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中心论的历史视野
王智慧
摘 要:现代国家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都围绕经济建设来进行。从理论上来讲,经济中心论是由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决定的,它不同于经济决定论。古代社会并不是经济中心论,而是以人口生产为主;现代社会才是经济中心论;未来的共产主义也不是经济中心论,而是以精神生产为主。革命战争年代的中国是政治军事中心论,建国以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是政治文化中心论,改革开放以后才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关键词:经济中心论;人口生产;物质生产;精神生产
中图分类号:F014? ? ? ? 文献标志码:A? ? ? 文章编号:1673-291X(2019)30-0172-03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做法,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从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入正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布局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但这五个方面并非完全等量齐观,经济建设仍然是中心。经济中心论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主张,并不是永恒的教条,古代历史上不是经济中心,理想的未来也不是经济中心。本文旨在结合历史来审视这个经典命题。
一、经济中心论与经济决定论的关系
经济中心论是指在和平建设时期,国家建设的多个方面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来进行,政治建设与文化建设为经济建设服务,围绕中心工作来进行,不得干扰这个中心。明确确立这个方针是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经历多年的误区后而得出的基本结论,标志着社会主义建设走在历史的正途上,而没有走上弯路。确立经济中心论的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经济中心论的是其后历代中国共产党人。事实证明,社会主义社会坚持经济中心论是正确的,我们还要坚持下去,以期取得更大的历史成就。经济中心论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
与经济中心论相近的理论是经济决定论,二者容易混淆。很多人就是认为,坚持经济中心论的原因就是经济决定论。理论的逻辑是否如此,需要深入考察。本文的答案是,二者不是一回事。经济决定论的完整表述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意思是说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决定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上层建筑,后二者随着生产关系的改变而改变,围绕生产关系且服务于生产关系。这一结论来自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的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社会基本矛盾理论是唯物史观的重要理论。其意思是,社会的结构划分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三层,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的基本矛盾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这两对矛盾。这两对矛盾层层决定,最终的决定因素是生产力。至此,经济决定论可以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前提下深化为生产力决定论。把政治和法律等上层建筑深入到生产力的层次来理解,就把历史观变为了唯物史观,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革命。邓小平的生产力标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的。
经济中心论与经济决定论的关系如何呢?首先,经济中心论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决定的,而经济决定论是社会基本矛盾的结论。一个是主要矛盾,一个是基本矛盾,二者差别甚大。主要矛盾就是一定歷史时期的主要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其他次要问题都随着主要问题的解决而迎刃而解。主要问题和次要问题不是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而是相关关系。人们在解决问题时要分主次和轻重缓急,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这就是主要矛盾的要义。基本矛盾是贯穿事物发展始终的矛盾,决定事物的性质,基本矛盾一旦改变,事物就发生了质变,不再是原来的事物。社会基本矛盾是贯穿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只要有人类存在,就有社会基本矛盾,否则就不是人类社会了。其次,经济中心论是历史中生成的,也会随着历史的改变而改变,经济决定论则是贯穿人类始终。因为主要矛盾随着历史的改变而改变,主要问题的解决,就会生成新的主要问题,不存在一成不变的主要矛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1],明显不同于此前的表述。原来的表述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新时代的中国社会生产已经不落后,人民的需要也不再仅限于物质和文化,而是包含政治、社会和生态,更全面、更高级。最后,经济中心论与经济决定论是特殊与一般的关系。经济中心论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也是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建设的方针。换句话说,是现代社会建设的方针,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共处一个时代,即现代。古代社会不一定是经济中心的,人口生产才是中心;未来的共产主义也不是经济中心的,是精神生产中心。而经济决定论是社会基本矛盾的结论,古代社会、现代社会、共产主义,尽管主要矛盾变化很大,但从根本上讲,经济是起决定作用的。只不过在现代社会,经济中心论和经济决定论同时存在,即主要矛盾与基本矛盾交叉了。
二、经济中心论与三大生产的历史交错
马克思有三大生产的思想,人口生产、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这三种生产既是共时态的,又是历时态的,不同的时代,三种生产的侧重点不同,现代社会的生产重点是物质生产,与经济中心论含义一致,但古代社会和未来理想社会的生产重点则不是物质生产。
第一,古代社会不是经济中心论,而是以人口生产为主。这里首先要区分历史的现代与古代。现代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并非指现在,任何时期都有现在,但并没有现代。现代是工业化以来的历史时代,这是一个商品经济时代。马克思论述过人类历史依次经历了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三个时代,古代社会是自然经济时代,现代社会是商品经济时代,共产主义是产品经济时代。自然经济时代也就是农业文明时代,商品经济时代也就是工业文明时代,共产主义将是建立在更高级的生产力基础上。古代社会相当于除却原始社会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现代社会相当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古代社会的生产力落后,生产工具主要是铜质和铁质的,农业文明时期的土地是有限的,手工也不发达,商品经济不发达,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十分有限。要想维持种族和民族的存续,必须靠相当数量的人口存在,只有一定数量的人口才能提供农业劳动力。而人口的生产是自然的,没有人为控制,一个育龄妇女生育三五个甚至十来个孩子,但孩子的存活率低下。再加上战争和自然灾害甚至饥饿的危害,人口平均寿命很短。秦始皇统一六国,杀掉了当时总人口的1/10,当时总人口4 000万,统一后减少400万。古代社会几千年,总人口并没有大的增长,尽管历代政府均实行鼓励生育的政策,到明朝末期中国总人口才达到6 000万左右。人类的物质生产力十分有限,如果没有很高的人口自然出生率,人类很难延续,物质生产与人口生产的矛盾逼迫古代社会采取以人口生产为主的策略,物质生产是次要的,因为人类面对自然无能为力。
第二,现代社会是经济中心论,以物质生产为主。现代社会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上,生产力比较发达,生产动力由人力和畜力变为蒸汽和电力。马克思当年论述说,资本主义来到人间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所创造的生产力比历史上人类创造的生产力总和都要多。人类人口的大增就发生在现代社会,因为科学技术的发达,饥饿问题解决了,疾病问题也解决了,人类的寿命大幅度延长。罗马俱乐部研究,人口数量达到了极限,地球的承载能力是有限的。人口生产与物质生产的矛盾发生了反转,人类不得不把生产的中心转移到物质生产上来,况且,物质生产的可能性空间大幅度拓展。在这方面最典型的做法是中国,面临人口增长与物质生产的矛盾,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采取了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控制人口数量增长,把主要的资源放在物质生产上来,此即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随着中国经济体制的市场化转轨,人口出生率自然下降,近几年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放缓了。物质生产的大发展必然带来人口生产的下降,不可能二者都是中心。中国人口出生率下降固然有计划生育政策的功劳,但主要是经济体制的功劳,计划生育只是扬汤止沸,而市场经济体制是釜底抽薪。西方国家的情况是个很好的旁证,他们没有人为地限制人口出生,但人口的自然出生率很低,甚至出现负增长,原因就是这个时代的市场经济体制和物质生产的丰富。
第三,共产主义社会也不是经济中心论,以精神生产为主。现代社会的人口达到极限,种族延续和民族延续的任务已经解决,物质生产大幅度提升,将来的主要问题不再是改造自然的物质生产。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已经初见端倪,新的财富是以改造自我、以精神生产的形式进行的,这种财富是软财富。软财富是以人类思维作为财富源泉,其形式主要有知识软财富、信息软财富、文化娱乐软财富和金融软财富[2]。软财富突破了硬财富的资源环境的限制,是新时代财富的发展方向,软财富的出现和大发展极大地开发了人的内在精神潜力,是将来精神生产为主导时代的征兆和前驱。共产主义社会物質财富极大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极大地解放。人口生产达到极限,硬财富的物质生产达到极限,剩下的只有软财富了。现代社会的软财富仍然处在物质生产为主的时代,私有制时代,将来的共产主义是公有制时代,财富的私有形式将消失,每个人都是精神生产的主体,每个人的精神世界都极大丰富,每个人都获得了解放。所以说,共产主义时代是以精神生产为主的时代,也即是精神生产中心论。经济仍然是共产主义的基础,但不是主要的任务,经济决定论仍然成立,精神中心论也成立,二者并存。
三、现代中国的经济中心论
中国的现代化是外发型的,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属于典型的农业文明的古代社会。鸦片战争强制性地开启了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但伴随现代化的是战争烟火下的生灵涂炭,全面的现代化建设并没有开启。经济中心论是现代社会和平建设时代的命题,并不适用于革命战争年代。
第一,革命年代的政治—军事中心论。面对列强入侵和国内阶级矛盾的激化,救亡压倒启蒙,经济社会建设无法推进。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是中国的主要矛盾。既然是主要矛盾,就要集中主要人力、财力和物力解决之,解决主要矛盾的工作就是中心工作,而解决这两大矛盾的手段主要是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故政治—军事成为中心。解决两大矛盾的工作分为两个时期,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前一时期既有大清朝时期,又有民国时期。清朝时期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均以失败告终,中间夹杂的太平天国运动也失败了,就是三十年的洋务运动也是在解决民族矛盾问题。洋务运动与其说是一场经济建设,不如说是一场政治运动。甲午战败后的戊戌变法是一场政治运动,清末新政也是一场政治运动,所有这些均告失败。辛亥革命是孙中山先生积累多年的军事事件,但更是一场政治事件,再接着的护国运动与护法运动等都是政治军事事件。由于旧民主主义革命未能解决两大矛盾,故新民主主义革命继续举起革命的旗帜,更换了领导力量,改变了革命策略,革命面貌焕然一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政治工作是军事工作的生命线,党指挥枪,政治与军事完全结合在一起。在整个中国革命过程中,经济工作和文化工作都是次要的,是典型的政治军事中心论,政治和军事才是中心工作。
第二,建国以后的政治—文化中心论。建国以后的头三年,主要是剿匪和土地革命和恢复经济建设,这一阶段的主要工作当然有经济工作,但主要还是政治工作。1953—1956年底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是“一化三改”,名义上讲是一体两翼,工业化是主体,三大改造是两翼,但由于时间过快,运动过速,“三改”完成了,“一化”则大打折扣。社会主义改造是社会主义革命,实质上是政治运动,这一段的中心实质上是政治。与革命战争年代的政治军事中心论不同,建国后的政治文化中心论是不应当的,建国前的政治军事中心是两大矛盾决定的,是被逼的,只有政治军事中心才能解决问题,带有历史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第三,改革开放时期的经济中心论。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取消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代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至此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才真正走上正轨。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但思想政治工作是服从于和服务于经济工作这个中心,而不能取代和冲击这个中心,这是一个血的经验教训。邓小平同志不光提出了经济中心论,而且提出了一系列的“两手抓”,其实质就是一手抓经济,一手抓政治与文化,但经济是中心。邓小平的两手抓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矛盾论的,是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结合。到了江泽民时期,他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政治文明建设的问题,从此政治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布局之一,但是政治建设服从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不是中心,尽管与经济建设并列。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布局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这五个方面并非平列,而是有主次的,经济建设仍然是中心,这就是当代中国的经济中心论。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8:67.
[2]? 滕泰.供给侧的觉醒[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16: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