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2013：迷茫与机遇

    仝冠军+李卓群

    

    

    50强与影响力

    2013年7月，《出版人周刊》等四家国际著名出版杂志评选出“全球出版业营业收入50强”，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教育出版集团公司3家公司入围，分列22、23和30位，这预示着中国出版业正逐步走向世界舞台，正逐步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与之相呼应的，还有三组数据：1. 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印刷业资产总值达9200亿之多，印刷总量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2. 中国每年出版的图书品种数，冠绝全球：2002年时便领先美国四成有余，9年后更是超越美国一个“身位”，达37万种，是美国的1倍还多。3.《中国出版传媒商报》去年8月27日发表《2013世界馆藏影响力分析报告》，披露2013年全球最有影响的30家图书馆收藏中国图书情况。其中中华书局出版的图书有1568种，位居第一，其余依次为上海古籍出版社892种，人民文学出版社708种，上海人民出版社639种，文物出版社616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551种，人民出版社525种，北京大学出版社465种，上海文艺出版社425种，作家出版社390 种，商务印书馆321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306种……排名前20家出版单位被收藏的图书共9162种。分析报告认为，中国图书在世界各国图书馆的收藏数据，是中国出版国际影响力的核心指标之一。对于这个数据的研究与分析，不仅能够发现文化传承、思想创新与国际传播之间的内在关联，还能够为中国现代传播能力的建立提供一个更为开阔的国际视野。

    不可否认，我国出版产业近年来有了长足发展，但是，正如经济总量并不代表国家的综合实力和实际影响力一样，出版产业的规模排名也并不与其影响力和竞争力总是正相关。与这些光鲜的数据相比，我们需要改善和提高的空间还非常大。单就出版的图书规模来说，虽然总量世界第一，但繁华之后却是日渐沉重的库存负荷。据统计，全国新华书店系统、出版社自办发行单位纯销售额从2005年的403.95亿元增长到了2011年的653.59亿元，而年末库存则从482.92亿元飞涨到804.05亿元。6年时间，两者的剪刀差从近79亿元增长至150亿元，从账面的1.23∶1拉大到1.77∶1——每1元销售额的实现，都要以近2元的库存额为代价。粗放型的生产模式仍是出版界的主流，产业转变增长方式的道路依旧漫长。

    生活书店重张

    2013年4月，经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由三联书店出资设立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于7月1日重张开业，这标志着1932年由邹韬奋先生创办的生活书店这一出版“老字号”正式恢复。

    生活书店于1932年7月由中国现代出版先驱邹韬奋先生于上海创办，以“促进大众文化”为己任，其所出版、发行的各类图书内容涉及当时大众生活的诸多方面，它推介倡导进步思想，传播普及科学知识，关注国计民生，逐渐成为当时中国出版行业的先进代表。1948年，生活书店与读书出版社和新知书店合并成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几十年来，生活书店所倡导的精神一直影响着三联书店的生存与发展。

    这一历经辉煌的出版老字号重新开张，意味着韬奋先生当年提出的“生活精神”有了更为直接的现实承载，也是保护出版老品牌的现实之举。据介绍，重张的生活书店出版范围为人文社会科学著作、文学艺术作品、大众文化读物和实用生活知识类图书，更加生活化、大众化，同时也会看重思想性，不降品格。

    恢复生活书店，是三联书店几代人的话题与心愿，而生活书店的重张可谓几经波折。早在1997年三联书店就已注册了生活、读书、新知这三家书店的商标使用权，但是因为不能同时获得以这些商标从事编辑出版业务的权利，所以只能以图书零售企业的名义注册。然而，由于未能开设生活书店作为实体书店，2010年5月国家商标局通知三联，该商标注册被撤销。2012年，恰逢三联书店创建80周年，店庆结束后，三联出版品牌的衍生和分割被提上议程。三联书店向原新闻出版总署提出申请恢复生活书店，这一想法得到了生活书店创始人邹韬奋之子邹家华和生活书店前辈仲秋元、王仿子、蓝真等老先生的支持。直到2013年4月26日，经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生活书店正式恢复设立。

    生活书店重张，是读书人之乐事，出版人之心愿，也唤起了很多老一代知识分子的记忆。周有光、马识途、王蒙等学者、作家都谈起自己曾经关于生活书店的记忆。王蒙认为，生活书店的恢复对促进文化进步是有很大作用的，要留住我们的经典，留住进步文化和革命文化。

    历经81载，几代出版人心中旗帜一般的老字号携传统而来，获得新生，将在“努力为社会服务，竭诚谋读者便利”的精神中继续前进。

    “诗词中国”与阅读立法

    浅阅读与碎片化阅读的趋势，以及国民阅读率的低水平，使得不少知识分子和出版人忧心忡忡。但传统文化在民间还是有很强的生命力。这从“诗词中国”活动引发的参与热潮就可以看出来。由中华书局发起，光明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华书局、中华诗词研究院、中华诗词学会共同主办，中国移动协办的首届“诗词中国”传统诗词创作大赛，吸引了2160.02万人参赛，短信覆盖总客户4367.1万人，累积短信参与总量1.29亿人次，取得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好效果。从这个案例似乎可以得出结论，不是大家不爱阅读、不爱文化，而是我们的努力还不够多，形式还不够活。尽管建立国家阅读节、读书节之类的提案在2013年的两会上总是有人提出，但直到2012年，全民阅读的立法工作才提上日程。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将从国家层面重点采取七方面措施推进全民阅读：一是推动设立国家全民阅读指导委员会；二是推动全民阅读国家立法，设立国家阅读节或全民阅读日；三是推动建立国家阅读基金，将全民阅读提升为国家重要文化工程；四是研究制订国家全民阅读中长期规划；五是下发2013年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的指导意见；六是开展书香之家的推荐活动，发挥书香家庭的示范作用；七是召开全民阅读工作会议，请各部门介绍全民阅读的经验、做法，同时对全民阅读进行工作部署。虽然工作的成效还有待实践的检验，但上行而下效，我们有理由期待书香社会的早日到来。

    签约作者与资本实力

    在2013年，对内容资源的争夺，突出表现在对作者的争夺上。电商和民营书商出手最快。2013年1月9日，京东商城宣布上一年度图书销售额超过15亿元，同时宣布2013年计划推出一线名家的电子书创作计划，目前已与冯唐、蔡骏等签约。这一绕过出版商直接和作者签约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渠道商开始下定决心、加大力度介入内容资源之争。一直以来，国内电商主要在模仿亚马逊，欲打造“网上商城——电子书——阅读软件——阅读器——电子图书出版”的产业链模式。这一模式中出版商处于可有可无地位。亚马逊公开宣称：“旧有的出版模式终究会走到尽头，接下来出版业中不可或缺的只有作者与读者，其余介于两者间的尽是危险与机会。”电商既可以选择与出版社合作获取版权，也可以直接从作者手里拿到版权，还可以通过兼并重组等方式控股出版社，或者与原创文学网站合作获取版权。过去两年，亚马逊先是收购了Marshall Cavendish的儿童书目，后又掌控了具有62年历史的老牌出版社Avalon Books。亚马逊就是京东和当当的榜样，随着出版体制改革的深入，电商杀入内容生产环节不可避免。

    当当网和京东分别于2011年12月、2012年2月推出电子书销售业务，首次上线的电子书品种规模分别为5万种、8万种，目前规模在20万～30万种。据李国庆透露，该业务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出版社的态度，“出版社有很多理由不参与”，京东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虽然刘强东、李国庆等一再声称不会和出版社争利、不愿得罪出版社，但这次直接和作者签约，标志着电商意在绕过出版商这个“障碍”，直接介入内容资源即版权的竞争。而《著作权法》并未规定版权只能授予出版机构。京东和当当目前在售的电子书中，有莫言、贾平凹、王安忆、王小波、宋鸿兵、冯唐、韩寒、星云大师等一批知名作者的作品。多数是电商与出版社签约获得授权。电商获得了一批港台及海外电子书版权，合作者有兰登书屋、哈珀·柯林斯等知名出版商。除电子书外，同时推出电子期刊、影音作品等多种产品，集团的《读书》《现代阅读》等杂志在售。电子书纯利润在20%左右（李国庆）。电商与出版社分成比例为4：6。

    电商主要优势一是用户规模。电商销售品类繁多，浏览量大，客户黏度高。京东宣称电子书客户已达400万人。二是平台成熟，运行可靠。三是在电子商务领域具有品牌影响。四是资金雄厚，融资成本低。五是纸质书销售与电子书销售相辅相成。六是通过纸质图书销售，积累了大量用户数据，为电子书推送提供了有力支持。但其不足同样突出，如电子书制作粗糙，不少用户反应阅读体验差；客户端不完善，经常出现无法下载、乱码等技术问题；独家资源、优质资源少，正版电子书中以老旧图书和无版权作品居多，原创精品少；定价体系有待完善和细化等等。

    2013年最热的作家非莫言莫属，而北京精典博维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凭借着莫言经纪公司的身份一跃成为行业佼佼者，业内预测，精典博维的成功案例将引发“作家经纪”热潮。北京华文天下图书有限公司是国内最早关注作家经纪的出版商之一，通过经纪人的运作模式捧红过白落梅等畅销书作家，2012年年底，华文天下更是一口气签了30个作家。华文天下总编辑杨文轩称，在2014年，出版商会更愿意选择签约作者而不是作品。签约作家与签约作品的区别在于条约里围绕的主体是作家，而不是单一的某部作品。对于作家经纪，北京精典博维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陈黎明有一个更广泛的阐述：即是以文化产业的思路来操作作家的核心知识产权。陈黎明解释说，和传统的出版社一样，名家经纪也包括纸质书出版、数字版权和影视版权的管理，与此同时，名家经纪还会为名家推荐文化活动。另外容易被人忽略的是名家的衍生品开发，这可以产生很多附加值，比如公众形象、雕塑等，而名家衍生品的经纪服务也是精典博维的核心服务内容之一。

    兼并重组

    出版业的兼并重组之风愈演愈烈，这些动作一方面体现了各出版企业的战略企图，另一方面又对市场产生了较大影响。尤其是各大上市公司，每次大动作都被市场聚焦，并对股价产生不小的影响。凤凰传媒2013年8月22日宣布拟以3.1 亿元的价格、10.5 倍的溢价增资入股手游开发公司上海慕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获得其64%的股权，高调进军手游业务，引发市场强烈关注。同时，凤凰传媒又宣布将以2.4亿～2.6 亿元的资金参与长江传媒的定增，以资本为纽带，实现了跨地区发展。凤凰传媒在公告中表示，公司参与长江传媒的非公开发行旨在于围绕公司发展战略，寻求战略合作机会，推进跨地区横向发展、与传媒产业的横向融合。中南传媒则将2013年定为“并购年”。 2013年8月1日，中南传媒与湖南教育电视台合资建立“湖南教育电视传媒有限公司”，主营广播电视节目及电视剧策划、制作、发行以及广告经营、品牌运营等业务，在全产业链的布局上，补缺视听板块。其他如中国出版集团公司、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公司。中国科技出版传媒集团公司等，也纷纷四面出击，寻找合适的并购目标。但需提醒的是，从国际经验来看，兼并重组的失败率是相当高的，其中既有管理水平、经营能力的问题，还有企业文化兼容的问题。特别是那些瞄准短期目标的高投入、高风险的兼并重组行为，不确定性更加突出，譬如当前炙手可热的手游领域，将来就有利润承诺无法兑现的风险。而新华文轩当初率先跨省合作的示范贵州新华文轩发行有限责任公司，已通过股东大会决定清算注销；而为更好地专注主业并实现A股上市，其跨领域的合作文轩教育投资、海南创享等，如今也正在转让中。

    机构合并与产业跨界

    新闻出版总署与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的合并，绝不仅仅是两个部委合并办公那么简单，其对出版产业的影响恐怕要到若干年后才能显现出来，但敏感之士早已开始暗暗布局——机构的合并，带来的是产业跨界的无限想象和极大可能。并且据权威人士预计，原新闻出版总署和国家广电总局的整合仅仅是开启文化行政机构改革的大幕，不排除随着机构改革的不断深入推进，将出现文化部（及国家文物局）与原新闻出版总署、国家广电总局合并后的机构进行合并，以及最终实现包括文化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及国家版权局）、体育总局、旅游局几大机构合并，成立真正意义上的“大文化部”。那时候的出版产业，也必然会逐步拓展其边界，出版集团必将向文化集团演变。可以想象，在具体的重组路径上，报纸、期刊和图书将最先掀起重组热潮，毕竟原本同属新闻出版体系，此前也有中南等传媒集团重组成功的例子。其次，广电和出版行业也将重组，已经上市的媒体集团可能是重组的主导者。其实最近几年来，出版集团已经纷纷触电，并获益不浅，尝到甜头后卷起袖子准备大干的也不在少数。比如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唐德影视股份有限公司联合投资的电视剧就有《天伦》《广州十三行》《定远舰上的男人们》等几部部电视剧，投资预计超过3000万元。除将热钱源源不断地投入影视外，出版集团还自立门户成立影视公司，如作家出版集团旗下的巨帆影视公司、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旗下的凤凰传奇影业有限公司、中文天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的北京东方全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长江出版传媒集团则向发行院线环节进行投资，成立了湖北新华银兴影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更有集团把影视业务拓展到了海外，如中文天地出版传媒与泰国中央中文电视台（TCCTV）签订了《合作意向书》，拟收购其49%股权。而纵观国际著名出版集团，绝大多数都实现了出版、影视、网络、信息服务的媒介融合和产业布局。出版广电一家亲，已经不是梦想。

    作家富豪榜与稿酬标准

    每年作家富豪榜的发布，都是吸引眼球的书业大事件之一。2013年的作家首富并没有如此前预期一样花落莫言头上，而是被奇幻作家江南摘走。凭借《龙族》系列，江南以2550万元的版税收入，力压莫言的2400万元，盘踞榜首。排名第三的则是富豪榜上的常客郑渊洁，其代表作仍是“皮皮鲁系列”。上榜的还有杨红樱、易中天、柴静、郭敬明、韩寒等。但与这些畅销书作家相比，普通作者的稿费收入还是微乎其微的，要想赖此为生几不可能。千字50元的稿酬标准实施多年，早已是怨声载道，加上其800元的税费起征标准，更是让码字工们抬不起头来，斯文扫地，尊严扫地。这不禁使人想起1957年，文化部曾就稿酬问题征求作家的意见，在座谈会上，臧克家说：就拿张天翼、艾芜等名作家来说，他们如一年不写作就无法生活。严文井说：现在作家有钱不过三几户（如秦兆阳、刘知侠、杜鹏程），其他即使如丁玲、周立波这样名作家也并不很有钱，丁、周每人约有存款1万元左右，但他们开支较大，每月需500元左右。有作家在主张恢复抽版税的做法时甚至说：“如果抽版税是剥削的话，我们宁可忍受剥削。”但不久，这些意见就被严厉批判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名利思想。考虑到种种意见，国家版权局终于发布了《关于〈使用文字作品支付报酬办法 （修订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关于基本稿酬标准，《意见稿》规定，原创作品每千字100～500元。报刊刊载作品，未与著作权人约定付酬标准的，应按每千字不低于150元的标准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 报刊刊载作品只适用一次性付酬方式。在数字或者网络环境下使用文字作品，除合同另有约定外，使用者应当参照本办法规定的付酬标准和付酬方式付酬。版税率方面，原创作品为5%～15%，演绎作品为3%～10%。《意见稿》出台后，作家肖复兴认为，稿酬标准的最低线与最高线差距比较大。“上世纪50年代末作家6000元的稿酬可以买一座四合院，今天一部小说上万元的稿酬买不起1平方米。” 其实，关于稿费，最简单的办法不是去为其划定一个标准和等级，而是交给市场去办。

    三中全会与改革方向

    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会，中央发布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改革精神与革新气魄受到中外瞩目。关于文化体制改革，其要点有：一是继续坚持前一阶段的改革方向，并向深水区挺进；二是逐步把产业交给市场，政府的角色从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三是打破行业壁垒、地域壁垒、媒介壁垒、所有制壁垒等种种束缚文化资源全国流动的限制性因素；四是鼓励非公有制文化企业发展，降低社会资本进入门槛，允许参与对外出版、网络出版，逐步打破了国有出版企业在某些领域的垄断；五是提出允许制作和出版、制作和播出分开，这就为民营出版业的大发展扫清了最大的一个障碍；六是鼓励金融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源相结合，出版产业的发展动力尤其是经济动力更加充沛。《决定》虽然只是原则性的提法，但力度不小，决心不小，尤其是在出版市场中局部打破了国有垄断，引入了更加完全的竞争机制，有利于整个产业的优胜劣汰和良性发展。这对民营出版业来说是机遇，对业外资本来说更是机遇，而对国有出版业来说，则是机遇与挑战并存，且挑战不小，机遇不少。

    版权保护与维权意识

    2013年，我国版权事业硕果累累：版权相关立法得到完善，作者稿费得到提高，版权示范城市继续增加，权利人维权意识加强，侵权者面临的法律危险与惩罚力度加大。

    在立法上，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正式施行，《教科书法定许可使用作品支付报酬办法》经过修订与公布，《使用文字作品支付报酬办法》广泛征求意见，引起了社会舆论的热议。在《著作权法》的修改中，第四十八条规定侵犯著作权的行为提高了罚款上限，由原来的可处5万元和10万元以下的罚款，提高到可处20万元和25万元以下的罚款，使得对侵权者的惩罚力度加大了。

    苏州、昆山与广州获得了“全国版权示范城市”称号，我国版权示范城市的数量增加到6个。这些城市运用版权制度和版权资源，发展出版、信息等文化产业，促进城市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提升城市的综合竞争能力，普及诚信文化。

    去年10月国家版权局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合公布的《教科书法定许可使用作品支付报酬办法》，对教科书使用已发表作品支付报酬问题进行了明确与规范。教科书的作品付酬长久以来不被重视，使得作者很多权益无法保障，《办法》的施行，让作者得到无上荣誉的同时，也保障了自己的权利。

    此外，其他文字作品的付酬办法也在进行修订。9月国家版权局发布《使用文字作品支付报酬办法（修订征求意见稿）》，拟将原创作品的版税率提高到5%～15%，原创作品的基本稿酬标准则提高到每千字100～500元。提高我国多年未改变的文字作品稿酬标准，是顺应市场规律与权利人长期呼吁的结果，尽管多有争议，国家版权局广泛征求意见之举仍是一件好事。

    在政府做出努力的同时，也有个人在维权道路上奔走呼号。7月，《哈利·波特》的翻译者马爱农因为自己所译的《绿山墙的安妮》被国内某出版社私用内容、仿冒姓名进行维权，并将两家出版社告上法庭。此事得到翻译界联名声援，100位翻译家联名通过《中华读书报》声援马爱农的维权之举，堪称中国翻译界最大规模的维权声援行动。

    可见，我国有越来越多的权利人版权保护意识正在加强，也暴露出我国知识产权环境仍不够完善，出版机构侵权现象屡见不鲜。在新的政策与技术环境之下，我们更应该重新思考保护版权对于作者的意义，良好的知识产权环境对于出版事业发展的意义。

    从教科书和文字作品付酬办法的修订开始，保护作者利益，提高侵权门槛，这是一个好的开始。我们有理由相信，我国的版权保护事业正在走向更美的春天。

    少儿出版焕发生机

    随数字出版与移动互联的发展，纸质书的出版遭遇寒冬，少儿出版却一枝独秀，保持着增长态势。但是，2012年少儿图书市场却低速增长，有人提出，少儿出版的“黄金时代”即将终结。本被预测增长继续降低的2013年，少儿图书市场又重新焕发生机。

    2013年，少儿图书出版界热点颇多，各出版社纷纷抓住营销机遇，紧跟市场走向，首届国际童书展成功举办，促进国际交流与跨界合作，政府重点整治少儿出版市场，规范少儿出版环境，这些都是2013年少儿图书市场蓬勃发展的重要支持力量。据《商报·东方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10月，少儿图书占整体图书市场码洋的比重为16.65%，位列各类图书首位。

    全国580多家出版社中有530多家出版社参与少儿图书出版，参与竞争的新机构不断增多。多家出版社积极打造新的内容与题材，把握市场需求，打造原创作品，出版经典作品的同时挖掘新人新作，积极拓展数字出版业务，使得少儿出版物获得极大丰富。

    少年儿童出版社精心策划、召集百余位两院院士参与主编及编纂的《十万个为什么》（第六版）隆重推出，浙江少年儿童社围绕“建社30周年”和“中国好童书”等关键词在卖场打出营销组合牌，明天出版社细分市场，出版由王蒙担任总主编的“明天文学馆”系列丛书，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与联想智能电视合作，开发了一系列符合中国家庭阅读、教育和娱乐需求的精品儿童电子互动出版物。

    展会是国际间出版社进行图书贸易、交流、合作、推广的重要平台。首届国际童书展在上海成功举办，以“与世界和未来在一起”为主题，填补了占全球童书市场比重20%的亚太地区没有一个童书领域专业版权贸易平台的空白，成为亚太地区首个涵盖少儿图书、影音、娱乐和教育等全产业链的行业盛会，受到世界瞩目。全球154家著名出版社携5万多种最新中外童书亮相，进一步拓展了我国少儿出版的进出口贸易，国外优秀产品不断走进中国的同时，国内原创作品也受到了国外出版社的青睐。

    市场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宏观调控与政策法规。对于少儿出版这一范畴，出版环境与规范更为重要。大量的少儿图书种类中质量难免参差不齐，选题制作存在粗糙、重复的情况。9月，自中宣部、教育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办公室、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联合发出《关于加强少儿出版管理和市场整治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对少儿出版物市场展开整治行动。

    2013年，我国的少儿出版业原创力量突出，出版形式多样，更加国际化、专业化。总体看来，少儿出版在保证纸质图书质量的基础上，对新技术、多媒体的利用已成大势所趋。在传统出版业逐渐衰落的潮流中，少儿出版能够保持火热的发展态势，不断积极创新，提高质量，进一步满足市场需求，带动我国整体出版业的发展。

    创新是永恒主题

    对于作为创意产业一部分的出版业而言，创新是发展不竭的动力，出版创新也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必由之路。在资本化、数字化、国际化潮流的冲击之下，出版业受到来自行业内外、国家内外的竞争压力，市场中挑战与机遇并存，谁能冲破瓶颈、抓住机会进行创新就有可能抓住机会，脱颖而出。整个产业链中上下游的企业，都已经认识到创新的重要性，要用创新手段改进经营管理、满足市场需求。2013年，创新仍是众多出版集团和出版社的关键词，在选题、营销、体制机制、管理等方方面面均有涉及。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以“内容创新大会”的形式庆祝成立11周年，并以改革创新为主线，提出“向创新要效益”，从内容生产营销创新、发展方式与管理模式创新、出版业态创新、国际传播创新、人才机制创新和企业文化创新这六个方面推进，称为“六个创新”。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接力出版社、译林出版社、中国地图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等多家出版机构及新华先锋、华文天下等民营公司均提出了创新思考和实践路线。

    在产品的内容与形式方面，出版机构通过跨界合作、多元化经营、延伸品产业链拓展等形式不断创新。在经营管理方面，出版社之间的相互合作与结盟、子集团的构想与建设、集团组织自我裂变等等，都是出版机构所进行的创新管理与变革形式，传统的出版企业向内容提供商、信息服务商转变。在营销发行方面，出版社学会利用网络平台与新的媒体形式，通过多种渠道进行宣传营销，销售产品，注意收集消费者信息，将反馈用于产品的生产与销售中。

    在与传统出版业密切相关的印刷业，更是花样频出，吸引眼球。纸质报业市场持续萎缩，大多数报纸开始走上数字化的道路。虽然国内外已有颇多案例，但数字化需要资金、技术、人才、新的管理模式和商业模式，每一个环节都是一个创新的过程。深圳报业集团印务有限公司却选择了另外一条创新道路——个性化报纸印刷。由其研发的嵌入式融合可变印刷系统，可以实现每份报纸都印刷得独一无二，同一天同一城市不同城区的报纸上的广告、新闻以及板式都可以是不同的。利用创新技术反哺报业萎缩，这是深圳报业勇于闯出全新数字模式的初衷。

    当然，出版业的创新并不能仅依靠出版企业自身的努力，政府的管理与政策创新，出版社以编辑为首的从业者的创新同样不可缺少。

    上市融资与发展契机

    近几年来，国家新闻出版总局一直大力推进各类出版单位上市融资，促进自身发展。2012年，我国出版上市公司表现抢眼，其主营业务收入增长速度、资产总额增长速度以及利润总额增长速度均高于其他出版传媒集团或企业。2013年，上市仍是部分出版机构的工作重点，各类出版企业以上市为契机，实现自身的发展与转型。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建立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在国家大力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背景下，传媒出版行业上市公司增多，类型更加丰富，实力较强，传媒股表现抢眼。

    传媒股市场表现的背后，离不开上市企业良好的资本运作。中南传媒集团2013年在传统出版业务和数字媒体业务领域双丰收。安徽出版集团增强资本市场参与度，拓展资本投资，发挥资本产业发展动力作用，继续推进旗下条件具备的企业上市，优化资产结构。新华文轩出版传媒公司坚持以征订业务、商超业务和互联网销售业务及新拓展的职业教育业务获得资金。

    仍未上市的企业，也做着自己的努力和规划。中国图书出版集团提出增强大型企业意识，以上市为契机，通过经营型、投资型增长推动有效规模化，通过结构调整、整合重组推动发展方式转型升级，通过股份公司实体化运营探索形成新的管控模式。中国科技出版传媒集团2013年要力争成为首家中央出版单位上市企业，通过上市，进一步改革运营机制，为集团的兼并重组和规模扩张提供有效的融资平台，切实增强发展能力。浙江出版联合集团的思路是通过改组改造设立新公司，朝着上市融资方向努力，催生集团数字出版、电子商务的新成果，实现传统教育出版与基于数字平台的教育服务对接。河北出版传媒集团按照“数字化、全媒体”战略，积极引进新的战略合作伙伴，争取尽快通过上市审批，加快实施二次增资，充实完善产业链条，不断优化上市主体。

    上市虽好，但是并不能成为出版机构自身捞钱赚钱的途径，或“不务正业”的理由。有的出版集团上市之后，开始搞房地产、金融、制药等，到头来这些没有做好，却忘记图书出版与文化传播的本业。前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说，上市是出版业做大做强的必要举措，同时强调：出版上市企业要“发展主体，壮大主业”，不要因为报表压力偏离主业、放弃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