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移人群的生存空间与身份认同
李娟
【摘 要】文化身份问题向来是电影与文化研究者持续关注和深入探讨的热门话题，本文试图通过香港导演许鞍华的《姨妈的后现代生活》与王小帅的《闯入者》两部作品的分析与解读，揭示在不同地域间迁徙的游移人群所面临的空间建构与身份想象的困境，两个角色作为这一人群的代表折射了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时空的转换所带来的身份认同焦虑。
【关键词】游移人群；文化身份；空间建构；家庭身份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01-0109-02
“九七”之后，困扰香港电影多年的文化身份认同问题再次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然而内地导演群中由于政治因素而呈现的文化形式的转型与历史流变之间的联动关系却被忽视，事实上，香港的主体性焦虑与重建及其和空间建构之间的关系同样流淌在内地影像中。2015年上映的第六代导演王小帅的作品《闯入者》聚焦于草根社区民众的日常生活，影片中所塑造的老邓背负了和香港导演许鞍华作品《姨妈的后现代生活》中姨妈相类似的文化身份的缺失，两个女性角色所构建的是融合了历史进程、阶级与文化差异、城市与乡村问题以及导演个人经历的凝结体，她们既不是漂流的异乡人，也不同于跨越民族的离散人群，而是在同一个国家中游走的，在不同地域中徘徊的，无家园无文化之根的游移人群。英国著名理论家约翰·汤姆林森曾指出“对于经历了多次迁移和流动的人群而言，“家园”已不是当下他们所处的地点，而是依附他们情感所扎根的地方。本文所聚焦的两个人物在“家园”定位的焦虑与挣扎正是能够引导我们重新关注不同社会关系和时空交叠中所承载的文化、历史与政治的深层内涵。
一、地理空间的虚化
身份总是维系在一个固定的地理中，我们通常称之为故乡，创造身份的过程是一个接纳的过程，是一个通过认同于不同的地域确定“我们”是什么的过程。纵观两部影片，两个角色虽然自认为是北京人和上海人，然而在影片中均为出现清晰的城市地标，没有语言的辅助下，很难通过地理空间判断出其所处的位置。《闯入者》中只有一闪而过的北京华贸中心，不是久居北京的人很难辨别，《姨妈的后现代生活》则是在姨妈要离开时才出现了上海的地标——东方明珠，两位导演对于城市地标的模糊处理暗示着对于老邓和姨妈而言，这两个城市与其他匆匆而过的城市并无差别，正如汤姆林森所言，当下的地点并非实质的“家园”，她们游走在这些城市，却并未将情感交付，也未曾与其形成充分的身份认同。在第二层地理空间——鞍山与贵阳两个城市的镜头中，采用了更为模糊的标识，地标是完全消失的，只是出现了筒子楼、山区道路、工厂等随处可见的无辨识度的建筑。两部影片在地理空间的呈现中采用了虚化，却进行了分层。这种特殊处理一方面是影像视觉层次的分切，另一方面以不同城市的地理空间的强烈对比暗示了不同的社会阶层的鲜明变化，这种分层为人物的移动过程设下了悬念，但从影片所呈现的结果来看，不论是鞍山和贵阳或是北京和上海，游移人群在所处的社会阶层上没有任何的改变，与此同时，在身份的创造中也艰难重重。
二、生活空间的压缩
当人对周围环境熟悉和适应时，只要有一定的感觉经验，就可以自如的生活，若经过空间的移动和边界的跨越，置身于陌生环境，随之而来的是个人身份认同的撕裂和困惑，能够从“多样文化身份”中受益的人多数是中上层阶级，他们有足够的资本和能力适应不同的环境，并对不同文化进行俯瞰对比，而底层人群面对极为复杂的新信息获取过程，他们将潜意识的进行抵制，并将固有经验组织起来，呈现出强烈的自我意识。影片中两个角色不论在哪一个城市都生活于最底层，她们的房子面积较小，处于拥挤不堪的旧街区，活动的主体区域是菜市场、老人院、公园，消费的场所是路边摊，交通工具是公交车（老赵），姨妈出行以步行为主。她们的生活空间是狭隘拥挤的，社会地位是底层边缘的，她们与上海和北京的繁华是格格不入的，老赵通过儿子们接触到了北京的其他“人群”：大儿子代表了经济状况较好的人群，小儿子代表了北京的先锋群体，从影片来看老赵与这两个群体的相处都充满了难以调和的矛盾。姨妈的标准英式口英遭到雇主的否定（上海开始流行美式英文），对于邻居水太太的不屑一顾，以及和菜市场老板吵架，都表现了她与上海各个阶层人群的矛盾。她们所经营的是想象中的“北京”和“上海”，秉持的原则和习惯也都是自我建构的属于“北京、上海”的特征。老赵和姨妈自我意识的强烈正是对于生活不适应的一种强有力体现。
三、历史空间的徘徊
国家政治格局的变化对于民众的影响远不止于所处地域的变迁，文化图景的快速转动更令人们应接不暇，两部影片呈现了两个在中国历史洪流中完全相反的极端形象，政治是国内80年代游移人群出走的根本溯源，两个导演对于政治给人物的影响进行了迥异的处理，但不论何种方式，女性在政治格局中的身份始终都是尴尬的，磨灭本性的迎合或逃避。王小帅作为内地导演，对于文革的体验是深入的，他为自己的女性角色注入了厚重的政治色彩，在大环境中，《闯入者》将一大群曾经位于政治工作链至今都迷失自我的人推向观众，以老邓为代表，他们身处异乡，质问政府的同时也是对历史的反问，对社会身份追寻失败的悲鸣；从个体人物的角度，影片将老邓塑造成一个典型的革命积极分子，在过分强调集体无意识的文革中，彻底消解了个体意识，沦为了历史的工具，她没有自我，为集体奉献了全部的生命。许鞍华在《姨妈的后现代生活》中作出了摒弃政治的选择，导演许鞍华和编剧李樯将原小说中老叶的丈夫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编，小说中老叶的丈夫是政治意味及其浓厚的一个人物，影片中则完全抹杀了其政治色彩，这样的处理一方面是起源于许鞍华对于内地文革历史经验的缺失，她对上海的认知均来源于生活经验，上海的裁缝、高档餐厅和百货公司抵达香港拼凑出了她对这个城市的认知图，这些冰山一角的内容让许鞍华附着在姨妈身上的是一个剥落了政治身份的不完整的个体；另一方面，许鞍华着力于人物生活力的呈现，将丈夫的素养和人格进行了有意的弱化，在凸显姨妈个性独立的同时，也为姨妈出走寻找遮盖政治原因的心里导向。两个人物，一个被政治和历史所吞噬，一个则与政治完全隔绝，她们均是历史洪流中走向极端的人物。
通过《闯入者》和《姨妈的后现代生活》所展示的两个人物错综复杂的生存状况，导演对于在历史进程中由于种种原因而游移的无根人群的身份认同困境进行了批判性思考。两部影片以底层人物为焦点，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展现和诠释了围绕文化身份这一母题所铺展的时空政治。在地点、文化和欲望的交替轮转中，游移人群的流动生存状态标志了游移人群身份认同和重建的艰难以及不确定性。如同香港主体性问题像以往一样仍然困扰着关心香港文化和政治的影像制作者一样，国内漂荡的人群迷失于各种社会关系中，充当了各种社会角色，穷其一生也无法与固定社会关系的文化形式所认同的困境也值得广大研究者的关注，以空间建构与身份想象相结合的方式呈述时空政治的模式为我们寻回内地人在同一民族下四分五裂的“主体性”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
参考文献：
[1]李元.全球化下的“离散群体”伦理：问题及出路[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3）：114-118.
[2][英]约翰·汤姆林森.全球化与文化[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156.
[3][英]阿雷恩·鲍尔德温等.文化研究与导论（修订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170.
[4]黄裕生.普遍伦理学的出发点：自由个体还是关系角色？[J].中国哲学史，2004，（3）：13-24.
作者简介：
李 娟（1990-），女，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电影评论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