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画面中的史料与文本的杂糅

    景琦

    【摘 要】本文以电影《赵氏孤儿》为主要研究案例，着重分析影视画面中的史料与文本的杂糅，并在杂糅中提取现代性的改创结晶，进而实现对当今经典著作影视化道路的明察。

    【关键词】影视画面；史料；文本；《赵氏孤儿》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01-0125-02

    “文史不分家”一直是中国文化发展历程中普遍认同的学术领域交叉格局的一种正常模式，即便在当下这个影视产业高度繁荣的时代里，对于经典著作的改编处理或二度创作，也往往致力于针对文学元素与历史元素的双重汲取，并在画面审美的生成中，实现情节悬念的物化和观众情感的共鸣。而在这一方面的艺术成就和材料解构中，电影《赵氏孤儿》堪称较为可圈可点的一部。

    一、电影改编中的主要构成素材

    （一）史料素材

    如今的古装影视剧作，创作数量在取得了丰厚实绩的同时，对于传统影视改编的体制探索，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探索、研究和发展的阶段。《赤壁》《关云长》《大闹天宫》以及各类历史题材的电影作品先后出现，大多体现出对历史素材的汲取，其中以《赵氏孤儿》最为显著。尽管纪君祥创作的杂剧作品仍旧是一部假定真实的文学故事，并非真正的历史事件，但环绕赵盾家族的悲剧、辅之以如“桑下饿人”之类的典故案例组成的春秋悲情戏，的确存在着与正史记载的信息相重合的现象。学术界普遍认为，杂剧《赵氏孤儿》在叙事素材上主要取自于《史记》中的记载[1]。而本影片中的特色，正是将史料中的某些与作品在时空层面相对应的素材填补在画面上，以为宏大的场面填充戏谑性的观赏效果。

    （二）文学素材

    历史虽然属于社会科学范畴，但更多体现出对理性力量的弘扬，而非人类情感体验的满足，因此当代影片改编的主要对象，更为青睐的仍然在于传统的文学作品，而非本来面目的历史真实。例如《赤壁》，历史上的赤壁之战本身是一场偶然策划的诈降与火攻相结合的作战计划，点但却被刻画成一次未雨绸缪且在风格上又栩栩如生的一系列军事连锁行动，较之历史真实大大增强了戏剧演绎的效果，也更能够提高观众的注意力。改编成电影后的《赵氏孤儿》也是如此，在不改变杂剧文本人物形象及其对立关系的前提下，力求实现对原著叙事规模的勾勒，正是本部影片艺术特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创新素材

    将传统的经典佳作赋予现代性与时代性的精神内涵，不但是经典能够延续的主要动力，也是促成民族文化在衔接中稳步发展的根本途径。在历史素材与文学素材的夹缝中，注入编创人员主观化的思想或立意，也是影视作品对经典作品实现二度创作的一种基本原则。与杂剧作品相比较而言，电影改编成的《赵氏孤儿》，不但没有完全遵照原著文本中的全部，而且在主题倾向性和人物形象的塑造上，都对于文本有所不小程度的改变，而更符合现代精神文化的心理认同，如试图以平淡温情化解原历史剧中浓烈的爱恨情仇，并使剧情显得更为合乎情理，满足了现代人的关照[2]。

    二、以《赵氏孤儿》为例探析史料与文本的杂糅在影片中的布局策略

    （一）捕风捉影，增强演绎效果

    对于电影《赵氏孤儿》，究其影视艺术成就的代表意义，无疑标志着现代影视文化的发展历程中针对经典和传统的影视改编，在史料与文本的杂糅水平上已经达到了一个较高的阶段。具体溯及到本影片中，首先体现在对一些文史细节的捕风捉影。例如影片中晋灵公在屠岸贾的怂恿下，在城楼上用弹弓打伤了赵朔的战马，这一处细节便大有史的考究：在《左传》中就存在着关于“晋灵公不君”的记载：“（晋灵公）厚敛以雕墙。从台上弹人，而观其辟丸也。”借助这一处历史细节，将其挪用在影片情节中，不但对于历史的回归能起到一定程度的促成作用，且光是对于晋灵公的影视形象来看，更有助于体现其“不君”之作风。此外，影片借助程婴之口，强调宫中的太医医术不够精湛，自己这个草泽医生才有机会自由出入王宫，并为庄姬夫人接生，也弥补了文学叙事这一失真性的不足，从而增加了假定真实的成分。

    （二）去古容今，填充现代意蕴

    但是电影《赵氏孤儿》甫一拍摄，便能够获得颇为丰厚的票房，并引发观众和研究者们的热议，其原因并非在于杂剧文本的机械复制，更体现在对文本材料熟稔的前提下，实现对其叙事体制的创意化整合，使得影片在欣赏的过程中，具备了“古典理想的现代重构”。完成这种“重构”的，正在于表现手法的变化。例如杂剧中写赵盾躲避屠岸贾豢养的恶犬的追捕：“赵盾出得殿门，便寻他原乘的驷马车……傍边转过一个壮士，一臂扶轮，一手策马，逢山开路，救出赵盾去了”。杂剧中借助屠岸贾的独白，不过是简单的陈述而已，影片中却在这一情节上占据了将近两分钟的时间，约六十处镜头，入木三分地表现出赵盾临危时刻的慌乱窘态，并衬托出忠士灵辄的勇悍和忠诚。这样的表现方式，较之单纯的舞台演绎，更具有立体感和感染力，也正是电影艺术不同于戏剧艺术的独特魅力[3]。

    （三）巧设细节，给予情节提示

    史料和文本在陈凯歌的匠心独运下，达成了杂糅过程中针对观众的自觉接受，而且从叙事结构的宏观布局上看，基本实现了对杂剧原著本身的尊重。比起原著更为玄妙的是，影片在大体上尊重原著的基础上，还能够巧设细节，在情节上对观众进行提示。如程婴在进宫为庄姬夫人把脉的路上，为妻子买的两条鲜鱼因路程匆忙而滚落地上，影片放弃了程婴行色匆匆的赶路，却单独录入了两条挣扎在生命线上的鲜鱼，便暗示着屠岸贾要陷害赵盾全族的阴谋，即将要演变成一场悲壮凄惨的流血事件。而公孙杵臼神情庄重的沐浴更衣，也可以视为是为其即将面临的舍生取义的行为，埋下的一记深深的伏笔。

    （四）着重凸显出“爱”的魅力

    文本杂糅所体现出最大的变动，是影片中对“爱”的魅力的着重凸显。这种爱既包含了父与子之间的舐犊之爱，也包含着一定对异性的恋爱。杂剧中，真正的“赵氏孤儿”其实并不是主角，他的存在是他身边的人因为“义”而不断奉献和牺牲的原因，所以说“赵氏孤儿”这个故事恰好成为汉族人民族情绪的绝好载体。而电影为了迎合现代人，淡化“舍生取义”而关注爱的呼吁的心理变动，将脸谱化的人物形象，各自赋予了“爱”的表现。舍子保孤的程婴有了常人的私欲之爱，他本不希望牺牲自己的儿子，只是因为阴差阳错才令自己的儿子殒命，进而导致赵氏孤儿活了下来。此外，赵氏孤儿和屠岸贾在最后相对而立的时候，也有着他们灵与肉的挣扎[4]。更有意思的是，屠岸贾对赵氏家族心存怨恨，由杂剧中的文武臣僚之称变成了因对庄姬夫人内心的爱慕进而引发对赵家父子的“情”仇。在平淡温情的剧情冲突下，史料和文本中固有的爱恨情仇被逐渐消解，却使得剧情显得更为合乎情理，能够在突破历史理性维度的基础上，满足现代社会所需的人文关怀。

    三、结论

    史料与文本不但是影视作品的叙事载体初具规模的支撑力量，也是编创主体得以艺术发挥、力图实现对原著艺术价值超越的重要源泉。同时这也说明了：经典佳作作为与电影关系最为密切的艺术，两种艺术形式之间的互动，非常值得电影作品编创者的高度关注。

    参考文献：

    [1]董亭.“赵氏孤儿”故事流变考论[D].曲阜：曲阜师范大学，2014.

    [2]王文娟.电影《赵氏孤儿》与元杂剧《赵氏孤儿》之比较[J].文学界（理论版），2011，（09）：166-167.

    [3]刘瑞娟.人性真实的回归——元杂剧《赵氏孤儿》和电影《赵氏孤儿》的比较[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4）：102-103+116.

    [4]徐翠.悲剧美感的消解：从元杂剧《赵氏孤儿》到电影《赵氏孤儿》[J].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4）：45-48.

    作者简介：

    景 琦（1992-），女，吉林四平人，硕士，单位：吉林艺术学院戏剧影视学院，研究方向：戏剧影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