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时代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路径分析

    毋晓蕾

    摘 要:为维护美元霸权和自身利益,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金融资本不断制造金融市场动荡,悍然发动贸易战,客观上推高了我国所面临的金融风险。在内部,我国同样面临着高杠杆、高负债、高房价以及高流动性等风险。对此,应进一步加强制度和规则建设,加强金融监管,并继续扩大金融开放,坚定地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关键词:金融风险;美元霸权;人民币国际化;贸易战

    中图分类号:F832? ? ? ? 文献标志码:A? ? ? 文章编号:1673-291X(2019)30-0085-03

    当今世界正经历着冷战后最深刻的政治、经济变革,美国一意奉行孤立主义、美国至上,肆意打破国际金融和贸易秩序,提高贸易壁垒等做法,无疑是同全球化的发展趋势相违背的,同时也加剧了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动荡。受其影响,我国也面临著严峻的金融风险。对此,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健全货币政策,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当然,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并非单纯的经济现象,而是深植于当今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更有着深刻的制度根源。要想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并在大国博弈中立于不败之地,关键还在于自身的制度建设、金融稳定和经济繁荣,不断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推进国际贸易与合作的不断开展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一、金融安全与我国面临的风险和挑战

    客观的历史经验昭示出,货币和金融对于社会发展、制度构建而言,无疑都是巨大的推动力量,当前中国的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同样离不开强大的金融支持。一方面,经济发展、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民生保障都离不开金融的保障,而这些内容显然是国家崛起的必然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国家的发展和崛起本身就离不开金融的支持。另一方面,中国已经与国际社会高度融合为一体,不同于美国的逆全球化战略,中国的开放意图更加明显,人民币国际化的稳中求进,“一带一路”的大力开拓,都是中国金融走向世界的过程,也是中国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的过程。

    当然,这一过程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在当代社会,金融与货币是左右大国关系走向的战略性力量,人民币国际化既带来了机遇,也充满风险和挑战,人民币崛起与美元霸权之间的冲突、博弈将不可避免。美国作为现存国际秩序的既得利益者,出于维护美元霸权与金融霸权的目的,必将对中国力量的崛起采取遏制和狙击的策略,美国不遗余力地发动贸易战,通过加息、减税、制裁等手段,逼迫中国资本外逃,甚至不惜以武力相恫吓,都在极大程度上加剧了中国所面临的金融风险,并对我国的和平崛起进程造成了冲击。

    对于中国当前所面临的金融风险压力,可以从内部和外部两个层面来分析。首先在内部,我国所面临的金融风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高杠杆率。无论是2008年的次贷危机,还是1929年的大萧条,其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作为风险源头的高杠杆率。虽然近两年来,我国决策层不止一次强调要去杠杆,但就目前来看,我国宏观的杠杆率依旧处在较高水平,不仅是地方政府和国企领域的杠杆率居高不下,连居民杠杆率都有了较大幅度的上升,如在2018年第一季度,我国居民部门的杠杆率竟然达到56%[1],更是进一步助推了金融风险。

    2.流动性过剩。2007—2017年间,我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基本上都保持在10%的年增长率,远高于经济的增速。中央银行2017年12月的数据显示,我国货币超发已逾105.6万亿元。货币超发的影响目前来看还不明显,但货币超发带来流动性的膨胀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其爆发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这也是我国面临的潜在的金融风险之一。

    3.持续攀升的高房价。高房价可以说是我国较长一段时期内最为引人注目的社会问题之一,在我国经济发展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房地产市场起到了庞大金融资金蓄水池的作用,但是房地产市场的承载能力终有其限度,无限制地推高房价,只会进一步推高金融风险。同时,高房价还会引起财政收入的“租税替代”效应,推高劳动力成本及企业经营的各种成本,阻碍科技创新。

    4.债务规模居高不下,特别是地方政府债务的膨胀,尤其引人注目。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至2018年5月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总额为16.63万亿元,虽然被认为是控制在全国人大批准的限额之内,但这个规模已经相当庞大。最近几年来,我国加大了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控制,但潜在的债务风险仍是显而易见,其最严重也更深远的影响还是对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造成的冲击。政府举债本身是事实上的融资行为,其不仅提前消费了将来的财政收入,同时也吸收了商业银行发行的信用货币。地方政府取得的这部分资金除了用于偿还旧债的本息,主要就是用于公共支出,即将更多的流动性带给金融市场,进一步推高了金融风险。

    然而,中国所面临的风险和压力不仅来自内部,更多的则是来自国际层面,尤其是中美之间的博弈加剧,美国发动手中的金融和贸易工具,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这其中包括投资资金外逃的风险、人民币贬值的风险等等。2018年6月13日,美联储再次上调联邦基金利率,启动自2015年底以来的第七次加息。美联储持续加息,不可避免地会加剧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将在全球范围内大幅推升美元资金成本,逼迫资金回流美国,进而引发全球金融震荡,新兴市场国家将面临资金短缺、本币贬值的巨大压力。

    中国作为最主要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受到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不仅是股市长期动荡,资本外逃的压力增大,同时还面临着汇率上升的风险。最近一段时期,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一度逼近7.0大关,都是对中国货币和金融稳定的巨大挑战。加上新兴市场国家的需求下降进一步拖累我国出口,而这些国家的政局动荡,又会危及我国的海外资产。与此同时,美国还肆无忌惮地发起对中国的贸易战,违反国际法制裁我国企业主体,都会在极大程度上冲击我国国际、国内的市场秩序和金融稳定。

    二、金融风险的内部原因和外部根源

    剖析造成我国目前面临严峻的金融风险压力的根源,同样应当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向寻找原因。在内部,缺乏严格的基础性金融货币规则和现代意义的金融监管体系是最主要的原因。

    1.在规则层面上,金融、货币规则不完善,如缺乏必要的规范金融市场监管、规范利率和汇率、规范通胀税收入规模及其用途的法律规则,不利于货币金融权力的规范行使及其积极性的发挥。有些法律规则和货币政策甚至违背了市场规律,本末倒置,造成金融监管秩序混乱;或者造成监管标准不统一,监管部门无所适从,监管错位[2]。

    2.在制度层面上,由于法治建设未能跟上市场的步伐,公权力缺乏必要的法律约束,财政、货币、金融权力不断扩张。政府及其官员受自利性驱使,并受“政府活动扩张法则”影响,滥用权力,过度开支,盲目举债,盲目投资,甚至在一段时期内推行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最终带来高赤字、高通胀和高风险。

    3.在实践层面上,直到目前,我国仍未能建立起现代意义的金融监管体系,显然无法适应现代金融市场的发展。其具体表现是,金融监管政策未能随着监管体系的建立而得到有效的执行与落实,监管分工不明确,监管者的职责边界模糊且权责失衡,缺乏必要的问责机制等等。

    虽然内因具有根本性意义,但是在当前,来自国际的或者说外部的冲击,才是造成我国所面临的金融风险的主要原因,并且随着中美博弈的不断升级,风险有进一步加大的趋势,还会长期存在。究其根源,并不是表面上看到的发达国家货币紧缩以及全球债务上扬那么简单,而是美元霸权下不平等的国际货币金融秩序,以及国际金融资本家利用货币金融工具掠夺世界财富的过程。

    首先,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的“牙买加”体系确立了以石油——美元为主导的全球货币金融体系,基于国际金融资本的逐利性和掠夺性,美联储以及美国政府作为国际金融资本的打手,必然会为了金融资本家的利益而大肆损害别国利益,处于美元霸权之下的多数国家根本没有足够有效的应对措施,只能被动调整经济金融政策[3],防控风险的能力大大降低,各国的金融市场难免受到美国金融市场动荡的波及进而发生剧烈波动,美国则可以凭借美元霸权以及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攫取巨额国际铸币税。

    其次,正如杰斐逊在二百年前所说,“银行将先是凭借通货膨胀,然后是通货紧缩来剥夺人民的财产。”[4]最近几十年来,国际金融资本家总是先通过长期的信贷扩张,带来强劲的投资,令市场的泡沫膨胀,而后突然采取紧缩的政策,导致市场资金链断裂,金融危机由此发生[5],这才是周期性的世界性金融危机的源头。而目前,世界金融市场正处于紧缩期,金融风险也被不断推高。也就是说,西方金融寡头、货币利益集团,为了追求超额利润,不惜干预国家的立法和决策,人为制造金融危机的周期性爆发,不断掠夺全世界的资本和资源的行为,才是我国面临严峻外部风险的真正根源。

    三、防范风险的制度性和政策性选择

    人民币国际化一方面延缓了金融危机的步伐,但在短期内还无法打破美元的霸权垄断,我国金融安全仍然面临严重威胁。面对无处不在的严峻的金融风险,在内部要不断地健全我国的金融市场秩序和金融风险防范机制,更重要的还是从制度建设入手,完善立法,强化监管,将可能的风险降到最低。

    1.构建完备的金融安全法律体系。完善《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以及相关金融监管立法,将金融安全法律建设纳入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在宪法的体系及法治秩序统一性原则下,整合行政法、刑法、民法等法律部门,共同构建合法、高效、科学的金融风险管理制度。

    2.构建具体的制度性金融风险防范机制。包括通货膨胀目标制、金融透明与金融政策民主协商制度、严格的金本位制、货币预算制度、100%准备金制度、具体的货币存量制度、公开的外汇监管制度、严格的预算责任制度、金融危机期间的应急制度、通过立法明确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宪法地位及其职责权限等等。

    3.严格规制政府财政、货币和金融权力。合理配置金融监管权,明确监管部门的职责权限,加强对监管部门的民主监督和司法监督。有效约束政府财政权,推进法治化的央地财政分权,规范政府的投资行为,削减债务规模和赤字比例。同时,要确立严格的货币金融规则,规范当局的货币权力,降低当局滥发货币的冲动。

    4.加强谣言治理。谣言猛于虎,谣言传播造成市场恐慌和资本外逃,损害政府的公信力,侵蚀国家的合法性基础。因此,应在充分保障公民言论自由的前提下,加强谣言治理,净化舆论空间,减少因谣言传播而造成的市场动荡。

    5.确立公民参与的货币政策透明和金融民主機制。将金融监管权、货币立法权置于人民的民主监督之下,确保人民参与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参与货币发行和金融监管的全过程。将政府的货币金融权力的行使纳入法治过程,为公民参与立法,表达诉求和主张提供开放的空间,并确保金融监管规则符合法治的基本精神。

    当然,要想提高自身的风险防范能力,在加强制度建设的同时,还要进一步深化改革,优化经济结构,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调整,加快产业升级和科技创新,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在推行上述内部举措的同时,对外我国应当进一步扩大金融开放,坚定地推进“一带一路”和亚投行建设,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首先,进一步扩大金融开放。2018年11月5日,在第一届进博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这是十九大以来中国对外政策的一贯态度。扩大金融业开放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一环,其优势在于可以不断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的市场和资源,借鉴国际上已有的成熟的金融产品和技术,不断提高我国金融体系的国际竞争力,提高自身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能力,降低金融危机发生的几率及其破坏性[6]。

    其次,稳定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构筑人类金融共同体。在当前的国际金融秩序之下,抵御通过石油-美元霸权制造的金融动荡,一个有效的途径就是在牙买加体系之外构筑新的国际金融秩序格局,如构建各国共同参与的平等、开放、互惠的,并以人民币、欧元等为主要支撑的人类金融共同体,建立平等、开放的国际贸易结算体系,打破美元的一元霸权和单极中心体系以及不平等的国际贸易关系。另一种途径则是朝着构筑多中心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迈进[7],坚定不移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加快人民币金融产品创新,加强金融领域的国际合作,继续扩大人民币跨境业务,与更多的国家开展货币互换以及本币直接兑换业务,稳步开展人民币期货业务,不断扩展人民币在国际上的使用范围,降低对美元的依赖,既能减少美元波动带来的影响,又可减少被美国征收的国际铸币税。

    最后,继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一带一路”的提出,旨在积极发展中国同沿线国家的经贸往来,共同打造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全方位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的推进,使沿线国家对人民币的认可度和接受度日益提高,助推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有利于构建区域性的、以人民币为中心的新的结算体系,形成闭环金融体系。当然,“一带一路”的推进也会面临一定的风险和阻力,如沿线国家的金融制度和经济水平参差不齐、金融监管水平和管理理念存在差异[8]、沿线国家内外政策的变动及政治动荡,以及美元霸权干涉和国际资本的竞争等,都会延缓“一带一路”的步伐甚至给中国投资带来风险和损失。对此,应建立完善的金融风险防控机制,充分利用国际规则和货币协议规避政治和政策风险,提高抵御国际资本冲击的能力等加以化解。

    参考文献:

    [1]? 辜胜阻,等.金融风险特征及防控风险的战略思考[J].天津社会科学,2018,(4):99-105.

    [2]? 陆岷峰,葛和平.经济新常态下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方向研究[J].当代经济管理,2018,(9):76-81.

    [3]? 李晓耕.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与演变分析——基于美元霸权的视角[J].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102-107.

    [4]? H.S.Kenan.The Federal Reserve Bank[M].Los Angeles:Noontide Press,1968:247.

    [5]? 张维迎.理解经济危机 必须理解企业家[EB/OL].腾讯网,2017-08-10.

    [6]? 何德旭,苗文龙.怎样建立中国现代金融体系[J].财经智库,2018,(3):5-16.

    [7]? 梁涛.美元霸权下的“中心—外围”博弈对中国的影响与对策[J].财经科学,2018,(7):25-36.

    [8]? 马广奇.“一带一路”背景下人民币由“丝路货币”走向“世界货币”的推进策略[J].经济学家2018,(8):6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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