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状元时代”离我们有多远等

    叶传龙

    随着今年高考成绩公布，高考状元再次成为社会各界的热门话题，但是，在江苏省高考成绩公布之后，媒体集体“失声”，社会也一片寂静——原来从今年起，该省不再公布高考前100名考生的名次，媒体也就无从打探出谁是今年的高考状元。(据6月25日《扬子晚报》)

    不再公布前100名考生名次，得益于今年江苏新出台的“三不”规定，即不宣传中高考成绩，不宣传中商考升学率，不炒作中高考状元。没了状元之扰，记者坦言“轻松了许多”，估计同样感到轻松的还有更多的考生和家长，因为每炒作一位状元，对那些高考失利者可能都是一次打击。

    其实，类似江苏的“三不”规定，从教育部到其他地方各级教育部门也都制定过，但是，现实中不是被搁置一边，就是在执行中走样变形，以至炒作商考状元从未绝迹，甚至愈演愈烈。

    我们知道，高考也只不过是一次普通的高等级考试，由其产生的状元也就存在着知识偏好、临场发挥等多重原因和偶然因素，这一次考得最好，并不代表素质最高，更不能表明今后发展就好。据教育专家的一份《中国状元职场状况调查》表明，1977年到2006年的30年，全国各省状元全军覆没，没有发现一个成为从政、经商、做学问等方面的杰出人才。这难道还不值得我们深思?

    对状元进行炒作，更多地还是利益驱使，对社会来说并无多少实际功效，一些高校、商家、媒体将很多利好的政策和有限的社会资源一古脑地加载到状元身上，对其他考生并不公平。一个理智、客观、公允的社会，是不应该让“马太效应”无限放大的。正因如此，在对待高考状元问题上，我们不妨多些理性，少些锦上添花，而对高考落榜者多些人性关爱，少些讽刺挖苦，对那些考上学校但学费无着者多一些实质性帮助，这也算是一种教育公平吧。

    江苏这次带头不公布高考前100名考生名次，“从源头上”堵住了对状元的炒作，对淡化应试教育、推进素质教育具有良好的导向作用。当然，这个良好的开端只点亮了江苏的“一片天”，要想让整个社会进入“无状元时代”，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毕竟人们对高考的关注和对状元的情结“根深蒂固”。

    不炒作状元，社会将会减少许多硝烟、喧嚣和浮躁，高考将变得更为理性，教育将交得更为公平，社会将变得更为清明。期盼整个社会“无状元时代”的早日到来。

    “权贵经济”损害社会公平

    刘道彩

    据国务院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门的一份联合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06年3月底，中国内地私人拥有财产超过5000万元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的有3220人。在超过1亿元的富豪当中，有295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占据了亿元户的91％，拥有资产20450余亿元。(据6月25日《时代周报》)

    早在198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禁止领导干部的子女、配偶经商的决定》就提出，“所有干部子女特别是在经济部门工作的干部子女，都不得凭借家庭关系，利用牌价议价差别，拉扯关系，非法倒买倒卖，牟取暴利。”然而，据上述调研报告考证：“亿万富翁”高于子女的资产来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权力资本”。

    这让我想到原云南省省长李嘉廷之子李勃的一句话，“身在侯门，不当革命接班人就当商人”。李勃背靠父亲这棵大树，以做生意为名，通过贷款，批地等获取好处费，几年下来收入愈千万。伏法后的李勃才发现，自己其实对做生意一窍不通，没有父亲的关照，在商海中根本就寸步难行。

    有人曾归纳不少高干子女的经商之道：以权力作后台，拿老爹当招牌，只赚不亏，一本万利；建筑、房地产、进出口贸易，什么热门就搞什么；倒项目、卖工程，非法批地、贷款，什么与权力关联密切就经营什么。

    也许正因如此，“假高干子女”诈骗案也是前仆后继，按下葫芦浮起瓢。浙江一农村妇女金月异，假冒中纪委某高干的女儿，竟然空手套住中国最大的橡胶助剂企业——山东圣奥引％的控股权。故事听起来像天方夜谭，却就在我们眼皮底下实实在在上演了。一个初中水平的农村妇女一路瞒天过海，骗过那么多精明的企业家、主管部门的领导，我想靠的不仅是表演才能，更是那张中央高官之女的假名片。

    中国人向来不患贫而患不均。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基尼系数为超过世界警戒线的0.46，社会分配上存在的主要矛盾，不是贫富差距与收入的不均衡，而是获得财富机会的不公平。换言之，现在有很多财富积累不是靠辛勤汗水和正常的商品交换完成的。

    有学者曾提出要警惕中国的“权贵经济”，其实，只要权力介入经济活动又得不到制约的时候，资源的配置就会既不符合效率原则，又不符合公平原则，从而出现财富的“权贵化”等问题。只有健全权力约束机制，才能有效杜绝权贵经济的出现，让人民群众都能享有拥抱财富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