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激励与出版活力

    仝冠军

    出版产业的发展，无疑要遵循产业发展规律。我国出版产业发展到今天，产业改革已不囿于边缘问题的零敲碎打，较为容易的问题都已基本解决，改革正逐步推及核心区，一堆难啃的骨头就摆在眼前，而股权激励就是其中最受瞩目的骨头之一。

    其实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已经可以观察到出版产业下一步的发展趋势了。《决定》称，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投资项目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出版产业要引来民间资本已是大概率事件。不断降低准入门槛，弱化行业壁垒，引入外部资本，必将导致现有出版产业体制机制的重大变化，尤其是用人机制和分配机制的变化。《决定》还进一步指出：“继续推进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加快公司制、股份制改造。对按规定转制的重要国有传媒企业探索实行特殊管理股制度。”特殊管理股制度的提出，无疑为混合所有制的架构和股权激励制度的推行，扫除了出版导向问题上的最大顾虑，增加了一道文化安全的防波堤。

    出版业内对股权激励的另一个顾虑，是所谓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其实，股权激励的核心，是通过经营者获得公司股权形式给予企业经营者一定的经济权利，使他们能够以股东的身份参与企业决策﹑分享利润﹑承担风险，从而勤勉尽责地为公司长期发展服务的一种激励方法。通过股权激励，不但不会造成原有国资的流失，反而会更大程度地保障国资的保值增值。现在已经上市的出版企业，都在积极探索和实施职业经理人制度。职业经理人和股东（出版集团，或更上一层的财政部门、国资部门）实际上是一个委托代理的关系，股东委托经理人经营管理国有资产。然而在委托代理关系中，由于信息的不对称，股东和职业经理人之间的契约并不完全，需要依赖职业经理人的“道德自律”。这是因为股东和职业经理人的追求目标并不一致。股东的目标是手中股权价值的最大化，经理人则追求绩效的最大化。股权激励制度的提出，就是为了抵御这种“道德风险”，为了通过激励和约束机制来引导和限制经理人行为。

    在传统的激励方式中，职业经理人的工资具有相当的稳定性，与公司目标业绩的关系非常密切。奖金一般以双效业绩考核来确定，与公司的短期业绩表现关系十分密切，但与公司的长期价值关系不明显。这就导致一个问题，即经理人有可能为了短期的财务指标（这与经理人的薪酬直接挂钩）而牺牲公司的长期利益。从股东投资角度来说，其更关心公司长期价值的增加，而不仅仅是短期财务指标的实现。因此，为了使经理人和股东的利益追求尽可能趋于一致，股权激励就是一个较好的解决方案。通过使经理人在一定时期内持有股权，享受股权的增值收益，并在一定程度上以一定方式承担风险，可以使经理人在经营过程中更多地关心公司的长期价值。股权激励对防止经理的短期行为，引导其长期行为具有较好的激励和约束作用。

    股权分置改革完成以后，股权激励受到了越来越多上市公司的认可，并将其视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市值管理的重要工具。良好的股权激励制度，使企业的管理层从职业经理人变为公司的所有人之一，股东与经理人身份的融合，大大增强了经理人的薪酬责任感。天舟文化董事长肖志宏就认为：“对于文化创意企业来说，稳定的人力资源和专业人才十分重要，公司给予高管团队和核心技术人员的股权激励较为充分，防止了人才流失。”

    20世纪初，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夏瑞芳邀请张元济执掌企业时，不但给出了月薪三百大洋的优厚薪酬，更是直接请张元济入股，变为商务印书馆的重要股东之一。浓厚的文化使命感和薪酬责任感，使得张元济带领一个印刷作坊一跃成为东亚最大的出版机构。而不少知名作者，也都乐于接受商务印书馆把他们的稿费换成股票的做法，终身和商务印书馆不离不弃。这种股权运作模式，真值得我们好好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