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社会拒绝暴力思维

    魏英杰

    邓玉娇案的相关报道对案情的描述足以刺激一些人的大脑神经。

    在既有司法体制下，公检部门才能够对案件提出合法的证据，而公众却只能从新闻报道和警方通报上了解案情。这也就是说，人们可以对有关部门提出质疑和批评，却不能干涉警方独立办案和提出结论，更不用说越过司法体制，以自己的判断和结论来实现正义。

    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认为邓玉娇可能受到法律的不公正对待，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法律的框架内呼吁和寻求正义，而不是武断地把公权力部门推向对立面，否则，以这种以暴易暴的思维和方式追求正义，二者之间的裂痕只会越来越大，直至无法弥合。这对整个社会来讲，何尝不是一种悲剧。

    邓玉娇案发生后，许多人把她看作勇刺恶吏的“烈女”，还有网友为她写诗作赋，这些声音恰恰扭曲了事实本身，甚至可能陷邓玉娇于不义的境地。

    各种迹象表明，邓玉娇并没有杀人的主观故意，她不过是在面对三个(或者两个)男人的胁迫(或挑衅)，出于维护自身，人身安全而动了刀子。警方的两次通报，既没有否认另一方对邓玉娇进行言语挑衅的事实，也没有否认其中有人和邓玉娇发生了肢体上的接触，甚至从一个房间追到了另一个房间。必须指出，当一个女人面对这种情形，不论对方是否要求提供“特殊服务”或“异性洗浴服务”，她都有理由认为自己处境危险，进而采取防卫措施。至于她的行为产生了致命后果，却不是她所能估计而且可以事先考虑到的。

    邓玉娇当时的行为在于保护自身免遭不测，而不是准备拿起刀子惩治恶吏，这是一个细微而重大的基本事实。一些网友认为“杀得好”，这无异于把邓玉娇推到一个“女英雄”的地位，进而也就等于认定她是在主动采取暴力行为。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警方认定邓玉娇涉嫌故意杀人岂非正合其宜?

    邓玉娇案发生后，网友和媒体报道对当地公权力部门的质疑和批评，客观上有利于推动案件的公开办理。一些律师站出来纷纷表示愿意代理此案，后来两名维权律师奔赴当地，着手开始工作。虽然两位律师所采取的方式受到来自部分网友质疑，甚至有评论人士认为两位律师的表现很不专业，最终当事人家属还和律师解除了代理协议。但应该说，在当前的司法体制下，律师的腾挪空间并不是很大，两位律师试图突破约束另辟蹊径固然存在争议之处，但这种出于公益目的的维权活动本身，却是值得肯定的，

    此外，有的网友为声援邓玉娇，自费制作T恤在网上分发，还有些网友准备赶赴案发当地“旅游”。这种来自民间的支持力量，也让人看到了作为现代公民所拥有的公共情怀——只要没有违法违规，没有干涉警方办案过程，都应当得到理解和支持。日前，一场“关注邓玉娇案及网络民意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数位学者和媒体记者呼吁公开，公正处理邓玉娇案，并拟组成观察团持续关注此案。这一活动，填补了知识界的理性力量在本案中的缺席状态，发出了专家和学者的声音。

    上述这些活动旨在关注真相，而不是越过司法自作结论；旨在呼吁正义，而不是绕开法律自我实现正义。我认为，这种尊重宪法和法律的公共行动和表达，才是体现和建立现代法治社会的真正力量。只有如此，邓玉娇案才不会成为。暴力思维。的标签式人物，公众舆论和公权力之间也才能够进行良性，有效的沟通，共同推动社会的法治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