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走的“自我”

    林婷

    阿乙的《模范青年》，我几乎是一口气读完的。想必大多数我的同龄人在阅读时都会有这样的感触。文本中行走着太多我们这一代人的影子和类似的经历，那些从不同时空、不同地域一同出发的人们，最后都走在了一条叫做宿命的道路。既然路的终点都指向死亡的话，那么，在这样的行走中，我们该以怎样的方式证明自我的存在并且力求实现自我。这便成为了我理解这个文本最原始的出发点。

    所谓自我实现，是指个人在实践活动中不断提高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需要的能力，发展自己的能力、才干与个性，实现自己确立起来的人生理想等价值追求的过程。周琪源躲在灰暗的杂物房里偷偷经营自己，他学英语、写文章、自考等等为“出走”做的准备实际上是为了寻求自我实现。他具有强烈的“我来自哪里与我是谁”的意识？穴即自我意识？雪，但人的自我实现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个人行为，它实际上是人与社会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推动的无限发展过程。说到这里就有必要来看看“我”和周琪源所生活的这个社会环境——江西瑞昌——是一个人口只有四十万的县级市。这是一个令人窒息的沉滞的小县城。类似地，《意外杀人事件》中的红乌镇、《鸟，看见我了》里的清盆乡、《小人》中的雎鸠镇、《拉小提琴的大人》里的莫家街，都是阿乙小说惯常的地理空间。它们都具有共同的特点：“潮湿”、“矮小”、“灰暗”、“死气沉沉”。在阿乙看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的价值观只剩权力和金钱，他们“根据衣着和手机推测我在外拥有的财富及地位”，他们判断成功的标准便是“买房没、买车没、结婚没”。这样的价值观让“我”呕吐——这里的呕吐物便是世俗的价值观、无聊的县城生活以及一眼望穿的人生。

    “我”和周琪源在精神上是隐秘的朋友，在面对这样的生活时都有过不同程度的抵抗。周琪源的方式是做一个“模范青年”，而“我”却试图在混沌中度过，周旋于各种饭局牌局之间，显耀着制服的权威，也积极向权力中心靠拢。“我”与穿着来自北京的风衣的姑娘谈情，向“脸上长满我的前途”的姑娘示爱。谈恋爱成为了“我”在混沌不堪的生活里证明自我存在的一种方式，“喜欢”成为了一种精神的“寄托”。“没完没了地喜欢一个人就像没完没了地喝酒”，这不过是“我”对抗时间，对抗荒诞生活的工具，在自我无法实现的时候，“恶狠狠”地发泄罢了。

    如果说混沌的县城生活是促使“我们”出走的外部原因的话，那么精神的无处安放便是其内部原因。这大概是9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大发展中青年人的集体困境。表面上看，“我们”是在逃离，逃离贫穷、落后，以及旧道德的束缚。其实“我们”是在寻找，寻找精神上的故土。“我”在农村里痛苦迷惘，在大都市依然迷惘、痛苦，“我再也感受不到内心的那种力量了”。市场的残酷竞争使得个人成为一个孤零零的个体，没有任何共同体的保护，不得不独自面对一切来自社会的压力，这就产生了自我强烈的焦虑与不安，也极大程度上阻碍了自我的实现，因此作者发出“生之疲乏”的感叹；而周琪源一个“厂矿人”，从始至终说着一口普通话，穷尽一生在寻找他出生的大城市，寻找生之本源？穴从小说里几次提到周琪源母亲的故乡即可窥见一斑？雪，他企图摆脱这种流放的抑怨感，他渴望知识与智慧能够帮助他打通去往大城市的隧道。许纪霖先生在《大我的消解：现代中国个人主义思潮的变迁》中曾提到？押“世俗化时代的原子化个人，既没有历史，也没有精神，只是一个充满了物欲和追求的经济理性人。他孤独地面对整个世界，而这个外部世界，是一个以利益为轴心的市场世界，缺乏温情，也没有意义。”

    不同的是，自由放荡，随波逐流的“我”走出去了，而勤奋克己的周琪源则黄钟长弃。究其原因，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以父权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及其观念压抑自我的主体性和人的自由。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占主导地位的儒家传统，其重要特点是以个人所属社会群体之“我们”占优先地位。传统的儒家文化对自我的设计是服务于宗法秩序的，它是基于父权为核心的宗法血缘为基底的文化。首当其冲的是责任和义务。文本中提到了周琪源有很多次“出走”的机会，包括考上了研究生那次，一句“你现在不单是一个父亲的儿子，也是一个儿子的父亲”将周琪源想要出走的“自我”瓦解得支离破碎。他始终无法逾越的便是为了寻求“自我”忤逆父亲与背叛亲情。一直到他的生命即将走到终点，被下了病危通知单的日子里，他 “嘶嘶有声”说了一个字——“笔”——说了两遍。这正证明了即便生命走到尽头，他仍然没有放弃实现自我。阿乙本人在谈到为什么要写小说时的言论，大概可以作为此处的答案——“我要建立自己。写作是成本很低的建立方式，不需要动用别人，可以对自己独裁”——周琪源不过想成就一次自我的主宰罢了。可对于周水生而言，儿子便意味着责任和义务。他有责任和义务保住儿子的命。“源源，我们暂时不写了，我们过段时间再写”，周琪源的允诺表明他彻底放弃了自我实现的道路。他再也无话可说。即便周水生问他还有什么没有交代的事，他也只说了“没有”。周水生用尽了毕生的智慧所想到的儿子未了的心愿仍然是他的妻儿，是他儿子的责任和义务，与周琪源的自我实现没有半点关系。

    二是现行的教育对自我的束缚。这包括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我”和周琪源共同学习的警校，玩也能毕业当警察，不玩也能。学习在这样一个高校里成为了“毫无意义”的事。知识的匮乏在极大程度上阻碍了青年人自我意识的形成。而伴随一生的家庭教育培养出来的不过是一个乖巧听话的孩子。幼年时候的周琪源同“我”一样，调皮捣蛋，自由放荡。“这是个野孩子”。摆在“野孩子”面前的课题是——“成为”——即自我实现。父亲周水生负责“怎么成为”，母亲负责“成为什么”，完全没有周琪源的自我诉求的参与。如果说，周琪源对待家庭教育的方式是“顺从”的话，那么我的玩世不恭、放荡不羁便有了些对抗的意味。父亲只喜欢命令“我”，他判定“我”做事的标准是“有什么用”，他对于我的“出走”是“来回不知道糟蹋多少钱”，长期以来积累的内心无法言说的抵触瞬间爆发，让我下定决心要对抗，我无视怒火中烧的父亲和苦苦哀求的奶奶，走得有些决然，像是要用这样一种对抗的方式证明“我”的存在一样。茨达齐尔曾说？押“教育是对人的‘自我实现的帮助？熏教育者的作用具有一种助产性的，即助产的功能，但不是一种制造的功能。”在周水生斯巴达式的教育下，一个勤奋克己、与人为善的“模范青年”周琪源被制造了出来，他成为了一个“书呆子”。只有知识的海洋才是他自我释放的园地，他一次又一次挖掘通往智慧之巅的道路，他将“自我”诉诸笔端，这是他唯一的隐秘的实现方式，却在生命垂危之际将这种方式变成赚钱的工具求得减轻家庭的负担。最终的最终，他走不出去，永远无法走出“家”的禁锢。

    三是城乡差距导致的底层人的自卑心理牵绊了自我的“出走”。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公共品的供给高度失衡、发展机会上的不公平等一系列的城乡差距问题使得农村人无论是在生活水平还是在思想意识上与城市还是有着极大的距离。这种距离是无法逾越的心理障碍。“我”和周琪源作为一个小县城的底层人，内心是自卑的。周琪源制定各种计划表，研习英语、论文以及考研材料，不停地提高自己，不停地做准备，为的就是提高“出走”的底气。同样地，当哥哥说“等你什么都学会了再出去，就老了”的时候，“我”还是气短。即便“我”最后到达了大城市，心理仍然没有底气。我感到“腿发飘”，我讨厌那个来“揭示我县城背景的姑娘”，“我”在北京试图“像主人”那样看来自四方的游客。游走在城市的“我”永远无法填平内心的自卑，作为县城人的“我们”对于远离城市、远离权力中心如此敏感又如此愤怒。

    故事的最后走向了一个悖论。出走也好，不出走也好，自我实现也好，不实现也好，都指向了一个终点——死亡。父辈们认真的活，“以极小的条件最大限度地活着”，“我”也在这条称之为宿命的道路上力求最大限度地实现自我，实现人生的无限种可能，可宿命就是宿命，正如只有我一个人递交简历的求职经历一样，偶然，却逃不掉，逃不掉的混沌与逃不掉的荒诞。在阿乙的小说中，这样的悲观情绪比比皆是，那些看似书写万千人生的“警察故事”，实际上是向自我的敞开。他也问自己，躲在那犹如“世界的一段盲肠”的逼仄乡镇里，翻卷出无数不堪回首的创伤过往和破碎屈辱的个人记忆，在那些看不到天明的孤独暗夜里问自己，为了梦想而孤注一掷的“出走”以后呢，“自我”在哪里。

    责任编辑：李佳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