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激励与出版活力

    仝冠军

    出版产业的发展,无疑要遵循产业发展规律。我国出版产业发展到今天,产业改革已不囿于边缘问题的零敲碎打,较为容易的问题都已基本解决,改革正逐步推及核心区,一堆难啃的骨头就摆在眼前,而股权激励就是其中最受瞩目的骨头之一。

    其实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已经可以观察到出版产业下一步的发展趋势了。《决定》称,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投资项目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出版产业要引来民间资本已是大概率事件。不断降低准入门槛,弱化行业壁垒,引入外部资本,必将导致现有出版产业体制机制的重大变化,尤其是用人机制和分配机制的变化。《决定》还进一步指出:“继续推进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加快公司制、股份制改造。对按规定转制的重要国有传媒企业探索实行特殊管理股制度。”特殊管理股制度的提出,无疑为混合所有制的架构和股权激励制度的推行,扫除了出版导向问题上的最大顾虑,增加了一道文化安全的防波堤。

    出版业内对股权激励的另一个顾虑,是所谓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其实,股权激励的核心,是通过经营者获得公司股权形式给予企业经营者一定的经济权利,使他们能够以股东的身份参与企业决策﹑分享利润﹑承担风险,从而勤勉尽责地为公司长期发展服务的一种激励方法。通过股权激励,不但不会造成原有国资的流失,反而会更大程度地保障国资的保值增值。现在已经上市的出版企业,都在积极探索和实施职业经理人制度。职业经理人和股东(出版集团,或更上一层的财政部门、国资部门)实际上是一个委托代理的关系,股东委托经理人经营管理国有资产。然而在委托代理关系中,由于信息的不对称,股东和职业经理人之间的契约并不完全,需要依赖职业经理人的“道德自律”。这是因为股东和职业经理人的追求目标并不一致。股东的目标是手中股权价值的最大化,经理人则追求绩效的最大化。股权激励制度的提出,就是为了抵御这种“道德风险”,为了通过激励和约束机制来引导和限制经理人行为。

    在传统的激励方式中,职业经理人的工资具有相当的稳定性,与公司目标业绩的关系非常密切。奖金一般以双效业绩考核来确定,与公司的短期业绩表现关系十分密切,但与公司的长期价值关系不明显。这就导致一个问题,即经理人有可能为了短期的财务指标(这与经理人的薪酬直接挂钩)而牺牲公司的长期利益。从股东投资角度来说,其更关心公司长期价值的增加,而不仅仅是短期财务指标的实现。因此,为了使经理人和股东的利益追求尽可能趋于一致,股权激励就是一个较好的解决方案。通过使经理人在一定时期内持有股权,享受股权的增值收益,并在一定程度上以一定方式承担风险,可以使经理人在经营过程中更多地关心公司的长期价值。股权激励对防止经理的短期行为,引导其长期行为具有较好的激励和约束作用。

    股权分置改革完成以后,股权激励受到了越来越多上市公司的认可,并将其视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市值管理的重要工具。良好的股权激励制度,使企业的管理层从职业经理人变为公司的所有人之一,股东与经理人身份的融合,大大增强了经理人的薪酬责任感。天舟文化董事长肖志宏就认为:“对于文化创意企业来说,稳定的人力资源和专业人才十分重要,公司给予高管团队和核心技术人员的股权激励较为充分,防止了人才流失。”

    20世纪初,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夏瑞芳邀请张元济执掌企业时,不但给出了月薪三百大洋的优厚薪酬,更是直接请张元济入股,变为商务印书馆的重要股东之一。浓厚的文化使命感和薪酬责任感,使得张元济带领一个印刷作坊一跃成为东亚最大的出版机构。而不少知名作者,也都乐于接受商务印书馆把他们的稿费换成股票的做法,终身和商务印书馆不离不弃。这种股权运作模式,真值得我们好好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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