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焦虑与主体建构

    王甦

    在西方，焦虑是一个重要的哲学概念。克尔凯廓尔开始将其作为一个“存在”的哲学命题探讨，海德格尔从本体论上予以传承和发展，弗洛伊德也在《焦虑的问题》中对其进行心理学上的分析。罗洛·梅用存在主义哲学重新阐释焦虑的概念，创建了现代人的焦虑理论。他将焦虑定义为“焦虑是因为某种价值受威胁时所引发的不安，而这个价值则被他视为存在的根本。”[1]这种威胁不仅包括生理上的自我存在，也包括个人价值、意识等方面存在的威胁，其中最大的威胁是死亡威胁和人的基本价值的威胁。“因为死亡威胁着人的客观存在；而人的基本价值一旦受到威胁，人存在的意义也就受到了冲击。”[2]卡伦霍妮认为导致人的内心冲突的社会文化基础是现存文化的矛盾，一是竞争、成功与友爱、谦卑之间的矛盾；二是人们不断被激起的各种需要和人们在满足这些需要方面实际受到的挫折之间的矛盾；三是个人自由与实际所受的局限之间的矛盾。这些文化困境使人陷入无法调和的内心冲突之中，霍妮将这些矛盾在人们心理上产生的后果称为基本焦虑，并将其描述为“一种自觉渺小、无足轻重、无能为力、被抛弃、被威胁的感觉，一种仿佛置身在一个一心要对自己进行谩骂、欺骗、攻击、侮辱、背叛、嫉恨的世界中的感觉。”[3]蒂利斯认为焦虑是没有明确对象的，它威胁到人生产的价值、意义、身份和权力位置等最根本、最内在的系统，“在这种状态中，一个存在者能意识到他可能有的非存在……用一种自相矛盾的话来说，焦虑的对象是对每一个对象的否定”。[4]

    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讲，焦虑反映的是由意识形态建构的主体在面临其他意识形态时，所产生的一种“威胁感、缺失感、幻灭感，亦或期待感”，即“主体的意识形态焦虑”。[5]也就是个体认同的一种危机、缺失和不确定性。处于焦虑中的主体必然会采取办法来对抗焦虑，卡伦霍妮提出了四种对抗方式，爱、顺从、权力和退缩。通过对抗，必然会确立新的价值、观念、意义和权力关系，从而建构新的认同。这也体现了意识形态的运作方式，意识形态通过对其自身价值信仰系统的宣扬，为个体提供一种想象性的社会关系，并将个体建构为自己的主体，以克服人们的焦虑感。本文就以电视剧《士兵突击》为例，来分析一下意识形态是如何建构出自己的主体，并用以对抗焦虑的。

    一、 对基本生存的焦虑

    蒂利希认为，这一类型的焦虑是最基本、最普遍，也是最不可避免的焦虑。每个人对自己的命运都无法预知，也都无法逃避死亡的威胁，它伴随着人的一生，威胁着人类本体上的自我肯定。这种焦虑也是人类的最基本的生存问题焦虑，他威胁着人类的客观存在，这种生存焦虑是每个人都无法摆脱的。

    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国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中国社会也面临着各种问题。深层改革的相对滞后、社会结构的不合理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等原因，造成了当前社会贫富差距拉大、人际关系紧张、人们生存压力加大。入学难、高考难、就业难、住房难、看病难、养老难等诸多社会问题困扰着现代中国人，威胁着人们的基本生存，使人们陷入严重的社会焦虑之中，而且这种焦虑呈现出泛化的趋势。《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做出一项调查显示，34%的人经常产生焦虑情绪，62.9%的人偶尔产生焦虑，只有0.8%的人表示从来没有产生过焦虑，表明焦虑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人的一种普遍心态。[6]可见焦虑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

    焦虑是个体存在感受到威胁的一种反应，焦虑使得个体的存在意义缺失，人的主体性处于断裂的危险。因此，一方面，主体必然需要寻找新的存在意义，建构一种新的认同性。另一方面，意识形态也在询唤个体，将个体建构为主体。电视剧作为意识形态机器，通过意识形态策略，为受众提供一套自己的意义和价值系统，从而将受众建构为主体。主要方式就是提供一种想象性的解决方法，从而化解掉焦虑。

    在《士兵突击》中，主人公许三多和其他国人一样都处于生存焦虑之中。他出身于非常穷苦的农村家庭，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不能为其提供基本生存条件；他其貌不扬，身材矮小，身无一技，作为农民又不会种地，缺少最基本的生存能力；他性格懦弱，头脑愚笨，行为木讷，不善言谈，也就不具备社会竞争能力。这样一个极为普通的、甚至连一般人都不及的人物，在现代社会中必然会陷入生存焦虑之中。虽然到了部队，却是一个“孬兵”，只能作为“骡子”被放逐到偏远的五班。即使到了钢七连，也因为总拖大家的后腿而被边缘化，成为一个“他者”，被队友讽刺挖苦。作为一个十足的弱者，许三多在部队中是没有任何竞争力的。卡伦·霍尼指出，在现代社会中，竞争是产生社会焦虑的重要原因。竞争的失败，“不仅意味着经济的不安全，而且意味着丧失名声地位，意味着各种各样情绪上的挫折打击”。[7]作为一个竞争的失败者，许三多品尝了孤独、失意、挫折，甚至绝望，陷入严重的生存焦虑之中。作为现实生活中的观众，也同样避免不了竞争，一样处于由竞争带来的焦虑之中，因此都能够从许三多身上发现自己的影子，与之产生认同。

    在电视剧中，意识形态总能提供一种想象性的解决方式以对抗焦虑。首先是“爱的需要”，卡伦·霍尼认为获得任何形式的爱是对抗焦虑强有力的手段，其基本想法是：“如果你爱我，你就不会伤害我。”[8]意识形态将其作为一种重要的方式来对抗焦虑，在剧中主要体现为获得“贵人”的帮助，也就是获得了“爱”，老马、史今、团长等人承担了这一功能。特别是史今对于许三多的成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将许三多带出农村，为了一个承诺对他“不抛弃、不放弃”，无数次将他从意志消沉中拯救出来，不断激励他，给予他自信，循循善诱，不耐其烦，最终使许三多站立了起来，成长为一个“堂堂正正的兵”。其次是“顺从”。这种对抗焦虑的方式是采取不得不听命的形式，顺从他人的潜在愿望，避免可能遭致的敌视。“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可能压抑他自己的一切需要，压抑他对别人的批评，宁愿遭别人辱骂而不还击，并且随时准备不分好坏地帮助一切人。”[9]不难看出，许三多秉持了这一种方式。为了避免遭致敌意，对于高城、伍六一等人的责难、辱骂从来都是默默忍受，从不予以还击，并且当对方处于困境时义无反顾地给予帮助，如许三多和伍六一在争取进入老A时，尽管后者对自己百般责难，仍然对他不抛弃、不放弃，背着伍六一奔向终点。需要注意的是，“人们往往并非仅仅通过一种方式，而是同时通过集中互补相容的方式，来从一种巨大的潜在焦虑中获得安全感”。[10]因此，对于爱的需要和对于他人的顺从有时是同时存在的。如许三多既从史今那里得到爱，又顺从史今，完全遵循后者的意愿。

    弗洛伊德认为，主体建构是通过俄狄浦斯情结（弑父）完成的，个体通过向父亲认同，成为被社会认可的角色。拉康将“父亲”符号化了，成为象征秩序中的“他者”出现，个体通过认同于他者而将自己建构为主体。在该剧中，人物关系的主要模式是“父子关系”，主要关系有许百顺与许三多、老马与许三多、史今与许三多、高城与许三多、袁朗与许三多等。不难发现，这些许三多的“父亲”（也称为代父）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给予爱和帮助的，以老马、史今为代表；一类是给予规训与惩罚的，以许百顺、高城为代表；而袁朗是二者的综合，既有帮助的一面，又有规训的一面。无论是给予爱和帮助，还是给予规训与惩罚，最终的作用都是一致的，即将许三多纳入到社会秩序中来，完成对他的主体建构。为了帮助许三多成长，老马处处袒护他，不像其他兄弟那样对他进行打击，而是理解他的坚持，最终因修成一条路而获得了改变命运的机会。第二任班长史今更是给了许三多莫大的帮助，甚至为了他影响到自己在部队的发展。为了将许三多纳入到社会规范中来，作为精神之父的史今采取了各种手段，费尽心思，就像他所说的“要拔去你心里最后的一丛草”，最终完成了主体建构，使其具备了新的身份。其实，史今招许三多入伍时，明确提出许父以后不再叫他“龟儿子”，这是一种典型的更名或过继，就已经表明了许三多身份的开始改变。相比老马、史今，第二类“精神之父”对许三多主要以打骂、讽刺和批评为主。生父许百顺试图仅靠这种训诫形式来让其成为社会规范中所认可的角色，但并没有成功。高城对待许三多主要以惩罚的形式为主，从一开始让其抄写保密手册，到将其流放到五班，都是对许三多的暴力否定，甚至放弃将其纳入规范之中，使得主人公内心充满焦虑。直到最后，高城帮助许三多解决了心理问题，才表现出作为父亲关怀的一面，使得这个精神之父更为称职。作为父亲严厉的一面，采取的主要方式是惩戒不合规范的“子”，使其符合父法的秩序，并最终纳入到秩序中来。他们是主人公产生焦虑的原因，但也是激发主人公战胜焦虑的动力。意识形态强化了严父使得“子”成长的作用，也遮蔽了对“子”的专横与暴力，这一正面的凸显也使得受众认同这一惩戒方式，并将其视为建构主体、解决意识形态焦虑的途径。

    意识形态提供了对抗焦虑的一种想象性解决办法，这种想象性的解决不仅是将主人公建构为主体的过程，也是将受众建构为主体的过程。当受众认同主人公，心悦诚服地接受了意识形态提供的一系列观念时，意识形态就完成了对受众的询唤，将受众建构为自己的主体。通过许三多这一人物形象，每个人都从他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但是受众并非是认同他作为小人物所面临的困境，更重要的是认同他能够解决困境，通过他的问题解决，受众也得到了一种想象性的满足，从而认同于主人公。换句话说，受众认同许三多，并不是这个无能的自己，而是这个无能的自己不断成长、强大，最终取得成功——在该作品中就是许三多最后成为“兵王”。

    二、 对基本价值的焦虑

    罗洛·梅认为，焦虑是人的存在感受到威胁而产生的反应，这种威胁不仅是生理上，还包括个人价值、意识等方面的。蒂利希认为“非存在”除了本体上的自我肯定的威胁（即对命运与死亡的焦虑），还包括对精神上的自我肯定的威胁（即对空虚与无意义的焦虑）和对道德上的自我肯定的威胁（即罪过与谴责的焦虑）。无论是对道德上的威胁，还是对精神上的威胁，都相当于罗洛·梅所说的对基本价值的威胁。

    当前社会，传统文化陷落、西方文化入侵和消费主义文化盛行，导致了当下国人价值的混乱、信仰的缺失、精神的空虚。旧有的价值系统崩塌，新的价值秩序没有重建起来，人们丧失了基本的价值判断标准，变得无所顾忌。在金钱利益的驱使下，各种打破道德底线的丑恶现象不断发生，整个社会处于精神迷茫与混乱状态。而这必然威胁到人存在的基本价值，使人陷入价值焦虑之中。处于价值焦虑中的人们，也必然感觉到空虚、孤独和生存的无意义，因而需要在文化中寻找价值和意义，而意识形态恰好可以利用文化将自己的观念提供给个体，从而完成对个体的询唤。电视剧作为一种文化形式，给意识形态建构主体提供了最好的空间。

    在该剧中，意识形态正是利用自己的一套价值信仰体系来对抗受众的价值焦虑，从而将受众建构为自己的主体。在作品中，受众所需要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所提供的——都是附着于人物形象身上的，受众是通过对人物的认同进而认同他所秉持的价值观念，反之亦然。《士兵突击》中的价值观念集中体现在一句对白之中——不抛弃、不放弃。

    首先，“不抛弃、不放弃”，对于自己来说，就是对自我的坚持；只有坚持，才能够“做有意义的事”，才算是“好好的活”。这一种信念首先是在五班培养出来的，在方圆百里没有人烟、几乎被人遗忘的地方，其他战士每日打牌混日子，完全放弃了自己。但是许三多不是这样，他没有放弃，在班长老马的关怀与爱护下，坚持每天修路，做着在别人看来毫无意义的事，完成了几乎无法完成的任务。五班这片草原，是许三多的被放逐之地，象征着他内心的荒芜，也是人作为个体最原初的存在——孤独与空虚。这种孤独与空虚的存在感，就是非存在对价值自我肯定的威胁，即价值焦虑。而许三多通过坚持对抗这种焦虑，最终获得了一次机会，走出了荒原，完成了自我救赎的过程。许三多到钢七连后，同样面临着基本价值的焦虑。如尖刀一样的钢七连强者如林，天资愚笨的许三多成为队友的拖累，饱受后者的嘲笑与挖苦，被指认为一个“他者”存在。但是在史今的帮助下，他找到了自信，还是选择了坚持，刻苦训练，终于在自己不懈的努力下成长为“兵王”，甚至取代了史今，完成了“弑父”而自立，被规训为合格的社会成员。值得一提的是，钢七连被解散后，只剩下许三多和高城，连队已不复存在，但是他还像平常一样坚持出早操、整理内务和唱军歌，这一行为甚至影响到了连长高城。体现出他已经完完全全被规训控制，并心甘情愿地待在规训之中，因为这种对身体的规训以及背后附带的价值系统能够给他带来意义。从作品不难看出，许三多能够一次次地战胜自己，克服内心的不自信和焦虑，从一个孬兵成为一位优秀的特种兵，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能够真正做到坚持，也就是“不抛弃、不放弃”。随着人物的不断成长，这一观念也就越深入受众的内心。意识形态的巧妙之处在于让受众看到它所提供的价值观念——“坚持”能够让许三多获得成功，受众的焦虑得到了想象性的解决，所以能够产生认同。

    其次，“不抛弃、不放弃”，对于他人来说，就是关心他人、信任他人，体现为一种集体主义的精神。如今，人与人之间缺乏关心与信任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人人眼中只有自己没有他人，到最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愈加疏远。吉登斯就将信任缺失看作是产生自我认同危机的重要原因，而信任的重建则能够使人获得自我认同。在作品中，许三多是关爱他人的，并且通过对他人的关爱也获得对自己的价值肯定。当他进入钢七连后，和伍六一的关系很差，后者屡次嘲笑他，并将其视为全班的拖累。但是，当伍六一、成才和他一起争取A大队的三个名额时，许三多明知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也要背着受伤的伍六一奔向终点，真正做到了对他人“不抛弃、不放弃”，成为作品最感人至深的片段之一。也正是许三多对伍六一的“不抛弃、不放弃”，赢得了后者的友谊和尊重，就像伍六一所说的——这不是友情又是什么呢。对于老乡成才，许三多依然是充满关心和信任的。为了怕对成才不利，在演习中他拼命追赶并捉住袁朗；为了能够让成才留在A大队，多次去求袁朗。这些让他最终赢得了一直瞧不上自己的成才的佩服和尊重。除了对个体的关心之外，许三多“不抛弃、不放弃”的精神还体现在对战友的信任和对集体的责任。他相信自己的领导、战友，他可以把每一次演戏都当成真实的。他对自己的集体有责任心，为了给班级争取荣誉，坚持腹部绕杠333个，打破了连队最高纪录；在演习只剩下自己一个人时，他将毒气车开到城外，在最绝望的时候尽了最大程度的努力；为了完成演习任务，配合队友，即便是从高空摔伤也依然坚持完成任务。值得一提的是，每一次从一个环境换到另一个环境时，许三多都充满着留恋和不舍，体现出他对集体的认同感，具有集体主义精神。在这里，意识形态的运作在于让受众看到，它所提供的价值信仰——也就是附着在主人公身上的价值系统——能够使主人公获得友情、尊重，实现最后的成功，受众认同了里面的人物，也就认同了他的价值信仰，从而也能够对抗现实中的价值焦虑。

    意识形态赋予人存在的价值，给予人生存的意义。人类作为“漂浮着的能指”，时刻面临着基本生存和价值焦虑的威胁，意识形态则能够将其锚定下来，并建构为自己的主体，从而对抗了焦虑。电视剧《士兵突击》巧妙地将“不抛弃、不放弃”的价值观念融入于作品之中，通过意识形态的缝合，让受众接受了这一理念，对抗了焦虑，振奋了人心，鼓舞了力量，为不可多得的电视剧佳作，值得创作者们借鉴。

    参考文献：

    [1][2]梁圆圆，孟祥睿.罗洛·梅焦虑理论述评[J].科教导刊，2011（6月中）.

    [3][7][8][9][10]（美）卡伦·霍尼.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M].冯川，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11：62，211，65，65，68.

    [4]（美）蒂利斯.存在的勇气[M].王作虹，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29-30.

    [5]徐海龙.好莱坞电影的意识形态与文化[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13.

    [6]林金芳.缓解社会焦虑应有制度化渠道[N].中国青年报，2006-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