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明代科考用书的出版
【摘 要】 自科举实行以来，科考用书便已存在，而明代科考用书的出版主要在成化年（1464—1487）以后，后经嘉靖（1521—1566），至万历年（1572—1620）达到顶峰。明代科考用书大致可分为九类，其中有四类较为重要，即“四书类”“五经类”“八股文选本类”“二、三场试墨与范文汇编类”。对明代的社会与文化发展而言，这些科考用书既有负面影响，也有正面影响。其负面影响众所周知，而正面影响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有利于士子应考；二是为失意士子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三是有助于明代社会的知识传播。
【关 键 词】科考用书；出版；种类；正面影响
【作者单位】周阳，北京体育大学教育学院。
【中图分类号】G23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18.07.020
科举考试在中国实行了一千三百多年，是士人博取功名富贵最常见的方式。为了提升科考的成功率，应考技艺便大行其道。最为常见的应考技艺就是全力钻研官方相关规定的应考书籍以及相關的辅助读物。在《千顷堂书目》中，助考书籍被列入“集部”的“制举类”，也就是今天所说的“科举考试辅导用书”“科举考试参考用书”，简称为“科考用书”[1]。科举自实行以来，科考用书便已存在[2]。比如唐代出版的助记经文的“帖括”、指导写诗用韵的类书；宋元时的通史节要、试墨汇编、古文选本、经义文写作指导等。而明代科考用书的出版主要在成化年（1464—1487）以后，后经嘉靖（1521—1566），至万历年（1572—1620）达到顶峰。那么，明朝的科考用书具体有哪些种类，又产生了怎样的社会影响呢？
一、明代科考用书的出版简况
据郞瑛记载，明成化年（1464—1487）以前，市面上并未出现过辅助科考的参考用书。直到杭州通判沈澄出版了《京华日抄》，才开始引起福建地区的效仿，其他各省也随后跟进[3]。由此可见，明朝早期，科考用书的出版相对沉寂。这段时期内的图书出版主要以官方图书为主[4]。随着政治控制力度的松懈和社会经济的变化，由官方主导的图书出版格局从明代中叶以后便有所松动，使得民间书坊有了较大的发展，出版内容也呈现多元化特征，各类实用性、娱乐性与指导性书籍纷纷出现在市面上。八股文选本始刻于沈澄，在建阳书坊的推动下，十几年后，八股文之刻遍布天下，在士子之中广为流传。据李濂的观察，当时的科考用书极受书坊和市场的欢迎，士子们也极爱这类书籍[5]。同样，李诩在《戒庵老人漫笔》中也提到，科考用书遍布书肆[6]。不难推断，自成化年（1464—1487）以后，科考用书的出版日渐繁荣。
二、明代科考用书的种类
明代科考的规程一般是第一场考“四书类”三道和“经传类”四道，即从《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中选出三道作为考生的必考试题，再从考生考前报备的经书——《易经》《诗经》《尚书》《春秋》《礼记》中任选一经，出题四道。第二场试论一道，判语五条，诏、诰、表内科一道。第三场试经、史、时、务、策五道。通常，应试士子比较重视第一场考试内容，也有少数兼顾三场考试的士子。由于市场需求较大，书坊通常会尽力出版那些根据官方规定内容与形式编写出来的助考用书。当时市面较为流行、常见的科考用书有如下几种。
1.四书类
四书作为明代科举必考书目，其相应的助考用书深受士子欢迎，销路也极好。陈升辉将这类用书分为《讲章》《举业制艺》《考据训诂》《蒙学》《有所得》《更为增减修订》六种[7]。由于《有所得》和《更为增减修订》这两种只是《讲章》的深化，重复性较高，故可并为一种；《蒙学》仅为“四书学”的简化版，不能视为“四书学”的辅助读物。因此，四书类的科考用书可分为《讲章》《举业制艺》《考据训诂》三种。
《讲章》主要是为了让士子理解四书经义主旨而作的讲义。此类书籍在明代较多，其中最为有名的当属胡广等人编纂的《四书大全》。与《讲章》的功能相似，《举业制艺》偏重于四书章法和结构的分析。这两类用书既会独立面世，也会以合二为一的方式流通。《考据训诂》只是深入考证四书中的人物、名物，与前两种一起霸占了四书科考用书的主要市场。
2.五经类
除四书经义外，科考第一场还包括自选五经经义的考试。于是，市面上便流行针对某一经典而作的指导用书。如关于《诗经》的有杨于庭的《诗经主意》、徐光启的《毛诗六帖讲意》等；关于《易经》的有唐龙的《易经大旨》等；关于《书经》的有韩邦奇的《禹贡详略》、王樵的《尚书日记》等；关于《礼记》的有徐养相的《礼记辑览》、许兆金的《说礼约》等；关于《春秋》的有赵恒的《春秋录疑》、冯梦龙的《春秋定旨参新》等。
3.八股文选本
据明朝相关规定，科考第一场的答题方式均为八股文形式，所以士子对八股范文有非常迫切的研习需求。这直接刺激了科考用书的市场供给，许多书坊积极与选家、文社合作出版大量的八股文选本。这些选本对士子应考极为有利，深受士子们喜爱，从而促进了科考用书出版的繁荣。科考用书出版发展至万历末年，八股文选本的形式也更加多样化。主要包括以下四种：由三场主司及士子所作的“程墨”；由十八房进士所作的“房稿”；由举人所作的“行卷”；由诸生所作的“社稿”[8]。“程墨”类有范应宾的《程文选》等；“房稿”类有冯梦祯的《一房得士录》等；“行卷”类有汤显祖的《汤许二会元制义》等；“社稿”类有复社的《国表》、芝云社的《芝云社稿》等。这些八股文选本是当时应试诸生必备的研习范本。
4.二、三场试墨与范文汇编
除第一场的四书五经之外，还有第二、三场中的论、判语、诏、诰、表、笺、经、史、策等考试。这两场考试虽然不如第一场那般受到士子们的重视，但也不能全然不顾。因此，坊间亦会出版针对这两场考试的科考用书，通常冠于“二、三场”的字样，如《新刻注释二三场合删》《新锲温陵二太史选释卯辰科二三场司南蜚英》等。这两场中以策、论最为重要，故针对策、论的科考用书较多。这两类参考书籍的单印本有《策学总龟》《策学衍义》《翰林策要》等，合刊的本子有《唐宋名贤策论文粹》、张廷鹭的《广古今策论选》等。除此之外，还有收集各科状元所作策论的本子，如郝昭编的《新刊全补历科殿试状元策》、蒋一葵编的《皇明状元全策》等。这些科考用书亦同样深受士子喜爱，从而出现不断增订出版的局面。
除了以上四类较为重要的且需求量较大的科考用书，明代坊间还出现了一些其他类型的参考书籍。一是由翰林院的庶吉士们所作的翰林馆课的文章，如沈一贯的《新刊国朝历科翰林文选经济宏猷》、陈经邦的《皇明馆课》等；二是精挑的古文选本，如陈省的《历代文粹》、徐心鲁的《古文大全》、焦竑的《名文珠玑》等；三是通史的编纂本，如唐顺之的《新刊古本大字合并纲鉴大成》、王世贞的《镌王凤洲先生会纂纲鉴历朝正史全编》等；四是针对科考的类书，如唐顺之的《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编》、冯琦的《经济类编》等；五是引据经典而成的“诸子汇编”，如黎晓卿的《诸子纂要》、归有光辑的《诸子汇函》、陈深的《诸子品节》等。
三、科考用书出版的影响
科考用书的出版无疑对明代社会和文化产业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这些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在时人与后世学者的讨论中，对出版科考用书的负面评价较多，而言其正面作用的较少。然平心而论，此类图书的出版不仅有利于明代民间出版业的发展，也对其他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
1.科考用书的出版有利于应试士子的备考，提高了他们科考成功的概率
虽然有不少清代学者认为，明代制举图书的质量欠佳，如四库馆臣就对陈禹谟、徐邦佐、陈继儒、归有光等人编纂的科考用书评价较低，但这也可能来自他们的学术偏见。实际上，科考用书也有大量的精品，如蔡清的《四书蒙引》、林希元的《四书存疑》、徐光启《毛诗六帖讲意》等，均得到后世很高的评价。因此，面临众多品质参差不齐的科考用书，应试士子只要精挑细选出高品质用书，还是会对其备战科考有较大帮助。据费尚伊记载，明代一位名叫陈立甫的士子就因钻研科考用书而高中进士，后官至礼部仪制司主事[9]。这种情况在当时并非孤案，如袁黄也曾在学习举业期间诵读了蔡清的《四书蒙引》及林希元的《四书存疑》。
2.科考用书出版的繁荣为科场失意的士子们提供了许多参与图书生产的机会
随着明代经济的发展，投身于科考的士子日益增多，而官僚体系吸纳士子的容量有限，再加上当时科场情弊众生，许多士子无法通过科考晋升，从而使得屡屡受挫的士子放弃举业。而那些既无法入幕也不能教学的士子只能选择为书坊编撰科考用书，如晚明著名的小说和类书作家邓志谟就是一个困于场屋、科场不得意的书生，后因无意科场，接受建阳萃庆堂的聘请，通过编纂和创作来谋取生计[10]。也有一些士子放弃举业之后转战书坊的经营，并取得了傲人的成绩。万历年间（1572—1620），福建建阳著名的刻书家余象斗曾失意于举业，自述：“辛卯之秋，不佞斗始辍儒家业。家世书坊，锓笈为事。”[11]而在当时，经营出版科考用书并非一种容易的工作。由于竞争激烈、盗印横行，仅依靠翻印旧版难以为继，因而各大书坊都得不断地寻找新的书源，以便出版在内容上与众不同、在答卷技巧上更加有效的科考用书，如此方能立足于当时的科考用书市场。书坊的这个需要就给那些失意于科场的士子、退休的官员以及在任的官员提供了就职或从事副业的机会，即通过替书坊编纂、评阅、参订制举用书来赚取或增加收入。这些文人利用他们自身的优势，即对科举考试内容和形式的熟络，来编撰制举用书。书坊提供的这个机会，对那些手無缚鸡之力的失意士子的意义更加重大。他们在编撰制举用书、赚取生活开支的同时，也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准备科举考试，一举两得。一些文社也通过结集出版的社稿来维持开支，从而促进了晚明文社的兴盛[12]。其实，科考用书出版不仅为读书人提供了机会，而且还给受雇于书坊的缮写人员、刻工、印工、装订工提供了大量的工作机会，甚至带动了如伐木业、木材加工业等相关行业的发展。
3.科考用书的出版有助于知识的传播
科考用书不仅能够帮助士子提高应试技巧，而且还能使人们从中获取大量有关历史、哲学和常识性的知识，如“纲鉴”系列、《历朝捷录》系列、诸子汇编、类书等。冯梦龙在编撰《纲鉴统一》时就曾悉心撷取了《资治通鉴》和《资治通鉴纲目》二书的精华，从而使读者对历史发展的来龙去脉能够有通盘的认识；袁黄的《群书备考》“参据经史百家之言，摘其要旨，述其沿流变迁”，既有注释，又有舆图，考据精详。由此可以推断，明代相当多的职业读书人和非职业读书人的很多知识，可能就是从这些素质较高的制举用书中获得的，这些制举用书也成为他们进行文学创作的材料[13]。
|参考文献|
[1]黄虞稷. 千顷堂书目[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2]周彦文. 论历代书目中的制举类书籍[J]. 书目季刊，1997（1）.
[3]郞瑛. 时文石刻图书起//七修类稿//四库全书存目丛书[M]. 济南：齐鲁书社，1997.
[4]郭姿吟. 明代书籍出版研究[D]. 台南：成功大学历史研究所，2002.
[5]李濂. 纸说//明文海//文渊阁四库全书[M].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6]李诩. 戒庵老人漫笔[M]. 北京：中华书局，1982.
[7]陈升辉. 晚明《论语》学之儒佛会通思想研究[D]. 台北：淡江大学中国文学系，2003.
[8]顾炎武. 原抄本顾亭林日知录[M]. 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9.
[9]费尚伊. 费太史市隐园集选//四库未收书辑刊（第5辑第23册）[M]. 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10]孙楷第. 中国通俗小说书目[M]. 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
[11]肖东发. 明代小说家、刻书家余象斗//明代小说论丛[M].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6.
[12]何宗美. 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
[13]纪德君. 《明代<通鉴>类史书之普及与通俗历史教育之风行》的讨论[J]. 中国文化研究，2004（1）.
【关 键 词】科考用书；出版；种类；正面影响
【作者单位】周阳，北京体育大学教育学院。
【中图分类号】G23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18.07.020
科举考试在中国实行了一千三百多年，是士人博取功名富贵最常见的方式。为了提升科考的成功率，应考技艺便大行其道。最为常见的应考技艺就是全力钻研官方相关规定的应考书籍以及相關的辅助读物。在《千顷堂书目》中，助考书籍被列入“集部”的“制举类”，也就是今天所说的“科举考试辅导用书”“科举考试参考用书”，简称为“科考用书”[1]。科举自实行以来，科考用书便已存在[2]。比如唐代出版的助记经文的“帖括”、指导写诗用韵的类书；宋元时的通史节要、试墨汇编、古文选本、经义文写作指导等。而明代科考用书的出版主要在成化年（1464—1487）以后，后经嘉靖（1521—1566），至万历年（1572—1620）达到顶峰。那么，明朝的科考用书具体有哪些种类，又产生了怎样的社会影响呢？
一、明代科考用书的出版简况
据郞瑛记载，明成化年（1464—1487）以前，市面上并未出现过辅助科考的参考用书。直到杭州通判沈澄出版了《京华日抄》，才开始引起福建地区的效仿，其他各省也随后跟进[3]。由此可见，明朝早期，科考用书的出版相对沉寂。这段时期内的图书出版主要以官方图书为主[4]。随着政治控制力度的松懈和社会经济的变化，由官方主导的图书出版格局从明代中叶以后便有所松动，使得民间书坊有了较大的发展，出版内容也呈现多元化特征，各类实用性、娱乐性与指导性书籍纷纷出现在市面上。八股文选本始刻于沈澄，在建阳书坊的推动下，十几年后，八股文之刻遍布天下，在士子之中广为流传。据李濂的观察，当时的科考用书极受书坊和市场的欢迎，士子们也极爱这类书籍[5]。同样，李诩在《戒庵老人漫笔》中也提到，科考用书遍布书肆[6]。不难推断，自成化年（1464—1487）以后，科考用书的出版日渐繁荣。
二、明代科考用书的种类
明代科考的规程一般是第一场考“四书类”三道和“经传类”四道，即从《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中选出三道作为考生的必考试题，再从考生考前报备的经书——《易经》《诗经》《尚书》《春秋》《礼记》中任选一经，出题四道。第二场试论一道，判语五条，诏、诰、表内科一道。第三场试经、史、时、务、策五道。通常，应试士子比较重视第一场考试内容，也有少数兼顾三场考试的士子。由于市场需求较大，书坊通常会尽力出版那些根据官方规定内容与形式编写出来的助考用书。当时市面较为流行、常见的科考用书有如下几种。
1.四书类
四书作为明代科举必考书目，其相应的助考用书深受士子欢迎，销路也极好。陈升辉将这类用书分为《讲章》《举业制艺》《考据训诂》《蒙学》《有所得》《更为增减修订》六种[7]。由于《有所得》和《更为增减修订》这两种只是《讲章》的深化，重复性较高，故可并为一种；《蒙学》仅为“四书学”的简化版，不能视为“四书学”的辅助读物。因此，四书类的科考用书可分为《讲章》《举业制艺》《考据训诂》三种。
《讲章》主要是为了让士子理解四书经义主旨而作的讲义。此类书籍在明代较多，其中最为有名的当属胡广等人编纂的《四书大全》。与《讲章》的功能相似，《举业制艺》偏重于四书章法和结构的分析。这两类用书既会独立面世，也会以合二为一的方式流通。《考据训诂》只是深入考证四书中的人物、名物，与前两种一起霸占了四书科考用书的主要市场。
2.五经类
除四书经义外，科考第一场还包括自选五经经义的考试。于是，市面上便流行针对某一经典而作的指导用书。如关于《诗经》的有杨于庭的《诗经主意》、徐光启的《毛诗六帖讲意》等；关于《易经》的有唐龙的《易经大旨》等；关于《书经》的有韩邦奇的《禹贡详略》、王樵的《尚书日记》等；关于《礼记》的有徐养相的《礼记辑览》、许兆金的《说礼约》等；关于《春秋》的有赵恒的《春秋录疑》、冯梦龙的《春秋定旨参新》等。
3.八股文选本
据明朝相关规定，科考第一场的答题方式均为八股文形式，所以士子对八股范文有非常迫切的研习需求。这直接刺激了科考用书的市场供给，许多书坊积极与选家、文社合作出版大量的八股文选本。这些选本对士子应考极为有利，深受士子们喜爱，从而促进了科考用书出版的繁荣。科考用书出版发展至万历末年，八股文选本的形式也更加多样化。主要包括以下四种：由三场主司及士子所作的“程墨”；由十八房进士所作的“房稿”；由举人所作的“行卷”；由诸生所作的“社稿”[8]。“程墨”类有范应宾的《程文选》等；“房稿”类有冯梦祯的《一房得士录》等；“行卷”类有汤显祖的《汤许二会元制义》等；“社稿”类有复社的《国表》、芝云社的《芝云社稿》等。这些八股文选本是当时应试诸生必备的研习范本。
4.二、三场试墨与范文汇编
除第一场的四书五经之外，还有第二、三场中的论、判语、诏、诰、表、笺、经、史、策等考试。这两场考试虽然不如第一场那般受到士子们的重视，但也不能全然不顾。因此，坊间亦会出版针对这两场考试的科考用书，通常冠于“二、三场”的字样，如《新刻注释二三场合删》《新锲温陵二太史选释卯辰科二三场司南蜚英》等。这两场中以策、论最为重要，故针对策、论的科考用书较多。这两类参考书籍的单印本有《策学总龟》《策学衍义》《翰林策要》等，合刊的本子有《唐宋名贤策论文粹》、张廷鹭的《广古今策论选》等。除此之外，还有收集各科状元所作策论的本子，如郝昭编的《新刊全补历科殿试状元策》、蒋一葵编的《皇明状元全策》等。这些科考用书亦同样深受士子喜爱，从而出现不断增订出版的局面。
除了以上四类较为重要的且需求量较大的科考用书，明代坊间还出现了一些其他类型的参考书籍。一是由翰林院的庶吉士们所作的翰林馆课的文章，如沈一贯的《新刊国朝历科翰林文选经济宏猷》、陈经邦的《皇明馆课》等；二是精挑的古文选本，如陈省的《历代文粹》、徐心鲁的《古文大全》、焦竑的《名文珠玑》等；三是通史的编纂本，如唐顺之的《新刊古本大字合并纲鉴大成》、王世贞的《镌王凤洲先生会纂纲鉴历朝正史全编》等；四是针对科考的类书，如唐顺之的《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编》、冯琦的《经济类编》等；五是引据经典而成的“诸子汇编”，如黎晓卿的《诸子纂要》、归有光辑的《诸子汇函》、陈深的《诸子品节》等。
三、科考用书出版的影响
科考用书的出版无疑对明代社会和文化产业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这些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在时人与后世学者的讨论中，对出版科考用书的负面评价较多，而言其正面作用的较少。然平心而论，此类图书的出版不仅有利于明代民间出版业的发展，也对其他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
1.科考用书的出版有利于应试士子的备考，提高了他们科考成功的概率
虽然有不少清代学者认为，明代制举图书的质量欠佳，如四库馆臣就对陈禹谟、徐邦佐、陈继儒、归有光等人编纂的科考用书评价较低，但这也可能来自他们的学术偏见。实际上，科考用书也有大量的精品，如蔡清的《四书蒙引》、林希元的《四书存疑》、徐光启《毛诗六帖讲意》等，均得到后世很高的评价。因此，面临众多品质参差不齐的科考用书，应试士子只要精挑细选出高品质用书，还是会对其备战科考有较大帮助。据费尚伊记载，明代一位名叫陈立甫的士子就因钻研科考用书而高中进士，后官至礼部仪制司主事[9]。这种情况在当时并非孤案，如袁黄也曾在学习举业期间诵读了蔡清的《四书蒙引》及林希元的《四书存疑》。
2.科考用书出版的繁荣为科场失意的士子们提供了许多参与图书生产的机会
随着明代经济的发展，投身于科考的士子日益增多，而官僚体系吸纳士子的容量有限，再加上当时科场情弊众生，许多士子无法通过科考晋升，从而使得屡屡受挫的士子放弃举业。而那些既无法入幕也不能教学的士子只能选择为书坊编撰科考用书，如晚明著名的小说和类书作家邓志谟就是一个困于场屋、科场不得意的书生，后因无意科场，接受建阳萃庆堂的聘请，通过编纂和创作来谋取生计[10]。也有一些士子放弃举业之后转战书坊的经营，并取得了傲人的成绩。万历年间（1572—1620），福建建阳著名的刻书家余象斗曾失意于举业，自述：“辛卯之秋，不佞斗始辍儒家业。家世书坊，锓笈为事。”[11]而在当时，经营出版科考用书并非一种容易的工作。由于竞争激烈、盗印横行，仅依靠翻印旧版难以为继，因而各大书坊都得不断地寻找新的书源，以便出版在内容上与众不同、在答卷技巧上更加有效的科考用书，如此方能立足于当时的科考用书市场。书坊的这个需要就给那些失意于科场的士子、退休的官员以及在任的官员提供了就职或从事副业的机会，即通过替书坊编纂、评阅、参订制举用书来赚取或增加收入。这些文人利用他们自身的优势，即对科举考试内容和形式的熟络，来编撰制举用书。书坊提供的这个机会，对那些手無缚鸡之力的失意士子的意义更加重大。他们在编撰制举用书、赚取生活开支的同时，也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准备科举考试，一举两得。一些文社也通过结集出版的社稿来维持开支，从而促进了晚明文社的兴盛[12]。其实，科考用书出版不仅为读书人提供了机会，而且还给受雇于书坊的缮写人员、刻工、印工、装订工提供了大量的工作机会，甚至带动了如伐木业、木材加工业等相关行业的发展。
3.科考用书的出版有助于知识的传播
科考用书不仅能够帮助士子提高应试技巧，而且还能使人们从中获取大量有关历史、哲学和常识性的知识，如“纲鉴”系列、《历朝捷录》系列、诸子汇编、类书等。冯梦龙在编撰《纲鉴统一》时就曾悉心撷取了《资治通鉴》和《资治通鉴纲目》二书的精华，从而使读者对历史发展的来龙去脉能够有通盘的认识；袁黄的《群书备考》“参据经史百家之言，摘其要旨，述其沿流变迁”，既有注释，又有舆图，考据精详。由此可以推断，明代相当多的职业读书人和非职业读书人的很多知识，可能就是从这些素质较高的制举用书中获得的，这些制举用书也成为他们进行文学创作的材料[13]。
|参考文献|
[1]黄虞稷. 千顷堂书目[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2]周彦文. 论历代书目中的制举类书籍[J]. 书目季刊，1997（1）.
[3]郞瑛. 时文石刻图书起//七修类稿//四库全书存目丛书[M]. 济南：齐鲁书社，1997.
[4]郭姿吟. 明代书籍出版研究[D]. 台南：成功大学历史研究所，2002.
[5]李濂. 纸说//明文海//文渊阁四库全书[M].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6]李诩. 戒庵老人漫笔[M]. 北京：中华书局，1982.
[7]陈升辉. 晚明《论语》学之儒佛会通思想研究[D]. 台北：淡江大学中国文学系，2003.
[8]顾炎武. 原抄本顾亭林日知录[M]. 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9.
[9]费尚伊. 费太史市隐园集选//四库未收书辑刊（第5辑第23册）[M]. 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10]孙楷第. 中国通俗小说书目[M]. 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
[11]肖东发. 明代小说家、刻书家余象斗//明代小说论丛[M].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6.
[12]何宗美. 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
[13]纪德君. 《明代<通鉴>类史书之普及与通俗历史教育之风行》的讨论[J]. 中国文化研究，200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