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大夫”探微
刘锡荣
“士大夫”产生的背景与必然
自西周以来，周王实行分封制。衰微的东同王族根本无法驾驭逐渐强大的各地睹侯。此等情状，孔子认为：“礼崩乐坏”，“天下大乱”，“人心不古”，在各国间游说，希望或是要求大家“克己复礼”。可天下诸侯早已纷纷“招贤纳士”、“礼贤下士”。他们将“贤”者请来，以礼相待，尊如上宾。而且对于拥有“一技之长”之人不论出身、开门纳入，这些人大都出身寒微，也就是所谓“士”。从“招贤纳士”、“礼贤下士”，这两个成语来看，我们可以明显地判断出“大夫”与“士”的“天壤之别”。
战国中期，齐、秦、楚等成为强国，而地处中原的韩、魏也极尽战略、谋略，施展手段，借以富国强兵，扩大地盘，巩固政权。而最终形成了“齐、楚、燕、韩、赵、魂、秦”等强国，史称“战国七雄”。当然还有“春秋五霸”，他们的说法大致有《史记》“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荀于·王霸》中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
何为“大夫士”？何为“士”？
何为“大夫”？何为“士大夫”？
“大夫士”
士与大夫是两个范畴。“士”的群体远远低于大夫群体，是排在大夫之后的。战国典籍中表示等级序列仍用“大夫”远远高于“士”。《荀子·礼论》载：“大夫士有常宗。”《吕氏春秋·上农》载：“是故天子亲率诸侯耕帝籍田，大夫士皆有功业。”“大夫士”与“士大夫”，表面只是前后颠倒了顺序，实际上反映了一个重大变化：大夫士强调的是等级，即王侯亲族出身的贵族。而士大夫指的是一個政府管理阶层，它的特点是知识分子和官僚的混合体。
“壮士”
回望春秋战国之际，令人印象深刻当属“壮士”了。那时候的游侠们应该是最初的武士，时称“壮士”。
《史记·刺客列传》中记载了许多刺客，其中最为有名的是“四大刺客”——“鱼腹藏剑”的专诸，“姐弟皆忠烈，聂政剌韩王”的聂政，“斩衣作复仇”的豫让，“图穷匕首见”的荆轲。
这些忠勇的壮士们“舍命为君子”，因刺杀而被载入史册，名标青史。也为我们留下了经典的成语故事、历史典故。这些经典既有丰厚的文化底蕴，又具有文学价值，更有历史发展的脉络，还能为我们提供天道自然，做人做事的哲理。
“文士”（策士）
另一类是“文士”，随着历史的发展，文化与教育不断普及，文化人越来越多了，文字作为工具，除了国家有计划地记载和出版物，民间的文士们大量出书，以至于文士们的浪漫故事就多起来了。
“士大夫”
士大夫阶层的萌生与发展，要比孔子学说中的相关论述早得多。
孔子是集那个时代儒学的大成者。孔子对于“士大夫”的说法一直是经典。其实由于睹多方面的制约，使得他们的思想难免具有局限性，后人也极少质疑。孔子在这一问题上忽略（或者至少也是淡化了）了“士大夫”们的功利目的。
春秋战国是一个“建功立业”的时代，只要有志向的，无论何人，都是为了施展自己的抱负而努力奋斗。那个时代的士与大夫们的许多行状，都不符合儒家的“仁”与“尊、卑”。春秋战国是一个动荡与变革的时代，诸子百家的许多理念行为都不能综合概括“士大夫”的种种行状。
早期的士大夫阶层是以儒、道两家的学说为基础的；汉魏以后释家学说也逐渐融入其中了，所谓的“三教合一”，隋唐时期基本得以完整了。从而也就支持了“士大夫”这一综合或是复杂体的阶层。可见，“士大夫”阶层的实际模型与概念，与孔夫子所诠释的概念有着许多区别。
孔子的《论语·子路》：“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这就是说只要忠君爱国又严于律己的人，就能称为“士”。“士”的德行修养、经济实力都要比“君子”低，可以说“士”是追求上进，建功立业，有志于成为“君子”的人。
可见孔子“士”的理论标准，证明春秋时期士人依然处于社会的底层，处于奋斗阶段，远远没有达到后来“士大夫”之高度。
春秋战国各国王与侯任用谋士、策士、壮士进行“纵横捭阖”。例如挂“六国相印”的苏秦以及秦国的张仪。
士的不同的思想、观点使得儒、道、墨、法、诸子百家粉墨登场，综合成了我们最为自豪的“百家争鸣”，使得这一时期文化大繁荣。
“士”的阶层始终在变化重组，儒法两家的学术理念与实用性，最终成为“士”的主流理念与精神：儒家通过张扬“道”的无上崇高，纲常的有序规范，加上系统的学说教育，在精神上灌输给统治者和百姓，最后使得儒家思想得以成为中国的正统思想。而法家的“严刑峻法”以及完整的实施手段，有效的规范准则，成为了儒家思想体系的卫道士。二者天衣无缝的结合，成为实用价值最高的管理体系，从而服务于统治者，成为江山社稷长治久安的有效机器。
何谓“文以载道”？“士”将文字、文章集之成为的书本，学术思想与谋略，到处传播，游说天下。这些掌握文字工具的群体，逐渐形成了一个极为特殊的阶层，并且被统治集团所吸纳。将近四百年终于构成了最具传奇的新兴阶层——士大夫阶层，一直活跃在历史舞台。而真正确立其历史名分的当是汉武帝。东汉时期，由于社会安定，军功入仕的升迁通道荡然无存，科举制度应运而生。经唐、宋、元、明、清的逐步发展，到了明代科举制度已经相当完善了，并且成为了士人们唯一的“出将入相”的门径。
分而言之，无论在春秋以前或战国，或是秦、汉。大夫都指有一定官职和爵位的人，社会地位比士高。春秋时期的大夫，大部分是靠宗亲分封而来的，并且是世袭的。战国时期的大夫正演变为官僚体系中的一些职位和爵位，大夫中逐渐出现了不再是全靠宗亲分封，有世袭的，有不再是世袭的。出现了许多由士建功立业之后升上来的“士大夫”群体，并且逐步改变了统治集团的人员结构、治国理念，也为后来统一中国的帝制政治体制，打下了极为良好的政治基础。
“士大夫”的兴起与鼎盛
春秋战国时期，天下由大乱到统一，历时四百年左右，这期间最为活跃的是“纵横家”、“四君子”们，以他们为主线，可以串联、了解这四百年的兴衰沉浮。
纵横家：苏秦与张仪
纵横家是个自我价值最大化的群体。其先祖是鬼谷子。他们合纵连横，朝秦暮楚，事无定主，反复无常。他们以政治需要为一切行为的出发点。《汉书·艺文志》将“纵横家”列为“九流”之一，汉代应邵《风俗通》有一段对纵横家的精辟的描述“鬼谷先生，六国时纵横家，知大局，善揣摩，通辩辞，会机变，全智勇，长谋略，能决断。无所不出，无所不入，无所不可。”苏秦與张仪应当说非常全面的贯彻了这些要义。
战国时期的纵横家多出于韩魏。
司马迁在《史记·张仪列传》中说；“三晋多权变之士，夫言纵横强秦者，大抵皆三晋之人也。”如张仪、公孙衍、范睢、姚贾，苏秦与苏代、苏厉兄弟等等。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亦称：“春秋以降，诸子并立。……故河北、关西，无复纵横之士。韩、魏、陈、宋，地界南北之间，故苏、张之横放（原注：苏秦为东周人，张仪为魏人），韩非之宕跌（非为韩人），起于其间。”《汉书·邹阳传》：“邹鲁守经学，齐楚多辩知，韩魏时有奇节。”《战国策·秦策三》载秦王曰：“寡人欲亲魏，魏，多变之国也，寡人不能亲。”这既取决于当时险恶多变的各国形势，也和当地善于机巧权诈的民风相关。
张仪连横之术从东边最为弱小的韩国下手。《战国策·魏策一》中载有张议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过三十万人”。韩的疆域在七雄中最小，且多山，土地瘠薄，不利于发展种植业，国家因此贫弱。《战国策·韩策一》又载张议为秦连横说服韩王说：“韩地险恶，山居。五谷所生，非麦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饭藿羹；一岁不收，民不厌糟糠；地方不满九百里，无二岁之所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过三十万，而厮徒负养在其中矣，为除守徼亭障塞，见卒不过二十万而已矣”。
韩、魏两国位于天下之中，四面受敌，尤其是被东边的齐、西边的秦、南边的楚，三强包围，在军事上处在极为不利的状态。《韩非子·存韩》曾言：“大韩，小国也，而以应天下四击，主辱臣苦，上下相与同忧久矣。”《战国策·魏策一》载：“梁南与楚境。西与韩境，北与赵境，东与齐境，卒戍四方，守亭障者参列、栗粮漕度，不下十万。魏之地势，故战场也。魏南与楚而不与齐，则齐攻其东；东与齐而不与赵，则赵攻其北；不合于韩，则韩攻其西；不亲于楚，则楚攻其南。此所谓四分五裂之道也。”《吴子·料敌》亦载魏君日：“今秦胁吾西，楚带吾南，赵冲吾北，齐临吾东。燕绝吾后，韩据吾前。六国兵四夺，势甚不便，忧此奈何？”
就史实看，若没有大国支持，韩、魏根本无法与其它强国（齐、秦、楚）对抗。公元前318年，五国合纵的战略同盟，最终还是被秦国所破。“纵横家”们的“纵横捭阖”的较量，最终为大秦的统一拉开了历史大幕。
战国四君子
（一）平原君
平原君即赵胜，因仁德贤能而闻名于世，礼贤下士，门下食客数千人。起初是赵惠文王的相国，后又做了赵孝成王的相国。公元前259年，秦军进围邯郸，赵国派平原君向魏、楚求援。毛遂自告奋勇随平原君去楚国说服了楚王。楚王派春申君率军救赵。援军到来之前，邯郸城内兵困粮尽，平原君尽散家财，发动民众与士兵坚守城池。
典故：毛遂自荐
平原君出使楚国，和楚王对谈毫无结果。毛遂便带剑上前：“合纵利弊，一言难尽，你们从早上说到现在，毫无结果？赵国危在旦夕……”楚王说：“我和你主人说话，你是谁？你来干什么？”毛遂提剑再上前去，厉色说：“大王当着我的主人喝叱我，不过仗着楚国人多，这十步之内，大王的性命在我手里。楚国强大，天下没有对手，白起只是小子而已，但攻下殷都，烧了夷陵，侮辱了楚国先祖，这是楚国的耻辱。赵国都为楚国羞辱，但大王倒不觉得可恶。合纵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大家。我主人在这，你无权喝叱我。”楚王被毛遂说服，同意与赵国结盟，并派春申君领兵前去救援，两国缔结盟约。
（二）信陵君
魏无忌，战国时魏国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因封地于信陵，所以后世皆称其为信陵君。魏无忌处于魏国走向衰落之时，仿效孟尝君田文、平原君赵胜的济世辅政方略，食客三千之多。他强军护国、礼贤下士、扶困济危，两度击败秦军，分别挽救了赵、魏两国危局。但屡遭魏安釐王猜忌而未能委以重任。最后被魏王剥夺了兵权，迫使其赋闲在家，壮志难酬，于公元前243年不治而亡。
典故：窃符救赵
秦国进攻赵国，围困邯郸，平原君代表赵国向信陵君求救，魏王被秦王恐吓得不敢出兵相救。平原君便率领门客及家兵前去救赵。友人侯赢建议说：“晋鄙的兵符经常放在魏王的卧室里，只有偷出兵符来才能率领军队救赵。魏王宠爱的如姬父亲被杀，如姬有志无力，魏王为如姬报伍，也未如愿。公子将仇人的头献给如姬，如此，你北可救赵，西能抗秦，这是春秋五霸的伟业啊！”魏无忌听从了侯嬴的谋略，请如姬帮忙。如姬果然盗出了兵符。
侯赢又交代：“如果拿到虎符，就让我的朋友屠夫朱亥跟您一起前往，这个人是个大力士。如果晋鄙听从则罢，如果不听就让朱亥击杀他。”魏无忌听后便哭了。侯赢问他：“公子是怕死吗？为什么而哭？”公子答道：“晋鄙是魏国勇猛强悍、富有经验的老将，我去他那里恐怕他不会听从命令，必定要杀死他，因此我难过得哭了，哪里是怕死呢？”于是魏无忌去请朱亥一同前往。
路上，朱亥说：“我不过是杀牲口的屠夫，可是公子多次登门问候我，我觉得小礼小节无甚大用。如今公子有了急难，这就是我为您杀身效命的时候了。”就与魏无忌一同上路。
魏无忌去向侯先生辞谢。侯赢说：“我理当随您一起去，但年迈了力不从心。您行至晋鄙军中的那一天，我面向北边自刎，以答谢公子的知遇之恩。”
（三）孟尝君
田文，号孟尝君，是战国时齐国的贵族。在齐国由强而衰的历史演进中，是个至关重要的人物。他一生跌宕起伏，颇具传奇。出于政治抱负与目的，不惜离开本国，到别的国家任职，甚至联合他国讨伐齐国。
孟尝君广招名士，门下食客数千人。秦昭王时曾入为秦相，不久逃回齐国，齐湣王任其为相国。他联合韩、魏击败楚、秦两国。齐湣王七年因田甲叛乱被牵连为湣王所怀疑，便称病辞职，回到封地薛。不久他又至魏国出任相国。再次施展谋略，联合秦、赵、燕，共同讨伐破齐。直到齐襄王登基，田文才保持中立。
典故：鸡鸣狗盗
《史记·孟尝君列传》记载；孟尝君田文出使秦国，被扣留。其门客中有一人钻狗洞入秦王宫偷得裘皮大衣，隔天又献给秦王爱妾，孟尝君这才得以解放。孟尝君害怕秦王反悔变卦，于是连夜率隨从仓惶开拔，函谷关还未到开门时辰。着急之际，鸡鸣之徒模仿鸡叫，惹得城内、郭外的鸡也跟着叫起来，守城的士兵被骗开了函谷关城门，孟尝君逃回齐国。
（四）春申君
黄歇是楚国江夏人，游学博闻，奇思善辩，是战国时代著名的政治家。楚考烈王元年以黄歇为相，封为春申君，赐淮北之地12县。公元前238年，楚考烈王病逝，春申君前去奔丧，李园令人埋伏于棘门之内，杀死春申君及其全家。又据《越绝书》表明春申君是在楚幽王之时为幽王所杀，春申君封地吴。
典故：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此句成语出自《史记·春申君列传》。春申君黄歇担任令伊期问，但实权却为楚王亲信李园掌控。李园奸诈诡谲，一直图谋阴杀春申君。春申君食客朱英，多次进劝春申君杀了李园以绝后患，春申君不听。后李园派刺客把春申君杀了。事后人们议论说：“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是说春申君遇事没能当机立断，导致了自家的杀身之祸。后来被人们引当做应该决断的时候反而犹豫不决。
“士大夫”分列与没落，逐渐向职能官过渡
经春秋战国后，四百年的硝烟在成就了“士”与“大夫”们的名利之后，自汉代伊始，此前以军功出将入相的途径逐渐渺茫，尤其是社会地位相对低下士人升迁的机会少了，政府又需要大量的管理人才，在汉代中晚期，科举制度逐渐发展起来。以后的历朝历代都“科举取士”，构成了中国传统的教育体系。可是在汉魏六朝之间，一些不得志的士人举起“达则兼济天下，不达则独善其身”的旗帜，他们“隐居山林”，“啸傲山林”，“清谈误国”，“放荡不羁”，构成了那个时代的风景线。
这时的高士是奇葩，陶渊明、“竹林七贤”的刘伶便是最好的例子。
大（dài）夫，古代官名。先秦诸侯国中，国君之下有卿、大夫、士三级。大夫世袭，有封地。后世遂以大夫为一般任官职之称。秦汉以后，中央要职有御史大夫、谏议大夫、中大夫、光禄大夫等。隋唐以后以大夫为高级官阶之称号。至唐宋尚有御史大夫及谏议大夫之官。至元、明、清废除。周王朝时“大夫士”转化为“士大夫”，反映了这一阶层势力的提升，是分封制变革到封建制的特征之一。而宋代的管理机制相对完善，既继承了唐代体质，并且将早先的医官也纳入其中改为大夫，后世也一直沿袭了这个称谓，区别在于后来的大夫没有官职，只是一个职业泛称。
士大夫的精神与生活
士大夫阶层的文化修养决定了他们地位与高度。他们是中国文化的主体群体，也是文学、书法、绘画、篆刻、收藏等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创造者。
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高度肯定了士大夫与士大夫精神。他所肯定的士大夫精神——文以载道。而何为此道？其实就是天道、大道，是自然规律，是人类社会自古承袭下来的伦理道德，是人类共同尊崇自然法则下的运行原则。韩愈提倡的道有着明确的功利内涵，是既有上尊天道，又有下合人道的行为法则。
纵观历史，士大夫这个阶层大都有文化、有追求、有担当；有个人观、家庭观、家族观、民族观、国家观的群体；是一个可以为理想与抱负全力以赴的群体。这就是“士大夫”精神。
研究士大夫文化与士大夫精神，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现代人存在着精神或信仰上的迷失。我们呼吁有担当的中国传统“士大夫精神”。思想史学者朱汉民说：“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已逐步形成了一个对社会起主导作用的精英阶层。他们包括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成就，与这三大精英群体的贡献是分不开的……但是这个精英阶层具有普遍性的精神迷失。许多政治精英，不是用公共权力来服务人民，而是用其满足个人的无穷利欲。许多文化精英，不是在传承精神文化，而是利用精神文化来达到经济目的。许多经济精英更是缺乏精神追求，往往靠炫耀性消费来体现自身的价值和身份。这个群体丧失了对民众的人格吸引力和道德表率的作用。”朱先生以上观点是一家之言，虽然有些尖锐，却自道出了现状。
作为传承儒家文化与人文信念的核心人群，“士大夫”群体的价值观和自觉的实践精神影响了中国社会两千多年。这两千多年，“士大夫精神”虽经历了几多流变，但却有一个贯穿始终的精神核心，即士志于道。士大夫精神在中国经历了四个阶段，即秦汉时期的“士志于道”，坚守道德理想，追求高尚人格，承担社会责任；魏晋时期，率性自由，追求身体和心灵的愉悦；唐宋时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圣贤气象”；明清时期，圣贤兼豪杰的经世抱负和道德理想。士大夫精神绵延至今，应当成为中国社会文化再上台阶的精神力量，引导当下中国社会核心精神价值的正能量走向，成为每个文化人毕生发展的方向。
我们应该把我们民族值得自豪的那些文明与高贵，继续弘扬光大。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的汪曾祺先生他知识渊博，那怕是一杯“高碎”（茶），一盏“浑酒”（乡下米酿），也足以使他“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发现生活中的真善美，把它写好，即是你的学养”汪曾祺先生如是教我。沈从文先生也曾经有类似教诲，他们都认为“士大夫”是一个很是值得研究的课题。今天我有幸与读者分享这一课题，是恩师们的心愿，也是我的心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