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十个词汇里的中国出版
赵书雷
视界打开了。
争议虽未停歇，目标已然明确。建立现代文化市场体系、促进文化资源在全国范围流动、鼓励非公企业发展、制作出版分离……这些写入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关键词，既是三十年文化领域改革开放的经验总结，也为远至2020年的“全面深化改革”确立框架。
以中国之辽阔、人口之繁盛、地区差异之巨大，任何改革都千头万绪，条理纷繁。在大一统的体制下，活力虽然由下迸发，目标却要自上制定。“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最高层关于目标的决策和共识，可以说是2013年留下的最大馈赠。本文撷取10个关键词，以期大致勾勒改革风潮激荡下的2013年新闻出版业。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是文化领域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深化的象征。按照2012年3月公布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和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职责整合，组建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统筹规划全国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事业产业发展，监督管理从业机构、从业人员和内容质量，加挂国家版权局牌子、负责著作权管理。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于2013年7月公布三定方案，此后省级新闻出版局、广电局整合加速，目前已有近半数省份完成省级新闻出版广电局挂牌（或整合文化管理职能、成立文委）。
整合行政管理部门被认为是释放改革信号、统筹内容产业资源、打破文化产业内部壁垒的重要举措。机构改革进行的同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也在国务院强力推进下同步深化。中央层面全年三次清理行政审批事项，新闻出版行政审批取消、下放近10项，另外还通过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三定方案取消21项职责，下放8项职责。纵览新闻出版领域发行、印刷、出版三大行政审批类别，2011年通过修订《出版管理条例》和《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实现发行领域（除音像制品外）的国民待遇，外资、内资准入门槛相同；占产业半壁江山的印刷业审批已全部下放地方，其中产值较大的包装装潢、其他印刷企业审批已下放至地市（直辖市区县），总局不再保留审批项目；出版领域提出允许民营资金进入网络出版和两外出版（使用外语、面向境外），允许民营资本从事出版制作，实现民营资本在出版领域的重大政策突破。客观评价，十八大以来政策突破和行政审批改革的力度是比较大的，一些措施也是比较实的。
但是，由于生产要素管理、流动仍然高度行政化，核心资源垄断获取的格局仍未触及，新闻出版业“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格局依然难以实现。更严重的是，首先，随着出版集团改革推进，各省大多建立编印发一体的出版集团，地方割据、市场分隔的情况更加严重；其次，国有出版单位虽然大多完成转企改制、注册为公司，有的还进行了股份制改造，但管理、考评机制并无变化，现代企业制度亟待建立；第三，社会资金通过项目合作、内容提供等方式实际已经介入出版，一些较大的民营工作室年出书数百种、码洋几个亿，但刊号、书号等核心资源却掌握在国有出版单位手里。这种情况严重制约民营企业进一步投入、做大主业，也不利于保护民营企业经营成果。以上矛盾在体制、机制和行政管理三个层面长期存在，且随着产业发展更加尖锐，解决的呼声更加迫切，理应在下一步深化改革的过程中予以回应和解决。解决的路径，正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对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四点部署：完善产权保护制度、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动国企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支持非公经济健康发展。这同时清晰说明文化领域改革不能自外于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改革，“文化特殊论”“文化例外论”不应再成为抵制变革、维护现有利益格局的保护伞。
【看见】
柴静《看见》是2013年畅销书的代表。没有太多推广活动，《看见》上市当月即热销过百万册，风头之劲直逼去年大热的莫言作品，柴静本人甚至变身娱乐新闻主角，“砍柴”“挺柴”两派缠斗，爆出八卦许多。电影人爱炫耀票房，出版人对真实销量却常常讳莫如深。《看见》是否如预期热销三百万册以上难以求证，但“年度最畅销图书”的桂冠已无悬念。此后，杨澜《幸福要回答》、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1949—1969年》、史玉柱《史玉柱自述：我的营销心得》、傅高义《邓小平时代》、任志强《野心优雅：任志强回忆录》等传记作品持续热销。文学类市场受“诺贝尔奖效应”带动继续火热，大家集中推出作品，贾平凹《带灯》、余华《第七天》、苏童《黄雀记》、阎连科《炸裂志》、韩寒《我所理解的生活》、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等成为市场热捧对象。在影视播映影响下，《云图》《霍比特人》《逃离德黑兰》《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小时代》《了不起的盖茨比》等影视类图书也有很好销量。另外，卸任领导人出书也是2013年图书市场一大亮点，李瑞环《看法与说法》、吴官正《闲来笔潭》、《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温家宝谈教育》、李长春《文化强国之路——文化体制改革的探索与实践》先后出版。毫无疑问，这些领导人著作也会实现不错的销售成绩。在哲学社科领域，《旧制度与大革命》《论中国》《美国十讲》《无法无天》《公天下》、财新丛书等图书叫好又叫座，出版单位在收获经济效益的同时也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口碑。
名人出书并非新鲜事。《看见》的一些章节已在柴静博客中出现过，内容说不上新奇；余华《第七天》Kindle版和纸质版同步预售，上市后就招致骂声一片，纸质版却持续热卖。祝君波先生在《传统出版社的多元化转型》（中国新闻出版报，2014年1月3日）一文中分析指出：“2011年，全国580家出版社年均销售收入1.11亿元，和2001年562家出版社销售收入相比增长386%；2011年社均利润1.62亿元，比2001年增长239%。2012年全国出版社销售收入增长12.28%，利润总额增长22.26%，达到115.22亿元，创历史新高。”根据开卷《2013年上半年图书零售市场报告》和《图书市场成长性分析》，基本可以得出2013年图书市场继续增长的判断。为什么纸质图书仍然能维持增长、并且畅销书频出、热点不断？祝君波先生在前文中作出五点解释，分别是：作者仍将出版纸质书作为首选，作为传播中介的出版社核心竞争力仍然是纸质出版物，教材教辅刚性需求支撑，供给方积极性仍在增强，纸质书更富美感。
笔者完全赞同以上研判。图书作为唯一一种少量多批次的商品，最大成功在于利用仅仅数千个单位有效需求（大陆地区保本印数约5000，台湾约2000，香港约1500，视具体情况上下浮动），支撑起符合商业规则的商品生产，这在其他任何一个商业领域都是无法复制的。即使在同样的文化领域，戏剧、电影、电视或是演出，且不论其容量极其有限，仅投资就百千倍于图书出版。图书因而成为人类思维、情感、体验进入商业社会并得以留存的最有效途径，其成本最低、容量最大、转换效率最高。至少在目前来说，尚无别的产品可以替代。基于以上判断，图书市场在可预见的将来还将维持增长，在政策利好、改革推动和群众收入进一步提升的基础上，增长将能够维持较长时间。
【上海报业集团】
2013年10月28日，上海报业集团正式挂牌，成为全年报刊业整合重组的标志性事件。至此，一场政府主导、最终将接受市场检验的媒体转型正式启动，上海文汇新民报业集团、解放日报报业集团两大集团同城竞争成为历史，数十份报纸和资源同归新组建的上海报业集团，目标是“成为一个多媒体和全媒体集团”。合并后的上海报业集团总资产规模227亿，净资产规模近百亿，在全国报刊集团中稳居第一。上海对集团给予大力支持，每年向解放日报、文汇报两大报提供财政支持5000万，并在宣传文化专项资金中安排对东方早报、上海观察等新媒体项目的大力支持。两个月后，已有十余年历史的《新闻晚报》宣布休刊，成为新集团壮士断腕、调整结构中第一个关停的报纸。
山东报业整合走的是以资产为纽带、资源整合的路径。2013年3月，省委机关报大众报业主办的半岛都市报社和青岛日报报业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成立青岛新报传媒公司运作《青岛早报》和《青岛晚报》，其中，半岛都市报社以2500万元注册资本金和1.5亿元溢价在新成立的公司占股50%，获得9席董事会席位中的5个席位，确立主导地位并基本完成对青岛地区报业资源的整合。7月，《青岛早报》广告额同比增长16%，《青岛晚报》同比增长35%，早报和晚报双双实现盈利。4月～8月，两报实现利润同比增长3900多万元。大众报业在山东省内其他地方的整合也成效显著，2012年，临沂区域报业净利润2420万元，是整合前的4倍；《潍坊晚报》净利润为2000万元，是整合前的3倍。
广东南方报业集团和清远市委签订协议，共同推进清远市委机关报《清远日报》改革，通过南方都市报社与清远日报社的资产合作和运营机制改革，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这也是国内第一家省级都市报与地市级党报的合作。成都传媒集团则逆势拆分，剥离电视业务，只留下报纸和相关业务。
12月19日，财新峰会上黎瑞刚致闭幕词，正式宣告华人文化产业投资基金（CMC）接手浙报在财新的股份，黎瑞刚任财新集团董事长。虽然交易的具体细节尚未揭露，但一般认为浙报集团获得了投入2到3倍的溢价，对比此前马化腾2012年年中以6000万获得财新20%股份，坚持深度原创、坚持发展优质内容的胡舒立团队显然收获市场和资本的高度认可，取得影响力和经济双重回报。而过去几年来，各地报业集团大多出现广告额快速下降、利润大幅下滑、经营较为困难的情况，被视为“转型发展”路径的自办网站、APP、新媒体平台影响力寥寥，回报率极低。2012年，17家报业集团首次出现经营业绩负增长，自媒体蓬勃兴起和影响力、广告额双下降，构成倒逼报业集团转型的强大压力。无论行政重组、资本重组还是部分剥离，目的都是减少成本、增加效益。可以马上看到的效果包括资产管理统筹度增加，包括物业、股票和金融资本可以通盘统筹；区域市场内集中度增强，对稳定广告额有正面作用；对新媒体、新业务的投资更集中、使用更集约、内耗更少。但是，媒体的核心仍然是内容生产能力，正常社会对专业新闻和优质内容总有迫切需求，内容质量能否提升、能否挽留住读者，是报业转型和发展的前提。上海报业集团三大报中，解放日报、文汇报近年来人员流动频繁，报纸风格互相接近，内容大同小异，令人遗憾。整合后的集团内部报纸如何重新定位、形成特色和影响力，应该是更加基础、更加紧迫的问题。
【新经典】
新经典是资本青睐的幸运儿。2013年年初，新经典获得国际风险投资巨头红杉资本1.5亿风投的消息在业内引发广泛关注，这是迄今民营书业获得的单笔最大投资。红杉资本被称为VC传奇，曾经投资并帮助孵化过苹果、思科、谷歌、甲骨文等一流企业，在国内投资过新浪、阿里巴巴和京东商城。通过尽职调查，红杉资本最终放弃磨铁而选择新经典，除磨铁已经完成两轮融资、估值较高外，红杉资本更看重的是新经典在外国文学、华语文学、财经励志和儿童绘本领域的影响力。尤其是获得马尔克斯《百年孤独》《霍乱时期的爱情》内地独家出版权后，新经典在业内影响力进一步提升。新经典从2012年开始大举收购民营渠道，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估值水平，放大了新经典在内容领域的优势。
早在2008年，磨铁就获得来自基石创投、华商传媒的5000万风投，2010年，磨铁完成第二轮融资，投资方为鼎晖资本等，金额超过1亿元；2009年，盛大文学入股华文天下，目前纸质图书出版已成为盛大重要营收和利润来源；2010年，雄牛资本向教材教辅提供商山东世纪金榜投资1亿元。根据统计，2002到2010年间，我国VC/PE投资市场仅发生过9起出版领域投资，其中传统出版7起，数字出版2起，而仅2012年到2013年间文化产业并购案就超过100起。仅在2013年，较大的并购案就包括阿里巴巴集团收购音乐网站虾米网后，又斥资2.94亿美元收购高德28%的股份，百度以3.7亿美元收购PPS视频业务，浙报传媒34.9亿元收购盛大边锋浩方，华谊兄弟以6.72亿元购买银汉科技50.88%的股权，华策影视以16.52亿元收购上海克顿文化传媒等。显然，新闻出版作为文化产业核心，由于具有意识形态属性，曾长期是社会资本的禁区，随着政策逐渐明晰、产业逐步开放，新闻出版领域投资机会已引起机构投资者关注。未来一段时间内，具有渠道和内容优势的出版机构仍有望继续获得风投融资。
和文化领域别的融资并购案比较，出版领域融资额较小。显示资本对出版产业给出的估值较低。这有出版产业投资周期长、平均利润率偏低的因素，也有退出机制尚不完善的因素。风险投资的本性是追求高回报，且回报不能像传统投资一样从项目利润中获取，而只能依赖“投入—退出—再投入”的不断循环来实现增值，其生存的基础就在于资本的高度周期流动，只有构筑有效退出渠道，资本才能在不断循环往复中快速增值。在民营出版企业尚不掌握核心生产要素的情况下，无论公开上市或股份转让都有相当难度，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民营出版企业获得合理估值的障碍。另外，资本快速涌入不一定带来产业繁荣，潮水有涨落，丰年接荒年，一旦资本达不到预期获利而快速退潮，在资金丰裕期间的扩张冲动很可能变成巨大包袱，类似的情况在航运、钢铁等行业已经显现。如何借力资本发展内容产业，应值得企业管理者和行政管理者探索研究。
【上海书展】
2013年是上海书展十周年、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ChinaJoy）落户上海十周年、中国最美的书评选十周年。经过十年培育，上海书展已成为国家级书展和金秋最重要的文化盛会，ChinaJoy发展成为继德国Gamescom游戏展后的全球第二大互动娱乐展，最美的书评选大力推动书籍装帧设计进步，使得国内图书装帧水平快速和国际接轨。2013年上海书展推出15万余种优秀出版物，600余场阅读文化活动，900多位知名人士亲临书展，30余万读者参加了这一文化盛典。ChinaJoy吸引全球450家游戏厂商参展，共展出游戏产品700余款，展览面积近75000平方米，四天展期共吸引20.6万名观众。“中国最美的书”十周年同时举办“上海国际书籍设计艺术邀请展”“上海国际书籍设计家论坛”和“中国最美的书”校园行等10周年系列活动，其中“上海国际书籍设计艺术邀请展”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书籍设计成果展览，“上海国际书籍设计家论坛”会期两天，来自海内外31位嘉宾从阅读与社会进步、书业转型与书籍设计等方面进行了广泛交流，成为深秋申城又一具有广泛影响的文化盛会。此外，上海2013年首创中国上海国际童书展，154家国内外出版社、5万多种最新童书参展，来自海内外1000多位童书作家、插画家、出版人和版权贸易专业人士出席各项活动，充分展示了中外童书出版、创作、阅读的成功模式与最新成果。纵观全年，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北京图书订货会、深圳文博会、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首届中国（武汉）期刊交易博览会、南国书香节、江苏书展、西湖书市、云南书展纷至沓来，书业展会规模渐大、格局渐高、社会关注度和影响力显著增强。
书业展会渐趋火热。地方政府往往将承办或组织书展作为促进产业发展、提升城市文化品格、推动阅读水平提升的有效手段，在组织、投入上给予保障；出版单位、作家把书展作为交流宣传和接触读者的好机会，精心策划活动，甚至转战多地、不辞劳苦；市民更是参与热情高涨，上海书展正值酷暑，每天清晨开展前读者就排起长队，深夜闭展后仍恋恋不舍，场景令人动容。组织者、参展商和读者三方良性互动，是书业展会能够成立和发展的基础。但好书展不是一天办成的，也不是加大投入就能立竿见影收获效果。展会能否越办越好，超越图书大卖场外加名人讲座模式，最终成为文化交流平台、书业商贸平台和市民阅读推广平台，跻身法兰克福书展、博洛尼亚书展这样世界级的展会，关键还要看能否树立专业标杆、扩大公共影响，塑造自身鲜明特色和核心竞争力。目前的书业展会中，个别展会或功能单一，或模仿借鉴元素较多，还需要在自身定位和挖掘特色方面再下功夫。
【Kindle】
Kindle阅读设备最终进入内地市场，标志着电子书的终结和出版秩序的重建。
Kindle登陆路漫漫。自从2004年以7500万美元收购卓越网后，2007年卓越正式更名卓越亚马逊，转型为大型在线百货商城；2011年10月，卓越亚马逊更名为亚马逊中国，2012年12月电子书登陆中国，2013年6月Kindle Paperwhite和Kindle Fire HD开售，同年12月Kindle Paperwhite第二代在内地开售，距离全球首发仅4个月。亚马逊Kindle团队也整体亮相，举办“亚马逊美好生活秀”，为新Kindle Paperwhite宣传造势。此时距离Kindle电子书业务进入内地一周年，Kindle阅读设备发售半年。较短的时间里，亚马逊中国团队交出一份不错的成绩单。亚马逊中国副总裁白驹逸（KurtBeidler）没有透露Kindle在华的具体销售数据，但告知其已实现盈利；而亚马逊全球副总裁张文翊则在接受采访时表示Kindle电子书销量超过预期，中国消费者愿意为正版电子书付费，而且平均购买下载电子书不少于很多发达国家。目前，亚马逊电子书店可供书目从2.4万册增加到6万册以上，已经实现盈利。
虽然Kindle市场表现尚可，但给业界带来的震动却弱于预期。长期以来，我国互联网行业创业者以模仿硅谷为风，但互联网产业发展迄今近20年，最终在行业内称雄的企业都彻底改变模仿对象的既有模式，重新走出一条符合中国文化和国情的新路，百度、淘宝、腾讯都是硅谷经验和中国实际结合的成功典范。数字出版产业情况类似，汉王最先实践“中国亚马逊”的路径，电纸书概念被资本市场热炒，汉王股票上市后一路飙升到175元，后因礼品市场饱和、竞争替代产品降价和内容环节缺失一路暴跌至10元左右。2013年半年报显示，汉王电纸书业务营收同比大降60%以上，类似产品还有世纪出版集团推出的辞海阅读器、EDO电子书、索尼电子书等。盛大以最大网络文学内容提供商的强势地位推出Bambook，复制已经被证明有效的付费阅读模式，但类型文学读者群已相对饱和，盛大未能迎来内容领域和用户数量的扩张；当当网身为最大图书电商，上市后手握大笔融资，再加上庞大图书用户和日均流量，以第一流的资源、渠道和终端发力，希望复制“中国亚马逊”的辉煌，迄今不见成效。
Kindle在此时进入中国，电子书热潮已成过眼云烟，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手机应用、在线教育方兴未艾，而这几个领域都与电纸书无关。从政策上看，从事电子书业务必须获出版、复制、制作、发行资质，其中出版资质仍属外资禁入，亚马逊无法在中国申请出版许可，只有和获得互联网出版许可证的中文在线合作。这意味着亚马逊无法掌控核心版权资源，无法开展其在美国增长最快的自助出版业务。从产业格局看，亚马逊在美国得益于精装书和平装书发行空档、内容付费习惯、移动支付手段等种种优势，在国内都无法复制，电子书业务爆发式增长困难重重。
更重要的是，在苹果和安卓PAD的直接竞争下，亚马逊战略重心已经从Kindle阅读器转向类似PAD的Kindle Fire，从视频、音乐、信息推送多个渠道同时推出收费服务，显然比单纯依靠阅读收费更稳定。商业逐利，单纯售书的卓越、当当都最终变身大卖场，台湾曾经的连锁书店7-11转型成便利店，电子书Kindle或许也逃不过这样的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说，Kindle入华带来的不是电子书产业的大繁荣，而是电子书形式和商业模式的终结。资本市场对电子书的眷顾已成明日黄花，电子书转型的方向是去电子书化。电子书将形成以纸质出版物数字化和网络文学（主要是类型文学）为支撑的基本格局，未来将很难有更大突破。对出版社来说，在基本固定的格局下实现数字化转型，就要根据自身实际制定战略：是将已有出版资源简单数字化交给渠道商、补贴经营收入，还是在规划纸质出版物的同时规划数字出版产品，实现平衡发展，或者像《新闻周刊》一样决然舍去，停出印刷版，只出数字版。每一种战略对应不同的组织方式、流程重整和价值重估，这将是出版企业在未来不得不认真考虑并迅速作出判断的问题。
【陈永洲】
《新快报》记者陈永洲的名字，已经成为新闻业寻租丑恶黑幕的符号。虽然始于2013年10月的这起惊人事件现在仍未揭开全部真相，但其间曝光的事实与丑闻却不容回避。陈永洲于10月18日被长沙警方跨省拘捕后，《新快报》先以微博披露消息，后更在头版头条连续两天以特大字号刊文，发出“请放人”和“再请放人”的呼吁，罕见地以一家报社的信誉为被拘记者背书，得到海内外和业界广泛同情和一致声援，全国记协、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报刊司随后发声，让人对陈永洲即将获释、错案即将纠正满怀期待。此后剧情急转直下。三天后，陈永洲本人现身央视新闻，承认自己受人指使、收受巨额财物、甚至部分报道都不是自己执笔。虽然马上有法律界人士指出央视报道没有引入辩护人意见、有失公允，公安机关办案程序上有瑕疵，但陈永州亲口承认收受50万好处费的镜头仍让人震惊。随着《新快报》道歉、羊城晚报集团整顿和广东新闻出版广电局作出处理，官方处理已告段落。
事件的讨论仍在继续，真相还有待进一步展开。陈永洲身后的利益链究竟怎样，公关业的罪与罚如何界定，当事人聘请律师的权利怎样保障，“损害商业信誉罪”弹性太大、如何不致误伤正常报道，出版单位应当承担怎样责任……这些缠绕商业规则、新闻伦理、法律价值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公开讨论。但是，这一事件给本已脆弱的新闻业带来的巨大伤害短期内已然无法磨灭，对媒体公信力的质疑、解构由此获得了无法否认的支点。
应该坦承，陈永洲事件只是以突然爆发的形式反映出新闻业存在的积弊。新闻寻租不能归咎于个人操守偶发空缺，而是长期存在、数量不等、程度不一的顽疾。由于新闻媒体大多有宣传背景支撑，新闻人或多或少拥有体制内的级别身份，对相对弱势的社会企业而言，新闻报道成为可资交换的权力。一些记者以负面报道、拉广告为名，行敲诈勒索之实；一些记者以正面报道为诱饵，充当公关工具，自觉组织或自动卷入利益链条；即使只为已成明规则的“车马费”，为争抢“油水”较多的条线也不时爆发内部矛盾。这些情况并非秘密，甚至成为一些人炫耀的资本、少数人模仿的对象。令人痛心的是，管理部门连年整顿，却总在一段时间后死灰复燃、甚至愈演愈烈，一些自称“新媒体”的媒体也快速沾染，“白沙在涅，与之俱黑”。新闻违规寻租如持续蔓延，新闻业将加速朽坏，同时对市场体制、商业文化产生巨大破坏。从这个意义上说，陈永洲事件应深入调查、完整披露、严肃处理，为新闻业健康发展提供可贵的反面教材。
【教科书法定许可使用作品支付报酬办法】
《教科书法定许可使用作品支付报酬办法》是保障著作权人权利的重要规定。我们国家著作权法1990年颁布，于2001年和2010年两次修订，在著作权法施行的二十多年时间里，法定许可使用作品如何计酬、如何付酬、权利人权利如何保障、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怎样发挥作用的规定付之阙如，只有上海等部分地方以市政府规章的形式进行规范。经过多年酝酿和反复调研，由国家版权局起草的《教科书法定许可使用作品支付报酬办法》终于亮相公开征求意见。2013年10月30日，国家版权局和国家发改委联合公布，《办法》已于12月1日起正式实施。按照规定，自教科书出版之日起两个月内，教科书汇编者必须按照《办法》制定的标准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未按照规定支付报酬的，应当在每学期开学第一个月内将其应当支付的报酬连同邮资以及使用作品的有关情况交给相关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
教科书选取作品，是给予作者的极大荣誉和肯定，也是著作权法“法定许可”的明确授权。遗憾的是，著作权人权利却常得不到重视。权利人多年反映，除了不能获得合理经济报酬，连基本的著作人身权——署名权也难以保证，教材出版者或因为工作粗疏，或因为著作权意识不强，对于教科书中的文字、图片、摄影作品作者经常不能全部注明，让著作权人感到遗憾和失望。
早在2002年，国家版权局就组织专门力量，起草教科书法定许可作品报酬支付办法，初定文字作品付酬标准为每千字100元，但最后并未正式颁布施行。此后，只有人教社等少数出版商参照千字百元的标准付酬，大部分出版商则以很低的标准（千字30～50元）付酬。考虑到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因素，此次《办法》将文字作品付酬标准定于每千字300元，音乐作品每首300元，美术作品、摄影作品每幅200元（用于封面或者封底的，每幅400元），应该是比较适中的。另外，除教科书使用作品支付报酬的问题得到了规范，其他文字作品的付酬办法也在2013年进行了修订。9月23日，国家版权局在官网上发布《使用文字作品支付报酬办法（修订征求意见稿）》，提出将原创作品的版税率提高到5%～15%，原创作品的基本稿酬标准则提高到每千字100～500元。
大量作品被汇编进教科书的同时，众多权利人却得不到应有的报酬，原因是多方面的。著作权人数量大而分散，要求出版社一一寻找付酬的确有困难，一些出版社则法律意识淡薄，甚至把报酬直接支付给教科书编写者。可以预见的是，在《办法》公布后，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将能够更好地为著作权人维护权益；同时，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自身如何透明管理，详细公开财务和收支状况、更好地为著作权人服务，也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对于行政管理者来说，是以“有形之手”直接介入价格领域，还是明确标准、建立规则，对行业进行指导规范，也值得研究和思考。
【全民阅读促进条例】
《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是新闻出版行政管理部门推动产业发展、加强公共服务的重要举措。新闻出版领域立法长期偏重管理和规范，出版、印刷、音像制品三个条例都定名为“管理条例”，充分说明了立法意图。2013年8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透露全民阅读立法已列入国家立法工作计划，争取在年底形成送审提交国务院法制办。此后，总局很快形成征求意见稿，交由有关部门和地方征求意见。
就推动全民阅读专门立法的动议，源自2013年全国“两会”期间，葛剑雄、王明明、白岩松、王安忆、陈建功等115位政协委员联名签署并提交的《关于制定实施国家全民阅读战略的提案》，具体的设想包括：将全民阅读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制定全民阅读规划，发布全民阅读调查情况，提供公共阅读场所，举办全民阅读活动，保障公民阅读权利等。根据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进行的调查，中国人年均读书量为4.5册，韩国人为11册，日本为40册，以色列为64册。即使这少量的4.5册图书中，成功学、官场小说、穿越玄幻占去大半，功利阅读、泛娱乐阅读、浅阅读现象严重，“中国人不阅读”成为网络讨论热点话题。
新闻出版领域公共服务长期集中在盲文出版、民文出版、农家书屋建设等较窄领域，阅读推广工作由出版管理司负责。在新闻出版总署和广电总局合并后，专设公共服务司，负责“拟订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基本公共服务政策和保障标准，协调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城乡一体化发展。组织实施重大公益工程，对老少边穷地区进行扶助，指导监督相关重点基础设施建设”，充分显示出管理部门对推动新闻出版公共服务的重视。推动全民阅读关涉新闻出版业基础，是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途径，从国家立法的高度，参考国外立法经验，制定一部支持阅读活动开展、阅读场所建设和阅读组织发展的法律，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要的。
既然是“促进条例”而非“管理条例”，立法原则就应保障公民依法享有参加阅读活动的权利和自由，明确政府责任，规范政府行为。执法重点应是检查政府在保障公民阅读权利，实现公共服务均衡、平等、可及性等方面的工作。比如阅读设施建设、阅读资源均衡发展、阅读活动指导等方面是否尽责等。对社会阅读活动和阅读组织，更多应当鼓励、帮助、扶持、引导，并在财政力所能及范围内给予支持。
【马爱农】
《哈利·波特》热潮已过，译者马爱农女士却上了新闻标题。她的遭遇并非孤例，而是近年来翻译文学质量下滑、伪劣作品频出的集中体现。
马爱农女士不仅被盗用了作品，还被山寨了姓名。2013年年初，她发现几家知名图书网站都在销售一系列署名为“马爱侬”编译的外国儿童文学作品。这一系列由新世界出版社推出的外国少儿作品共计16本，收入作品40余种，都是已经进入公版领域的世界经典儿童文学名著，如《绿野仙踪》《小王子》《绿山墙的安妮》《小飞侠彼得·潘》等，原著语言包括英语、法语、俄语、德语、阿拉伯语等。这一系列的每本图书，在封面、内封、版权页上都署有“马爱侬编译”“作者马爱侬”的字样。此外，马爱农还发现中国妇女儿童出版社出版、译者署名为周黎的《绿山墙的安妮》直接抄袭了她的译作，而这部1987年出版的译稿是她和她祖父两人“心血和智慧的结晶”。
2013年7月1日，马爱农分别以“剽窃”和“不正当竞争”为由将中国妇女出版社和新世界出版社诉至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要求对方停止侵权并赔付损失，引起公众广泛关注。侵权方的恶劣行径，也激起了国内翻译家的集体愤慨。一百位翻译家联名通过《中华读书报》声援马爱农维权，讨伐抄袭剽窃歪风，堪称中国翻译界最大规模的维权声援行动。新闻迅速被多家媒体转载，形成舆论热点。12月，法院判决中国妇女儿童出版社侵权成立，要求出版社停止出版、发行涉案图书，在行业报刊上刊登致歉函，赔偿马爱农各项费用计3万元，马爱农认为判罚过轻，不能对恶性侵权产生警示，已提起上诉。
我国自近代以来翻译大家辈出、经典不断，人才之众、影响之深远，史无前例。如傅雷先生翻译的巴尔扎克和罗曼·罗兰，李丹、方于夫妇翻译的《悲惨世界》，不但语言优美，译者的艺术人格也和原著契合无间，的确是了不起的再创作。但近些年来，翻译图书质量低劣、恶意抄袭的新闻屡见不鲜。一些书商雇用写手批量抄袭，一些半吊子译者无视质量、草草成稿，出版社对合作出版内容失控，编校再不负责任，低劣译作就得以大行于世。翻译界、出版界人士多年来不断撰文揭发谴责，新闻媒体抨击、报道也不遗余力，但顽疾却久治不愈，原因还是在于侵权成本太低。规范市场是行政管理部门的法定职责，管理部门应当严查合作出版过程中的违规行为，结合出版社等级评定、出版职业资格准入，制定有关管理办法，对恶劣抄袭、屡禁不止的责任人实行职业禁入，对责任单位予以处罚，以维护良好的市场环境和出版秩序。
