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时期书法家黄道周的忠孝观

    傅如明+王德华

    摘 要：黄道周是生活于晚明时期的文臣、书法家，其刚直不阿的人品和执拗的性格，对他的书法艺术产生极大影响。从黄道周流传下来的众多书法作品中，不难发现其忠孝思想。

    关键词：黄道周；忠；孝；书法

    黄道周（1585–1646），初名螭若，字玄度，亦字幼平、幼玄、去道等。明万历十二年生，清顺治三年殉节。福建漳州府漳浦县铜山人。自幼卧铜山孤岛石室中博览群书，故号石斋，又号漳海石人、石道人、石史、海表逸民、少仙子、赤松子等。[1]黄道周是生活在晚明时期的文臣、书法家。其以忠君爱国的思想为大明王朝的江山社稷而奋斗。明朝被满清灭亡后，黄道周曾任宏光政权的礼部侍郎。又因，宏光政权的短命而败，黄道周与郑芝龙在福建拥立隆武帝，其时任武英殿大学士。不幸的是，黄道周于1645年曾到江西募兵至婺源与清兵相遇被俘，于1646年被害于南京。临行前，黄道周有“纲常万古，节义千秋，天地知我，家人无忧”血书，可见黄道周对大明王朝的忠孝气节。诸如黄道周忠孝的爱国思想，在其遗留下来的书法作品不难发现。

    一、黄道周与晚明书法

    中国书法发展至明代晚期，实际上已经到了书风嬗变的时期。究其原因，首先，是社会环境影响。明代晚期由于北方满族军队的侵扰，导致这一时期明朝皇权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满人的侵扰使得明王朝很难有一个稳定的社会局面，加上朝廷内部一些宦官的蛮横转权，也使得明王朝不能够有效地控制满人南侵的局面。其次，明朝国内起义不断，使得地方骚乱四起，国家军队在镇压起义时陷入困境，一时不能自拔。如李自成率领的明末农民起义，直接导致大明王朝的灭亡。再次，大明王朝经济一度匮乏，政府不能按期支付军饷，严重影响了在战场上拼死效命的将士们的战斗力。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局面下，晚明的一批爱国志士，如倪元璐、黄道周、傅山等人为挽救垂危的大明王朝而疾呼。尤其，黄道周以忠孝的气节彪炳青史，对后世影响深远。

    在晚明这样一个难分黑白世道的环境下，诸如贤良、忠义之臣难有顺风顺水的仕途。黄道周与倪元璐、王铎都是天启二年进士，且在翰林苑相约攻书，革新书坛，倪元璐书学苏东坡，王铎书学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书法风格，而黄道周却另辟蹊径，学钟繇的书法风格。此三人的书法风格在晚明时期各有特点，在当时社会及对后世都有影响。倪元璐与黄道周相友善，二人在忠君爱国方面有相同之处。

    倪元璐的书法就如同其人一样，清正刚直，有耿介之气。欣赏倪元璐的大幅草书作品，从中可以发现其用笔跌宕顿挫，铿锵有力。进而使线条表现得苍劲浑厚，如颜真卿所谓“屋漏痕”之迹。倪元璐本身善画，且以山水画的棱角分明最为显著，加之作画时用墨的枯、浓、淡等技法的运用，使得整幅画作奇险多变。实际上，倪元璐在其书写过程中无意间运用了作画的笔法，如揉、搓等，加上墨色的丰富变化，使得其书法作品也在酣畅流动中显出毛涩、筋腱，从而有一股“骨气洞达，爽爽有神”的气息。倪元璐的这种笔墨书写状态与其同年的王铎书写状态相比，更具水墨写意色彩。如欣赏王铎书法作品，不仅让人内心的震惊着迷，更让人失魂。仿佛在与他一块经历一个社会剧烈动荡、江山易帜的时代。它不像唐代各方面趋于稳定，文化有一个繁荣的景象，唐代的诗歌能表现诗人们的生活现状，也能让书法家们尽情地借题发挥，出现那种文艺紧密结合的华丽景象。而倪元璐书法则是一种行距疏空、字距茂密的书法风格。

    与倪元璐、黄道周不同的是，王铎却因人生后三十几年侍清政府，故而披上了“二臣”之名。尽管历史给王铎披上了“二臣”之名，但是王铎在书法上的影响仍然不可小觑。王铎的书法作品有明显的艺术风格，由于受到明代中叶后浪漫主义书风的影响，其书法作品具有很强的个性特征，以胸臆化古法于笔端，线条遒劲苍老。将他的线条与明代另两位草书家徐渭、祝枝山作比，则他的遒劲既有异于徐渭的粗放，也有别于祝枝山的生辣。明末清初的草书，大都纵笔以取势，可是王铎运笔，却是纵而能敛。因此，他的草书，既痛快，又沉着，以沉雄顿挫为主体，以飞动变化为用，达到较高的艺术境界。当时，在书坛上涌现出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王铎、傅山等变古出新的书法家。他们以行草彪炳书史，把行草书推向一个新的高峰。而其中艺术成就最为卓著者，又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则首推王铎。王铎书法以排山倒海之力、横扫千军之势、雄强豪迈之书风，总领群芳，名重朝野。在他的草书中有一个独特的“一笔书”，即连绵草。王铎的连绵草书在排比与穿插中，在左揖右让的关照与回护中，力度表现与气势表现皆为一流。力与势都指向作品的大趋向、大感觉。王铎连绵草书适宜于六尺以上至丈二的长条巨幅立轴，一般不适宜为斗方册页与手卷、扇面，但他却能坦然作草书于手卷、扇面等，在每个连绵节奏中，都展示出一种精妙的节奏，还有变化多端绝不雷同的运锋，干枯浓润、迅捷迟缓、方折圆转的变化。每个变化的线条似乎都极为有序，技巧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王铎却运用唐代张旭、怀素以后才出现的狂草笔法临写，除了草法基本相同外，其笔势一落千丈，运笔悠肆而起伏。他在临帖时注意墨法，他蘸墨往往很饱满，一经落纸，墨向四周自然晕化。每个字用墨很重，渐次枯燥，直至墨尽，重新蘸墨。通篇墨色浓淡参差，燥润相映，很有韵致。王铎写狂草，显然是时代使然。他说：“凡作草，须有登吾篙山绝顶之意。”王铎草书，线条变化极为丰富，方与圆、干与润、枯与浓等在书法表现手法中都有急剧变化性。他不像傅山那样线条连绵婉转，更是以一种黑与白的错杂交换而变化。

    黄道周是晚明能与王铎在书法成就上相媲美的文臣书法家。他博采众长、融会贯通，别开生面而自成一家，并且能够越出宋元之藩篱，在魏晋人书法中汲取精华，能够打破俗规，创出具有代表性且个性突出的“漳浦体。”这与黄道周的博学多才有很大的关系。因为知识面的广博，阅历之丰富，所以能够使其在书写过程中把平生所学融会贯通。“黄道周的书法，早年师法钟繇、索靖、王羲之诸人，对晋唐书法无不悉心研究，深受《荐季直表》《墓田丙舍帖》《乐毅论》《月仪帖》《急就章》的影响，书艺进步很快。”[2]黄道周对行、楷、草、隶各体悉通，主要以行、楷二体名重于世，对后世影响甚大。黄道周行书著名者如《誓墓文》，该篇幅字多欹取势，俏逸而不平板，于行草书中融入真书笔意，飘逸而不浮滑。黄道周如此行书风格正是流露出他本人的耿直刚毅之气节。据史书记载，黄道周以敢言直谏而著名，其在朝为官严冷方刚，气以炳然，不随流俗，致使许多王宫贵胄畏其之气。由于黄道周在政治仕途上的耿直敢谏，使得他在朝遭到百官的忌恨，同时也遭到刚愎自用，且多猜忌心的崇祯皇帝的怀疑而与仕途一路坎坷。其中，黄道周曾两次受到降职，一次被斥为民，两次入狱，最后遭到朝廷杖打八十大板的重刑。黄道周这种刚正不阿的政治品行，对他人生中书法风格的形成有极大影响。

    二、黄道周的忠孝

    忠孝体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孔子有谓：“忠言逆耳利于行”“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又有“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孟子谓：“孝之至，莫大于尊亲”。从以上资料可见忠孝观在儒家思想中的地位。从大的方面理解忠，即忠君爱国，如《战国策》中所云：“忠其君，天下皆欲以为臣。”孝，即孝顺尊长，同时也有对统治者的尊敬和绝对服从，如《论语》中云：“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知有也。”可见忠、孝于中国儒学已是根深蒂固，一直影响了中华民族几千年。

    明代的忠孝实际上已经有所改变，他的意义不仅于家庭、尊长之间的忠孝，更是在君臣之间具有极大的意义。在明代之前有宋代新儒学，即理学的问世。所谓理学是在道儒两家思想的作用下而形成的思想。理学的问世无疑是儒家思想的进一步严格化，它在维护封建统治的正统，故而受到封建统治者的推崇。如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初，在科举考试中以理学杰出代表人物朱熹的《四书章句》为考试科目，可见大明王朝对于“理学”的重视，所以儒家所提倡的忠孝始终贯穿整个明代。明成祖朱棣曾言：“平居以德行为乡里所称，既仕以直言为朝廷所重，此即忠孝之谓也。”由此可见明朝人臣以忠侍君的思想之一斑。明朝以孝道立国，明代法律规定对“孝子顺孙”实行表彰。如《大明令》规定，凡是孝子顺孙，“有司正官举明，监察御史、按司察体复，转达上司正官，旌表门闾。”可见大明王朝对孝的重视，甚至上升为国家法律所关注的范畴。明代士大夫在论及忠、孝之间的关系时，首先通过对忠孝概念的定义而对其社会意义加以阐释。就忠孝概念的定义而言，主要集中于忠、义二字。[3]这在古代中国封建社会读书人心目中的地位至关重要。

    生活于晚明的倪元璐、黄道周等人，亦是如此。在他们整个人生中始终贯穿。倪元璐是一个忠君爱国的文人志士，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自缢于煤山，倪元璐闻讯亦在家乡上虞以帛自缢而绝。由此足以看出倪元璐是一个忠烈志士。黄道周也是如此。黄道周于福建拥立南明，可见他对明王朝的忠诚。虽然大明王朝的大势已去，李自成灭明，随后满清已经入关。战争给中原老百姓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同时也给封建王权的统治带来了新的契机。满清政府对于黄道周这么一位忠君爱国志士存有可再利用之心，但是以黄道周的个性，也难以成为“二臣”。在黄道周为明王朝尽忠的同时，他不仅以孔孟之学约束自己，更是以理学的正统思想约束自己。朱熹在《近思录》中记载：“明道先生曰：忧子弟之轻俊者，只教以经学念书，不得令作文字。子弟凡百玩好皆夺志；至于书札，于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丧志。如王、虞、颜、柳辈，诚为好人则有之，曾见有善书者知道否？平生精力，一用于此，非惟徒废时日，于道便有妨处，足知丧志也。”[4]实际上，朱熹在这里也是对王羲之、颜真卿等人只注重书法的训练，而不重视思想上的进步提出了批评。而黄道周也有类似的批评，黄惇在《中国书法史·元明》中提出，黄道周认为：“王逸少品格在茂宏、安石之间，为雅好临池，声实俱掩。”其实就批评了王羲之因好书法而“玩物丧志”；同时，这种忧国忧民的政治态度，客观上造成黄道周书法涉猎不广。[5]

    黄道周一生中最有标榜孝悌思想的书法作品就是小楷《孝经》。《孝经》本来就是一部儒家经典文献，其主要内容也是标榜上至达官显贵，下至百姓都应该学习、效仿的。其小楷书法用笔明快，结字宽博，形态略扁，可见钟繇遗风。据传黄道周在监狱期间手抄《孝经》百部，甚至影响到他的妻子也从事手抄《孝经》。可见黄道周不仅于自己严以履行儒家忠孝思想，同时也在其家庭中以忠孝为标榜。

    总之，黄道周在治学、治家、治国的过程中终其一生都是以忠孝为灵魂。甚至在其书法作品中也能处处可见。加之黄道周本身刚直不阿的人品，使其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为其撰写了“忠孝”的故事。

    参考文献：

    [1]黄惇.中国书法史·元明[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08）：348.

    [2]林仲文.黄道周的书法艺术[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89.

    [3]陈宝良.明代士大夫的忠孝观及其行为实践[J].西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13，（01）：127.

    [4]朱熹，吕祖谦.近思录[M].北京：中华书局，2012.

    [5]黄惇.中国书法史·元明[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08）：351.

    作者简介：

    傅汝明，博士，副教授，研究生导师，任教于西安工业大学。

    王德华，西安工业大学书法研究生。研究方向：书法技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