年，毛泽东主席提出要办电视和发展对外广播，国务院文教办公室副主任钱俊瑞传达了这一指示。1955年2月，中央广播事业局向国务院提交报告，提出拟在北京建立一座中等规模的电视台。而此时，不仅日本、菲律宾和泰国已经建立了自己的电视台，同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兄弟国家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也已先后开播了电视。在这样的情况下，周恩来总理迅速批准了中央广播事业局的这份报告，并明确指示将拟建北京电视台的计划“一并列入文教五年计划讨论”。①
《中国电视文化学纲要》回忆了这段历史：
“1956年，赴捷克斯洛伐克学习电视技术的章之俭等人回国，并与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合作研发电视接收机，终于在1957年夏天研制出了中国人自己的电视试验机。在研发电视机和筹建电视台的过程中，中央广播事业局获悉，台湾在美国无线电公司的帮助下也正在筹建电视台，并初定于1958年10月开播（后因各种原因，台湾电视迟滞到1962年10月才正式播出）。这一消息促使中央广播事局下决心赶在台湾之前‘土法上马开播电视信号，1958年5月1日，中央电视台的前身北京电视台试验播出，这一日期也成为中国电视事业的正式开端。”
在新华社当年发出的通稿中，中国电视事业以“北京电视台”的身份和大家第一次见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座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已在5月1日实验广播。”②为了筹建北京电视台，天津的712工厂还仿照苏联“旗帜牌”电视机特别赶制了一批“北京牌”电视机，以解决电视开播后节目信号的接收问题。
土法上马、条件简陋，都无法阻挡中国电视人早期的试验步伐和事业建设热情。他们在“人困”（缺技术、缺人才）“马乏”（缺设备、缺资金）的情况下，克服重重困难，以高涨的革命热情和执著的事业精神，点燃了中国电视文化的薪火，并一代代传承至今。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电视文化学纲要》对这段历史的描述朴实又充满深情，它对当下的中国电视实践而言，一个重要的意义便是提醒电视人“我们从哪里来”。只有清楚地知道了这一点，我们才不会迷失在电视媒体喧嚣的商业追逐中，从而遗忘电视事业建设的初心和电视创作的根本方向。
一部好书就是启迪智慧的一扇窗户
中国电视文化，尤其是21世纪之后的中国电视文化，面貌越来越立体越来越多元。与新媒体技术和产业化运营带来的喧嚣相伴，这一时期隐藏于电视文化规模化甚至是泛滥式增长背后的诸多机制性难题，诸如电视文化理论的增生问题，电视批评品格的净化提升问题，电视运行机制的区域性梗阻问题，电视节目的弱智化问题，电视制作上的盲目跟风与趋利化问题，电视人的创造力匮乏与灵感枯竭问题等，也都开始一一浮现出来，并日渐成为制约中国电视文化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
这其中，又尤以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和成熟，给中国电视媒体带来的冲击与挑战为最大。新媒体技术在激活中国风险资本，启动民间投资和改变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关系上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也同时给21世纪的中国电视文化带来了市场监管的难题。从根本上说，电视媒体与新技术的结合，绝不仅仅只是一种物理性意义并由此形成经济意义的传播介质变革，而更应该是涵盖了经济现象、技术现象和社会现象的文化观念与传播观念变革。
但对于电视与新媒体技术的结合来说，显然我们的管理者、实践者和研究者，还没有足够的能力和智慧建立起一套属于自己的、行之有效的监管模式与应对办法。无论如何，对于新时代的中国电视文化发展而言，我们正在遭遇挑战。《中国电视文化学纲要》开宗明义阐明了当下中国电视文化的讲述维度和研究范式：
“对于中国的电视文化发展来说，制度文化是构成其发生、发展的重要历史基础，也是我们在讲述中国电视文化特质时需要首先探讨的对象。其次，电视文化需要借助节目内容产生的社会影响力与精神驱动力形成，文化说到底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实践习惯，节目构成了电视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同时节目也是电视文化中与当下社会互动最为频繁的部分，这构成了我们讲述电视文化的第二个维度。第三个维度是中国电视文化的精神内核，中国电视文化既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历史传统，它常讲常新、兼容并蓄，又深具科技气质和创新勇气。”
制度文化、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一体多面地汇聚在中国电视文化的演进中，作者不可能、也没必要湮灭掉中国电视媒体身上的商业性法则，但问题却在于我们如何在新时代、新條件下防止电视媒体只沿着金钱和物欲的坡道越滚越快。纲领明而细目具，制度立而万法备，以精神文化建设统领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发展方向，以制度文化建设规范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发展节奏，以物质文化突破带动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创新发展，这既应是新媒体时代中国电视产业改革的基本原则，也应是21世纪繁荣发展中国电视文化的首要前提。
研究范式同样是探讨中国电视文化的关键，也是建构任何一门学科必须要首先解决的问题。对于中国电视文化学来说，该范式就是指赖以对电视实践活动和理论研究等现象进行梳理和勾描的理论框架与研究模式。它不但包含了学科结构上的问题，同时也包含了学科共同体成员所必须共同遵守的理念、框架与逻辑问题。中国电视文化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可以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电视传播事业的变迁而变迁，但学科结构、基本理论和逻辑框架却应该保持相对稳定和大体整齐。
《中国电视文化学纲要》通过对中国电视文化60年发展历程的梳理，将其划分为初创时期、转型时期、探索时期和多元化建构时期四个阶段，并在这几个发展阶段中，分别对应以阶级斗争意识形态主导的电视文化、民族意识与西方理论杂语喧哗主导的电视文化、平民观念和平民文化主导的电视文化、产业改革和多元发展主导的电视文化四个话语体系。四个阶段、四种体系、四种话语，它们之间的交互影响和彼此交叉，勾勒出了中国电视文化不断向前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历史逻辑。
但单对上述内容进行描述，未免枯燥，《中国电视文化学纲要》有意识地遵循了“列出现象——找出问题——分析原因——给出结论”的电视节目策划模式，提炼总结出一套自己的电视文化学讲述范式，这就是“现象——系统——模式——概念”的讲述范式。而隐藏于其后的逻辑则是“中国电视文化史——中国电视批评——中国电视实践——中国电视管理者/创作者/批评者”的宏观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对每一桩具体历史事件的分析，都具备了相对统一的论述模式和批评标准。它们既相互独立又彼此呼应，与中国电视文化实践共同支撑起了一个严谨的学科体系。
一部好书就是一段有意义的生活
英国文化史学者罗伯特·卡特认为：“我们的文明是‘书籍文化的产物。”而这一由“书籍文化”支撑起来的人类文明，在进入电子时代之后，却迅速演变为由视听文化接棒，影视——还有连带着兴起的网络，开始形成并主导我们当下的文化现实。
文化是一个广博的概念，电视是一个庞杂的媒体，电视文化涵盖广泛又影响巨大。对于这样一个三言两语无法概括的讨论对象而言，《中国电视文化学纲要》立足于简明扼要、纲举目张，有效地在深入——浅出之间，在理论——教学之间，在通俗——奥秘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在撰写标准上，整部书把文字的可读性、章节的顺承性和逻辑的简明性作为基本要求，既考虑了电视作为舶来媒体的属性，又考虑了电视受本土文化制约的特点。明理、知情，重史、守势，不妄言、不虚矫，从深入交待中国电视文化产生的“时”“势”，到深入肌理剖析中国电视文化发展的“史”“实”，到最后收束于中国电视文化的当下影响和对“中国梦”建设的重要意义，《中国电视文化学纲要》都秉承着中国电视文化应与中国国情紧密联系的宗旨，论断严谨，措辞中肯，颇见史家功力。全书特别注重服务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中国梦”重大宣传主题的时代主旨，专门论述了中国电视文化在舶来与本土、传统与现代、产业与事业之间的不断校正与发展过程，对大学生和社会读者深入了解中国电视文化的演进逻辑和整体面貌，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电视是继家庭和学校之后，引导社会成员完成社会化过程的最重要的角色之一。它参与传承文化、塑造规范，通过鲜活的荧屏叙事强化社会整合、增进集体意识，并确保社会价值间的联系。在视听文化主导的时代，电视文化这一濡染社会、生发世相的功能，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社会生活鲜活的文化图腾和心理映像。”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电视文化学”这个选题的理论意义、实践功能和课堂指导作用均很突出，而这本由人民出版社推出的《中国电视文化学纲要》，则圆满地完成了上述三个任务，这很难得，也很考验功力。正如人民出版社公共事业编辑部王萍主任，在上报该选题时所评价的那样：“全书阐明了电视文化在意识形态领域启示信念、标示坐标、重塑历史的重要作用与规律，有力彰显了全书的问题意识和时代性。”这也是对该书一个恰当的评价。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
注释：①刘习良：《中国电视史》，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年版，第15页。
②1978年5月1日，北京电视台改名为中央电视台。
摘要：电视是一个庞杂的媒体，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如何讲述中国电视文化是一个时代难题。《中国电视文化学纲要》把中国电视文化的基本结构、类型特征和表现形态，同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从“历史——社会——文化”的互动中解读中国电视文化的形成和演变，提纲挈领探讨了中国电视文化的物质、精神与制度向度，在史论结合中给中国电视文化的时代讲述提供了一个有温度的答案。
关键词：电视文化 电视社会史 讲述维度
“媒介即讯息，文化即生活。”电视是一种典型的公共传播方式革命，当鲜活的信息流从屏幕上滚滚而下的时候，这个机器瞬间就完成了对大千世界的建构。将近一个世纪过去，电视和电视文化已以其无孔不入的力量，深深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电视和电视文化落地生根，在人们的日常作息和文化记忆中茁壮成长，甚至成为一个国家民族历史的一部分，每次翻开都栩栩如生。
一部好书就是打开历史的一把钥匙
“小时候很爱看电视，到邻居家一呆就是深夜，非到电视机里说‘晚安不回家。孩子嘛，大人也见谅。那时，看电视像极了篝火晚会，通常是大家围拢了聚在一起，盯著小屏幕看露天电影一样，颇有些年集看大戏的仪式感。”这个场景很中国，很家常，也很温馨。这是《中国电视文化学纲要》里的一段话，这个场景相信也是很多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生人者的共同记忆。
文化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形成了意义系统的历史传承链条，也建构了人类知识稳固的生产方式。电视的出现，却将这种与原生环境相互作用的知识生产与历史延续方式进行了改写。《中国电视文化学纲要》以颇带情感温度的文字，尝试着从电视与中国政治经济环境的复杂关系中去解释中国电视发生、发展的历史成因。
“电视”（Television）一词的原意是指“从远距离传送而来的可视物”（前缀tele意为遥远，词干vision意为视觉、可视物），最初为法国科学家康斯坦丁·波斯基1900年起草国际会议文件时所用，后被用来指代新生的电视媒体。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电视开播之前，世界上已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播了电视信号。这其中，包括我们的近邻日本、菲律宾和泰国。
电视，这个神秘莫测的小“魔盒”，不仅吸引着资本主义国家的眼光，也成为彼时许多新兴社会主义国家竞相追逐的对象。在“二战”后形成的冷战格局中，“东风”与“西风”的较量，不仅体现为政治与军事力量的对垒，也体现为对新生科技手段的掌握和运用。在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较量中，电视信号开播与否与开播早晚，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政治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
1954年，毛泽东主席提出要办电视和发展对外广播，国务院文教办公室副主任钱俊瑞传达了这一指示。1955年2月，中央广播事业局向国务院提交报告，提出拟在北京建立一座中等规模的电视台。而此时，不仅日本、菲律宾和泰国已经建立了自己的电视台，同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兄弟国家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也已先后开播了电视。在这样的情况下，周恩来总理迅速批准了中央广播事业局的这份报告，并明确指示将拟建北京电视台的计划“一并列入文教五年计划讨论”。①
《中国电视文化学纲要》回忆了这段历史：
“1956年，赴捷克斯洛伐克学习电视技术的章之俭等人回国，并与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合作研发电视接收机，终于在1957年夏天研制出了中国人自己的电视试验机。在研发电视机和筹建电视台的过程中，中央广播事业局获悉，台湾在美国无线电公司的帮助下也正在筹建电视台，并初定于1958年10月开播（后因各种原因，台湾电视迟滞到1962年10月才正式播出）。这一消息促使中央广播事局下决心赶在台湾之前‘土法上马开播电视信号，1958年5月1日，中央电视台的前身北京电视台试验播出，这一日期也成为中国电视事业的正式开端。”
在新华社当年发出的通稿中，中国电视事业以“北京电视台”的身份和大家第一次见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座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已在5月1日实验广播。”②为了筹建北京电视台，天津的712工厂还仿照苏联“旗帜牌”电视机特别赶制了一批“北京牌”电视机，以解决电视开播后节目信号的接收问题。
土法上马、条件简陋，都无法阻挡中国电视人早期的试验步伐和事业建设热情。他们在“人困”（缺技术、缺人才）“马乏”（缺设备、缺资金）的情况下，克服重重困难，以高涨的革命热情和执著的事业精神，点燃了中国电视文化的薪火，并一代代传承至今。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电视文化学纲要》对这段历史的描述朴实又充满深情，它对当下的中国电视实践而言，一个重要的意义便是提醒电视人“我们从哪里来”。只有清楚地知道了这一点，我们才不会迷失在电视媒体喧嚣的商业追逐中，从而遗忘电视事业建设的初心和电视创作的根本方向。
一部好书就是启迪智慧的一扇窗户
中国电视文化，尤其是21世纪之后的中国电视文化，面貌越来越立体越来越多元。与新媒体技术和产业化运营带来的喧嚣相伴，这一时期隐藏于电视文化规模化甚至是泛滥式增长背后的诸多机制性难题，诸如电视文化理论的增生问题，电视批评品格的净化提升问题，电视运行机制的区域性梗阻问题，电视节目的弱智化问题，电视制作上的盲目跟风与趋利化问题，电视人的创造力匮乏与灵感枯竭问题等，也都开始一一浮现出来，并日渐成为制约中国电视文化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
这其中，又尤以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和成熟，给中国电视媒体带来的冲击与挑战为最大。新媒体技术在激活中国风险资本，启动民间投资和改变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关系上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也同时给21世纪的中国电视文化带来了市场监管的难题。从根本上说，电视媒体与新技术的结合，绝不仅仅只是一种物理性意义并由此形成经济意义的传播介质变革，而更应该是涵盖了经济现象、技术现象和社会现象的文化观念与传播观念变革。
但对于电视与新媒体技术的结合来说，显然我们的管理者、实践者和研究者，还没有足够的能力和智慧建立起一套属于自己的、行之有效的监管模式与应对办法。无论如何，对于新时代的中国电视文化发展而言，我们正在遭遇挑战。《中国电视文化学纲要》开宗明义阐明了当下中国电视文化的讲述维度和研究范式：
“对于中国的电视文化发展来说，制度文化是构成其发生、发展的重要历史基础，也是我们在讲述中国电视文化特质时需要首先探讨的对象。其次，电视文化需要借助节目内容产生的社会影响力与精神驱动力形成，文化说到底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实践习惯，节目构成了电视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同时节目也是电视文化中与当下社会互动最为频繁的部分，这构成了我们讲述电视文化的第二个维度。第三个维度是中国电视文化的精神内核，中国电视文化既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历史传统，它常讲常新、兼容并蓄，又深具科技气质和创新勇气。”
制度文化、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一体多面地汇聚在中国电视文化的演进中，作者不可能、也没必要湮灭掉中国电视媒体身上的商业性法则，但问题却在于我们如何在新时代、新條件下防止电视媒体只沿着金钱和物欲的坡道越滚越快。纲领明而细目具，制度立而万法备，以精神文化建设统领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发展方向，以制度文化建设规范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发展节奏，以物质文化突破带动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创新发展，这既应是新媒体时代中国电视产业改革的基本原则，也应是21世纪繁荣发展中国电视文化的首要前提。
研究范式同样是探讨中国电视文化的关键，也是建构任何一门学科必须要首先解决的问题。对于中国电视文化学来说，该范式就是指赖以对电视实践活动和理论研究等现象进行梳理和勾描的理论框架与研究模式。它不但包含了学科结构上的问题，同时也包含了学科共同体成员所必须共同遵守的理念、框架与逻辑问题。中国电视文化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可以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电视传播事业的变迁而变迁，但学科结构、基本理论和逻辑框架却应该保持相对稳定和大体整齐。
《中国电视文化学纲要》通过对中国电视文化60年发展历程的梳理，将其划分为初创时期、转型时期、探索时期和多元化建构时期四个阶段，并在这几个发展阶段中，分别对应以阶级斗争意识形态主导的电视文化、民族意识与西方理论杂语喧哗主导的电视文化、平民观念和平民文化主导的电视文化、产业改革和多元发展主导的电视文化四个话语体系。四个阶段、四种体系、四种话语，它们之间的交互影响和彼此交叉，勾勒出了中国电视文化不断向前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历史逻辑。
但单对上述内容进行描述，未免枯燥，《中国电视文化学纲要》有意识地遵循了“列出现象——找出问题——分析原因——给出结论”的电视节目策划模式，提炼总结出一套自己的电视文化学讲述范式，这就是“现象——系统——模式——概念”的讲述范式。而隐藏于其后的逻辑则是“中国电视文化史——中国电视批评——中国电视实践——中国电视管理者/创作者/批评者”的宏观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对每一桩具体历史事件的分析，都具备了相对统一的论述模式和批评标准。它们既相互独立又彼此呼应，与中国电视文化实践共同支撑起了一个严谨的学科体系。
一部好书就是一段有意义的生活
英国文化史学者罗伯特·卡特认为：“我们的文明是‘书籍文化的产物。”而这一由“书籍文化”支撑起来的人类文明，在进入电子时代之后，却迅速演变为由视听文化接棒，影视——还有连带着兴起的网络，开始形成并主导我们当下的文化现实。
文化是一个广博的概念，电视是一个庞杂的媒体，电视文化涵盖广泛又影响巨大。对于这样一个三言两语无法概括的讨论对象而言，《中国电视文化学纲要》立足于简明扼要、纲举目张，有效地在深入——浅出之间，在理论——教学之间，在通俗——奥秘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在撰写标准上，整部书把文字的可读性、章节的顺承性和逻辑的简明性作为基本要求，既考虑了电视作为舶来媒体的属性，又考虑了电视受本土文化制约的特点。明理、知情，重史、守势，不妄言、不虚矫，从深入交待中国电视文化产生的“时”“势”，到深入肌理剖析中国电视文化发展的“史”“实”，到最后收束于中国电视文化的当下影响和对“中国梦”建设的重要意义，《中国电视文化学纲要》都秉承着中国电视文化应与中国国情紧密联系的宗旨，论断严谨，措辞中肯，颇见史家功力。全书特别注重服务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中国梦”重大宣传主题的时代主旨，专门论述了中国电视文化在舶来与本土、传统与现代、产业与事业之间的不断校正与发展过程，对大学生和社会读者深入了解中国电视文化的演进逻辑和整体面貌，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电视是继家庭和学校之后，引导社会成员完成社会化过程的最重要的角色之一。它参与传承文化、塑造规范，通过鲜活的荧屏叙事强化社会整合、增进集体意识，并确保社会价值间的联系。在视听文化主导的时代，电视文化这一濡染社会、生发世相的功能，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社会生活鲜活的文化图腾和心理映像。”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电视文化学”这个选题的理论意义、实践功能和课堂指导作用均很突出，而这本由人民出版社推出的《中国电视文化学纲要》，则圆满地完成了上述三个任务，这很难得，也很考验功力。正如人民出版社公共事业编辑部王萍主任，在上报该选题时所评价的那样：“全书阐明了电视文化在意识形态领域启示信念、标示坐标、重塑历史的重要作用与规律，有力彰显了全书的问题意识和时代性。”这也是对该书一个恰当的评价。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
注释：①刘习良：《中国电视史》，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年版，第15页。
②1978年5月1日，北京电视台改名为中央电视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