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电视纪录片《东方主战场》的叙事
马明杰 马彦元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电视纪录片《东方主战场》以史诗般的厚重风格全景式地再现了中国作为东方主战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人民所承受的巨大民族牺牲、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和发挥的重要的作用。在《东方主战场》的叙事中,使用历史影像叙事、自知叙事、理性叙事、全知叙事等多种形式相互补充、交叉进行,使《东方主战场》的叙事变得丰富、生动、深刻,完整。
一、 历史影像:二度叙事
影像记录发生的历史事件,是它的一度叙事。一度叙事是片断的、直接的,它指向具体的历史事件。《东方主战场》中一度叙事的历史影像包括事迹、报刊、照片、国际会议等四种类型,它们成为该片建构历史场景的“元素”,被纳入一个新的叙事框架中,具备了新的意涵。“历史题材纪录片作为一种‘触摸历史,实录变迁的历史影像写作,其叙事结构当然是指对构成历史事件的材料‘本事的情节安排的方式,确切地说就是构成历史事件这一‘本事的影像画面的重新编排,是纪录片制作者进行历史写作的基本方法和叙事原则。”[1]《东方主战场》二度叙事的元素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这些历史影像资料,从以下三个方面建构了东方主战场的历史真实感。
(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背景,包括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紧密相关的重要国际会议影像、像资料中的苏德战争爆发、滇缅公路的修建、缅甸同古保卫战等等。这些情节和“本事”把东方主战场放置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背景下。其中,中国远征军的缅甸同古保卫战、滇缅公路的修建等影像,表明中国对国际义务的承担,实现了东方主战场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有机关联。
(二)完整地呈现东方主战场的面貌。包括正面战场上的著名战役:淞沪会战、武汉保卫战、长沙会战、平型关大捷、忻口会战等,还包括地道战、地雷战、铁道游击战等敌后战争,以及日军投降签字仪式、远东国际法庭审判日本甲级战犯等战争结束的标志,这些影像呈现了东方主战场的宏观面貌。同时,还通过一度叙事的报纸、照片上日军的暴行和抗日的惨烈,揭示了东方主战场的牺牲和贡献。
(三)描述了战争中多项关联。战争作为一种现象,它关联着参与战争的国家、军人、家庭、情感以及人性,《东方主战场》中的影像叙事作为一种能指,把握了这些关联,深化了战争的意涵。比如,南京大屠杀相关的历史影像、日本孤儿美穗子姐妹影像、被俘日本士兵在延安学习、白求恩大夫行医等历史影像成为《东方主战场》二度叙事语法结构中的得力元素。
作为历史题材纪录片,《东方主战场》通过历史影像的叙事语法重建真实、丰富的事件现场,追求历史纵深感、现场纪实感,赋予历史影像以媒介事件的影响力,构筑观看者认识历史事件与读解纪录片影像画面的媒介。
二、 人物回忆:自知叙事
用作品中人物的视角来看待事件属于自知叙事,“所谓自知叙事就是用作品中人物的视角看待现实,讲述故事,而不采用作者的视角来看待现实,讲述故事。这种叙事方式,能够表现出人物的个性、立场和倾向。”[2]《东方主战场》中的自知叙事,除展示人物个性之外,还强化了事件的客观性,成为事件发生过程的生动补充,它包括以下四种类型。
(一)指挥员的叙事。如原晋察冀第一军区第一军区司令员杨成武回忆日军对河北涞源黄土岭的大扫荡,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阿部规秀的具体策略、八路军的应对策略等,从战争的整体布局、战术的具体方式进行叙述,向观众呈现了某一场战争的整体面貌和细部样态。
(二)老战士的叙事。老战士是战争的亲身参与者,其回忆生动而具体。在片中,原第五军抗战老兵王光亚回忆收复昆仑关一战,描述了炸掉敌人碉堡的具体过程;原山东根据地菜东武工队抗战老兵藤锡远回忆了当年拿炮楼子、拿据点的战斗和挖地道的工作等等。老战士的叙述具有再现战争中某一个激烈战斗场景的作用,把敌我双方具体实战所遇到的问题及解决方案生动地描述出来,把观众带入到抗战的情境中。
(三)幸存者的叙事。在《东方主战场》中,当年战争的幸存者都是在亲历了重大灾难后,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其叙事的功效是在想像中复原惨烈的场景并使观众感受到这些场景的巨大震动,从而强化影片的表现力。在片中,潘善增对当年潘家峪惨案的回忆、当年7岁的陈汉文回忆击毙日本旅团长阿部规秀的场面,都具有真实可靠、准确深刻的再现效果。
(四)日本学者的叙事。完整的战争叙事,应该包括交战双方的亲历者,影片未能使用参与侵略战争的日本军人的叙事是一个缺憾,但使用日本学者的叙事作为补充。日本学者记载了日本军人的回忆,其叙事就成为“间接引语”式的复性叙事。影片中,日本克劳塞维茨学会学者中山敏雄,描述了战场上回来的日本士兵眼中八路军的英勇就义,这就从另一个视角补充了战争叙事的内容,使之更加全面和客观。
影片中的人物回忆叙事,在亲历战争的不同角色之间跳转,在主角和非主角之间切换,在现实和回忆之间互文,自知叙事的个人化语言都鲜明地向观众表达出“回忆”的叙事特征,凸显出主观的叙事角度,在这种变换中都归结于一个共同的叙事指向——东方主战场上战争的惨烈,和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英勇。
三、 学者观点:理性叙事
学术研究是严谨的,也是客观的。通过世界范围内的历史学者来做理性叙事,成为《东方主战场》的重要特色。以大量的史料作为依据叙述事件、概括规律,给历史事件以来自学术角度的支持,加强了《东方主战场》的历史纵深感和厚重感。影片的理性叙事主要选取了以下四个角度:
(一)东方主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一大盘棋,影片中乔治·华盛顿大学的罗纳德·斯佩克特教授充分肯定了中国独自抵抗日本侵略、始终没有向日本投降的意义:如果中国当时向日本投降,日本就可能腾出手来提前向亚洲其他地区扩张;牛津大学拉纳·米特教授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认为中国的持续抗战牵制了日本的大量兵力、注意力和资源。如果当时中国投降,日本有可能进攻苏联和东南亚以及英属印度。所以,在东方主战场上,中国对亚洲格局乃至世界格局的形成都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二)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主导作用。英国剑桥大学汉斯·凡教授在研究大量的史料基础上对中国共产党发生的作用给予了肯定。他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贡献是,在抗日战争中始终坚持抗战决,为全民族树立起抗击日本侵略的形象。同时,中国共产党将日军引出国民党的势力范围,将日军的兵力分散到整个中国,及大地缓解了国民党的作战压力,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三)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战术。英国中国学会研究学者托比·林肯通过对根据地的研究指出,中国共产党和延安其他根据地,特别是华北根据地对于阻止日军的深入起到了核心的作用。毛泽东采取的游击战战略也非常重要,它非常适合在敌我实力悬殊的情况下抗击装备精良的日军。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近藤邦康研究了“持久战”的理念和技术,他指出,毛泽东的持久战略是日本人不容易理解,所以日军打起仗来十分艰难。当时八路军和新四军按照毛泽东的持久战略进行战斗的,取得了重大成效。
(四)抗日战争开始的时间。美国学者托比·林肯客观地认为,不同国家的人民在不同的时刻感受这场战争,美国人认为战争始于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英国人认为是1939年。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都承认中国人民在抵御日本侵略者中所做出的努力和牺牲,这个时间开端当然是1931年。
《东方主战场》中使用学者的理性叙事,一方面表达了世界各国学者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贡献的共识,另一方面对中国抗日战争中的具体历史事件做了概括和提升,对全知叙事起到补充和佐证的作用,同时,揭示了历史影像叙事和自知叙事的深刻意义。
四、 画外解说:全知叙事
在《东方主战场》中,贯穿始终的解说者是作者立场。作者是事件的全知者,拥有最大的自由度。法国学者热奈特说:“在故事中,几个事件可以同时发生,因此故事的时间可以是多维的。但在叙事中,叙述者不得不打破这些事件的‘自然顺序,把它们有先有后地排列起来,因此,叙事的时间是线性的。故事与叙事在表现时间上的不同特点为改变时间顺序达到某种美学目的开创了多种可能。”[3]在片中,画外解说对时间顺序的重置,开辟了多种美学的可能性。
(一)交待事件背景,改变叙事时间。比如,影片用寥寥数语交待了太平洋战争爆发、美苏对日宣战、日本军国主义迅速覆亡的过程,浓缩了叙事时间;“叙述者用第三人称,仿佛是由某个看不见的目睹者进行的,他并不参与事件,而只是讲述他所知道的或者猜测到的事。”[4]在这里,叙述者就像一个隐身人,他不参与事件但鸟瞰全局、无所不知。
(二)在历史影像叙事、自知叙事、理性叙事之外进行补充内容、把握节奏,它还可以穿针引线,使不同的叙事形式和谐地呈现出来,构成完整的影片叙事。比如在第六集中,结合着涌向延安的知识青年影像,解说者表明,这是抗日战争中的中国的另外一条著名的迁徙路线——从四面八方奔向延安的知识青年……他们都怀着抗日救国的一腔热血与理想……叙述人让人物和场景不断地出现,又不断地消失,整个叙述过程像戏剧一样进行,不加任何评论,不叙说因果联系,语言上也很少露出有人在介绍的痕迹,充分彰显了全知叙事的特点。
(三)使纪录片的叙事呈现出全局的面貌。“所谓全知叙事,就是作者站在自己的立场全知全能地用自己的观点叙述故事、描述人物、安排结局。”[5]全知的叙事视角,就是“‘上帝般的全知全能的叙述者可从任何角度、任何时空来叙事。”[6]在《东方主战场》中,解说者没有固定的观察位置,既可高高在上地鸟瞰概貌,也可看到在其他地方同时发生的一切,根据剧情的进展自由地从不同角度、不同时空来叙述。如片尾对中国作为东方主战场进行了全局性总结,号召今天的人们和后世的子孙珍视和平生活。
纪录片作为影视文化中最具文化品格的类型,表征着人类尝试去接近真实与记录真实的求取过程,由于它的叙事方式要体现自身纪实化的本质诉求,因此选择恰当的叙事方式和结构安排就成了必要的手段和形式。《东方主战场》以事实为基础的逻辑理性展现了纪录片的灵魂,其历史影像叙事、自知叙事、理性叙事和解说叙事的多重方式成了保护这颗灵魂的外衣,具备突出的学术价值。
参考文献:
[1]肖平.纪录片历史影像的制作基础及实践理论[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235.
[2][5]何春耕.中国伦理情节剧电影传统:从郑正秋、蔡楚生到谢晋[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2:126.
[3](法)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5.
[4](法)乔治·杜亚美.长篇小说探讨.见,法国作家论文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116.
[6]沈丹.叙事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