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德炉之谜

    

    

    

    《红袖添香夜读书》

    院中腊梅几支花，案头宣炉一炷香。红泥火盆映雪夜，琴瑟娇娘暖玉堂。

    宣德炉从一诞生，就成了千古之谜。

    人们对宣德炉甚是宠爱，并尊敬为“文房首器”，即便是近六百年后的时下，亦是趋之若骛，若想寻得一尊称心如意的好炉，已经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了。古话就有“百家诸器易得，宣炉佳器难寻”的慨叹，以至于自古就没有停止过仿造，乃至于宣德炉的真假新老，甚是难辨。以至于宣德炉的存世数量，更是无法说得清楚，成了千古之谜。

    宣德炉的崇高地位

    除了宣德炉之外，就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全部器物，没有任何一种器物是以皇帝年号命名的，也更没有任何一种器物、即便是新近仿作的，仍然是叫原来的老名称。这种现象，在中国乃至世界上，也是个绝无仅有的特例——宣德炉。

    至于景泰蓝一物，倒是现今制作的也叫景泰蓝，这点上颇似宣德炉只是从根上就出现了问题。早在中国的宋代，景泰蓝在波斯一带已经有了。俄罗斯所生产的景泰蓝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其华美精致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无可比拟的，这在圣彼得堡的博物馆中，很有些让人们大开眼界的物件。我曾经上手过两件十七世纪的器物：一件是长流细颈的酒壶，一件是高大华贵的尊，其东正教的俄罗斯味道很浓烈，掐丝与填料精妙鲜亮，高贵与精美无与伦比。蒙古人统一了中国，建立了元朝之后，其强大的铁蹄踏遍欧亚，带回来许多先进的技术与文明，景泰蓝这才从波斯进入中国。

    所以景泰蓝是个异域的器物品种，不像宣德炉的源流那样，源于中国两座文明之巅的：夏商周的青铜器文化、宋代的瓷器文化。由于元代与明代早期所作景泰蓝器物，都不加款识，导致后来者（包括明代的景泰年间）纷纷改造加款，冒充为本朝的器物。甚至还有将几件残破的旧物予以拼凑，造成许多景泰蓝古器物，不伦不类，叫不出是何等名称，查不出为何等用途。就景泰蓝器物本体而言，不啻是一种精美的物类，且亦以永乐、宣德年间的官器为好。

    可见，景泰蓝无论是源流、在中国之诞生、还是制作的发扬光大，都不能算是景泰年闸的产品，更不是中国文化的正统。又怎么能与正宗的宣德炉文化并论呢？

    帝王将相、文人雅士们的最爱

    至于宣德炉的烧炼把玩，安置使用，鉴赏藏玩、学问研究等等，一直是个世世代代藏玩宣德炉者的瓶颈课题。

    然，宣德炉有如此高贵的出身，又得到古来帝王将相、文人雅士们的宠爱歌颂，不但重资求购，四下寻访，每得佳器，欣喜若狂，沐浴焚香，礼拜入藏。甚至于若是闻有好炉，不辞万里跋涉之艰辛，专情前去求购，即便不得，一睹尊颜亦然满足。且又著书立说，诗文歌颂，历朝历代，又留下来多少为人称道的名人逸事呢。

    明清两代的许多皇帝都非常尊崇宣德炉，嘉靖、正德、崇祯、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等等，都不但国家大量仿制，且親自日常用度，乾隆皇帝还将其“宣德炉三谱”收入《四库全书》，连“三希堂”内，都安置用景泰蓝工艺仿制的“连虬卧蚕彝炉”。明代文人大画家文徵明祖籍吴中，长于三湘，后来归宗故里吴中，以擅长书画，成为吴中才子之首，其日用宣德炉甚是痴迷，尤觉不甚满足，便求访松江名匠仇姓音观，为其定制“衡山”款识的筒式戟耳炉，铜银金合冶，使炉成为天下第一色：“水白色”。明末“四公子”中的方以智、冒襄都是此中痴情之人。清代名臣大学者阮元，广集青铜器、宋代书画与瓷器，却是以“文房首器”的宣德炉尊置案首，常年红袖添香夜读书。李鸿章不但以宣德炉相伴公私，且为了排挤左宗棠，到琉璃厂重金购买宣德炉，贡献给老佛爷慈禧太后，于凤颜大悦之后终于达到了目的。即便是他的恩师曾文正公国藩，不但己用，家中及祠堂亦然高享着。我在去年上海见到落款“天伦之乐”的冲天耳宣德炉，当是明代之物，款侧为后刻的曾家祠堂字样，此器昔年我曾在长沙上过手，因为索资太贵，放弃。

    宣德炉的客观存在与数量

    由于宣德炉的出身高贵，又有历代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们的挚爱，此上行下效的举国文化现象，便与青铜器、宋瓷一样，如那唐诗宋词般，使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痴迷，乃至于世界、古今。也就是当然的事情了。关于宣德本年制作的所谓真“宣德炉”的问题，一时半会难以明确，倒是中国台北故宫有两尊，北京故宫也有数尊，《钟鼎茗香》（一）、（二）中各有三两尊，已是入了许多人的法眼，只是尚有些研究空间，有待众家继续努力罢了。

    关于宣德炉的数量，也一直有些争议，有的说五千，有的说一万，有的说一万八千，有说两万的，也有说更多的，总是不得明确。我对宣德炉现有的、且能查到的所有文字资料，作了一些梳理，还是可以有一个相对科学的数量。

    赵汝珍的《古玩指南》认为：宣德炉仅铸造了五千具，书中也无有注明相关出处。而就现今我们所知晓的数量，以明代早期的遗存看来，赵汝珍先生的数量无有依据，不合古代文案记载的数字，却讹传了近一个世纪。青铜器的名称、仪轨与寓意，直到现今，我们也都是依据宋代“五谱”而论的，即《考古图》、《宣和博古图》、《祥符礼器图》、《元丰礼器图》、《绍兴礼器图》。至今，依然有些近年来出土的青铜器无有名称，现今的专家们竟然也很难给定出一个科学的名称来。以至于青铜器在文化深层挖掘与突破方面，尚无有什么创新。

    古人做学问有局限，今人做学问也有局限，人类正是在不断地突破局限，在不断创新中前进的。任何时候，任何人，任何民族，如果只满足于现状，只躺在古人的成果上原地踏步，将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没有希望的国家。历史的进步，是以突破与创新而进步的。

    突破和创新是建立在：重视和继承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实现的。

    宣德炉也有“三谱”，即《宣德彝器谱》（三卷本）、《宣德鼎彝谱》（八卷本）、《宣德彝器图谱》（二十卷本），此三种图谱中，都明确记载了宣德炉分两次铸造，首铸“宣炉三谱”数均为三千三百六十五具。补铸分别为：三卷本“四百具”，八卷本“一万五千六百八十四具”，二十卷本“一万五千具”。前者计三千七百六十五具。后二者合计皆为一万九千具左近。相对来说，作为国家作器，不会太少，否则，损坏遗失，如何补就？仪规所制，各地都要配置，又必须到位，故一万九千具左右，当为可信。

    刘锡荣

    中国传统文化学者、收藏家、作家、经济学家，师承“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汪曾祺先生，亦曾经得到过沈从文先生的指点，是中国文学与文博界、经济界的跨界大家。代表性著作《钟鼎茗香》（一）（二）（三）（四）、《万象沉烟》、《俪松居遗珍》、《荣斋札记》、《荣斋随笔——文博篇》、《荣斋随笔——风雅颂篇》、《荣斋随笔——荣斋词画》等。

    我就三种“炉谱”中的金属材料作了测算。去除非金属材料部分，去除正常损耗，再去除大小两头的之后，加权平均，以流通量最多的两斤一尊计算，宣德炉的数量在一万八千尊左右，当为可以采信的合理数量。如此看来，就像马未都先生为《钟鼎茗香》（二）所作的序言：古人作学问都有局限……还是很有道理的。马未都先生在《马未都说收藏》，贾文忠先生为中国书店出版的《宣德炉彝器谱》序中，皆以一万八千尊为采信，著入文章。又与《四库全书》入载相符，境内外的研究者与藏玩家们，也大都无甚新的说法。

    赵汝珍先生的五千尊之数，自然是靠不住的了。

    美好的文化产品大都是盛世的结晶

    中国的古代艺术品，实际上，就是古代工业和经济状况的真实反应，客观上，也是国家整体实力的缩影：凡是盛世时期，所作物件（即产品），大都因为市场需求旺盛价格可以高企，生产产品时自然不计工本，品质皆优。所以大唐盛世的金银器、宋代的书、画、瓷器亦是极尽奢华，文学作品的伟大成就，更是空前绝后，乃至于：唐诗、宋词、元散曲、元杂剧都登上了中国的文化之巅。乾隆时代的工业文明，使得中国一千多年的资本主义发展，更加成熟。在著书立说、大修古代辞书典籍的同时，又编纂《四库全书》，使得中国的封建文明，发展到顶点。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

    盛世的文明，是历史积淀的客观存在。

    同样，国家经济与文化，发展到鼎盛之际，也是国力开始滑坡的初始，回首世界及各国的历史，一个王朝的盛衰，几乎大都没有超过三百年的，这倒颇合“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古训，虽然这古训是针对黄河的箴言。

    自然，漢、唐、宋、元、明、清盛世时期等所造之器物，精美程度要比各个朝代晚期的好得多。

    宣德炉正是明代永乐、宣德盛世时期的文明结晶，文化巅峰，工业生产技术发展到最高阶段的文化产物。

    关于“宣德炉三谱”

    中国自古就“言必上三代”（指青铜器文化），“行必礼乐诗书易”（指周礼、韶乐、诗经、尚书、易经等），崇尚早期淳朴的文明，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这在对于文明载体的器物方面，尤为突出。就现今看来，除了宋代为青铜器树碑立传的“五谱”外，也就只有宣德炉有“三种图谱”，为之树碑立传了。除此之外，又有何等器物者，得此学问？有此殊荣？

    “宣德炉三谱”从圣旨、司职、材料、工匠、造型、寓意、使用、时间、数量、分配、等等于以详细阐述，即便是宋代为青铜器所作的学问，也没有明、清时节的人们，对宣德炉所作的学问如此的博大精深。许多年来，许多不求甚解的人们，在无有任何依据的前提下，妄加否定，都不符合科学的态度。

    如果客观存在的现实与实物，被人们毫无根据的，拍着脑袋想当然地，否定宣德炉的理由能够成立的话，依据这一逻辑，那么：

    宋代为青铜器所作的“五谱”，亦当予以否定才是。

    就中国古代的工业文明、文化文明、艺术品文明目前看来，完整系统的文字加图例的，只有宋代为青铜器作的五种“博古图”，明清时期为宣德炉作的三种“彝器图谱”。尽管它们都不是很完善，但已经自为体系，当是极为难能与珍贵的了，即便千余年后的今天，我们还是在青铜器的考古认定方面，依照“宋代五谱”考证命名。玉器（还早于青铜器）和瓷器的数量、品种等，更是浩如烟海。陶器、珐琅、家具、佛像、漆器、竹、木、牙、雕等等，虽然有些图录，却都没有形成有理论系统的图谱。当然，书、画的字帖与画谱亦是极多的。本文只就作为立体器物议论而已。将平面的和立体的艺术品区别开来，是古今中外通行的学术模式。

    既然有了宣德炉的“三种图谱”，又有明代高濂的《遵生八笺》，文震亨的《长物志》，项子京的《宣炉博论》，清代皇家的《四库全书》，《沈氏宣炉小志》；又有近现代民国邵锐茗生的《宣炉汇释》，赵汝珍的《古玩指南》；当代王世襄的《自珍集》，刘锡荣的《钟鼎茗香》、《钟鼎茗香二》、《俪松居遗珍》等等著作，都还是很可以做些依据的学问，相信不用太久，宣德炉的许多谜题，都会一一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