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融合新常态:2017年新闻出版业观察
【摘 要】2017年,我国新闻出版业全面进入跨界融合新常态,媒介融合向纵深发展,出版企业与泛娱乐、泛文化、泛金融进行深度对接,知识付费不断拓宽数字出版领域。经历行业洗牌的自媒体“二八效应”明显,顺势而为的传统媒体需要继续探索转型之道。出版业仍存在图书去库存有待改善、图书价格保护体系亟待建立等问题,已成常态的复合型书店也需考虑如何在转型中坚守书店本质。数字信息技术和跨界融合发展仍是未来行业风向标,新闻出版业需要把握时代发展趋势,积极构建图书全版权运营生态链,继续优化数字新媒体版权保护体系,根据消费需求不断提升出版供给水平。
【关 键 詞】新闻出版;图书;实体书店;转型升级;跨界融合
【作者单位】周洁,中国传媒大学。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18.06.007
如果说2016年新闻出版业的主要特点是传统媒体的衰落和新兴媒体的进击,那么到了2017年,这种新旧势能的差距愈加悬殊。2017年是全面落实“十三五”规划的关键一年,也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一年。这一年,新闻出版业在调整产业结构、加快转型升级的大势下砥砺前行,传统产业在技术迭代、推陈出新的浪潮中逆势拼搏,新兴业态在产业融合、大浪淘沙中摸索前行,跨界融合已经成为中国新闻出版业的新常态,正昂首迈进新时代。一、态势与亮点
1.媒介融合深度发展,现象级融媒体产品层出不穷
十年前,“纸媒将死”的论断就已不绝于耳;近两年,休刊潮更是愈演愈烈,2015至2017年间,全国每年都有8到10家报刊迎来末路。2017新年伊始,两份知名报纸《东方早报》《京华时报》正式休刊,人员分流,内容平移,转战互联网;2017年行将结束,又有8家老牌纸媒宣布将在新年停刊。剩下的纸媒即便幸免于难,也将面临合并、缩减的宿命,曾经的省会城市中多家纸媒并存的局面已然消失。但与此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传统媒体看清了纷乱的移动互联网竞争世界,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的优势,并充分利用自身的积累与特色,开始了一场红海的战斗。
2017年,传统媒体以构建现代传播能力为中心,稳中求进建设“中央厨房”,大数据、人工智能产业布局悄然开启,媒体融合已经从“相加”迈向“相融”。在习近平总书记发表“2·19讲话”一周年之际,2017年2月19日,人民直播平台正式上线,开启主流媒体移动传播创新的有益尝试;浙江日报报业集团、重庆日报报业集团、贵州日报报业集团等省级媒体的融合发展也风生水起,探索出自己的新路子。
这一年,媒介融合驶向深水区,各级新闻媒体为了增强对重大时政报道、主题主线宣传报道的吸引力和新闻传播力,在内容、形式和手段上不断寻求创新突破,报网端微涌现出一批传播广、点击率高、口碑好的优秀作品。如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人民日报社推出H5产品“快看呐!这是我的军装照”;十九大会议期间,《光明日报》推出融媒体创意产品“党代表通道群英谱”;“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举行前夕,新华社拍摄的微视频《大道之行》……一系列现象级融媒体产品层出不穷。这一年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深度融合发展,深刻贯彻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既牢牢坚持党性原则和正确的舆论导向,又积极运用创新引擎,在舆论环境、媒体格局、传播方式都发生深刻变化的大势下,以富有时代特色的传播方式做好新闻宣传,讲好中国故事。
2.上市融资突飞猛进,中国出版进入资本运作大年
近两年,出版企业上市热潮不断升温,登陆A股、融资扩张、重组并购等资本运作方式,依然是企业拓展版图、提升竞争力的主要思路。从行业周期性发展和资本运营综合视角看,2017年可谓是中国出版业资本运作的大年。这一年,5家企业相继过会,创出版业年度上市企业数量新高;中国科传和中国出版两支出版业“国家队”上市,世纪天鸿在新三板成功转板,为出版产业注入新的活力,释放了积极的信号。这些不同体量、不同资本类型、不同业务类型、不同上市方式的出版企业迈过IPO的门槛,将中国出版业股改上市的改革带向了新阶段。
这一年,出版企业在资本市场的表现也相当活跃。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与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先后完成1.28亿元和3亿元的融资,双方不约而同地宣称未来将在优质IP打造和开发上继续加大投资力度。对很多民营出版企业而言,传统的图书出版不再是业务重心,培育全产业链才是长远的目标。出版企业的重组并购也很明显地反映这一发展思路。以文学IP为核心,通过授权、合作分成、联合出品等多种方式多维深度开发大众娱乐产品的数字出版龙头企业中文在线,一年内先后成立专门开展股权投资、资产管理和从事IP影视衍生开发变现的两家公司,而后又将投资目光转向泛娱乐游戏领域,拟收购运营泛二次元手游和社交网站。IP版权争夺战已经成为出版企业的红海,其将触角伸向未曾染指的动漫游戏领域,试图开辟传统视域下的新蓝海,民营企业既是在大胆探索企业转型的新出路,某种程度也是在大胆舍弃出版的核心价值。
对于这种涉及重大资产重组的战略转型,出版企业冒险一搏,但主管部门仍慎之又慎。作为中央文化体制改革确定的国内第一家上市试点出版企业,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过去在从单一纸介质媒体向跨地区、跨行业综合媒体转变、从以书养书的增长方式向战略投资者转变的运营探索上取得了一系列创新突破,但试图通过收购方式进军综艺娱乐业时却未获得国资部门的批准。在资本浪潮的席卷下,以出版、印刷、发行为主业的出版企业,试图在转型升级与跨界融合的趋势中与泛娱乐、泛文化、泛金融进行深度对接,但倘若没有梳理好企业战略核心价值,没有构建好跨界运作商业模式,没有把握好产业自身发展规律,冒进的做法不但不能为企业开拓新的盈利空间,而且缺乏深耕运作的精神同样不利于产业的长远发展。
3.知识付费迎来风口,知识服务拓宽数字出版领域
2016年被誉为“知识付费元年”,在消费升级背景下诞生了知识新经济。2017年,知识付费迎来投资风口,用户规模从2016年的5000万激增至1.88亿[1]。所谓知识付费,简单而言就是把知识变成产品或服务,以实现其商业价值,其本质是通过交易手段使更多的人愿意共享自己的知识积累,通过市场规律和便利的互联网传播达到信息的优化配置。从这个意义上讲,知识付费可以视为在线教育的延伸和创新。相较于线上教育的内容局限,知识付费更符合移动生产和消费的模式,内容更加多样化,时长更短,展现形式更自由。而这三个特征也是知识付费在这一两年爆发式发展的主要原因,并极大地拓宽了数字出版的应用领域。
目前市场上的知识付费产品主要采取音频录播、视频录播或直播、在线问答、图文分享、一对一咨询等形式,以订阅合辑、单次付费、授权转载、打赏等方式支付费用,平台从中按比例分成。2017年,以喜马拉雅FM、得到为代表的几家主导型知识付费平台进一步向专业化纵深发展,在扩大内容版权储备的基础上,投入更多的资源培养和打造专业主播团队,大力加强平台的内容对接和资源整合水平,构建平台PGC精品化内容生态;以知乎为代表的社区型知识付费平台致力于不断完善监管机制,扩大UGC内容并确保内容质量,形成围绕知识生产、发布和付费的完整闭环,尝试构建一个高品质和多样化的知识分享型社区;以分答为代表的组合型知识付费平台则努力构建多维度的内容消费矩阵,以PUGC内容生产模式覆盖用户多场景活动,提供多层次知识服务,以满足快捷化的即时答疑需求、碎片化的轻度学习需求或体系化的深度学习需求。对出版业而言,知识付费的兴起虽然颠覆了以往的知识传播方式和商业模式,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新的行业发展机遇。优质的书籍依然是知识的传播基石,电子图书、数字教材、音像作品等数字出版物依然能为知识付费用户提供更具指向性的知识产品。对于这场知识获取模式的互联网重构,出版企业既要考虑顺势而为,把握行业发展契机,又要注意扬长避短,充分释放核心价值。
4.实体书店全面开花,业态升级推动大发展大繁荣
继2016年6月,中央11部委联合下发的《关于支持实体书店发展的指导意见》重磅出台后,北京、上海、广东等地陆续推出地方扶持政策,以真金白银支持实体书店发展,鼓励书店经营模式创新和转型升级。实体书店已经从前两年的“倒闭潮”中逐渐回暖,呈现连锁化、地产化、多元化发展的新趋势。
在政策红利下,旧书店重装开业,新书店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据不完全统计,2017年新开实体书店超过100家,仅上半年就多达60家,其中言几又、大隐书局、钟书阁、西西弗等民营书店占比90%以上。而西西弗书店表现尤甚,其“书店+地产”模式在全国各地复制推广,不打烊的24小时书店也愈加普遍。新开业的实体书店致力于将自身打造成新业态、新空间、新体验的城市文化高地和公共文化空间,实现从文化销售场所向阅读服务提供商的转变,营造一种既新式又相对独立的文化生活,将自身视为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一部分,为推动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增光添彩。
综观2017年的整体业态,实体书店正迎来大发展大繁荣的历史新阶段,初步构建起线上与线下渠道融合、线下细分市场多品牌经营、网点布局不断优化、产品线与服务链进一步丰富、科技支撑程度不断提高的阅读服务新格局。实体书店的网点不断从大中城市向乡镇下移,向社区、校园、商圈、政府机关、超市等区域拓展,成为在终端服务网点建设上的又一套新体系。同时,基于技术全面升级下的智慧书城建设和推进,又不断改变着传统实体书店的运营思维和经营服务模式,自助售书、售书机器人的出现让实体书店拥有更多新零售的基因,为其未来发展带来了更多可能。
值得注意的是,在政策红利的刺激下,近一两年来,图书电商也积极拥抱实体经济。当当网累计开设实体书店百余家,并计划在3年内开1000家实体书店;京东启动“千城千店图书角”计划,已在北京、上海、西安、深圳等城市陆续开放。图书电商试图通过开设更多的线下门店来增强用户体验,不断巩固和提升图书市场占有率,整个书店行业经营模式也开始进入重新塑造的新时期。二、问题与挑战
1.传统媒体顺势而为,自媒体公众号经历行业洗牌
这几年,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科技的快速迭代,极大地改变了媒介生态,新媒体风生水起,自媒体火爆一时。但新业态的蓬勃发展难免泥沙俱下,新媒体爆发式井喷的发展在2016年开始回归理性,公众号也转而追求内容原创、阅读质量和口碑影响。2017年,微信公众号月活数量350万,粉丝月活数量7.97亿,虽较2016年同期均有所增长,但官方数据同时显示,47%的公众号并未盈利[2],庞大的活跃用户大部分都被头部大号吸收了。
2017年,腾讯公司继续配合新闻舆论导向,规范行业管理,先后处罚了4万多个传谣微信公众号,禁言或永久封停了25个影响力大但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公众号,努力给用户营造一个天朗气清的自媒体平台。经过这一轮行业洗牌,微信公众号逐渐从数量增长转向质量发展,“二八效应”明显——尾部公众号不断被淘汰出局,头部公众号商业变现能力愈发增强。越来越多的优势自媒体将个人账号转向品牌化打造和机构化运营,并尝试开拓垂直细分的矩阵化运作,为用户提供更多、更专业、更具特色的内容产品。
新媒体的强势冲击和颠覆力量,淘汰的是传统的媒介渠道和传播方式,而非传统媒体本身。置身于一个全新的发展环境,传统媒体若能顺应时代发展浪潮与技术革新趋势,立足自身优势,勇于战略转型,积极探索媒介融合之道,依然能在逆境中开拓出巨大的发展空间。经过几年的跟风式发展,现阶段“两微一端”已成传统媒体“标配”,在移动端传播渠道占有情况中,百强报纸微信公众号开通率高达100%,93%转型APP[3]。2017年,不少传统媒体的新媒体化发展不再满足于内容资讯的简单搬运,权威党报《人民日报》在重大节庆节点对H5的创意应用,“新华社微悦读”在新闻类微信小程序上首开先河,央视系列微视频《初心》点击量超过12亿次成为年度爆款,浙报传媒深入探索体制机制改革、剥离新闻传媒类资产……此外,上海报業集团、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封面传媒等企业也在媒体融合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一个个鲜活的案例使得传统媒体在2017年亮点频现。传统媒体转型后如何立足自身新闻采编与内容生产优势,如何进一步发挥传统媒体丰富的社会资源,加强信息流汇聚和线上线下垂直产业布局,将成为未来行业发展的主要突破点。
2.图书库存问题改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继续深化
2017年,图书出版全国市场规模整体仍保持继续增长态势,全年出版产业营业收入达21655.9亿元,同比增长9.0%,其中数字出版营业收入较2016年增幅高达30.0%,行业占比已将近四分之一。在传统出版略显疲态的形势下,作为新兴业态的数字出版对整个行业呈现较强的拉动作用[4]。
令人欣喜的是,2017年图书库存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多年来中国图书市场批量印刷带来了严峻的滞销问题,图书库存积重难返,存销比惊人,每年出版码洋与库存码洋成倒挂之势。2011到2015年,五年间图书库存增量(11.97亿册)是销售增量(1.64亿册)的七倍之多[5]。自2016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并实施以来,图书出版业也开始了去库存工作,成效明显。2016年,全年图书库存增量减少了2.08亿册,是多年来第一次出现库存增量负增长,库存码洋增幅为5.59%。
图书库存量的减少,重点是确定和保证图书出版的有效库存,关键在于出版企业如何提高生产的计划性和有效性。在“做大做强”口号的激励下,出版企业往往倾向于通过增加印册数来摊薄成本,但由此带来的后果是印数虚高、退货增加、浪费巨大。出版企业要化解去库存压力,需要从源头上对图书备货数进行有效预测和控制,对于文献类、学术专著类等非畅销书,应当采用按需印刷方式,合理控制图书产量,实现以销定产。
图书滞销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大量粗制滥造产品混杂于图书市场。书籍是以文育人、传递知识和思想的精神食粮,出版业更应以智性价值、审美价值、社会价值为尊,强调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效统一的发展原则。出版业开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进一步改变过去重量轻质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严把质量关,鼓励图书出版做精做专,实现从规模增長向效益增长的转型。
3.电商价格战争不息,图书价格保护体系亟待建立
2016年,中国图书零售市场网上平台销售码洋总量为365亿元,实体书店销售码洋总量为336亿元,线上销量首次超过线下传统渠道销量,并呈现明显增长的趋势[6]。图书线上销售在做大整体市场规模的同时,对地面书店的分流作用也明显。从竞争格局上看,当当网、京东、亚马逊形成线上图书零售“三足鼎立”之势,三者合计份额超过80%[7],天猫因有较多第三方集聚,也成为比较重要的图书电商平台。此外,微信、微博和近两年火热升温的知识付费APP等社群渠道,成为目前线上图书市场的新生力量,是网上销售渠道的重要补充。
相较实体书店,线上销售渠道依然享有无租金成本、信息化程度高、采购仓储物流方便等经营优势,越来越多的企业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发行图书,实力较强的电商平台所构建的自有物流体系又进一步提升了消费者的购书体验。更重要的影响是,电商渠道渐次开展的促销活动以低廉的优惠价格极大刺激消费,在带来网上购书狂欢的同时,也搅乱了以往图书市场的销售逻辑。
电商“价格战”近年来愈演愈烈。2017年6月18日,当当网推出6天“满减”大促活动,京东则以发放优惠券的形式进行3天“价格狂欢”,第一天即实现图书及文娱类产品销售额130.9%的增长。电商平台薄利多销,个别甚至采取压低折扣、拖延回款的做法抢占线上渠道市场份额,不断挤压出版和流通环节应有的利润空间,使得实体书店叫苦不迭。图书价格战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形成非理智的恶性竞争,越来越多的行业声音呼吁规范图书市场行为,防范不正当竞争扰乱行业秩序。
针对图书市场混乱的“价格战”问题,业界在近十年前就呼吁制定图书定价保护制度,2016年国家11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支持实体书店发展的指导意见》也明确指出,要“完善图书市场价格管理机制,打击恶意打折、无序竞争行为”,为实体书店发展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随着线上销售市场份额的不断扩大,解决图书市场定价问题更加迫在眉睫。国家出版、文化、工商、物价等相关管理部门应联合起来,研究制定完善的图书价格保护体系,尽快出台相应配套的法律法规,同时理顺图书价格市场的行政管理部门关系,明确各级政府的责任管理体系,为出版业的良性有序发展保驾护航。
4.复合书店已成常态,文化空间如何坚守书店本质
实体书店的全面复兴一方面得益于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另一方面也得益于经营观念的深度转变。复合型书店的出现为实体书店带来转型升级的发展模式,越来越多的传统书店通过改造现有空间、引入多元业态,来营造舒适优美的文化消费环境,满足顾客的体验式购物需求。在这种发展思路下,复合型书店不再是一个纯粹的卖书场所,而是同时兼容了咖啡馆、创意生活馆、艺术展览馆、文化沙龙厅、品牌服饰店、特色餐饮和酒吧甚至剧院秀场等多重功能。
多重业态助力传统书店扭亏为盈。对于复合型书店而言,图书销售已经不是其主业,书店内售卖的餐饮、文创产品以及出租活动场地足以弥补卖书的亏损。以言几又为例,目前其销售占比大致是“书籍45%、咖啡20%、文创25%”,而方所的图书营业额可能低至35%[8]。由于经营目标发生了变化,这些新型书店的经营者也不再吝啬于场所租赁的高额开支,他们纷纷将书店选址于大型商场、购物中心或黄金地段,以吸引更多的客流量;商场与地产商也不惜主动让利与书店合作,希望借此提升文化品位,打造文化地标。
开设书店的本质是传播知识、普及文化和思想交流,而书籍是其重要的载体。依托不可替代的线下体验优势,实体书店得以与网上书店分庭抗礼。以包容和创意为理念的复合型书店被打造成一个个综合性的文化体验空间,成为广义的文化传播集散地和创意汇聚综合体,这是对传统意义上书店功能的有效延伸,同时也为书店的可持续发展探出一条新路。但未来复合型书店的经营需注意两方面问题,一是其业态扩张不应过度挤压图书销售份额,为读者提供优质而多元化的书籍仍应是书店的职责所在;二是避免将复合型书店泛化成文化超市,应系统梳理文化产品与服务之间的关系,更加注重多元业态的文化属性及业态之间的关联度,为消费者构建和谐又合理的文化消费场景。
三、趋势与未来
1.把握跨界融合导向,构建图书全版权运营生态链
互联网连接一切的技术背景与文化产业跨界融合的本质属性,催生了一个打通文学、影视、游戏、动漫、戏剧等多种文创业务领域的互动娱乐新生态。从文学作品到电影、网剧、游戏、衍生品、海外版权、数字版权等多领域开发,一个单体项目的价值发生了几何倍数的增长。在过去几年间,“IP改编”“IP运营”屡屡成为年度热词,好的IP项目经常引起多方哄抢,处于产业链的上游。出版社对版权内容的开发和运营具有先天优势,IP热潮为出版单位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在此大潮中进行全版权开发则是大势所趋。
近几年,传统出版单位开始主动出击,以图书中心、运营中心、工作室、孵化中心等名称成立专门化的全版权开发运营机构,敏锐把握优质版权内容和优秀作家资源,深入研究改编方案、呈现形式、营销路径及版权保护,建立版权资源的大IP运营体系。以辽宁出版集团为例,其基于版权内容的多屏融合、多路径传播和变现,建设了集团的版权内容分享云平台,一方面,积极与移动、联通、电信三大运营商平台和掌阅、喜马拉雅FM、亚马逊等主流数字阅读平台合作,开展数字图书、有声图书、微课程、短视频等版权内容的全平台传播运营,提升集团数字版权内容的互联网热度,同时也能有效保证版权创作方和代理方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加大力度延展版权开发,积极投资影视、动漫、游戏产品创作,以资本力量推动产业融合重组,不断扩大文化产业格局,成立专项股权基金,建设文化产业融合发展基地,推动版权资源优势向版权产业优势转变。
文化创意产业的边界拓展与跨界融合的发展趋势,为传统出版产业带来转型发展的时代契机,全力推动内容版权运营发展战略,实现优质IP多维度延伸,最终实现以数字化转型为抓手,以版权内容建设为核心,以全版权运营为生态的媒介相融境界,将成为未来出版业的发展方向。
2.把握媒介发展动向,优化数字化新媒体版权保护
数字信息技术、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深刻影响了传统媒介的版权管理模式,也极大改变了过去信息拥有者、传播者和使用者之间的利益格局。如何科学、前瞻地把握媒介发展新动向,思考新的网络环境下关于版权保护的基本原则、保护机制等问题,有针对性、有预见性地防范和治理数字新媒体环境下的网络侵权案件,这对出版业和相关管理部门提出了新的要求。
新媒体时代,由于复制权、信息网络传播权和技术措施权的扩张,盜版侵权变得轻易、低成本且不易追查,同时还伴随着侵权主体不易识别、侵权行为取证困难、侵权后果难以界定、侵权案件管辖地不确定等困难[9]。近几年,中央主管部门采取一系列手段,重点治理互联网盗版乱象。譬如国家版权局联合有关部门连续13年联手开展的“剑网行动”,查处了一批侵权盗版大案要案,有力打击了网络侵权盗版行为。结合互联网发展趋势和特点,“剑网行动2017”又重点开展了针对影视、新闻等重点作品版权、APP领域作品版权及电子商务平台版权秩序的专项整治,取得了重大成效。
但现阶段网络领域版权矛盾和纠纷仍处在高发期,保护网络版权、打击侵权盗版仍是一项长期、复杂、艰巨的任务,目前我国版权保护法律体系的滞后性仍很明显。国家版权局印发的《版权工作“十三五”规划》强调,在“十三五”期间,国家要进一步完善版权法律制度体系,提高版权工作法治水平,加大版权执法监管力度,改善版权保护环境,增强版权创作、运用、保护、管理和服务能力,到2020年实现“初步建成中国特色版权强国”的预期目标。对此,“重拳打击”与“加强规范”必须双管齐下,“重视立法”与“行业自律”应该齐头并进。在国家政府层面,既要进一步强化相关法律法规建设,完善版权保护法律,细化司法解释,探索建立适合于数字新媒体环境的网络授权许可机制,又要继续加大打击侵权行为的执法和惩罚力度,建立常态化的维权通道和申诉机制,降低维权成本和难度,提高全民版权保护意识。在媒体行业层面,既要积极推动行业形成自律规范,抵制侵权行为,又要鼓励企业间开展版权保护合作,成立反侵权反盗版行业联盟,探索建立更为高效的版权交易模式,主动自发地推动版权市场的健康发展。
3.借力大数据新技术,针对消费需求优化出版供给
“十三五”阶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依然是新闻出版业的重点,需要借力大数据新技术,同时也要做好“减法”和“加法”。
“减法”着重去产能、去库存。一方面,从出版源头加强选题管理,通过数据挖掘和深度分析,明确选题等级。同时,结合全面的市场调查数据和科学的分析统计模型,做好市场销量预测,确定图书印数和发行码洋,优化行业流程再造,提高产能有效利用率。另一方面,要强化数据使用和反馈能力,提高联动管理水平,包括产业链上中下游的纵向联动和编辑、印刷、出版、发行的横向联动,实现策划、生产、营销、库存及物流配送的有效管理机制。借助大数据技术构建行业管理数据库,实行发行网点、实体书店、分销渠道与出版社之间的数据动态管理,实现图书出版的有效测算和库存品种的管理优化。
“加法”则着重通过创新提高有效供给。随着全民阅读氛围的不断增强,实体书店的不断发展,市民文化消费品位的不断提升,出版业正迎来新的春天。借助大数据的技术支持,出版业系统调查读者阅读兴趣,科学发掘细分市场需求,合理把握行业发展导向,有针对性地提供能够满足甚至超越读者期待视野的优质精品图书。与此同时,重视全产业链的精准化发展,从图书选题立项到产品制作打磨,再到分销渠道供货,都要实现精细化的投入和管理,提高产品质量,优化阅读体验,扩大文化影响力。面对行业竞争的加剧和渠道平台的特点,出版企业需要重视目标导向,根据用户画像设计个性化产品,做好产品和渠道之间的适配发行,提高产品的有效供给。
此外,出版企业还应加大力度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发挥自身在内容、作者、渠道等方面的优势,有效整合企业内部资源、行业联动资源和跨产业互补资源,主动借鉴和运用AR、VR、全息等新技术,不断推动业态升级与跨界融合,把握时代特点、热点、焦点,优化产业结构,提升出版供给。
|参考文献|
[1]艾媒报告. 2017年中国知识付费市场研究报告[EB/OL]. (2017-12-05)[2018-01-20]. http://www. iimedia. cn/59925. html .
[2]2017年微信数据报告[EB/OL]. (2017-11-09)[2018-
01-20]. http://www. sohu. com/a/203341861_623127.
[3] 艾媒报告. 2017年中国新媒体行业全景报告[EB/OL]. (2017-03-29)[2018-01-20]. http://www. iimedia. cn/50347.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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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article/201708/177612.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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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李冰如. 地产商租金让利 实体书店戴镣铐起舞[N]. 南方都市报,2016-09-09.
[9]姚海波. 数字新媒体版权保护的困境与对策[J]. 出版广角,20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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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媒介融合深度发展,现象级融媒体产品层出不穷
十年前,“纸媒将死”的论断就已不绝于耳;近两年,休刊潮更是愈演愈烈,2015至2017年间,全国每年都有8到10家报刊迎来末路。2017新年伊始,两份知名报纸《东方早报》《京华时报》正式休刊,人员分流,内容平移,转战互联网;2017年行将结束,又有8家老牌纸媒宣布将在新年停刊。剩下的纸媒即便幸免于难,也将面临合并、缩减的宿命,曾经的省会城市中多家纸媒并存的局面已然消失。但与此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传统媒体看清了纷乱的移动互联网竞争世界,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的优势,并充分利用自身的积累与特色,开始了一场红海的战斗。
2017年,传统媒体以构建现代传播能力为中心,稳中求进建设“中央厨房”,大数据、人工智能产业布局悄然开启,媒体融合已经从“相加”迈向“相融”。在习近平总书记发表“2·19讲话”一周年之际,2017年2月19日,人民直播平台正式上线,开启主流媒体移动传播创新的有益尝试;浙江日报报业集团、重庆日报报业集团、贵州日报报业集团等省级媒体的融合发展也风生水起,探索出自己的新路子。
这一年,媒介融合驶向深水区,各级新闻媒体为了增强对重大时政报道、主题主线宣传报道的吸引力和新闻传播力,在内容、形式和手段上不断寻求创新突破,报网端微涌现出一批传播广、点击率高、口碑好的优秀作品。如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人民日报社推出H5产品“快看呐!这是我的军装照”;十九大会议期间,《光明日报》推出融媒体创意产品“党代表通道群英谱”;“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举行前夕,新华社拍摄的微视频《大道之行》……一系列现象级融媒体产品层出不穷。这一年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深度融合发展,深刻贯彻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既牢牢坚持党性原则和正确的舆论导向,又积极运用创新引擎,在舆论环境、媒体格局、传播方式都发生深刻变化的大势下,以富有时代特色的传播方式做好新闻宣传,讲好中国故事。
2.上市融资突飞猛进,中国出版进入资本运作大年
近两年,出版企业上市热潮不断升温,登陆A股、融资扩张、重组并购等资本运作方式,依然是企业拓展版图、提升竞争力的主要思路。从行业周期性发展和资本运营综合视角看,2017年可谓是中国出版业资本运作的大年。这一年,5家企业相继过会,创出版业年度上市企业数量新高;中国科传和中国出版两支出版业“国家队”上市,世纪天鸿在新三板成功转板,为出版产业注入新的活力,释放了积极的信号。这些不同体量、不同资本类型、不同业务类型、不同上市方式的出版企业迈过IPO的门槛,将中国出版业股改上市的改革带向了新阶段。
这一年,出版企业在资本市场的表现也相当活跃。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与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先后完成1.28亿元和3亿元的融资,双方不约而同地宣称未来将在优质IP打造和开发上继续加大投资力度。对很多民营出版企业而言,传统的图书出版不再是业务重心,培育全产业链才是长远的目标。出版企业的重组并购也很明显地反映这一发展思路。以文学IP为核心,通过授权、合作分成、联合出品等多种方式多维深度开发大众娱乐产品的数字出版龙头企业中文在线,一年内先后成立专门开展股权投资、资产管理和从事IP影视衍生开发变现的两家公司,而后又将投资目光转向泛娱乐游戏领域,拟收购运营泛二次元手游和社交网站。IP版权争夺战已经成为出版企业的红海,其将触角伸向未曾染指的动漫游戏领域,试图开辟传统视域下的新蓝海,民营企业既是在大胆探索企业转型的新出路,某种程度也是在大胆舍弃出版的核心价值。
对于这种涉及重大资产重组的战略转型,出版企业冒险一搏,但主管部门仍慎之又慎。作为中央文化体制改革确定的国内第一家上市试点出版企业,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过去在从单一纸介质媒体向跨地区、跨行业综合媒体转变、从以书养书的增长方式向战略投资者转变的运营探索上取得了一系列创新突破,但试图通过收购方式进军综艺娱乐业时却未获得国资部门的批准。在资本浪潮的席卷下,以出版、印刷、发行为主业的出版企业,试图在转型升级与跨界融合的趋势中与泛娱乐、泛文化、泛金融进行深度对接,但倘若没有梳理好企业战略核心价值,没有构建好跨界运作商业模式,没有把握好产业自身发展规律,冒进的做法不但不能为企业开拓新的盈利空间,而且缺乏深耕运作的精神同样不利于产业的长远发展。
3.知识付费迎来风口,知识服务拓宽数字出版领域
2016年被誉为“知识付费元年”,在消费升级背景下诞生了知识新经济。2017年,知识付费迎来投资风口,用户规模从2016年的5000万激增至1.88亿[1]。所谓知识付费,简单而言就是把知识变成产品或服务,以实现其商业价值,其本质是通过交易手段使更多的人愿意共享自己的知识积累,通过市场规律和便利的互联网传播达到信息的优化配置。从这个意义上讲,知识付费可以视为在线教育的延伸和创新。相较于线上教育的内容局限,知识付费更符合移动生产和消费的模式,内容更加多样化,时长更短,展现形式更自由。而这三个特征也是知识付费在这一两年爆发式发展的主要原因,并极大地拓宽了数字出版的应用领域。
目前市场上的知识付费产品主要采取音频录播、视频录播或直播、在线问答、图文分享、一对一咨询等形式,以订阅合辑、单次付费、授权转载、打赏等方式支付费用,平台从中按比例分成。2017年,以喜马拉雅FM、得到为代表的几家主导型知识付费平台进一步向专业化纵深发展,在扩大内容版权储备的基础上,投入更多的资源培养和打造专业主播团队,大力加强平台的内容对接和资源整合水平,构建平台PGC精品化内容生态;以知乎为代表的社区型知识付费平台致力于不断完善监管机制,扩大UGC内容并确保内容质量,形成围绕知识生产、发布和付费的完整闭环,尝试构建一个高品质和多样化的知识分享型社区;以分答为代表的组合型知识付费平台则努力构建多维度的内容消费矩阵,以PUGC内容生产模式覆盖用户多场景活动,提供多层次知识服务,以满足快捷化的即时答疑需求、碎片化的轻度学习需求或体系化的深度学习需求。对出版业而言,知识付费的兴起虽然颠覆了以往的知识传播方式和商业模式,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新的行业发展机遇。优质的书籍依然是知识的传播基石,电子图书、数字教材、音像作品等数字出版物依然能为知识付费用户提供更具指向性的知识产品。对于这场知识获取模式的互联网重构,出版企业既要考虑顺势而为,把握行业发展契机,又要注意扬长避短,充分释放核心价值。
4.实体书店全面开花,业态升级推动大发展大繁荣
继2016年6月,中央11部委联合下发的《关于支持实体书店发展的指导意见》重磅出台后,北京、上海、广东等地陆续推出地方扶持政策,以真金白银支持实体书店发展,鼓励书店经营模式创新和转型升级。实体书店已经从前两年的“倒闭潮”中逐渐回暖,呈现连锁化、地产化、多元化发展的新趋势。
在政策红利下,旧书店重装开业,新书店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据不完全统计,2017年新开实体书店超过100家,仅上半年就多达60家,其中言几又、大隐书局、钟书阁、西西弗等民营书店占比90%以上。而西西弗书店表现尤甚,其“书店+地产”模式在全国各地复制推广,不打烊的24小时书店也愈加普遍。新开业的实体书店致力于将自身打造成新业态、新空间、新体验的城市文化高地和公共文化空间,实现从文化销售场所向阅读服务提供商的转变,营造一种既新式又相对独立的文化生活,将自身视为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一部分,为推动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增光添彩。
综观2017年的整体业态,实体书店正迎来大发展大繁荣的历史新阶段,初步构建起线上与线下渠道融合、线下细分市场多品牌经营、网点布局不断优化、产品线与服务链进一步丰富、科技支撑程度不断提高的阅读服务新格局。实体书店的网点不断从大中城市向乡镇下移,向社区、校园、商圈、政府机关、超市等区域拓展,成为在终端服务网点建设上的又一套新体系。同时,基于技术全面升级下的智慧书城建设和推进,又不断改变着传统实体书店的运营思维和经营服务模式,自助售书、售书机器人的出现让实体书店拥有更多新零售的基因,为其未来发展带来了更多可能。
值得注意的是,在政策红利的刺激下,近一两年来,图书电商也积极拥抱实体经济。当当网累计开设实体书店百余家,并计划在3年内开1000家实体书店;京东启动“千城千店图书角”计划,已在北京、上海、西安、深圳等城市陆续开放。图书电商试图通过开设更多的线下门店来增强用户体验,不断巩固和提升图书市场占有率,整个书店行业经营模式也开始进入重新塑造的新时期。二、问题与挑战
1.传统媒体顺势而为,自媒体公众号经历行业洗牌
这几年,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科技的快速迭代,极大地改变了媒介生态,新媒体风生水起,自媒体火爆一时。但新业态的蓬勃发展难免泥沙俱下,新媒体爆发式井喷的发展在2016年开始回归理性,公众号也转而追求内容原创、阅读质量和口碑影响。2017年,微信公众号月活数量350万,粉丝月活数量7.97亿,虽较2016年同期均有所增长,但官方数据同时显示,47%的公众号并未盈利[2],庞大的活跃用户大部分都被头部大号吸收了。
2017年,腾讯公司继续配合新闻舆论导向,规范行业管理,先后处罚了4万多个传谣微信公众号,禁言或永久封停了25个影响力大但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公众号,努力给用户营造一个天朗气清的自媒体平台。经过这一轮行业洗牌,微信公众号逐渐从数量增长转向质量发展,“二八效应”明显——尾部公众号不断被淘汰出局,头部公众号商业变现能力愈发增强。越来越多的优势自媒体将个人账号转向品牌化打造和机构化运营,并尝试开拓垂直细分的矩阵化运作,为用户提供更多、更专业、更具特色的内容产品。
新媒体的强势冲击和颠覆力量,淘汰的是传统的媒介渠道和传播方式,而非传统媒体本身。置身于一个全新的发展环境,传统媒体若能顺应时代发展浪潮与技术革新趋势,立足自身优势,勇于战略转型,积极探索媒介融合之道,依然能在逆境中开拓出巨大的发展空间。经过几年的跟风式发展,现阶段“两微一端”已成传统媒体“标配”,在移动端传播渠道占有情况中,百强报纸微信公众号开通率高达100%,93%转型APP[3]。2017年,不少传统媒体的新媒体化发展不再满足于内容资讯的简单搬运,权威党报《人民日报》在重大节庆节点对H5的创意应用,“新华社微悦读”在新闻类微信小程序上首开先河,央视系列微视频《初心》点击量超过12亿次成为年度爆款,浙报传媒深入探索体制机制改革、剥离新闻传媒类资产……此外,上海报業集团、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封面传媒等企业也在媒体融合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一个个鲜活的案例使得传统媒体在2017年亮点频现。传统媒体转型后如何立足自身新闻采编与内容生产优势,如何进一步发挥传统媒体丰富的社会资源,加强信息流汇聚和线上线下垂直产业布局,将成为未来行业发展的主要突破点。
2.图书库存问题改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继续深化
2017年,图书出版全国市场规模整体仍保持继续增长态势,全年出版产业营业收入达21655.9亿元,同比增长9.0%,其中数字出版营业收入较2016年增幅高达30.0%,行业占比已将近四分之一。在传统出版略显疲态的形势下,作为新兴业态的数字出版对整个行业呈现较强的拉动作用[4]。
令人欣喜的是,2017年图书库存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多年来中国图书市场批量印刷带来了严峻的滞销问题,图书库存积重难返,存销比惊人,每年出版码洋与库存码洋成倒挂之势。2011到2015年,五年间图书库存增量(11.97亿册)是销售增量(1.64亿册)的七倍之多[5]。自2016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并实施以来,图书出版业也开始了去库存工作,成效明显。2016年,全年图书库存增量减少了2.08亿册,是多年来第一次出现库存增量负增长,库存码洋增幅为5.59%。
图书库存量的减少,重点是确定和保证图书出版的有效库存,关键在于出版企业如何提高生产的计划性和有效性。在“做大做强”口号的激励下,出版企业往往倾向于通过增加印册数来摊薄成本,但由此带来的后果是印数虚高、退货增加、浪费巨大。出版企业要化解去库存压力,需要从源头上对图书备货数进行有效预测和控制,对于文献类、学术专著类等非畅销书,应当采用按需印刷方式,合理控制图书产量,实现以销定产。
图书滞销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大量粗制滥造产品混杂于图书市场。书籍是以文育人、传递知识和思想的精神食粮,出版业更应以智性价值、审美价值、社会价值为尊,强调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效统一的发展原则。出版业开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进一步改变过去重量轻质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严把质量关,鼓励图书出版做精做专,实现从规模增長向效益增长的转型。
3.电商价格战争不息,图书价格保护体系亟待建立
2016年,中国图书零售市场网上平台销售码洋总量为365亿元,实体书店销售码洋总量为336亿元,线上销量首次超过线下传统渠道销量,并呈现明显增长的趋势[6]。图书线上销售在做大整体市场规模的同时,对地面书店的分流作用也明显。从竞争格局上看,当当网、京东、亚马逊形成线上图书零售“三足鼎立”之势,三者合计份额超过80%[7],天猫因有较多第三方集聚,也成为比较重要的图书电商平台。此外,微信、微博和近两年火热升温的知识付费APP等社群渠道,成为目前线上图书市场的新生力量,是网上销售渠道的重要补充。
相较实体书店,线上销售渠道依然享有无租金成本、信息化程度高、采购仓储物流方便等经营优势,越来越多的企业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发行图书,实力较强的电商平台所构建的自有物流体系又进一步提升了消费者的购书体验。更重要的影响是,电商渠道渐次开展的促销活动以低廉的优惠价格极大刺激消费,在带来网上购书狂欢的同时,也搅乱了以往图书市场的销售逻辑。
电商“价格战”近年来愈演愈烈。2017年6月18日,当当网推出6天“满减”大促活动,京东则以发放优惠券的形式进行3天“价格狂欢”,第一天即实现图书及文娱类产品销售额130.9%的增长。电商平台薄利多销,个别甚至采取压低折扣、拖延回款的做法抢占线上渠道市场份额,不断挤压出版和流通环节应有的利润空间,使得实体书店叫苦不迭。图书价格战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形成非理智的恶性竞争,越来越多的行业声音呼吁规范图书市场行为,防范不正当竞争扰乱行业秩序。
针对图书市场混乱的“价格战”问题,业界在近十年前就呼吁制定图书定价保护制度,2016年国家11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支持实体书店发展的指导意见》也明确指出,要“完善图书市场价格管理机制,打击恶意打折、无序竞争行为”,为实体书店发展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随着线上销售市场份额的不断扩大,解决图书市场定价问题更加迫在眉睫。国家出版、文化、工商、物价等相关管理部门应联合起来,研究制定完善的图书价格保护体系,尽快出台相应配套的法律法规,同时理顺图书价格市场的行政管理部门关系,明确各级政府的责任管理体系,为出版业的良性有序发展保驾护航。
4.复合书店已成常态,文化空间如何坚守书店本质
实体书店的全面复兴一方面得益于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另一方面也得益于经营观念的深度转变。复合型书店的出现为实体书店带来转型升级的发展模式,越来越多的传统书店通过改造现有空间、引入多元业态,来营造舒适优美的文化消费环境,满足顾客的体验式购物需求。在这种发展思路下,复合型书店不再是一个纯粹的卖书场所,而是同时兼容了咖啡馆、创意生活馆、艺术展览馆、文化沙龙厅、品牌服饰店、特色餐饮和酒吧甚至剧院秀场等多重功能。
多重业态助力传统书店扭亏为盈。对于复合型书店而言,图书销售已经不是其主业,书店内售卖的餐饮、文创产品以及出租活动场地足以弥补卖书的亏损。以言几又为例,目前其销售占比大致是“书籍45%、咖啡20%、文创25%”,而方所的图书营业额可能低至35%[8]。由于经营目标发生了变化,这些新型书店的经营者也不再吝啬于场所租赁的高额开支,他们纷纷将书店选址于大型商场、购物中心或黄金地段,以吸引更多的客流量;商场与地产商也不惜主动让利与书店合作,希望借此提升文化品位,打造文化地标。
开设书店的本质是传播知识、普及文化和思想交流,而书籍是其重要的载体。依托不可替代的线下体验优势,实体书店得以与网上书店分庭抗礼。以包容和创意为理念的复合型书店被打造成一个个综合性的文化体验空间,成为广义的文化传播集散地和创意汇聚综合体,这是对传统意义上书店功能的有效延伸,同时也为书店的可持续发展探出一条新路。但未来复合型书店的经营需注意两方面问题,一是其业态扩张不应过度挤压图书销售份额,为读者提供优质而多元化的书籍仍应是书店的职责所在;二是避免将复合型书店泛化成文化超市,应系统梳理文化产品与服务之间的关系,更加注重多元业态的文化属性及业态之间的关联度,为消费者构建和谐又合理的文化消费场景。
三、趋势与未来
1.把握跨界融合导向,构建图书全版权运营生态链
互联网连接一切的技术背景与文化产业跨界融合的本质属性,催生了一个打通文学、影视、游戏、动漫、戏剧等多种文创业务领域的互动娱乐新生态。从文学作品到电影、网剧、游戏、衍生品、海外版权、数字版权等多领域开发,一个单体项目的价值发生了几何倍数的增长。在过去几年间,“IP改编”“IP运营”屡屡成为年度热词,好的IP项目经常引起多方哄抢,处于产业链的上游。出版社对版权内容的开发和运营具有先天优势,IP热潮为出版单位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在此大潮中进行全版权开发则是大势所趋。
近几年,传统出版单位开始主动出击,以图书中心、运营中心、工作室、孵化中心等名称成立专门化的全版权开发运营机构,敏锐把握优质版权内容和优秀作家资源,深入研究改编方案、呈现形式、营销路径及版权保护,建立版权资源的大IP运营体系。以辽宁出版集团为例,其基于版权内容的多屏融合、多路径传播和变现,建设了集团的版权内容分享云平台,一方面,积极与移动、联通、电信三大运营商平台和掌阅、喜马拉雅FM、亚马逊等主流数字阅读平台合作,开展数字图书、有声图书、微课程、短视频等版权内容的全平台传播运营,提升集团数字版权内容的互联网热度,同时也能有效保证版权创作方和代理方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加大力度延展版权开发,积极投资影视、动漫、游戏产品创作,以资本力量推动产业融合重组,不断扩大文化产业格局,成立专项股权基金,建设文化产业融合发展基地,推动版权资源优势向版权产业优势转变。
文化创意产业的边界拓展与跨界融合的发展趋势,为传统出版产业带来转型发展的时代契机,全力推动内容版权运营发展战略,实现优质IP多维度延伸,最终实现以数字化转型为抓手,以版权内容建设为核心,以全版权运营为生态的媒介相融境界,将成为未来出版业的发展方向。
2.把握媒介发展动向,优化数字化新媒体版权保护
数字信息技术、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深刻影响了传统媒介的版权管理模式,也极大改变了过去信息拥有者、传播者和使用者之间的利益格局。如何科学、前瞻地把握媒介发展新动向,思考新的网络环境下关于版权保护的基本原则、保护机制等问题,有针对性、有预见性地防范和治理数字新媒体环境下的网络侵权案件,这对出版业和相关管理部门提出了新的要求。
新媒体时代,由于复制权、信息网络传播权和技术措施权的扩张,盜版侵权变得轻易、低成本且不易追查,同时还伴随着侵权主体不易识别、侵权行为取证困难、侵权后果难以界定、侵权案件管辖地不确定等困难[9]。近几年,中央主管部门采取一系列手段,重点治理互联网盗版乱象。譬如国家版权局联合有关部门连续13年联手开展的“剑网行动”,查处了一批侵权盗版大案要案,有力打击了网络侵权盗版行为。结合互联网发展趋势和特点,“剑网行动2017”又重点开展了针对影视、新闻等重点作品版权、APP领域作品版权及电子商务平台版权秩序的专项整治,取得了重大成效。
但现阶段网络领域版权矛盾和纠纷仍处在高发期,保护网络版权、打击侵权盗版仍是一项长期、复杂、艰巨的任务,目前我国版权保护法律体系的滞后性仍很明显。国家版权局印发的《版权工作“十三五”规划》强调,在“十三五”期间,国家要进一步完善版权法律制度体系,提高版权工作法治水平,加大版权执法监管力度,改善版权保护环境,增强版权创作、运用、保护、管理和服务能力,到2020年实现“初步建成中国特色版权强国”的预期目标。对此,“重拳打击”与“加强规范”必须双管齐下,“重视立法”与“行业自律”应该齐头并进。在国家政府层面,既要进一步强化相关法律法规建设,完善版权保护法律,细化司法解释,探索建立适合于数字新媒体环境的网络授权许可机制,又要继续加大打击侵权行为的执法和惩罚力度,建立常态化的维权通道和申诉机制,降低维权成本和难度,提高全民版权保护意识。在媒体行业层面,既要积极推动行业形成自律规范,抵制侵权行为,又要鼓励企业间开展版权保护合作,成立反侵权反盗版行业联盟,探索建立更为高效的版权交易模式,主动自发地推动版权市场的健康发展。
3.借力大数据新技术,针对消费需求优化出版供给
“十三五”阶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依然是新闻出版业的重点,需要借力大数据新技术,同时也要做好“减法”和“加法”。
“减法”着重去产能、去库存。一方面,从出版源头加强选题管理,通过数据挖掘和深度分析,明确选题等级。同时,结合全面的市场调查数据和科学的分析统计模型,做好市场销量预测,确定图书印数和发行码洋,优化行业流程再造,提高产能有效利用率。另一方面,要强化数据使用和反馈能力,提高联动管理水平,包括产业链上中下游的纵向联动和编辑、印刷、出版、发行的横向联动,实现策划、生产、营销、库存及物流配送的有效管理机制。借助大数据技术构建行业管理数据库,实行发行网点、实体书店、分销渠道与出版社之间的数据动态管理,实现图书出版的有效测算和库存品种的管理优化。
“加法”则着重通过创新提高有效供给。随着全民阅读氛围的不断增强,实体书店的不断发展,市民文化消费品位的不断提升,出版业正迎来新的春天。借助大数据的技术支持,出版业系统调查读者阅读兴趣,科学发掘细分市场需求,合理把握行业发展导向,有针对性地提供能够满足甚至超越读者期待视野的优质精品图书。与此同时,重视全产业链的精准化发展,从图书选题立项到产品制作打磨,再到分销渠道供货,都要实现精细化的投入和管理,提高产品质量,优化阅读体验,扩大文化影响力。面对行业竞争的加剧和渠道平台的特点,出版企业需要重视目标导向,根据用户画像设计个性化产品,做好产品和渠道之间的适配发行,提高产品的有效供给。
此外,出版企业还应加大力度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发挥自身在内容、作者、渠道等方面的优势,有效整合企业内部资源、行业联动资源和跨产业互补资源,主动借鉴和运用AR、VR、全息等新技术,不断推动业态升级与跨界融合,把握时代特点、热点、焦点,优化产业结构,提升出版供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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